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的读后感大全
《记忆之场》是一本由[法]皮埃尔·诺拉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元，页数：6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记忆之场》读后感(一)：历史之所指，记忆之所系，温度之所感
虽然历史一旦发生就坠入了黑洞，等待着未来众人对其的装扮，但至少好的一面是，总有些学者未曾间断过对于“历史”本身的自省与探索，自从1756年伏尔泰写出了《风俗论》以降，法国人对于书写文明社会史这件事就始终保持着热忱，从米什莱的浪漫记录到拉维斯的量化分析，再到90年代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年鉴学派创始人布罗代尔用多元的社科方法勾勒出了过去五千年文明交流的动态史，直至皮埃尔·诺拉用散点分布的方式尝试去重新弥合记忆与历史关系的这本《记忆之场》，四个流派的迭代线索呈现出了法国人二百年来对于历史观察与叙述方式的不断革新。
对于专业的历史学家而言，去关注一本历史读物，首先要把握的是其作者的“史观”与“史感”，前者牵涉到的是作者对于历史本体的根本认知与态度，而后者则直接构建了读者与其作品的接受关系。对于皮埃尔·诺拉的这部书（《Les lieux de mémoire》）而言，《记忆之场》的翻译虽然直白，但似乎并没传达出原作者的编纂原点。这个“场”既不是“场域”，也不是“场所”或者“场景”，从另一种翻译方式中我们会得到点启发，即《记忆所系之处》（台湾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社，戴丽娟译）——皮埃尔·诺拉的出发点是要追回当代法国语境中那些依然保留着相貌与名称，但却失去了内涵的历史遗产所本应具有的那种具备温度与情感的“体验”与“记忆”，如果将法兰西的启蒙经历看成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那么他的生命体验当然不应该由学期末冷冰冰的教师评语来体现，而是应该蕴含于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每一个当刻之中。即便是对一个记忆力极好的人来讲，他也很难记住他一生中的每个细节，但这无数的细节确确实实又造就了当前这个名为“法兰西”的生命的整体气质，于是，历史与记忆的割裂问题出现了，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也出现了，记忆所发生的“场”，是一种漂浮的能指，它指向一切应寻回本有记忆的历史实体。
记忆的缎带，最后究竟系在了哪里？在皮埃尔·诺拉编纂的《记忆之场》原著中，用三大卷超过5600页的体量，记载了纪念性建筑物、风景、荣耀、传统、档案等十八个大类共135个历史标志的前世今生，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一版《记忆之场》，选取了其中的十一篇文章，为了阅读方便，分为了“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记忆与叙事”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三篇文章着重阐释了诺拉对于“历史”与“记忆”关系的阐述与整部书的历史书写方式，后两个部分则详细剖析了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八个法国标志性文化符号，在这里，大家既能看到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事件的真实还原，也能看到埃菲尔铁塔是如何一步步地从一个异类变为了巴黎城市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人“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精神想必大家都知道，但这三个词汇的出现孰先孰后，各自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动因？在卡尔·德莱叶真实还原整个贞德受审卷宗的电影中，那个十六岁的农民女儿是如何凭一己之力弥合了法国内部分裂而成为了圣人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又是如何用一种全新的小说叙事去追忆法国小资生活，践行他“真正地发现之旅并非发现新景观，而是有新的目光”这般创作观念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本书中一一得到解答，同时，大家也可以领略到各篇文章作者所共同呈现出的那种写作的松弛与流畅——这似乎是一场在兼顾史实的同时，仍然能在社会运动、艺术传统、风俗习惯与大众心理学领域中游刃有余旁征博引的法式浪漫主义史学复兴。
然而，纵观历史长河，浪漫的理想主义虽然大多名留青史，但往往难逃失败的宿命，在大众文化裹挟的时代洪流中，皮埃尔·诺拉重建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呼喊还是略显苍白了，学术上的探索给了他应有的地位与声望，但“重构的温度”在普罗大众心中还是抵不过文化的狂欢，这又何尝不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将这本书引入中国的意义呢？在我们身边也在发生着同样的情景，电影中的长城，明信片中故宫和游戏中的三国人物，早就成为了如今这个小时代中的另一种“剩余符号”，漂浮在历史记忆缺失的半空中，早就忘了自己源于何处，此时此刻，再翻开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或许我们还能在失控的时代中找回一点方向。
《记忆之场》读后感(二)：记忆制造与历史书写
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一直被视为记忆研究的经典之作，全书共分为三部分：《共和国》、《民族》（三卷）和《复数的法兰西》（三卷），共收入135篇论文。这部巨著旨在记忆正在消失的现在，探寻过于过去的记忆如何被不同群体利用和改造、构建的意义如何在历史里消弭与再现的过程。这部荣获法兰西学书院戈贝尔大奖的著作，很快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被选译为多种文字。中译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共分为三部分：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记忆与象征，共收录十一篇文章。记忆与历史这一部分是皮埃尔·诺拉所撰写记忆研究的理论性阐述，象征、叙述两部分的八篇论文，则是在其理论框架下的具体实践，涉及范围颇广，既有以具象化的埃菲尔铁塔为题的文章，也关注言语、精神层面，如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一箴言的记忆演变。笔者对法国历史文化了解并不深入，在阅读后两部分时候尚需一边查资料一边阅读，最后也只是囫囵吞枣地翻完。因此本文更多偏向对于第一部分，即记忆理论的梳理与探讨。
何谓“记忆之场”？
“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诺拉认为，之所以存在记忆之场，是因为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历史加速消失，原本属于那一时代的人、事、物都在渐渐逝去，恰恰是那些残留物，作为储存社会记忆的场所，唤起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与怀念。
但历史与记忆并不相同，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别。历史是对于过去的重构与再现，尽管无法脱离人的叙述而单独存在，但是始终以求真作为最高目标。历史提供了一个官方、正确的、理解过去的路径。
但记忆与之不同，记忆无法与现实脱离，它与当下的现实息息相关。在这里，诺拉发扬了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的概念，认为记忆植根与不同群体之中，因此是多元的，甚至可以是个人的，其内涵与外延也是不断繁衍又不断删减的。记忆的终点成为历史叙述的起点，并为历史叙事提供证据。事件发生的始末是历史研究的第一层次，而作为记忆作为承载事件的表象，成为研究的第二层次，其关注点在于结果而非原因。
那么何为记忆之场呢？在当下这样一个去神圣化、去仪式化的世界里，自发性的记忆不再存在，恰恰是那些非自然的、出于纪念意识的产物：如纪念碑、档案馆、周年性的庆典……这些由官方主导的建筑场所，在纪念中赋予其所希望的精神价值，但是不同群体对其的反应却并不与之完全一致，并赋予其新的意涵。因此，“记忆之场”作为两个层面的交叉产物，一方面是可感知性，它可以使物质的，切实存在的，如建筑物埃菲尔铁塔，也可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口口相传的箴言，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成为某一时代下的象征产物，如贞德的形式在二十世纪末，成为反犹神话链条中的一条。此处，象征性与现实性的交叉，或与巫鸿笔下的“纪念碑性”有异曲同工之处。
记忆的制造
记忆史是关于表象的研究，记忆并非一层不变，而是随着时空与群体的流变发生着改变。
《马赛曲》作为国歌，在法国历史上的起伏，是一场关于革命是否继续的探讨，圣女“贞德”的形象则成为不同社会群体共同吸取养料的资源，各方都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更有意思的是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斗争，这一法国精神内部包含的矛盾性，恰恰是长期未能达统一各阶层共存的表现。即使是看似与政治毫无关系的环法自行车赛，也有着经历着从民族主义到消费社会的迭代。
