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经典读后感有感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是一本由蒋天枢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 元，页数：260 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精选点评：
●读罢夜不能寐，先生所历之疾病贫苦实乃古今圣贤之共运欤！
●读本书者可对先生为人与治学有很好的了解
●无异于学术著作了，有许多陈先生对个别学术问题阐发的片段，可能对历史专业的读者更有裨益。新旧唐书点校过三、四遍，权当消遣，这种功底后生哪能匹敌！陈先生也曾呼“天其废我是耶非”，然而历史沉沉浮浮，盖因命运从不停止插手人间。
●duozhuayu
●陈寅恪集编年撮要，简而得当，无泛滥呻吟之词 其书辑录大量家人诗文及之间通信，可一窥家庭风气与家学基础；兼采先生与学人论学书札，搜罗学人予先生之评价，能见先生学问与交情。唯卷下所附诗篇多仅存其目 ，若无时势余孽所慑 ，想必更能见先生晚年心境耳
●必读书目。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 这书是很略地读下来的。虽也读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但此书虽言语不多，评价不多，但读毕心中有闷气不能发。此时也辅以《陈方恪年谱》。
●读史至此，感慨万千。
●留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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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一)：小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读完后，为陈先生所作所为感叹不已。 陈先生之学识，在我看，那是有天资相助的，我辈略有自知之明，必知只能仰止兴叹，非敢望其项背。然先生气节，人们只要想学，我以为还是学得来的。以我来看，陈先生之弟子蒋天枢，以及蒋天枢之弟子章培恒都是得了陈先生三昧的。 书中《题识》，蒋先生写于一九七九年，开篇即道“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十周年，余亦老矣。追怀一九六四年夏谒先生于广州，复承教诲，一别遂不获再见，恸何如之！”一九九七年增订本《后记》中章培恒曰：“出版社要我写一篇《后记》，以增加读者对蒋先生的理解，同时说明一些有关的具体问题。这在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十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这两段读来，谁能不为之动容？ 叙及此，想起这世上许多人平时语言、行动虽似豪迈洒脱，实际稍于危困时，却便又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此实可谓叶公好龙，实可鄙视之。然世上叶公者确又多如牛毛哉！ 书中叙事至一九五七年，有“以后数年事均不详，虽经多方访询，亦无所得。”我想，蒋先生行文至此，又是一叹吧？！ 书中至一九六七年刘子植（名“节”）代陈先生遭批斗殴打，文下有言“（刘子植）逝世前余曾函询寅师生前受迫害情况，复函于此不置答。时四人帮已倒，可见其心有余悸。”行文至此，蒋先生本人心无余悸乎？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此种行文叙事，我不知起于何时，其较于人物传记，颇不好读。以前遇过相似者，记忆里也只有《鲁迅全集（2005年版）》第18卷中《鲁迅生平著译简表》。不过那个很简略，只是稍微详细之年表，虽然文字并不多，我也只是当资料查时检索过，却也没有从头至尾读。当然，古书（譬如《史记》“世家”，《汉书》“纪”）中有部分，我以为也像是《编年事辑》叙事风格。不知可算同类否？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二)：閒來翻書：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
前些天，因為先生追思會要編先生之年譜，故翻出此書，欲觀其體例，因讀一過。
蔣先生所撰此書文字，“筆端常含感情”，對師之愛，對師之敬，慨師之遭際，痛師之苦楚，讀之每令人愴然。而於富涵感情之文字中，陳先生之人乃浮出於紙面，鮮活之生命如在目前，讀之而仰慕之心生，附驥之志立。想望高風，不能自已。
在綜括陳先生治學之特色時，蔣先生特就精神上著眼，揭出四點：以淑世爲懷，探索自由之義諦，珍惜傳統歷史文化及“續命河汾”之嚮往。於此，即可見陳先生追求學術之義，在爲當日及今後之中國，求得可以傳續不絕、生生不已之新學術。他以為將來中國文化之進展，端在新宋學之建立，意為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又能吸收外來文化之優長。則其學未可僅以史學限之，實當置於文化整體中求其地位。其續命河汾之嚮往，正見其自任之重。在《贈蔣秉南序》中，陳先生曾云“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力，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爲我民族遺留之瓌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歐公古文，非止於文辭而已，道即寓於文中。其文字即關乎學術之升降，文化之興衰。近代以來，西技大盛於中國，國人每以數學、化學、物理、機械、鐵路等所謂“實學”方有裨於國，而斥經、子乃至史學爲無用，至今日而此風未歇。觀義寧所慨，可不三嘆哉！“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後論升降焉。”晚清以來中國之演進方向，未嘗無乾嘉以來之學術潛運於其間。自今視昔，歐文忠之功偉矣；自後期今，“新宋學”又豈可不力求邪！
