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科医生》读后感1000字

　　《感染科医生》是一本由于建新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2020-1图书，本书定价：45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感染科医生》读后感(一)：读《感染科医生》

2021年看的第一本书，一天一夜看完。忘了谁说的，写作者，本质上都是在写自己。《感染科医生》的作者于建新老师，现实生活中正是一位感染科医生。小说写病患，我看到的却是作者的内心，我看着他从一个个故事中立体起来，于是我想，我看到的其实也只是自己的内心。

所见世界即“我”，谁也无法真正进入谁。我们与我们，都只是在很小的相交部分惺惺相惜、引为知己，更巨大的相背部分则千差万别。《感染科医生》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人自成世界，且很难相通，因为作者给了他们各自的尊严。

这本书，因为题材的特殊性，阅读过程中常常让我思考“人生到底是什么”，终究没有答案。好在，也没人需要我们提交答案。

去爱就是了。

　　《感染科医生》读后感(二)：沉郁之中写病史

（代后记）

今年的新冠疫情，因为张文宏医生的警句叠出，感染科医生上了热搜。因为虚构的支道了医生是一位感染科医生，因为塑造支道了医生的于建新，也是一位感染科医生。而从2015年开始诞生的《感染科医生》，今年也恰好收尾。加上花城出版社的快马加鞭，凡此种种，正所谓因缘际会，应运而生，说的就是这本书！

我是一个热爱写小说的医生，在潜意识里，必定有写出典型医生的执念。在以前的小说里，写过几个医生，都不满意。医生的最高经典，当为《日瓦戈医生》。因此，从2015年开始，一个偶然的机会，作为感染科医生的支道了诞生了。当然，跟日瓦戈医生比，文学性，思想性和典型性，都相距甚远。但是，作为一位四线城市人民医院的感染科医生，支道了医生在文学人物上，算是用铅笔，画了一条浅浅的细线。什么时候能用钢笔，用毛笔，画粗画红，有待时日吧！

写感染科医生的几年中，正遭遇我人生中的情感和家庭变故。老话说，文章憎命达。我自己也说过，一个好的作家，必得先有为文学的人生，然后方有为人生的文学。如此期许，竟然一语成谶！但是，确实，那种沉溺于人生沉郁之中的体验，没有切肤的感受，是无法言说的。即使言说了，也不及个中之万一，终究难以抵达，这是人生的一种悲哀。

每个写作者都有同样的野心，希望自己的作品在艺术性上有某个层次的突破，我也一样。因为感染科医生的特殊性，我并不希望小说集的出版，是因为鲜为人知的故事而得到青睐。但是，我又深知，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鲜为人知一定是得以顺利出版的重要原因。这又是作为作者的我，另外一种矛盾心情的纠缠。

有过外伤病史的人都知道，需要到医院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有人对破伤风注抗毒素过敏，就需要小剂量，分多次脱敏。35年了，一年又一年，对于文学和文字，我好像始终无法脱敏。也许，被文学锐器重伤，无法脱敏，在感染中疯狂，乃至死去，是我最好的宿命！

　　《感染科医生》读后感(三)：对《感染科医生》的一点观感：

老飞鱼

老于头是个医生，从医数十年，爱好写小说几十年，这便成就了他从职业的角度看人间百态。

这本他的新著《感染科医生》依旧保持了他特有的医者从文学的切口悲天悯人。里面的小说都是短制，不长的篇幅里活跃着各色小人物，支道了医生就在这些患病的和未患病的小人物中周旋，在医院，支医生尽力克制冷静，用专业的角度剖析病情，开出药方，减轻病人身体的痛楚，但另外，支医生无法从生活的幻象里抽身而出，和他的病人一样，有精神的苦闷，有对世俗的妥协。他很多小说里都有一部电影作为观念的支撑，或者有一首歌曲一首诗歌，以便能够撩拨小说的“弦外之音”。

老于头创作很努力，可谓用心良苦。这么多年，他硬是坚持下来了，头发都写没了，也许是他的有意为之，切除三千烦恼丝吗？人活着，就是在撑，管他是否开悟，身体是真实的，是人就会患病，各种各样的毛病。《感染科医生》这部小说集，给普通读者开了一扇了解医院，了解感染科的门，小说里不乏医学方面的专业术语，这些术语让人肃然起敬，不寒而栗，让人对自己的肉身产生了某种敬畏感。皮囊虽臭，也得罪不起啊！

书昨天才到，元旦，我花了大半天时间阅读。说实话，书很好看，很能抓人，因为我是老于头的朋友，更能抓住我的眼球。因为我知道支道了医生的背后就是金坛人民医院感染科医生于建新同志。我边看边揣摩，哪些桥段是老于头的真实经历，哪些是他虚构出来的，这很有意思，不知不觉就读进去了，所谓带入感，是好的小说必须掌握的技能。元旦这天阳光热烈，我在阳台上阅读，间或抽根烟，喝杯茶，我觉得很满足，生活在一本小说面前展现出它温柔的一面，尽管老于头的小说里的情节大多是悲郁的，但并不影响我能感受到小说语言和叙述的节奏带给我的愉悦感。

《感染科医生》之所以能够站起来，是因为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何况这本书多少还能满足人的猎奇欲望。我读的时候，就有一种扒窗窥探的心理。老于头是个说故事的能手，但对于我这样的老家伙来说，仅有故事是不够的，如果非要提一点意见，那就是有些作品“余味”不是很足，作为好的小说来说，当写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它的意义才真正开始浮现，这是我，作为热爱阅读的老飞鱼自己的阅读经验。

最后再次祝贺老于头又出新作，作为金坛的“契诃夫”，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日后能写出更多更棒的小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够好的了。