以关于贞德的记忆为例，原本是一个拥护王权的代表，但在后世对于她的描绘中，逐渐成为英雄主义化，成为人民的崇高化身，共和主义的象征。20世纪末，又汇入民族主义的思潮，最终汇聚成四种截然对立的解说：1.与流浪的犹太人相对的，定居、传统的乡土形象2.与反法国势力相对的祖国化身3.与唯物主义相对的精神力量（看见异象）4.高级种族的纯净之花。贞德形象最终起到团结法国、认同民族国家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有关她的故事的争论中，又包含了内部的分裂：天主教传统与唯物主义传统、巴黎地区与外省地区等等的对抗。但即使内部如此撕裂，但“法国人彼此之间并不相亲相爱，但法国人都热爱法国”。人们依靠贞德这样一个天命少女般的人物，相信在这个总是摇摆不定的国度里会有一个英雄人物拯救这个民族。这种人格化崇拜，也是将法国个人化的一个表现。
在叙述贞德故事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记忆之场的被制造出来：文学性的描写、历史书籍、雕像以及她的出生地等等，每一个记忆之场的，背后都蕴含着制造着个人对于贞德的看法与某种利益诉求，最终演变成为当今我们所看到的贞德的记忆。记忆在流传，在删改，在被利用，在被误解，也在对现实造成着影响。
记忆史的写法，恰恰就是还原在记忆书写如何运作的过程，其中必然包含着争论与扭曲：“记忆史研究从凝聚着记忆的时间、地点、人物、仪式、群体入手，重点考察这些对象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着眼点不是这些对象本身的真伪和意义，而是这些真伪和意义形成的历史轨迹，尤其是研究历史事件被集体记忆操纵、调整和修改的进程。”（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212页。）
历史书写与群体的回归
诺拉编订《记忆之场》的初衷，是为了摆脱拉维斯《法国史》中那种以民族国家为主线的历史叙事方式。非殖民化运动改变了原本“民族神话”，宏大叙事遭到怀疑，原本作为边缘群体需要构建自身的历史，原本的集体记忆遭到了挑战。诺拉所想要做的，正是将法兰西民族记忆去神圣化。
但正如他所说，他在拣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又回到了古老的框架中：
当你通过一千零一个对象去寻找“法兰西”时，已经在不对其加以思考、加以定义的情况下提出来“法兰西”的概念。于是你会在重点找到你出发时既定的目标。甚至划分卷目的方式也是标准法国式的：“共和国”“民族”“法兰西”。简而言之，恰恰是诺拉所希望竭力去解构的、恰恰是人们脑海中对法国的基本印象，而他们所完成的工作也进一步塑造了法国人。与传统历史所构筑政治认同感并不一样，《记忆之场》一书无意展现一个统一的、唯一的、不容置疑的历史道路，而是承认内部的“复数性”，存在不同群体的分裂与彼此攻讦，它所描绘的法国史更具包容性，所呼唤的民族情感也并不那么浓墨重彩，具有攻击性，而是如黄艳红所称的“当下主义”：民族成为遗产，法兰西的历史“不必以未来统摄过去并赋予其意义，也不并以过去来论证当下：所有关于破碎的过去的记忆都是复数的或“广义的”法兰西的组成部分，不需要像拉维斯主义那样压抑和排斥他者。”（黄艳红：《“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56页。）此刻《记忆之场》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记忆之场”。民族情感并未消逝，反而以一种别样的形式释放自身的动力，使得国人让感受到“伟大的法兰西”的存在。
为何如此？尽管当下人们更多的退出公共领域，回归到私人生活中，但有关民族的历史不是没有发挥着作用。人们需要被定义的背后，内心是一种拥抱集体的温暖与渴望。这也实现了诺拉所说的“无民族主义的民族历史”。
《记忆之场》读后感(三)：当历史成为记忆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丰富意涵可以从不同角度诠释，但它至少隐含着一个前提：“历史”对“当代”仍是重要的，人们在回顾、再现、评说历史的时候也就有意无意地带入了当代的意识。这样的历史是一个“仍然活着的历史”，往往也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因为对历史的任何表述，都可能立刻被看作是政治立场的明确反映。然而，至少在西欧，这一景象已经不再那么理所当然了。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正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关键性的深层次时代变动，动员了120位作者，在1984-1992年间陆续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中译本只授权摘译了其中11篇）组成的三部七卷、逾5600页的巨著《记忆之场》。他所在意的既不是那种“讲故事”为主的传统事件史，也不是年鉴学派那种用数量统计方法来揭示的“长时段”历史变迁，而是人们“如何看待历史”。
这乍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其实有着特殊的深远意义。“记忆”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回顾历史”而已，而是指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观：与以往那种注重时间的连续性的“历史”相比，“记忆”则是积淀、附着在空间、行为、器物之上，可说是把历史“空间化”了，也由此形成一种纷繁多元的形态，是一种当下的个性化体验。也就是说，过去的那个语境已不复存在，所以才能通过残存的历史遗迹来回想，就像当一座古城被逐渐拆毁后，我们现在只能根据留下的一段城墙，借助历史想像来“重现”某种“记忆”，这就是书中所说的：“之所以有记忆之场，是因为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
这么说也许显得很抽象，举书中谈到的法国国庆节的国民意识演变就很好理解了：在历史上，围绕着是否应该有国庆节、国庆节应该定在哪一天、7月4日这一天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不同政治派别都将之视为思想斗争的关键，曾为之展开长期激烈的争论，以至于被戏谑地称为“新百年战争”，催生了许多重大的史学论战。因为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历史”仍是鲜活的，涉及到自身所属派别和利益集团的合法性，甚至决定着“此时此地”的政治活动。但到19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日之际，就像书中承认的，“我们今天经历的国庆节已经没有了历史和政治内涵”，那只是一个放气球的欢乐假日，当然也会有人提及那时被湮没的一些历史，然而人们却不会将之俨然看作现实问题来彼此激烈争论——正所谓“过往如异国”，那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过去，最好不要让它们来搅扰生者的世界。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注意到，澳大利亚土著对祖先的土地怀有极为深厚的情感，对他们来说，过去仍与现在并存，是“活着的过去”，对游客而言也许仅仅是一座荒山的所在，他们却会心潮澎湃、泪流满面，因为那是祖灵仍生活着的象征，是其自身存在和认同的根源。换言之，现实世界并不只是生者的，也属于死者，“历史”并没有隐退。实际上，这曾经是不同文化中的普遍现象，考古学家罗泰因而认为，战国时期随着世俗化精神的兴起，中国人的生死观起了微妙的变化，人们一方面敬奉祖先，另一面加固墓穴，希望死者安心呆在彼岸世界，不要再试图返回，这是一种强化分隔、敬而远之的态度。
这意味着“历史”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但也因此“脱敏”了，可以用任何方式加以评说和研究；与此同时，再没有唯一、客观的“历史真相”在那里，而成了一堆纷繁多元的“记忆”。在这样的时代，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成了众说纷纭的根本性争议，是历史记忆的核心。虽然一些历史学家仍将自己定位为裁决“发生了什么”和“记忆了什么”的权威，但事实上，历史学已无法像实证主义传统那样声称自身是科学了。流动的、易变形的、多元的集体记忆看起来已压倒了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和理性的历史记叙，无人能宣称自己具有道义上的权威，确定或重塑唯一的历史真相。因为就像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所说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历史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历史不仅复原了它的对象，更创造了它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复原，已难以宣称比普通当事人的记忆更准确了。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的导言中开篇就说“历史在加速”，因为到1980年代初，后工业时代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世俗精神高峰——如果说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时期标志着空间取向的文化击败了强调时间性的神学精神，那么现在轮到历史了。列维-斯特劳斯就曾在《野性的思维》中说过，萨特等许多哲学家都“把历史看作高于其它人文科学并形成了一种几乎神秘的历史概念”，但他强调，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选择、切割和划分，因为真正完全的历史将使他们陷于混乱”，因而历史注定是片面的，“历史绝不单是历史，而是‘为……的历史’”。相比起历史学的历时性特征，社会学、人类学这些社会科学则更多地是共时性的，在这一意义上，“记忆之场”也顺应了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