陳先生詩中曾有“最是文人不自由”之語，然其實非文人。忠肅劉莘老嘗言，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正以文人多浮薄無行也。而陳先生則“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氣節凜然，大義巍巍。其自認為思想囿於同光之際，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則其所自視實乃儒家之士，非今日之所謂文人或知識分子之比。士與知識分子之別，愚蒙尚未敢明作分判，以不成熟之意見言之，知識分子在以自身之知識爲根基，對政治、社會之事作“超脫”之批評與建議，多以言論鳴於世；士則以自身之道德——所謂道德，——爲根柢，以天下爲己任，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致力實踐於世道之中。余英時《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一文，正在說明陳先生雖未以儒者自命，而實於“身教”上見儒學之真精神。
重言十七，小子之瞽語，豈足道哉。謹錄陳先生《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以終此篇。其詞曰：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繫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壬辰四月己未夜至庚申凌晨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三)：寅恪先生传之旁识二则
近日借阅《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一册，读其中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一篇，有两点心得，略述于下：
传中记曰：“先生在读《高僧传》时，别有论译经传播事业者：据《高僧传》前三卷，译经门正传及附见者凡六十三人，而号为天竺人者仅十六人。而此十六人中如摄摩腾、竺法兰、鸠摩罗什等，或本人之存在不无可疑，或虽源出天竺而居月支，或竟为龟兹人者尚有数人。然则自汉明迄梁武四百五十年间，译经诸大德，天竺人居四分之一，其余皆剡宾、西域及凉州之人，据此可知六朝文化与中亚关系之深矣。”
案：寅恪先生治史，惯于小中见大，此其一大特色。因其“小”，即于细微处、人所不经意处，见出史实之真，故读寅恪著作，往往如临历史当时之境，好像亲历者、过来人的忆往之言。因其“大”，即结论往往有关于所述历史社会文化的总特征或总趋向，故读者总能领略到一股居高纵论风云的豪气。此段短短的转述，正是寅恪一贯作风。
传中又曰：“（寅恪）又云：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故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研究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中亚语言与天竺同源，虽方言小异而大致可解，如近世意语之于拉丁。按《出三藏记集》卷八僧睿大品经序谓：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盖古译音中如弥勒、沙弥之类，皆中亚语，今日方知。足证当时实此类之经本。然其所译，仍大抵是梵文，犹天主教人赍译诸书实皆拉丁之本，而音译名字犹存法、意土音也。由此可知中亚人能直接通习梵文，故能直接研究天竺之学术本源，此则间接之害虽有亦不甚深也。至其利，则中亚大、小乘俱盛。大乘盛于和阗，如朱士行在于阗，为彼地小乘所嫉，然实于其地得放光般若梵本，又经于阗僧无罗叉等之翻译。至东晋法显《佛国记》云：于阗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也。则于阗必已盛弘大乘。今所发掘区域，于阗近旁多大乘经典；而天山北路，小乘夙盛。卑摩罗叉，十诵大师，先在龟兹，弘阐律藏。玄奘《西域记》：屈支诸国皆说一切有部。今德人发掘库车诸地，所得有部律本甚多。可证六代李唐小乘之学行于天山北路，旧籍所记良不诬也。”
案：输入外来文化，须兴利除害：一是不失精意，从“小学”做起，通习外来语言，入于此文化之中心内核，故寅恪于语言工具特所注意；二是以本国文化为背景，融通外来文化之主流、旁流，主干、支节，大宗、异门。一文化在本民族，往往受宗教、政治、民族等等势力的影响，或互不相涉，或各有敌意，或根本对抗。一文化便不成整体，而成各有局限的门派，各门派门户隔绝，立言树义，范围狭隘，各堕一边。而一文化输入外民族，则上述局限尽消，整体意蕴反而清晰，再加与当地固有文化结合，往往开出一个新生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读后感(四)：陳寅恪先生“晉至唐”史第一課