　　《感染科医生》读后感(四)：一个专门写病人的医生小说家

一个专门写病人的医生小说家

杨键

今年10月有两个发现，一个是灰娃的诗歌，一个就是于建新的小说。几年前他出版第一本小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字，那时候我还没有觉得怎么样，这一回读完他的23篇小说，我感到非常震惊，这家伙的小说终于成了，这个成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而是实实在在难得一见的小说意义上的成。于建新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创造了一个叫做支道了的医生，支道了对医院的背景非常熟悉，为什么支道了对今天的医院今天的病人如此熟悉呢？我认为是良知，支道了医生的核心就是良知，没有良知就没有支道了医生，也没有这本书，同时，这也是这本小说同他的前一本小说的区别，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一本小说是前一本小说的深化深入版，于建新扩大了他的良知，深入了非常之多的病人的内心。支道了医生这个形象的坚固稳定得益于作者本人良知的深广厚重。

在于建新的小说里，严重的欲望，或是被引诱的欲望，或是低智化教育带来的欲望，让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的精华流失了，如此之多的疾病该是从这里来的吗？心肝脾肺肾对应仁义礼智信，无仁无义无礼无智无信，人的身体会出毛病，世界会稳定在疾病里，而且会不断地突破底线。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只要欲望还在，感染的风险就在。我们的生老病死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一张床上？于建新虽然没有特别去写但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让人生病感染的背景。

金坛虽小但能出人，先锋书店钱小华，民谣歌手李志，都是金坛人，小说无疑就是于建新了，我称他为金坛契诃夫，是有理由的，因为中心毁得厉害，反倒在偏僻处出人，于建新就是一例，他必将因这23篇小说名扬四海，因他是真的医生，看见了我们看不见的疾病，因他有真的良知看见了我们看不见的疼痛，他把人的欲望形成的灾难写成了一出出一幕幕动人伤心的悲剧，这是在小地方的卧薪尝胆带来的。写这样的小说很辛苦，因为他要对疾病，病人，乃至疾病和病人的背景有超出常人的了解与怜惜，在他那里，每一个病人都有他们的尊严，他们是最最普通的底层人，但每一个普通人都被他刻画的慎重其事，庄重严肃，作者如果没有爱，没有平等心，这些普通人不会如此动人。于建新的小说不能说是他的创造，只能说是他的爱心和平等心发现了这些人，其中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涤荡起伏，都可以唤醒我们的同情心，小人生里有大命运,虽然都在底层的暗黑之中，但因为作家的良知而进入明亮的厅堂，他们被良知发现，被良知转化，虽是旧人却因为作家对其人性的发现而成为崭新的，这些病人，这些小人物都笼罩着一种美，这种美就是发现与同情之美，只是他们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已经深染现代性疾病,似已积重难返。

一个人，一个医生，在一座小县城的医院里，成天面对的就是病人，成天写的也是病人，这个专门写病人的小说家，不仅要让他们在背景里转化，还要在作家本人的内心里转化，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问，究竟是病人创造了支道了医生，还是支道了医生创造了病人？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互相创造，才有了支道了医生和他的病人。在这个医院里，病人们都有着很低很感人的人生，病人能让医生感动，感动之外还能写成小说，也即医生后来成为文人，成为小说家，以文去照亮人心，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于建新的23篇小说读起来很快也很慢，因为每一个主人公的人生都很短也很沉重，读完之后我不仅得出了于建新是个非常优秀，而且出现的正当其时的小说家，他用支道了医生命名了我们深深的病痛，同时，我还得出另一个结论，没有爱的世界会成为医院和药房。

2020年10月29日

　　《感染科医生》读后感(五)：“支道了世界”究竟展示了什么？

　　这本书展示了“支道了”世界的患者，不仅与病毒、病情抗争，而且还要忍受并最终接受终将淡漠的情感。最毒之计，莫过诛心，最毒之病，不过伤情。

作家于建新搭建起了一个“支道了世界”。

于建新是江苏常州金坛的一位医生，供职于感染科。“支道了”是他笔下的人物，跟于建新本人的职业身份大体是一致的，也是在感染科工作。“支道了”涉及到的许多则故事，直接素材应该也来源于于建新本人的履历，但经过艺术加工。

这种将职业经历进行一定程度的提炼和加工，或真名，或假名；或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写成文集/小说集的做法，其实比较常见：医生、警察、法医、（公交、的士、单位通勤车）司机、教师……

每种职业，哪怕是再普通不过的职业，也有很多内情不为人知，也有不少故事是其他行业的吃瓜者很少听说的，写成小说也好，其他文体也好，或是拿来闲聊，都不难惹来唏嘘，迎来掌声。

但通常而言，由职业经历所提炼出的文集/小说集，有一个致命的硬伤，那就是最终过度以作者为主角，故事、文章往往是以作者将自己理解为上帝视角或者说上帝，根据需要来讲述一个个本来无关的事情。这必然削弱读者所可能达成的共情。

一部好的长篇，或者由若干个中篇、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集，却能真正实现作者与书中主角的分离，按照书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或者情感价值为轴，让书中的主角成为情节以及思想、情感价值的转换点，串联起较多的故事和人。金庸最为成功的《笑傲江湖》、《鹿鼎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和《天龙八部》，都符合我们这里所给出的好小说的定义，避免了将那几部小说写成《令狐冲回忆录》、《韦小宝自述》……

正因为这样，在武侠迷的眼中，金庸名作的最大魅力就在于那是一个个武侠世界：倚天世界、神雕世界、鹿鼎记世界、天龙世界……我们可以从这些一个个武侠世界中去追寻，去叩问侠义是什么，其价值又在于什么。