这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强调了历史的断裂性，也就是皮埃尔·诺拉在书中明白指出的：“过去对我们而言是个截然不同的他者，是一个已与我们永远割断联系的世界。我们的记忆正是通过展现与我们的距离之远才表达其真实性的——就像一刀切除的手术一样。”这种“记忆”是建立在距离感基础上的：“记忆不是回忆，而是身处现在，对过去的统筹布局和管理。因而也就是‘二手’的法国史。”如果说以前的人们对待历史就好像鱼之于海洋，身在其中而不必自知，那么现在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则更接近于海洋学家之于海洋：他是从外部对它进行研究。
也就是说，“记忆”其实是“后历史”，是将“历史”本身予以历史化、对象化的做法，它也由此成为历史学家处理的材料和客体。他引用法国史学家拉维斯的话说，“只有学问才能重构古老的法国，就像研究希腊和罗马那样”——这又是一个关键之处，因为在现代早期，正是因为西方人意识到了希腊、罗马这样的“古代”与“现代”有着明显的断裂和区分，对这些古代文明的现代研究才成为可能，而到了后现代时期，新的断裂已不再是“古今之争”，而成了“现代/后现代”之分。
这对历史学者而言并不是坏事，因为这唤醒了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一个完全沉醉于自身历史性意识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历史学家的”，这就像普通人尽管熟知母语，但如果没受过训练、学会将母语客体化分析比较，是不可能说清楚其语法结构的。皮埃尔·诺拉一再强调了这一点有多重要：“‘新’史学家和‘旧’史学家的区别不在于题材，而在于对待过去的根本态度，一个对过去的延续性深信不疑，另一个则确信过去存在彻底的断裂，并确信需要克服一些障碍才能取消它。”但值得补充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前人“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才有其必要，也更凸显出重要性，因为在传统连续性尚存的时代，那原本可以本能地感知，而现在却常常为人所忽视。
毫无疑问，这种历史观其实是建立在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基础上的。乔治·斯坦纳曾在《蓝胡子的城堡》中写道：“支配我们的那个过去，可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保存下来的真实的过去，而是我们对过去的映像。这些映像常常有如神话一般，具有严密的结构并经过了择取。过去的映像及象征性构建几乎如遗传信息一样，刻印在我们的骨子里。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是通过自身过去的图像和鲜活神话来映射本身。”这也许在不同时代都是如此，但现在的差别是：那个“过去”其实已经不再“支配我们”，那是残留、附着上一些特定器物上的“记忆”，并且可以任由不同的群体和个人进行解读。
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往往是支离破碎的历史，但也纷繁多元；它伴随着遗忘，这一点也许让很多人感到痛心，但与此同时又把人们从历史的重负中解放出来，也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纠缠，因为它的研究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具有现实政治的意义，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它对公众的价值也随之淡化了。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民族历史的弘扬开始转向对历史遗产的强调。现在备受推崇的“世界遗产”，最初是1977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评审的，但法国《费加罗报》的跟踪调查表明，1979年底时，只有12%的法国人知道“遗产”指民族艺术财富，一年后升至36%。这看起来似乎是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但这其实恰恰是因为这些文化遗产的消失，才开始促使人们萌生保护它的念头，这就好比乡下的土灶、农具、民俗，以前随处皆是，谁都熟视无睹，不当回事，只有当乡村生活方式逐渐消亡，残存下来的这些器物才会受到有意识的珍视，被送进博物馆珍藏保留。也是在这一基础上，周边的文创产业才有可能真正发展起来并被商品化。
在这一意义上才能理解书中所说的这句话：“所谓场所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曾在记忆深处体验到的深厚资源正在消失，现在它只能通过重构起来的历史学才能体验。一方面是历史研究有了决定性的深化，另一方面是一种被强化的遗产的出现。”当所有的传统、文物、历史都被“遗产化”的时候，这难免会使人对其产生距离感，但也因此可以更平等地对待他们，人们不再那么注重站在现实政治的立场上去轻易判断前人，而更在意理解其传达出的意涵。
对中国来说，情况也许比法国所遇到的更为复杂。如果说法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后现代时期，召唤出全新的历史感，那么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则是不同的历史观并存：一方面，人们仍从“以史为鉴”出发，将历史视为现实行动的指南，因而中国人之所以喜欢读历史，其实往往是出于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至少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判，已渐渐摆脱了现实的纠缠，而随着现代化的无情推进，对残存的“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也日渐加深。这是一个没有完全断裂、缺乏分化的历史意识，这样一个中国式的“记忆之场”将会如何演变？这恐怕是我们需要面临的大问题。
*已刊2020-08-01《第一财经日报》，标题改为《法国人的“新百年战争”：国庆节应该定在哪一天？》，现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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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9：皮埃尔·诺拉对民调的分析：同页脚注说的是让-皮埃尔·里乌
p.554：“我知道，至少对于我来说，普鲁斯特的作品是一本参考之作、科学通论和整个文学宇宙的曼陀罗。”按，应作“曼荼罗”
《记忆之场》读后感(四)：丁毅超︱法国人的记忆之场
谈起法国，大家首先会想起什么？是1789年那场无法绕过的大革命，是奇迹般的圣女贞德，亦或者是耸立在巴黎大地上的埃菲尔铁塔？无论我们想到些什么，这些事件或者事物已然成了法兰西的诸多象征之一。人们已经不再追究这些象征的过去，也不再怀疑这些象征是否可以代表法兰西。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但是这些真的如此理所当然么？任何对于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大革命严重撕裂了当时法国的各阶层。这种撕裂依稀可以体现在今日对大革命的两极化评价之中，埃菲尔铁塔亦是如此。它惊世骇俗的钢筋结构在当时受到了艺术界的猛烈抨击。因此，这些极富争议性的象征是如何成为今日法兰西人的共同记忆成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对于皮埃尔·诺拉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更是令人着迷的话题。 由皮埃尔·诺拉所主编的《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为这一话题提供了某种独到的解读方式。本书的中文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版权问题，本书中文版仅获得十一篇论文的授权。南大出版社为了阅读方便，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即记忆与历史、记忆与象征、记忆与叙事。其中第一部分的理论构建皆为诺拉的论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则由不同作者从一些具体的象征出发进行历史回溯和构建。从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到环法自行车赛，再到普鲁斯特，本书在跨度广泛的同时，选取的角度也极为精巧。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阅读门槛并不低。没有足够积累的读者会存在某种阅读困难症。这尤其体现在本书第一部分之中。 记忆与历史与记忆之场 阅读本书的人，很有可能被本书的标题所吸引。“记忆之场”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是一种优雅且深刻的比喻，亦或者是诺拉对于历史哲学的某种绝妙思考？对于急于需求答案的人，却看到诺拉留下了这样一段充满辩证法晦涩气息的文字：“记忆之场属于两个王国，这既是其意义所在，也是其复杂性所在：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 诺拉对于记忆之场自相矛盾的描述与他对于记忆和历史两者的理解密不可分。在诺拉的语境中，记忆和历史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在民族的时代，记忆和历史曾经是合为一体的。这最为集中体现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具有教化与指导民族的责任；民族认同则需要通过阐释过去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只有通过强大而又统一的集体记忆才能达成。