本課程是通史性質，雖名為“晉至唐”，實際所講的，在晉前也講到三國，唐後也講到五代。因為一個朝代的歷史不能以朝代為始終。（謹案：是年十月三日學校通告：本課程改為“晉南北朝史”，下學期開“隋唐史”，而此堂所講仍包括隋唐在內。）本課程雖屬通史性質，也不能全講。如果各方面都講一點，則類似高中講法，不宜於大學。每星期二小時，在聽者或嫌其少，在講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一）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沒有研究過的，要講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和見解（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這些，都見於記載，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說一遍。（二）有些問題確是值得講，但一時材料缺乏，也不能講。（三）以前已經講過的也不願意再重複。有這些原因，所以可講的就更少了。現在準備講的是有新見解、新解釋的。 本課程是選修課，選修人的程度不齊。這是今日在大學裏講國文和歷史最感苦難的問題。因為中文書籍，人人都能看見，講者和聽者，在程度上沒有多大差別。（這和英文不同，有的人因家庭環境接觸不到英文，就不容易學。）然而也正因如此，選本課的，其間差異卻很大。有些事情，有的人早已知道，也有人還不知道。在這裏，分列幾種書，第一類是必讀書，從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識。今日坊間教科書，以夏曾佑《中學歷史教科書》（謹案：當時商務印書館將此書改名為《中國古代史》，列入《大學叢書》中）為最好。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評論歷史，有獨特見解。其書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評。（謹案：先生意謂此書已過時。）其餘大學課本，也可參考，看了也可引起對一些問題的注意，但不能作為依據。有些課本內容，展轉抄來，涉及的範圍也很有限。現在每有人以為歷史必然限於普通課本裏所有的，其實這是不對的。例如今年為留美考試所出的“中國通史”試題，有一題問金與南宋的學術有無異同；如有，異同何在。答卷中有人說這個問題遍找各種歷史書都沒有，想該是指南北朝的學術異同。這個人所說的各書大概指的就是普通課本一類的書。這等書或者確實沒有講到這個問題。但是如果細心閱讀舊史，是能發見的。所以說課本只可供參考，不足為依據。 （一）最低限度必讀書，不在堂上講，考試要考這些。因為如不考，連這些常識也沒有。 政治史部分要看《資治通鑒》。今人每好看《通鑒紀事本末》，以為此書有合於西洋科學方法，而不看《通鑒》。這實在錯誤。因為（1）《紀事本末》是袁樞讀《通鑒》時，心中所產生的問題，用以標題，分輯而成。不是人人閱讀《通鑒》時所可能發現的問題盡在於此。所以如果只讀《紀事本末》，就要受到它的限制，以為除袁樞所標題之外，再無問題了。（2）《紀事本末》於一事與兩個問題都有關係的，就在第二個問題下注明。不過也有忘了注的，或不知其關係而不注的，如果只看《紀事本末》，就不易發現其關係了。我們可以說《紀事本末》是《通鑒》帶全文的索引，可作讀《通鑒》時的參考，而不能代替讀《通鑒》。《紀事本末》不能做依據，必須看《通鑒》原書。 典章制度部分要看《通典》，天寶以後的《通典》沒有，可用兩《唐書》的志補充。《通典》不僅鈔輯，它有考證，是一部著作。比《文獻通考》等書高得多。今人每好用《文獻通考》而不用《通典》，因為前者包括的時代長，用著方便，其實不對。《通考》的價值，在於對宋事的批評（姑不論其批評的是非）。再早的材料，也不過抄《通典》、《通鑒》及正史。現在原書具在，不必用《通考》。 （二）進一步學習，可閱《晉書》、《南北史》、《新唐書》。 （三）進行廣泛的研究，除上列書外，再加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周、隋書、《舊唐書》、《冊府元龜》、《太平廣記》，以及詩文集、筆記，如《全唐詩》、《全唐文》等。 新材料：以上所列參考書皆屬舊材料，新材料將在講授涉及時提出。歷史的新材料，上古史部分如甲骨、銅器等，中古史部分如石刻、敦煌文書、日本藏器之類。所謂新材料，並非從天空中掉下來的，乃指新發現，或原藏於他處，或本為舊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釋。（舊材料而予以新解釋，很危險。如作史論的專門翻案，往往牽強附會，要戒惕。） 必須對舊材料很熟悉，纔能利用新材料。因為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斷的。舊材料熟，纔能把新材料安置於適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殘破的古畫，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纔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對經（經史子集的經，也即上古史的舊材料）書很熟，中古以下必須史熟。（謹案：此處所講可參閱《金明館叢稿二編》頁二三〇《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從續稿>序》有關部分。）而今日出版的許多課本，多不能利用新材料，有的用了也往往弄錯。再看日本，其中雖有好壞，然而大都皆能引用新材料。 更有進者，研究歷史，要特別注意古人的言論和行事。 古人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話很有道理。 言，如詩文等，研究其為什麼發此言、與當時社會生活、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如“清談”為什麼發生，與當時社會有何關係等。 事，即行，行動，研究其行動與當時制度的關係。《通典》、《大唐六典》、《唐律疏義》皆講制度（system）組織方面（structure），現在要研究其制度的施行（function），研究制度對當時行動的影響，和當時人行動對於制度的影響。研究某種行動為何發生，如結婚必與民法有關，殺人必與刑法有關。（謹案：先生指出注意研究制度的實際施行情況，此點至為重要。因為寫在紙上的東西不一定就是現實的東西。研究制度史不能只看條文，必須考察條文在實際生活中的作用。） （卞伯耕記）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