言归正传，于建新在《感染科医生》以及其他相关的作品中搭建了“支道了世界”。这本小说集并不是“支道了问诊记”，支道了的作用是连接一个个鲜活人物。感染科，或者说传染科，每当迎来突发疫情，就必然冲锋在前，但在平时，因为运营成本的高昂，创收效益的能力相对于其他科室又较低，所以一定是个边缘化的科室，所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在这样一个科室工作的医生，接触的病人、家属，跟医院其他科室医生接触的病患本质上有不同。病情发展到会被送入医院的感染科问诊，很多时候是已经严重到被其他科室放弃，并且，病人很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也已经在经济上、感情联系上被家属以及其他社会关系所放弃。简言之，感染科医生接触的病人，无关其他，最大的共性就是已经成为人性悲哀与扭曲的牺牲品。

俗话说谈病色变，这里的病只可能是传染病，无论是我们今天所畏惧的新冠肺炎、SARS、艾滋病，还是乙肝等感染率、潜在传播率其实不低的大众传染病。人类进化到现代，大半部文明史其实都是与传染病共存的历史。因为定居下来，因为种植农业，因为驯养动物，又因为去树木茂密的地方砍伐与捕猎所接触到人类生活轨迹以外的动物，传染病就这样走进了人的世界。传染病很多次的改变了历史进程，但人总体上是善忘的，传染病形成疫情时，惊吓过度，而平时对可能引发传染病的问题又重视不足。

远离传染病及其宿主，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来选择。但社会的构成，必然依托社会分工、社会角色的存在，所以说因为传染病与人类社会的共存，就离不开医生、感染科医生这种角色：哪怕自己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也要以极大的慈悲心来履行职责。另一个层面，但凡为人，趋利避害，人却是有感情的动物，所以才会出现一些重病患者依然被亲人不离不弃的个例。

但这样的个例，显然不是全部，在感染科的病房中，就变得更少。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因为对传染病的恐惧，再加上传染病患者必然造成的其本人社会价值（健康水平、社会评价、创收能力）的下降，许多患者会被亲属和社会关系所放弃。这是一种出于现实功利的考量。传染病患者尤其是危重患者尤其希望获得良好的医治，还有超越正常水平的关爱、照料，但这种基于获得生命延续和生命质量的期望，与其亲属和社会关系成员的同等期望却是构成了冲撞。两种期望，不能说其中哪一种才是合理的，哪一种就完全不合理。

感染科病房和感染科医生就这样见证着生死悲欢。流行歌曲，凄美诗篇里所描绘的生亦何欢，死亦何哀的从容，不过是一种完全不在场时的猜度。

于建新的《感染科医生》构建起的以“支道了”医生为媒介，由一个个鲜活、独立的患者故事构成的生活世界，又是一个高度相连的空间。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支道了”以及林大宇等医生，是各种光怪陆离世相的观察者。他们竭力挽救着传染病人的生命，也尽其所能弥合着多数情况下必然走向破裂的患者与亲属、社会关系成员的关系。

通过这本书，我们更深刻的理解感染科医生的日常，理解他们的个人牺牲，以及为什么他们会坚守在这个一贯不受待见的科室岗位的前线；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展示了“支道了”世界的患者，不仅与病毒、病情抗争，而且还要忍受并最终接受终将淡漠的情感。最毒之计，莫过诛心，最毒之病，不过伤情。

　　《感染科医生》读后感(六)：少年的你

——为老于头《感染科医生》作

翟业军

想象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一个寂寞的小城，被分配进医院感染科，一个多少有点令人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的清冷所在，再加上他生性冲动、易感，寂寞在他那里是要加上好几倍的，那么，他该如何度过病区里那些偶或响起一两声呻吟、哀号的漫漫长夜，以及如同那些漫漫长夜一样的漫漫人生？在另一个世代，比如巴扎洛夫，可以革命啊，做一个“新人”会耗尽这位医生所有的力比多，而他，我猜，只有酒、诗歌、小说、音乐以及幽灵一样隐身于录像带、影碟的海量的电影。不过，这些东西是解药，更是毒药，他的孤独被它们疗治，同时被催生、放大，他不得不始终依赖着它们，发作、纾解、再发作，未有已时——一朝感染，终身服药，这情景，像极了他一再书写的艾滋病友的窘境。解药让他忘乎所以，毒药令他痛不欲生，不管是解药还是毒药，都是有“药”性的，就是这个“药”性点明他早已“病”入膏肓，但哪怕真是无可救药了，“病”也还渴望着“药”的象征性疗救，像是抚慰剂，像是临终关怀。有意思的是，正是“病”与“药”的无休止的纠缠，让他偏离了世俗的轨道，他既“在”又不“在”自己的生活之中，他的一双醉眼只向更明亮也更幽暗的深远处凝望。于是，哪怕已经油腻成了“酒肉医生”，哪怕如他自己所说，遭遇了情感、家庭的“变故”，他的醉眼依旧是清亮的，他的叼着一根香烟所以微微有点上扬的嘴角还是标明了他的不甘和睥睨。如果你还有兴趣读一读他的小说，这就如同从注视他的嘴角切换到触摸他的心跳，既沉稳又急切的心跳，你会不由地喊出声来：啊，还是少年呢！不过，此少年不是彼少年，而是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痛苦循环，换了人间的——少年毋宁是从世故朝向清澈的一种眺望。