用诺拉自己的话说，“历史是神圣的，因为民族是神圣的。正是由于民族，我们的记忆才能立足于神圣的殿堂之中”。 这种和谐一致建立在过去与现在尚未割裂的基础之上。在那个时代，过去尚未成为一种全然陌生和异质的事物，人们可以通过回忆将其复活。今日的过去与现在则成了难以相融的部分。与过去明确的断裂，导致了民族时代的消散。民族的瓦解丧失了对于统一的集体记忆的需求，历史也丧失了传承民族价值观的使命。根植于记忆和历史本性中的紧张对立展现在人们面前。“历史的真正使命是摧毁记忆，排斥记忆。……一个完全在历史影响下生活的社会，已不再是传统社会，它不认识记忆赖以植根的场域。” 换而言之，今日之我们正处于断裂的交汇点之中。我们已然意识到与过去的割裂，传统记忆令我们如此陌生，陌生到我们难以通过回忆复活过去；但另一方面它还没有如此陌生，以至于我们依旧可以唤起足够多的记忆。在这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我们产生了对于记忆的具体化身的需求。于是，记忆之场诞生了。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记忆之场成为记忆与历史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人们不可能满足于单纯的记忆，如果是那样的话，简单的回忆录足够承担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在已经不存在记忆的环境中寻求的记忆之场必然是某种生与死的莫比乌斯环。它存在的根本理由是“让事件停滞，是暂时停止遗忘，是让事物的状态固定下来，让死者不朽，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将意义的最大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中”。今日世界对于记忆的渴望唤起了关于纪念的意识和对于档案的渴望。 绕不开的法国大革命 今日法兰西所拥有的记忆之场无疑如漫天繁星。本书第二、第三部分的作者也从各自独具匠心的角度，解释了例如环法自行车赛和普鲁斯特如何成为共同的记忆之场的问题。安东尼·孔帕尼翁在谈到普鲁斯特的时候富有幽默感地写道，“一位伟大的作家未必是我们惯常阅读的作家”。甚至没有多少法国人完整地阅读过《追忆似水年华》。但这丝毫不妨碍这位昔日有着犹太血统和性取向问题的边缘文化人士成为今日法国人的记忆之场。 多如繁星的记忆之场中，的确有相对重要和不那么重要的部分。毕竟，很少人会认为环法自行车赛比法国大革命更为重要。本书的内容也显露出一些端倪。在第二、第三部分中，7月14日、《马赛曲》和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记忆之场都与法国大革命直接相关。关于贞德和拉维斯《法国史》的讨论也与大革命间接相关。谈论法国人的记忆之场，大革命是无法绕过的部分。它本身就是法国历史断裂的重要一环。
贞德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指出，在今日的法兰西，7月14日已经成了单纯的纪念性节日，它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明确的争议性。然而在一百多年前，即便法国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法国人对于7月14日的理解还存在高度的撕裂。甚至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像左派所描述的如此美好。或者更确切地说，巴士底狱遭受到了一种彻底污名化的待遇。这种缺陷使得法兰西右派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对7月14日作为国庆日的提案进行了激烈回应。 当然，这些右派对于史实的尊重程度与左派没有明显的区别。双方看重的是解读，是如何霸占对于历史的解释权，而不是历史真相。这种对于形象的争夺也体现在对贞德的理解上。贞德成了法兰西的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象征。每一方都利用被截取的故事片段将贞德据为己有。用本文作者米歇尔·维诺克的话来说，“整个洛林姑娘是统一和可分离的”。更为赤裸裸的是，一旦叙述不再适应需求，各派就会理所当然地采用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论述。 无论如何，在第三共和国时期，7月14日与《马赛曲》与自由平等博爱的争议性都比大革命时期有所削弱。尤其是在拿破仑三世色当惨败之后，新生的共和国需要努力调解内部矛盾，并将矛头指向普鲁士。这种对于民族性的强烈需求，强烈渴望统一的记忆。对于当时的主流政治家而言，通过和解构建法兰西民族记忆远比继续撕裂大革命所产生的伤口更为重要。通过成功的修正和减少争议性，这些曾经具有强烈争议性的象征逐渐成为法兰西人共同的记忆之场。在一战和二战的反复强化中，“关于整个大革命，特别是7月14日的记忆已经完全成为民族记忆的组成部分，这些记忆超越了那些导致法国人分裂的政治分歧”。 君主-民族-复数的法兰西 严格意义而言，即便不通过记忆之场这一理论，我们依旧可以发现法兰西历史记忆的某种趋向变化。记忆之场似乎成为一种纯粹的理论偏好和智力游戏。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哲学侧的诺拉身上，而在历史学侧的诺拉身上。 按照诺拉的理解，过去的法国历史学家在构建法兰西史皆假设存在一个被称之为有机整体的法兰西实体。凭借各种决定论，他们将法兰西历史描述为一个统一而延续的整体。“历史学家们都是用实际发生的过去来解释现在，重新建立历史连贯的脉络，甚至对于干扰级别和意义截然不同的层次来说也是如此。”作为历史学家，诺拉认为这类撰写法国史的方式所描述的现实是真实的，但却是封闭的。法兰西历史被封闭在某种决定论的象征之中，丧失了自己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或者用某种更为通俗的话来说，这种叙述方式只描述了法兰西的一个侧面，一种视角，一类态度。所以有必要超脱过去史学的叙事模式，构建一种关于法兰西历史整体性的元叙述。 这也是为何诺拉需要记忆之场的真正原因。他宣称“要通过‘场所’的技术，避开那个所有民族史迄今都无法逃离的怪圈，即永恒地用民族解释民族，用法兰西解释法兰西”。为了摆脱决定论的影响，《记忆之场》关注的不再是决定论，而是决定论产生的效果，“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们在时间中的构建，它们意义的消弭与再现”。法国历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君主、民族、复数的法兰西。 君主的时代是对于法兰西共同记忆的最早构建，是法兰西人何为法兰西人的最早追溯。雨果·卡佩成了构建的原点。在此之前的加洛林王朝并不是独特的法兰西记忆。雨果·卡佩所建立的法兰西卡佩王朝则成为一种独属于法兰西的记忆遗产。在整个君主时代，法兰西的王实际上是由卡佩家族的后代和旁系所垄断。这种几乎没有间断的传续构成了对于君主时代的法兰西延续性。 大革命摧毁了这种延续性，造成了法国历史的第一次断裂。不过，大革命在摧毁过去的同时，建立了一种新的延续性，也就是民族。法兰西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历史学家在意识到大革命断裂的同时，努力试图调和两个法国之间的对立，构建一种以民族为基础的法兰西延续性。诺拉认为拉维斯的《法国史》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代表。“整个19世纪人们都在努力地诉说大革命的创伤，而德国带来了一个冲击性元素，它决定性地改变了民族身份的合理边界。最根本的创伤从原则上看不再产生于国内，而产生于国外。不再是遭谴责的旧制度于被接受的现代法国之间的内部矛盾，而是一个在自然起源基础上建立的民族于一个人为的、暴力同意的民族之间的外部矛盾。”正是在这一时代，大革命的许多象征成为法兰西人共同的记忆之场，并达成了与君主时代的某种谅解。
法国大革命 攻占巴士底狱复数的法兰西代表了法兰西历史的新转变。诺拉认为其编写《记忆之场》的时候，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处于关键的转变之中。这与某种现代性的原子化生活密切相关，也与当代法国政治地位的衰败密切相关。随着二战之后，法兰西逐渐衰弱为中等强国，法兰西民族的特殊性开始消散，成为一般的民主制国家。在原子化的现代世界中，也不再存在统一的民族记忆，存在的只是复数的法兰西。每一方都试图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记忆之场，寻求自身起源的神圣性。“20世纪最重要的两种政治现象，即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代表了一个民族-革命的法国的最高峰，同时也是其‘天鹅的绝唱’。” 不过复数的法兰西依旧保有法兰西的延续性。民族的情绪并非消失，只是改变了自身的等级和表达方式。“高处是欧洲、西方世界、民族国家，低处是诸如地区、家庭、故乡等地区性现实。”法兰西的历史实现了普遍与特殊，集体与个体的统一。对于今日的法国历史学家而言，他们需要证明这一新的断裂的合理性，证明断裂之下法兰西历史从未中断的一致性。或者用诺拉极为诗意的表达，“它以同一种激情、同一种步调，将这些记忆之场变成了我的法兰西，每个人的法兰西，所有人的法兰西”。
余论 诺拉对于法国历史延续性的想象带有强烈的形上学色彩。他利用记忆之场，试图避免过去法国史中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决定论。然而，诺拉所建立的这种叙述法国历史的元结构是否也是某种决定论呢。当他认为存在法国历史的延续性，并且将复数的法兰西视为完整法兰西历史的可能性时，他已经踏入到决定论的领域。 更为关键的是，诺拉的历史建构必须与现实相拟合。诺拉试图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躁动归之于关键转折期所产生的摩擦。“当另一种聚合的方式登上舞台，当某个形象最终确定时，寻求坐标系、探寻场所的需求就会消失。……记忆的暴政指挥持续一个时代——但恰好时我们的时代。” 记忆之场的时代又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我们却发现人们对于身份的焦虑丝毫没有削弱，反而步入极端。复数的法兰西根本没有出现预期的和谐。这不但是诺拉所担忧的“远古时代的恶魔”，更是一种彻底的共识破碎。对于法兰西的民主共识正在被各方撕裂，所谓的共和国遗产也日益丧失它的魅力。诺拉曾经所描述的各派对于法兰西民主原则的赞同也在衰弱和动摇。在欧洲层面，摇摇欲坠的欧盟似乎也显示民族的时代还远没有结束。这就令我们不得不怀疑，复数的法兰西究竟是一个短命的时代，还是一个不可能降临的时代。 不过，诺拉的构建的确很好展现出战后法国人的心态。法兰西已经不再如此伟大，但是法兰西人骄傲地认为自己的遗产已经融入到某种西方价值观之中，继续影响着世界。这是对于辉煌过去的沉湎，对于现在的焦虑和妥协，对于不可捉摸的未来的渺小期望；是法兰西面对自身和欧洲衰弱的无奈和自傲。
《记忆之场》读后感(五)：要不要拆掉埃菲尔铁塔？这曾是个问题。
这座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而建的“通天高塔”甫一落成，就贴上了足以搅动舆论的所有标签：共和主义、金属材质、法国大革命的纪念以及工程师技艺的赞歌。然而，仅仅是在10年之后，它便成为各种批评与攻击的对象，具备了各种外号：“声名卓著的巴别塔”（讽刺意）、“不安的巨型长颈鹿”“没有实际用途的美人”…… 这个“新世界的钢铁缪斯”已然成为“每个人心目中”，“备受青睐的巴黎的标志，巴黎备受青睐的标志”（柯布西耶语）。然而在它的生命之初——如果我们承认它有生命的话——它是如何逃过被拆除的命运的？新世界的钢铁缪斯
亨利·卢瓦雷特
张鑫 黄艳红译黄荭校
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几乎给埃菲尔铁塔以致命一击，11年前大受欢迎的成功早已模糊成淡薄的记忆，而相反，批评声浪却从未平息。1894年，在讨论筹建世博会新展馆的过程中，铁塔的命运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世博会高层筹委会在第一次会议中罔顾保障埃菲尔20年经营收益权的协约，决定竞标建筑师可以在设计草图中拆除或者改造埃菲尔铁塔。
马斯卡尔作为少数不满这一决策的声音，在1894年7月20日的《辩论报》上撰文反对毁坏铁塔的行径，并讥诮 “改造”的主意——“毫无疑问，铁塔不可能被加长，那么唯一可行的改造就是削短铁塔，而后留下一个毫无意义的硕大座墩”。
铁塔建造过程与此同时，竞标者们则要竭力证明马斯卡尔观点的错误，纷纷在创造性上各出奇招以赋予埃菲尔铁塔全新的外观。事实上，C．洛赞早在提出将铁塔变身成为大瀑布之前就已指出：“埃菲尔铁塔作为1889年世博会的出彩之处（高潮），很有可能在1900年成为丑陋的赘疣。”然而，正如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的设计图所展示的那样，在大多数改造者笔下铁塔所经受的不过是一番拙劣的侮辱：要么屈从流俗的品味，两侧安置四座花叶边饰支撑小塔，要么撑起一只硕大的时钟，改头换面化身钟楼，要么饰以过于繁复的花环、王旗、雕塑甚至阳台和拱廊。这些提案的平庸甚至不合时宜、埃菲尔本人的坚持、曾经签订的协议以及预算的限制暂时保住了埃菲尔铁塔。
1897年12月2日，政府与埃菲尔事务所签订协议，将铁塔纳入1900年世博会，改造工作仅限于以电灯泡取代煤气喷嘴使铁塔照亮巴黎的夜晚。然而，尽管有了这一提高效益的新设计，公众却并不买账：1900年，只有1172281位参观者登上铁塔，相较1889年减少了51%。
在这样一届“大肆扭曲自然与逻辑”的博览会中，巴黎四处大兴土木，这些建筑物——大皇宫、奥赛火车站——无一不把金属材料悉心掩藏于建筑外观之下，埃菲尔铁塔由此显得格格不入；它过时了。几年之后，当铁塔存毁问题重新引起争议时，它仅仅是因为实际但却有限的科学效用而勉强留存下来。
乔治·修拉——点彩铁塔事实上，正是出于对铁塔命运的担忧，埃菲尔自1889年起便通过机智的宣讲将其科学效用推广至光学、传播学、气象学乃至空气动力学等各个领域的实验。1903年，法国科学促进会不得不起草一份言辞激烈的《反对拆毁埃菲尔铁塔请愿书》；巴黎土木工程师协会紧随其后，同声出气。在特许经营权续签问题提上日程之际，法兰西学院院士、夏尔·加尼耶的弟子、官方建筑师让路易·帕斯卡尔向塞纳省省长呈交的报告明确强调了，尽管结论看好，但意见上的分歧仍然存在：
无论如何，面对身为世上独一无二的建筑杰作的重要性，对历久弥新的建筑难题科学而实用的解答，游客们惊叹于300米高空鸟瞰巴黎的全景图而历久不衰的好奇心，还有，对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科学研究的特殊适用性，尤其是针对气象观测——任何其他建筑都无法提供相应对策，我们真的要把这一切都牺牲于严苛的审美标准吗？尽管铁塔显然更适合伫立于顶峰而非谷地，尽管它的美丽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我们真的要斥巨资而于事无补地拆除这座宏伟的建筑吗？……假如它不存在，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在这个地方建一个铁塔，别的地方大概也不会，但它已经存在了。全世界都看到，我们总是在摧毁具有连续性的事物，并把这视为一个颇感惊诧的问题，难道你们不想以保留铁塔来让世人惊诧一下吗？
几番激烈的争论过后，保留派胜利了。埃菲尔铁塔最终得救了，但此举并未让世人惊诧，此后也没有人想去吹嘘其“代数美感”，埃菲尔本人也不敢贸然这样做了，他已经是个疲倦的外交官。人们的说法很明确：“既然它在那里，就让它待着吧。”1889年世界博览会的“华彩篇章”，“工程师技艺的辉煌成就”，如今只是个吸引外省过路客的乏味景点，若干科学试验的庞大但不值一哂的支撑物。
1910年12月19日，亨利·拉夫当在《高卢人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庆贺铁塔从此可以永久保留，他一口气列举了各种古老的、让人难受的比喻：“巴黎的避雷针”“风弦琴”“大洪水之前的怪兽的骨架”“单枝犹太大烛台”“庞大底座上的望远镜”。但随后像1889年的大部分的艺术家、他之后的众多学术院人士——安德烈·莫洛亚、保罗·兰多夫斯基、莫里斯·热纳瓦、朱利安·格林——那样，猛烈抨击它“可怕的、野蛮的、强烈的……咄咄逼人的”丑陋，“前所未有的专横”，它是“全速爬上这座城市的皮拉内西的凉亭”，它“占据了整个天空”，是一场“拙劣的表演”。
但是，在建造20年之后，拉夫当特别强调，这座铁塔引发的叛乱力量原封未动，它像“战神广场上的哨兵立在革命的疏松土壤上”。虽然人们对铁塔在科学上的用途有些安慰性的言论，但丝毫不应该忘记，它是1789年的女儿，“不是受很好的精神激发的”。虽然人们可以指望这个“飞行物标杆”为无线电报提供服务，但是，这个伪装成美丽的电力仙女的铁塔，首先是“工会运动的大教堂、骚乱的纪念柱、罢工的圣母院”：“在我眼里，它的螺母和螺栓就像是一颗颗子弹，像骚乱中的火枪一样随时会发射，你们不要怀疑，大骚乱的那一天，人们肯定会本能地爬上埃菲尔铁塔，把屠杀的红旗和无政府主义的黑抹布插到它顶上。”
虽然在最后时刻被挽救了回来，但铁塔处境凄凉——1901—1914年之间，每年造访它的游客只有15—25万，其支持者几乎完全是经常在塔上进行无线电报试验的工程师和军人。这些试验是铁塔得以拯救的原因之一：试验开始于1898年，1908年被确认具有军事价值，并于1915年首次证明可以进行跨洋联络。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刚刚诞生的无线电尤其被用于指引巡视巴黎的飞机和截取敌方信息。
于是，埃菲尔铁塔不再是叛乱者的形象，它成了卫兵，它的顶端发出的间断性或连续性的信号被马塞尔·普鲁斯特称为“友好的警示”；它是德军部队的“电报搜集者”，是“马恩河战役不知名的功臣”——1917年的《费加罗报》这样称呼它。作为1914年的战士、1940年的抵抗者，它不再是“亵渎者”，不再是“大革命的女儿”，不再是亨利·拉夫当所称的骚乱的大教堂。此后它意味着各种痛苦和欢乐，1937年的世界博览会期间，它焕发出蓝白红三色；巴黎解放时，为迎接美国部队，它又殷勤地变成了一个军人狂欢所；到1989年，它仅限于庆祝自己的百岁诞辰，从此跟大革命拉开了距离，尽管最初它被认为是纪念这场革命的。
在钢筋混凝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这座钢铁建筑代表的丰功伟绩从形态和技术上说可能有些过时了，但它越过了创造它的那个时代，被视为工业时代的杰作，既是当初庆贺它的人们的同代者，也是此后它的再造者的同代人，如阿波利奈尔，罗贝尔·德洛奈和勒内·克莱尔。
经过几个人的改造，这个“艺术上彻头彻尾的荒谬作品”变成了地道的现代艺术品，如弗洛朗·费尔斯1928年就称之为“新时代的终极象征”。拉夫当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已经懂得，埃菲尔铁塔述说的“不是美，而是工业”，它认可的只有“工厂的沉思和金属的谵妄”。它所代表的世界，不是砖石建筑、庄重的奥斯曼式大楼、美术馆、细心装点着各种花饰的市政府和政府大楼的世界，“这座庞然大物让人想起的只有火车站、码头、交易所、货栈或鱼市”。
不过，对于那些“厌倦了古代世界”，“在希腊罗马古典风格中活得腻味了”的人来说，这种为学院派所鄙视的频频造访，反倒是喜欢铁塔的理由。罗贝尔·德洛奈“从各个角度观察、思考和赞赏”这个“新世界的钢铁缪斯”。从1909年以后，德洛奈在其一系列的油画中突出这座建筑的永不枯竭的力度，自它25年前矗立在巴黎的土地上以来，其周围干涩阴沉的房子就不断消失；德洛奈画中的铁塔呈红、黄、橙、绿等各种颜色，它总把巴黎的灰色小房子推向远方，就像参孙推倒圣殿柱一样。
德洛奈描绘的红塔(即埃菲尔铁塔)及周围建筑。对于铁塔的新赞叹者来说，这个“没有实际用途的美人”配得上各种假惺惺的比喻：照管一大群铁桥的“牧羊女”、“天空探测器”、“不安的巨型长颈鹿”、“世界的鸟笼”、“波涛汹涌的大钟楼”，在阿拉贡看来，它“分开的两条铁腿之间……分明揭示这是个女性，几乎没有人怀疑” ，正如罗贝尔·德洛奈指出的，埃菲尔铁塔激发“新的向往”，它将“桥梁、房屋、男人、女人、玩具、眼睛、书籍、纽约、柏林、莫斯科”联系在一起。两次大战期间，这座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工业化铁塔，比任何其他标志性建筑都更能表现“机械主义的灵魂”。在勒内·克莱尔的作品《沉睡的巴黎》中，我们再次看到铁塔展现其金属骨架和电梯轮系，而在热尔梅娜·克鲁尔那里，埃菲尔铁塔去除了“大梁、工字梁和铆钉”，像一个“无与伦比”的诗人一样谱出了“韵文、词句和韵律”。过去那个腐朽、挫败和地位不明的铁塔，现在已成功变身为现代性的影像。