少年的你，我说的是感染科医生老于头，老于头出了第二本小说集，《感染科医生》，而《感染科医生》无非是老于头的少年心绪的又一次集中表达。

少年总是感伤的，为多苦的人间，为人生的无奈、困窘，由此，老于头表现出他的多爱不忍。这一点在小说集里多有表现，不必赘述。我更想说的是，不同于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其实也是因为太了然于问题的无解所以不再奢望解答的成年人，感伤的少年必须为困扰着自己的苦痛、难题寻找到解决方案，就像感伤的“五四”一定泛滥着“问题小说”一样，于是，老于头总是怀着一股强烈的寻找人生真谛的冲动，试图为那些夹缝中的人们指出一条生路，同时给自己的小说乃至人生一个happy ending。所谓真谛，大概只会出现在中学生毕业留言册上吧，是未经世事的，但谁又能笃定地宣称那些真谛非真呢，因为真谛本身不就是有着一种穿越世事的能量？不过，此真谛又非彼真谛了，它是经历世事之后的持守，是有韧性的，颠扑不破的。比如，《应霜霖》的同名主人公从《胭脂扣》中十二少的退却中获得启示：“瞬间的好总抵不过长久的苦，况且这长久的苦里，也有很多瞬间的好，这也是人活着的理由。”当然可以质疑：很多瞬间的好真的能够支撑你渡过长久的苦？长久的苦不会反过来映衬出瞬间之好的虚妄？应霜霖或者老于头也有理由反问：瞬间的好真是好啊，它就是能够生发出一种让人昂扬的力量，凭什么用长久的、终极性的苦来否定它？老于头还要让何安安给应霜霖发去一条短信：“我愿意成为你生命里，一切隐疾和心伤的解药。”于是，苦尽甘来，千祥云集，思之令人落泪。

少年总是有正气的，因为还没有被阴气、邪气消磨。可是，他所遇都是艾滋、男同，所看也是《蓝宇》、南康白起，这些都是被打入暗影的，正气的他如何懂得并慈悲？懂得并慈悲于这些暗影的他还是少年吗？对此两难，支道了的一段心理描写给出解答：“支道了明白，越是禁锢，越是越位。越是危险，越是冒犯。但是，有了疾病，可以享受国家免费药物而不愿意的人，支道了是不理解，不同情，甚至反感和厌恶的。”就这样，他给暗影划了一道界限，他在懂得它们的同时，决不让自己被搅入，他还是那个少年，不沾染一点尘埃。只有少年的你才有勇气给自己的小说一个近乎“大言不惭”的命名，《尊严》；才会有一种透亮的幽默，让正在吃“替诺福韦”的筱铁梅朗朗地回答问自己在吃什么好东西的老钱，“维生素啊！”

少年喜欢寻章摘句，因为少年难免浅易，需要在章句中淘深、拓广自己。不过，正是在这里，老于头露出了破绽，因为他忘了自己早已经历过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他以及他的对象够深、够广，朝自己、朝他们走下去就好，管什么罗宾·威廉姆斯、李志。比如，《被遗忘的母亲》明显在向《为奴隶的母亲》致敬，有一种“五四”的文艺腔的感伤，但一个被强奸从而感染上艾滋的老妇的被遗弃，她的悲伤要比《为奴隶的母亲》和《楢山节考》中的母亲来得痛切得多，因为说不出口，而说得出口的悲伤已经被言说本身所抚慰。想到那个戴着墨镜（艾滋导致目盲）、笑起来像金铃的老妇，我一阵心酸，却又说不清我的心酸是什么。老于头，你为什么要乞灵于柔石、今村昌平，你一直盯着她、盯着她就好，那是一个巨大的、裸露的伤口，伤口会吞噬你，同时，重造你。

2020年11月12日，浙大启真湖畔

　　《感染科医生》读后感(七)：于建新的人道和医道

于建新的人道和医道

——读于建新小说集《感染科医生》

吴晨骏

常州小说家于建新，是我朋友罗鸣介绍我认识的。于建新在江湖上有个外号，叫“老于头”，他是常州金坛区的一个医生。有一次罗鸣和我去无锡访友，在返回南京时，罗鸣提议绕道金坛，去找老于头喝酒。那个晚上我们在金坛喝了很多酒，谈到了文学，也谈到了于建新的医生职业。那时我还没读过于建新的小说。我趁着酒兴对他说，你的行医生涯是一座金矿。医生日常与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可以最方便和直接地了解世道人心。医生每天接触的病患，他们的经历也很容易成为小说的素材。一个医生如果要写小说，只要用心观察，只要他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他就一定能写出很好的小说。我从金坛回南京后不久，于建新告诉我，他的小说集《感染科医生》即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我为他高兴，同时我仔细阅读了他的几篇小说。

医生这个职业很特殊，它集医疗技术与人道关怀于一体。于建新的小说，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点。读于建新的小说，一方面能了解当今医学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也使读者对疾病和死亡抱有客观的态度，能更好地明白生命的意义。比如他的小说《尊严》，描写了当老年人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老年人的子女如何去为老年人着想，使老年人的生命更有尊严。这篇小说中的老年人林从龙，因为一次意外摔倒，成了一个植物人。他的儿子林小宇一直尽力伺候他。而且林小宇坚决不同意让他父亲安乐死。林小宇是医院的护工，他熟知医院里老年病人的惨状，经过几年的思考，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他父亲林从龙的治疗。小说里，另一个老年人章先发的临终治疗案例，也很有典型性。章先发全身器官已经衰竭，但子女还是要求医生尽力抢救，结果章先发异常痛苦，医生只好使用吗啡解除章先发的痛苦。读者从《尊严》这篇小说中了解到医院治疗内情后，会更理智地看待长辈生命的终结。

在于建新的多篇小说中，有个共同的小说人物，他就是医院感染科的医生，支道了医生。支道了医生对病患富有同情心，在针对艾滋病的医疗上很专业。支道了医生给予艾滋病患者们非常大的帮助，包括对患者病情的诊断、心理辅导。患者有事都会与他联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道了医生是艾滋病患者们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撑。