看到“无线电的蓝色毛发”每夜都在发光，人们知道埃菲尔铁塔是有用的，也认为它很友善。它为雪铁龙公司变身为巨型三明治——为期11年，被特里斯坦·贝尔纳称为“雪铁龙寡妇”。它见证了民众示威、选美大赛、各种表演仪式，还接纳了四百个自杀者——“埃菲尔铁塔已经有2500万个恋人，其中有些为它悲惨地死去”，1953年6月4日的《星期六晚报》这样说。
它已经完全没有经常困扰一个象征物的死寂和僵硬感，而是具有自己的性格特征，它想“漫步”，想“并着双足越过塞纳河”，因为“小巷子里有欢乐和阳光”（夏尔·特雷内，1938），或者说，它是个有点左倾的大姑娘，尽管解放时它向那位身材魁梧的戴高乐致敬说：“我的伟人！”这就是我们在这座铁塔里庆祝的全部内容，它无所不在，但一直在演变，它能够紧跟一个世纪的记忆，无论事件的大小，无论是作为一曲歌谣、一首诗歌，还是一个绘画题材，至于这个题材是用来表现低劣品味的小玩意儿，还是用来表现战争和庆祝仪式，其实都无关紧要。
《记忆之场》读后感(六)：孙江丨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
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历史在加速）。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其主编的《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导言中劈头如是说。基于这种当下的紧张感，从1980年代中叶开始，诺拉动员120位作者，穷十年之功，编纂出版了由135篇论文组成的3部7卷、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著。与以往强调对过去发生之事进行考索的历史研究不同，与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心性史”研究亦径庭有别，这部巨著乃是要在文化—社会史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
壹
1931年11月17日，诺拉出生于巴黎一个外科医生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下，作为犹太裔法国人，诺拉家族经历了抵抗运动的惊险。战后，诺拉进入路易勒格朗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读书，最后在索邦大学（La Sorbonne）取得大学学位。1958年，诺拉赴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Lycée Lamoricière学校任教，1960年返回法国，翌年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书，批判作为“殖民者”的法国人与作为“内地人”（Métropole）的法国人之不同，该书经常被作为学术著作来引用，其实它只是诺拉个人的观察记录，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历史学著作。
1965-1977年，诺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谋得教职。这期间的诺拉，与其说是教授，不如说是编辑；与其说是学者，毋宁说是记者。1964年，他在Julliard出版社创办“档案丛书”。1965年成为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编辑，先后创办“人文科学丛书”、“证言丛书”、“历史学丛书”等。1980年，又与哲学家戈谢（Marcel Gauchet）创办《论争》（Le Débat）杂志，引领法国知识界的前沿话题。在诺拉主编的丛书中，收录了“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的著作。1974年，热衷于讨论历史研究方法的诺拉与勒高夫合作主编三卷本《创作历史》（Faire de l'histoire）。上述学术组织活动为其日后延揽120名作者进行“记忆之场”研究构筑了必不可少的人脉关系。
转机来临。1978年诺拉在堪称“年鉴学派”大本营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讨论课。其时，法国历史学界正经历回归政治史研究、重新评价叙事史的新趋势。2002年，诺拉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其主编的《重新思考法国》第一卷导言中，直言1960-1970年代“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史学是对“事件史的十字军” ，而1970年代兴起的“心性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不过是那种“科学的”数量统计方法的延伸，量的统计未必反映质的变化。诺拉呼吁关注被历史学者忘却的当下的“历史”——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是诺拉生造的词汇，由场所（lieux）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叶兹（Frances Amelia Yates）在《记忆术》一书中曾谈及拉丁语中的loci memoriae。loci是locus的复数，有场所、位置及身份等意思。显然，诺拉的“记忆之场”要比该词的原始意义宽泛得多。1984年《记忆之场》第一部“共和国”（la république）一卷出版，该卷从第三共和国开始，分象征、纪念物、教育、纪念仪式和对抗的记忆等五个主题，选择的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场所和事例。1986年第二部“民族”（la nation）三卷出版。第一卷“遗产、历史叙述、风景”（héritage, historiographie, paysages）偏重于“非物质性”内容；第二卷着力于物质层面——“领土、国家、文化遗产”（le territoire, l'état. le patrimoine），既有国境、六角形象征，也有凡尔赛宫等记忆装置，还有历史遗产及其保护运动等；第三卷“光荣·言语”（la gloire. les mots）与理念有关，分别考察了军事上的荣耀和市民荣誉、言语与文学、以及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事物。1992年第三部“复数的法兰西”（les France）三卷出版。在第三部，“记忆之场”概念有所扩大。第一卷“对立与分有”（conflits et partages），围绕政治独立、宗教少数群体、空间和时间的分割（海岸线、巴黎与地方、中央与周边等）而展开；第二卷“传统”（traditions）包括反映“法国传统”的钟楼、宫廷、官僚、职业和《法语史》等，还有地方性文化、法兰西个性等；第三卷“从古文书到象征”（de l'archive à l'embléme），涉及书写、名胜和认同等。
《记忆之场》是关于记忆叙事的百货店，既有旁征博引的长篇论文，也有寥寥数页的随笔；既有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勒高夫、拉杜里、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名家，更多的是不知名的作者。1996-1998年，在诺拉本人的参与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从原著中精选44篇，编为3大册，以英译名Realms of Memory出版。2002年，日本岩波书店选取其中31篇，编译为三册出版。其间，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也先后出版了不同节译，而仿照《记忆之场》的各种研究更是不断出现。在历史学发达、名家林立的法国，尚未出版过一本专著的诺拉一跃而为众目所瞩。1993年，《记忆之场》获得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同年《罗贝尔法语大辞典》（de Grand dictionnaire Robert de la langue française）收入Lieux de mémoire。2001年6月7日，诺拉被选为仅有40名定员的法国Académie française会员（列第27位）。《记忆之场》一书成为诺拉本人的“记忆之场”。
2009年，我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主持跨学科研究计划“南京：现代中国记忆之场”时，即已着手《记忆之场》的翻译。一如美国和日本的译本各取所需，我们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选取了其中29篇论文和版权方伽利玛出版社交涉，很快得到善意的回复。诺拉本人也很高兴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记忆之场》引起的关注。翻译是件苦差事，“所有的翻译，在与原作的意义层面的关系都是片断”。我决定一边交涉版权，一边组织译者分头翻译。半年后，伽利玛出版社突然来函，先是质疑译者水平，继而又质疑我们计划的可行性，结果我们只得到11篇论文的授权，其间的故事和曲折，业已成为我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之场”。不谈。我们将本书收录的11篇论文分为三组：“记忆与纪念”、“记忆与象征”和“记忆与叙事”。如此划分完全出于阅读之便。“记忆与象征”收录《七月十四日》、《马赛曲》、《埃菲尔铁塔》和《环法自行车赛》；“记忆与叙事”收录《自由·平等·博爱》、《贞德》、《拉维斯<法国史>》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寻》；“记忆与纪念”收录主编诺拉所写的导言或结语，《在记忆与历史之间》（1984年）系第一部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史》（1992年）为第三部第一卷导言，《纪念的时代》（1992年）附于第三部第三卷末，相当于全书的结语。鉴于在第二部三卷中，诺拉只留下一篇简短的《民族与记忆》的结语性文字，这三篇文章应该是理解编者意图的最重要的文字。
贰
今日无事。
1789年7月14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VI）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这天夜里巴士底狱发生的暴动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将其送上了断头台。“伟大的日子唤起伟大的记忆。对某些时刻而言，光辉的记忆理所当然”（Victor Hugo）。1880年，7月14日被确立为法国国庆日。吊诡的是，巴士底狱并非被攻陷，狱中关押的仅七名犯人亦未受到一般意义上的虐待。在《七月十四日》一文中，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Christian Amalyi)爬梳了7月14日如何从右派眼中的“狂暴之日”到全法国人的“庆典之日”的过程，恰如作者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已不再被视为决定性、关键性的记忆，我们今天经历的国庆节已经没有了历史和政治内涵”。
1792年4月20日，革命的法国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宣战，4月25日到26日之间，工兵上尉约瑟夫·卢日·德里尔（Rouget de Lisle）在斯特拉斯堡谱写了一曲激励战士的《莱茵军团战歌》，这就是1879年2月14日被定为法国国歌的《马赛曲》。和7月14日一样，关于马赛曲的争议亦从未停止，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马赛曲》考察了围绕马赛曲的政治博弈史，最后他发问道：“今天谁还记得、谁还能唱起过去在学校里学会的那三段歌词中的第一段——且不要说全部三段了”。
围绕7月14日和马赛曲的政治博弈和政治和解似乎应验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对“纪念历史”的断语：“纪念的历史永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它将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它将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其目的就是不讲原因，只讲结果——即，作为效仿的榜样，‘纪念的历史’尽量远离原因”。相比之下，埃菲尔铁塔和环法自行车赛就没有那么多的历史纠结。1889年，正当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巴黎竖起了为迎接博览会而建的高达300米的埃菲尔铁塔。这座让附近的巴黎圣母院钟楼黯然失色的铁塔，在虔敬的教权主义者眼中是“渎神”的象征，而共和主义者则赋予铁塔复仇的意蕴，念念不忘“普法战争”败北屈辱的德莱扬（A. Delayen）有诗道：“屈服吧，德国佬/看看这举世无双的奇迹”。铁塔建成20年后，承包人埃菲尔收回经济效益，将铁塔所有权交付给巴黎市政府，但他的名字和铁塔一起成为巴黎的标志。亨利·卢瓦雷特（Henri Loyrette）的《埃菲尔铁塔》让读者认识了埃菲尔铁塔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角色。
1903年7月的一个晚上，《汽车报》(L’Auto)主编德格朗热(Desgrange)为了与其他体育报一争高下，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想出了举办环法自行车赛——“一个完全裹着法国的环”。这项普通的体育运动后来演变为法国人生活中的重要节日，成为“国家的财产”、“民族遗产”。乔治·维伽雷罗(Georges Vigarello) 的《环法自行车赛》以百年为经，探讨了环法记忆如何变成一种国家制度，并最后成为每个时代法国人的记忆之场的。了解法国史的读者知道，宣称“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很少居住在巴黎，而是经年累月地巡行于各地，宣示统治的有效性。让路易十四黯然的是，德格朗热创造的环法自行车赛仅用“游戏”即整合了国家，把国土空间（espace-nation）搬上舞台，把领土当作布景，展示了从一个乡土的法兰西到旅游胜地的法兰西，从意志主义教育到消费主义教育的转化。
上述记忆之场均源于一个偶发事件，事后被分别赋予了社会政治意义。对历史客观性持怀疑态度的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康德与席勒》（Kant and Schiller）一文中写道，历史没有所谓进步与倒退之分，应该将历史视为一个事件（event）、一次出现（occurrence），“只有当权力（power）和战斗（battle）等词语出现时才会有历史。在那个瞬间，因为发生（happen）各种事情，于是有了出现，有了事件。因此，历史不是时间的概念，与时间毫无关系，仅仅是从认识言语中突然出现的权力语言”。如果把这里的认识语言置换为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所说的社会政治事件的“痕迹”的话，似乎可以有保留的加以接受。不是吗？虽然事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所知晓的东西，从事件的因果链中无法说明事件的本质，但通过对事件留下的“痕迹”的爬梳依然可以辨析其语义学（semantik）价值。拉维斯的《法国史》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分别搜集事件“痕迹”，建构起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心目中的法兰西的“历史”。
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催生了欧洲大陆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形成，而民族—国家的诞生又催生了以“民族史学”为旨归的近代历史学的诞生。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史学”为民族史学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工具。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既互相敌视，又相互学习的邻邦。19世纪60年代，后来成为法国史学泰斗的拉维斯（Ernest Lavisse）和莫诺（Gabriel Monod）都曾留学德国。可以说，如果没有兰克史学，很难想象会有拉维斯的《法国史》。《记忆之场》主编诺拉亲自执笔写作《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表面上似乎要解构拉维斯所建构的法国民族史，而从其将米什莱（Jules Michele）、拉维斯和布罗代尔法国史学三巨匠置于史学史谱系上加以比较可知，他意欲以“记忆之场”建构一个新法国史。因此，诺拉关心的不是拉维斯写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么写。拉维斯与其前辈米什莱关注民族国家的时间等级——法兰西起源不同，关心的是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空间等级——路易十四（Louis XIV）以来的法兰西轮廓，诺拉认为在卷帙浩繁的27卷《法国史》中只有《法兰西地理图景》和拉维斯执笔的两卷《路易十四》“代表了民族认同最强烈的时刻”。“拉维斯的27卷《法国史》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源源不断出现的法国史书，并成为记忆的场所，是因为其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和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结合在了一起。这27卷《法国史》就像一个大熔炉，其中两个真理短暂地交融在了一起。这两个真理在今天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然而在当时却是互相补充、不可分割的，那便是档案的普遍真理性以及民族的特殊真理性”。拉维斯“确立了法兰西鲜明的形象，并最终悬起一面明镜，在这面镜子中，法国不断地重新认识着自己”。
如果将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和拉维斯的《法国史》作比较，看似唐突，但并非没有道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中写道：“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确实，拉维斯以严谨的科学方法撰述法兰西民族历史，普鲁斯特以冷静的笔触刻画一个个法兰西人——上流休闲社会的历史，拉维斯的《法国史》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记业已定格在过去的时空中，而普罗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仍然活在当代法国人乃至其他国家读者的心中。在法国，上至共和国总统，下到一般国民，“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人人读到的都是自己的故事，只要有人想要写作，小说就有幸成为指引我们的北极星，或是使我们迷失的捕鸟镜”。现在，关于普鲁斯特的书籍已超过了2千本，普鲁斯特是如此有名，书可以不通读——很少有人通读！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 Compagnon)所写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寻》不妨一读，跟着作者优美的笔触，读者可以追寻法国历史上的似水年华。