于建新小说的故事情节，大多是建构在支道了医生与患者的交往上。从处理好医患关系这个角度来说，于建新小说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读者会从他小说中了解到什么才是一个好医生，什么才是一个患者在治病过程中应该具有的态度。在于建新小说《维生素》中，筱铁梅是一个退休女教师，她患上艾滋病是由于男同性恋丈夫的传染。在支道了医生每周三固定随访的日子，筱铁梅都会去医院做义工，帮助支道了医生安慰其他艾滋病患者。在医学发达的今天，艾滋病其实并不可怕，只要坚持每天吃药、定期检查，就没有什么问题。筱铁梅把这些道理说给他们听。筱铁梅还建了一个同妻的QQ群，她在群里为别的男同性恋妻子排忧解难。小说中筱铁梅这样的患者，让小说读者对艾滋病患者群体不再恐惧，而是怀有同情和关心。这种阅读效果，也是于建新小说的成功之处。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过着平凡和普通的生活。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过的“普通”生活，很可能是那些被困在医院里的病人们梦想中的幸福生活。作家于建新用他的小说，给读者开了一扇窗，使读者了解医院里病人的苦难。在他的小说《被遗忘的母亲》中，于建新描写了一个被子女遗弃在医院里的女艾滋病患者肖芫蓿。肖芫蓿在六十岁时染上艾滋病，拖了五六年才确诊，转院到支道了医生的医院。支道了医生为肖芫蓿请了护工，悉心照料，等到肖芫蓿病情好转，办出院手续时，医院管理方却联系不上送她来医院的儿媳一家人了。那家人搬了家，停了手机。无奈，肖芫蓿只能继续住在医院。医院为此事报了警。

于建新在这篇小说中，借小说人物支道了医生之口，谴责了遗弃老人的行为。支道了医生是个电影迷，他一边看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电影《楢山节考》，一边想到肖芫蓿的遭遇和自己年迈的母亲，流下了眼泪。《楢山节考》讲的也是遗弃老人的故事，只不过这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乡村。

作家于建新的《感染科医生》这本书里，处处显露出一个良医的仁爱之心。于建新是作家，同时他也是医生，他的职业素养，使他的笔触能超越世俗的偏见，站在人性的高度，去描写病痛给人造成的伤害，去刻画不受人待见的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去理解同性恋人之间的情感。本书中的《应霜霖》这篇小说，集中体现了这个特点。

《应霜霖》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小说，它对生活细节的逼真再现，对叙述节奏的把握，都堪称完美。小说中，应霜霖是一个厨师，手艺特别好，在水溪集镇的“鱼头王”饭店当大厨。应霜霖患有艾滋病，他也是支道了医生管理的病人。小说从应霜霖的妻子出车祸开始写。应霜霖的妻子在抢救时被查出HIV阳性，即体内携带艾滋病毒，此事在应霜霖的老家村子里传开了。在应霜霖的妻子去世后，她的骨灰不允许进入祖坟。人们对艾滋病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本来生意很红火的“鱼头王”饭店，也因应霜霖艾滋病患者的身份而停业。

在生活的多重打击下，再加上女儿对应霜霖的冷漠，应霜霖吞药自尽。还好他被人送到支道了医生的医院，被救活了。在医院里住院期间，他遇到了同性恋情人何安安。当然，他与何安安交往也是偷偷摸摸的，他家乡的村民们对他们的恋情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理解的。《应霜霖》这篇小说的结局是，应霜霖和何安安结伴去附近的城市生活。离开自己熟悉的乡土，去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既给人一种希望，也是无奈之举。小说《应霜霖》中，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是一条很清晰的主线，同性恋者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情感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

《感染科医生》这本书，总体上把医院相对于普通人的神秘之处，全部曝光在读者面前。这本书从有几十年临床经验的感染科医生的视角，全方位描写了医生和患者如何相处融洽，以及他们各自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读者会在阅读时，学到医学知识，并得到心灵的启迪。在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消失的今天，《感染科医生》带来的病毒传播学方面的医学常识，对帮助读者理性看待新冠疫情，对安慰受新冠病毒伤害的人们，都很有意义。总之，这是一本艺术价值很高的小说作品，同时它也具有现实性。

　　《感染科医生》读后感(八)：于大夫的小说

原《中国青年报》主编，著名媒体人------杨浪

微信的一个重要好处是周围的人大多都认识（至少见过面），所以沟通起来有亲切感，所谓“朋友圈”；不像微博里啥人都有，而且穿着马甲，打招呼时也“蒙着面”，常让你不知所措。

这不，刚看到“九爷”得了“航空工业摄影大赛”一等奖，由衷祝贺！“九”是一次评奖认识的原歼20试飞员，见面时他拎着个600头的相机，问他“天上又不能用这大的头？”他答：“地上打鸟用的。天上太紧张，压力大。”他打的鸟果然有趣，这回刚踏进“纪实”就得了奖。

还有金坛的“老于头”新出了个长篇，《感染科医生》。这年头出这个名字的长篇估计会快销。要了电子版看了，果然有趣，是围绕支道了大夫的一串短篇小说结成一部长篇。这个聪明伶俐的结构法把你想到想不到的医院内外的故事和医生对社会问题的视角展示的轻松活泼。

“老于头”是真的感染科医生，在江苏一座小城的人民医院。原来我们多是在微信上关注唱和，发些皮相但却亲切的感慨。这回才知道已经写了三十多年的小说，而且早就出过集子。

从医的人写小说是个挺有点普遍的现象。大概是琢磨人类生理上的病患迟早要琢磨心理和精神上的缘由，于大夫还有另一篇小说说艾滋病人的心理阴影和行为变化，小说就叫《恐艾症》。这名字简直像是开医生诊断书了。

先学医后当作家的，人们对鲁迅、郭沫若都非常熟悉。鲁迅25岁进仙台医专读书，从学校出来已经翻译了一堆文学作品。在学校他的化学考得最好，组织学、生理学只考60多分，解剖学甚至没及格。其实此前他还上过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可见学医本不是他的坚定志向。

当代作家里写了《红处方》、《昆仑殇》的毕淑敏是真医生出身，她在部队工作过20多年，做过卫生员、助理军医和军医，毕淑敏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余华中学毕业后做过几年牙医，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在细雨中呼喊》等小说。牙医是在方寸天地里做出大道场的，放在余华身上，也对。

二十年前黄集伟给我推荐的冯唐，一读，果然别致得紧。都知道冯唐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得了临床医学妇科肿瘤专业博士学位，他的小说里经常看得到协和的影子。池莉不知现在写什么呢？作为武汉文联主席，而且读过医学院，后来在武钢卫生处做流行病医生的这位女作家会不会写有关疫情的长篇，那可是武汉啊。

马尔克斯出身医生家庭，《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你会看到那个家庭的影子。其实川端康成、福楼拜也是医生家庭出身。从医生涯或者受医学的熏染令这些作家对生与死有着独特的理解，渡边淳一的很多小说最后都要让爱情中的男女双双死去，用他的话说：“感情到了无法解决的时候，就可能选择死这种方式。”

当过医生的作家也有不少。契诃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就开始出诊，更因此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并目睹了许多人间疾苦，这给在大学期间就开始从事创作的他带来更多的创作冲动、素材和源泉，令他创作出一系列现实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并塑造出众多活灵活现的人物。严格地说，契诃夫不能算“弃医从文”，因为他并没放弃医生的工作，并自称“业余文学家”，说自己的作品是“生活切片”。

英国推理小说作家柯南道尔同样是学医出身，他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船医，随船往返于英国和西非之间，1882年回国，在普利茅斯定居并行医，在此期间他开始小说写作。他的享誉世界的推理小说经典——福尔摩斯系列中总有一个医生华生的角色，这与他的经历和知识当然会有关系。和契诃夫一样，柯南道尔也从未放弃医生身份，甚至走得更远：1890年他赴维也纳学习眼科，一年后回到伦敦成为眼科医生，对这一身份他十分满意，以至于觉得写作小说占用了过多精力，并萌发了“杀死”福尔摩斯的冲动且在1893年通过《最后一案》付诸实施，此后10年封笔，专心行医，但由于福尔摩斯迷的强烈抗议，10年后他还是通过小说《空屋》让作家柯南道尔和侦探福尔摩斯双双回归。

日本著名作家渡边淳一在写小说之前是一名外科医生。他因故在医院里呆不下去，选择了离开。1970年，他的小说《光和影》荣获日本大众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直木奖，从此他弃医从文，专心写作。渡边淳一说：我以前做医生，后来弃医从文，其实这两样工作都是研究人的，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所谓医学，是从生理上剖析人，而文学是从精神上研究人，用感性描写那些人们从常理上无法说清楚的东西。 ”日本评论界认为，渡边淳一不是由医生变为作家，而是一名“医生作家”。他用外科医生的眼光，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观察人和纷繁的人生。他擅长用锋利的笔代替手术刀，来切开人们看似坚强的外衣，剖析他们的内心世界。

我看这话放到“老于头”身上也蛮合适。我从小说里看到支大夫喜欢里尔克的诗，也喜欢看电影还有特专业的急诊室和感染病例的处置细节。作者怎么把这些搅在当代社会的这口锅里的？他白天临床，晚上在家里都写了些啥？想着这些，再看这篇小说，挺好玩的。

　　《感染科医生》读后感(九)：《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倾心守候》

《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倾心守候》

------《感染科医师》读后感

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 成军

接到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于建新医师的《感染科医师》这本小说已是周五下午了。趁着新冠疫情期间，要求我们“单位和家两点一线”，不能随便出去浪的关头，周末两天，泡上太平猴魁，再来一个“葛优躺”，一口气就读完了这本小说。

于建新医师以“支道了医师”的口吻，对于江南一个县医院传染科日常的医疗工作遇到的人和事作了具体、详尽和生动的描写。这本小说中所描写的场景、人物和事件，引起了肝病专家七叔的浓厚兴趣，因为和七叔日常的工作内容简直不能太像了！虽然没有和于建新医生面对面交流过，但是看他的小说，就像七叔的一个年轻的同事，把他日常的工作，毫无顾忌、保留地向七叔娓娓道来。因为七叔同样也属于这样的“传染科医生”，而且是从医40年的老传染科医生。

在医生眼里，人首先是一个生理的个体。然后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然后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人多了，就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社会性就产生了。医学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情况，根据当前的认知，进行干预，所谓治病救人。但老实说，虽然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今天，对于人体的秘密知之甚少，造成了很多的病痛还没有更为有效的办法。生理的个体况且如此，作为社会的一个人，则就更为复杂。相对于其他行业，医生这个专业，对于“窥探”人的社会性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更为便利，认识也会更为深刻。鲁迅先生因为是学医出身，对于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就有更为深刻的感受，所以能够发出那种振聋发聩的“呐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因为是学医出身，更能感受到劳苦大众的疾苦，所以能够为推翻帝制、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而奋斗一生。因为是医生，所以，患者可以毫无保留地坦露内心深处最为隐私的那一部分，这些话，或许患者不曾和他的父母、他的爱人诉说过。为了病痛，患者也可以把最隐私的部位展示给医生看。医院里遇到的人和事，又是社会的一个小舞台，每天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精彩演出，美的和丑的都有，这种机会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在医生执业和医院环境中，传染科医师又是工作在一个特殊的小环境里。比如艾滋病患者群，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怎样的途径感染的，他们感染以后生活所发生的颠覆性的变化，都是常人所不能涉及和理解的。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只有像于建新医师这种在基层医院传染科工作，而且是当地唯一的艾滋病主诊医师，才有这样的机会。因此，这本小说所能提供的看问题的视角和看问题的客观性，是其他作品所不能企及的。

医学的使命从来就是救死扶伤，但是现实中却发生了显著的“异化”，有时会远远超出医学的范畴，这对医生提出了额外的要求，有时是难以承受的。《感染科医生》中关于林小宇和植物人父亲林从龙的描述，就很典型。由于一次浴室摔倒的意外，林从龙成了植物人。恰好同去的小儿子林小宇固执地认为是自己的“疏忽”而“深感内疚”。由此派生出来的是林小宇一系列的难以理喻的表现：辞掉自己体面的工作、与妻子离婚、对自己的女儿不管不顾、对哥哥林大宇的建议和态度十分抗拒。因此，支道了医师不仅要关心患者的病情，还不得不面对林小宇这个特殊的家属。又如医院前任书记章先发，已经82岁了，在南京明确了诊断，已经回天无力了，又回到老家，本来就是临终关怀的阶段了，硬是要求医生能拖过一个月，理由是一家四代要给老人一起过个生日。老先生两个儿子，一个律师、一个老师，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粗人。从林从龙植物人、章先发82岁老人诊疗的描述，可以看出当前的医疗目的，已经出现了相当的异化。这些家属关心的焦点是患者的病情吗？显然不是，显然是林小宇的内疚和章家一家四代同堂的生日。这些都在《感染科医生》里有活灵活现的描述。这些对医疗目的的“异化”的活生生的描述，提醒着我们，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医疗的使命，这或许是当前医患矛盾的症结之一和最终的解决途径。又如，有人为了一点钱去卖血，不幸感染了艾滋病，对这个人的命运就产生了颠覆性的扭转。不仅是个人的，对于整个家庭命运的影响，万劫不复。前不久有个统计数据表明，当前还有6亿人一个月收入一千元左右。很多人表示吃惊。没有从穷困中熬过的人，是不可能有这种感受的。不是因为穷，谁去卖血？不去卖血，就不会染上艾滋病。传染病这一患者群体，大多数是穷苦的底层老百姓，没有相当的怜悯之心，是很难坚持的。《感染科医生》里的命运多舛的杨红女、什么保险业没有的尤承志等都是传染病患者，他们在支道了一生的笔下，同样也是鲜活明亮、呼之欲出。《感染科医生》中对于底层老百姓的怜悯之心，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也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发展是硬道理”，“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发展的正确道路。《感染科医生》这本不长的小说里，通过现实的描写，又能提醒人们深入的思考的例子比比皆是，相信对于读者大有裨益。

医学的进步，需要科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新的手段。人的思想和认识，需要全社会不同阶层的共同努力，作家的作品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人是有思想、意识和社会性，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需要持续不断地宣传和学习。人作为自然界里最为智能的动物类型，有时候是无所不能的，比如上天、入海，进入天体物理和微观世界，都有不俗的表现；但是有时候就显得很笨，比如爱情、婚姻和家庭，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个人都会经历，可是面对60%以上的离婚率的社会现实，就觉得在这个方向的技能，人根本就没有多少进步。一般人如何认识医学是什么、我们对于艾滋病这一特殊群体应该有什么样的正确认识和接纳、我们如何对待生老病死、我们如何构建更加平等有效的医疗体系、如何在重大疾病的防治中更为有力，甚至医学如何促进社会的进步，都是我们对于文学作品所能起的作用的追求。相对医学科学，人文部分的研究就更为复杂。小一点的话题，肝病医生明明知道一场大酒就是一次急性肝炎的过程，但是还是有不少肝病医生喝酒。呼吸科医生抽烟的也不少，抽烟的害处，没有比呼吸科医生认识得更清楚的了。人，就是这么复杂、矛盾，甚至是难以理喻。大一点的话题，比如说，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敌人是他国，还是我们自己的愚昧和贪腐？如果正儿八经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定会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这样的争论，一直就存在。比较近的著名的争论，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著名的学案”，就是著名学者之间的“梁胡之争”。1930年7月，梁漱溟致信胡适：“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如果我们现在提出同样的问题，也会有五花八门的认知。但是，在一本24万字的小说里不可能苛求都能回答或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是，这本小说的出版，为我们，文学界或非文学界的同仁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人的共同努力。

我和于建新医师虽未谋面，但是心灵相通，也可能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一场什么学术会议上，于建新医师听过我的学术报告。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七叔过去这么多年，全国三百多个地级市，七叔也跑了250多个。全国各地的传染科医师，基本上都听过七叔的学术讲座。虽然七叔的著述也超过了千万字的规模，但那都是些医学学术著作，和文学不沾边。像七叔这样的传染科医师还有很多。七叔在当年轻医师的时候，曾为了一个八十多岁的无儿无女的临终患者刮刮胡子，让他走的时候更为清爽一些。也在值班的时候认真巡查病房，发现一个阑尾炎穿孔以痢疾误诊收入病房的16岁小女孩，送到解放军总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手术。但是，七叔和大多数的传染科医生一样，对于小说中的故事细节都很熟悉，但是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刻的思考，更没有于建新医师的文学素养和生花妙笔，因此，这样的作品出版也一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这些介绍内容，能够对读者认识《传染科医师》这本书有所裨益，七叔也就谢天谢地了。盼望将来的某一天，能够和于建新医师碰面，把酒言欢的时候，七叔或许会有更多的收益。

肝病专家七叔

2021年元月，于北京王四营

　　《感染科医生》读后感(十)：酒友老于，其实还是个感染科医生

萧武

一场疫情，让我突然想起酒友老于，其实还是个感染科医生

2007年元旦，又见了个网友，当时还在北大读书的王鑫。也是那时，也认识了自称上大第二美男的老宋。王鑫非要我们跟他去金坛玩，我们就跟着去了。

那时还没有高铁，我们先从上海坐大巴到常州，然后有个中年人来接我们，一起去了金坛。到了金坛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我们都还没吃晚饭，已经很饿了。但先上来的不是饭菜，而是几瓶酒。

我喝酒有个习惯，如果还没吃饭就喝酒，后面基本上就不吃了，而且也吃不下了。我说，能不能先等等？来接我们的中年人一边笑着说，先喝一点再吃，一边端起一大杯白酒，一饮而尽。

喝酒这个事，我很少认怂。别的都可以，但喝酒不太认怂。王鑫在边上说，别听他的，等吃了再喝。我说没事，也跟着喝了。等菜上来，一瓶白酒已经没剩多少了。

那天晚上后来吃饭没有，我没啥印象了。喝完之后，在街上走了一会儿，他拉着我说了半天，我晕晕乎乎的，也记不住什么，只记住了跟我喝酒的这个中年男人，叫老于，喜欢写小说。至于全名，他用他的金坛普通话说了几遍，我也没能记住。

第一次见面，就是喝酒。第二次见面，还是喝酒，就是第二天。

第二天一大早，王鑫带着我们，见了他们在金坛的一个小圈子，记得是摄影家孙慨开车，去一个书店喝了一会儿茶，闲聊了一会儿，说今天去茅山玩。

到了茅山，老于带着孩子和酒，已经先到了。那天不算冷，我们先乘船从湖上过去，然后到茅山上，又是开始喝酒。那天是我这些年喝酒最杂乱的一次，白酒、啤酒、黄酒、红酒，都一锅烩了。

那天早上天气不好，雾气氤氲，到中午却云开雾散，风和日丽，一堆人就在半山腰上喝酒，聊天。老于又拉着我说了半天什么，我也说了不少，但究竟说了些啥，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

结果可想而知。喝完又乘船出来，上岸的时候，必须要人扶着，我才能不摇晃了。

回到市区，其他人先走，老于非要拉着我去看一下他家的老宅子，然后跟着他去泡澡。泡完总算是稍微好了点，不过胃还是难受，晚饭也没怎么吃。

虽然记住了老于，但真正相互了解，其实是在这之后。渐渐知道他的本职工作是医生，业余时间写小说，有很多想法，还没被生活消磨殆尽，就像那时他还很浓密的头发。

之后有段时间，老于经常给我打电话，我接起来，他却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欲言又止。后面我才发现，他是喝醉了就给我打电话。

中年男人，很多时候不是喜欢喝酒，而是很多话需要喝酒之后才能说。但大多数人喝了酒，也不知道对谁说。所以，那几年总感觉老于想跟我说什么，但却每次都没说，就拉倒了。

老于出生在1960年代，1980年代上大学，毕业后回到金坛医院做医生。虽然他上大学也是学医，但很显然沾染了不少那个文化热的年代的气息，并不甘心于做一个普通的医生。

1980年代是一个属于文学青年的时代，无论在大学读什么专业，多少都有点文学梦。爱小说，爱诗歌，其中不少人就在这个氛围下逐步成长起来，并且真的变成了作家。

其中有些人曾经有过做医生的经历，但有的人从这段经历中有所收获，比如池莉，有的人却没有，比如余华。但在那个年代，许多医生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了不再做医生。余华自己就说，他写小说，就是他无法忍受每天给人拔牙的牙医生活。

老于和余华一样，都出生于1960年代。但老于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医生，在医院的工作很稳定，写小说只是业余爱好，没想脱离医生这份本职工作，也没想把写小说变成自己的职业。

也是因为老于的工作很稳定，所以他没有余华那么执着。余华在1980年代尝试过各种风格的小说，最后才找到了《活着》这种既不意识流，也不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逐步定型下来。但到《兄弟》的时候，我只看了几页，就拉倒了，看不下去。

作家需要思想，如果能懂理论，当然更好，但首先需要生活，需要来自现实的经验，需要能够感受时代、社会、世道和人心的变化的敏感。

到今天，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些作家，大多数人其实始终没有走出那个时代，和那一代导演一样。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成名成家之后，变成了专业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脱离了社会。而且，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也不再学习，不再观察、体会时代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而是继续活在他们想象中的那个1980年代。

老于也写过长篇小说，但我觉得不如他的短篇小说好。他的短篇几乎都是来自他在医院的经验，比如《感染科医生》的主人公支道了医生，就是在他上一本短篇小说集中出现过的。

医院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病人在这里要直接面对生死存亡，但家属在这里的表现却千姿百态。有人需要精心算计得失，有人不计代价，只在乎亲情。所以，在医院看到的感情，是剥去了伪装的真实感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一目了然。

医生每天都会看到这种事情，但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够认真的去思考这些事情背后的世道人心。因为这需要良知，但这恰恰是今天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医生所不具备的东西。

2011年，老于到上海来参加培训，我们又见过一面。约在静安寺一起吃饭，也喝了酒，但不多，大概每人两三瓶啤酒。这时候的老于，也还是热情洋溢，话很多，但我的直观印象是，他的表达欲不如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强烈了，看上去更加从容、自在一些。

还有，他的头发也没了，完全是个光头。

2020年是神奇的一年。一场疫情，火了感染科，也火了很多感染科的医生。我才突然想起来，老于除了喝酒，还是个医生，而且就是感染科医生。

说起来，老于也是名门之后，书香门第。他祖上于敏中，乾隆二年状元，曾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更是升任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位极人臣。

到了老于这里，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但用古人的话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即便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医生，老于也始终有自己的坚持和关怀。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坚持和关怀，才有了他这些年的作品，也才有了《感染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