过去不在，过去留下的痕迹却无处不在。“自由”、“平等”、“博爱”三字箴言作为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代名词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然而，正如莫娜·奥祖芙（Mona Ozouf）在《自由·平等·博爱》一文所指出的，“我们更注重其象征意义而非其内涵的价值”，在法国大革命的一百多年后，“只有通过对这三个疲乏术语的单调的诵唱，这句箴言才有机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生存下来”。在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是依次出现的，其中“博爱”出现最晚，1789年《人权宣言》没有，1791年宪法只隐晦提及。“自由”关乎人的价值，“平等”涉及社会规则，那么，“博爱”是什么呢？网球场宣誓和爱国教会所宣称的“博爱”不是一回事，前者源于共济会的兄弟之爱，后者强调来自上帝的馈赠。细究起来，在中文约定俗成的翻译里，“博爱”是个大误译。与汉语“博爱”相对应的英文philanthropy、法语philanthropie源于希腊语φίλάνθρωπος，这个词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φίλος——爱，另一个是άνθρωπος——人类，合起来即“人类爱”，而被翻译为汉语“博爱”的法文原文是fraternité，即英语fraternity，意为“友爱”、“兄弟爱”，其词根即拉丁文frater——兄弟。
博爱难，友爱也不易。在鲁昂遭受火刑的巫女（sorciére）——贞德（Jeanne d'Arc）折射了法国内部的分裂与和解。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女儿在完成从奥尔良的城墙下到兰斯大教堂的旅程后，成为“祖国的圣女”——天主教法国与共和主义法国的和解。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贞德》剖析了时空上的漫长和解旅程。贞德曾是时代的象征，在经历了被遗忘或被忽视的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后，有关她的记忆在19-20世纪重新活跃起来；贞德曾是地域差异化的象征，15世纪有关她的记忆仅止于地域、家族，虽然1429年法国国王加封贞德家族为贵族，赐姓杜里斯（du Lys）——象征法国王室的百合花。贞德曾是党派博弈的符号，在整个19世纪，有三种贞德记忆：天主教圣徒、爱国者和排他民族主义者。20世纪的政治家和各党派出于法国人的团结以及作为团结之对立面的党派主张之目的利用贞德。
叁
上述论文是《记忆之场》135篇论文中的9个片断，要了解主编诺拉是如何统摄这些片断的，读读他写的长篇导言和结语无疑是有益的。
导言《在记忆与历史之间》不好读，诺拉使用了很多带有感情色彩的修辞，将其关于记忆之场的思考包藏其中。如在第一段末尾，“人们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On ne parle tant de mémoire que parce qu'il n'y en a plus）诺拉到底要表达什么呢？通读整篇文章可知，诺拉如是说乃是与其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看法有关的。诺拉强调，在历史加速度消失的当下，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拉大，二者浑然一体的时代业已终结。对于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诺拉有多种表述：“这里所说的记忆，是所谓原始而古旧的社会记忆，它表现为一种模式并带有秘密性质，历史则是我们这类社会从过去之中创造出来的，而我们的社会注定要走向遗忘，因为它们处于变迁之中”。historie在法语中意为经验过的历史和让这种历史变得可以理解的思想活动，诺拉用一组排比区分记忆和历史的关系：（1）记忆是鲜活的，由现实的群体承载；历史是对过去事物不完整的、成问题的重构。（2）记忆是当下的现象，是经验到的与现在的联系；历史则是对过去的再现。（3）记忆带有情感色彩，排斥与其自身不容之物；历史是世俗化的思想活动，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话语。（4）记忆把回忆置于神圣的殿堂中；历史则把回忆驱除出去，让一切去神圣化。（5）记忆与集体相连，既是集体的、多元的，又是个体的；历史属于所有人，具有普世理想。（6）记忆积淀在空间、行为、形象和器物等具象中，历史关注时间的连续性和事物间相互关系。（7）记忆是绝对的，历史只承认相对性。
诺拉把记忆视作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而历史是对过去的理性的、批判性的重构，二者是一种不可交合的对立关系。但是，他又自相矛盾地说：“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都不是记忆，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所称的记忆之焰，业已消融在历史的炉灶中。记忆的需要就是历史的需要”。为了证实上述分辨，诺拉认为在法国出现了两种历史运动，一种是史学史的兴盛，这是历史学者在通过对自身的反省驱逐记忆的纠缠，“历史”成为他所谓的上述历史。把记忆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这为“记忆之场”留下了讨论的空间：“另一场运动本质而言是历史运动，即记忆传统的终结”。伴随记忆传统的终结，记忆之场成为记忆残留物的场域，档案、三色旗、图书馆、辞书、博物馆，还有纪念仪式、节日、先贤祠、凯旋门以及《拉鲁斯辞典》和巴黎公社墙，均成为人们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切入点。
诺拉认为，记忆为历史所缠绕（la mémoire saisie par l'histoire），由此而出现作为记录的记忆、作为义务的记忆以及作为距离的记忆。在欧洲，档案有三大来源：大贵族世家、教会和国家，作为一种被记录的记忆，档案的价值曾为历史学家所追捧，虽然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但人们依旧热衷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口述调查的兴盛。在法国，有三百多个调查队致力于搜集“过去传达给我们的声音”。诺拉认为这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意向？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它是一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结果，和从档案中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对每个群体来说，向历史寻找记忆涉及自我身份认同，“记忆的责任来自每个历史学家自身”。历史学家已经放弃了朴素实证主义的文献学历史，专注于以往忽视的问题：历史—记忆一体化的终结催生了各种个体化的记忆，每个个体化的记忆都要求有自己的历史。诺拉认为，这种来自记忆责任的需求催生了记忆从历史学向心理学、从社会向个人、从传承性向主体性、从重复向回想的转移。这是一种新的记忆方式。从此记忆成为私人事务，它让每个人都感到有责任去回忆，从归属感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和秘密。
除去作为记录的记忆和作为义务的记忆外，还有第三种变形的作为距离的记忆，这体现在历史学家的写作中。诺拉指出，在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那里，历史学家认为通过回想可以复活过去，对于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裂痕，可以表述为“从前”和“以后”，这反映在历史解释中进步和衰退两大主题上。正是因为与历史的距离感，产生出祛除距离的要求，“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人”；正是这种距离感，在感知方式的转变下，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被其放弃的民族记忆中的常见之物：记忆之场。
那么，何谓记忆之场呢？诺拉认为它“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记忆之场的“场”一词有三种特征：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如，档案馆是实在的场，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因成为某种仪式中的对象也进入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堪称象征的极端例证。世代观念是抽象的记忆之场，其实在性存在于人口学中，功能性在于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象征性在于某个事件或经验只有某些人才有的标志性特征。在这三个层次上，记忆和历史交互影响，彼此决定。与历史存在所指对象不同，记忆之场在现实中没有所指对象，它只是个指向自身的符号，纯粹的符号。
本来，记忆有历史的和文学的之分，现在彼此边界模糊，伴随历史传奇的复兴，个性化文献的复兴，文学中历史剧的兴起，还有诺拉并不看好的口述史的成功，他宣称历史是失去深刻性时代的深邃所在，“记忆被置于历史的中心，这是文学之殇”。
《记忆之场》第一部问世后两年，1986年第二部三卷顺利出版。第二部接续第一部所预设的目标，因此，在结语处诺拉仅附上一篇短文《民族与记忆》。第三部三卷于1992年出版，距第二部三卷的出版晚了6年，这固然有写作和编辑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发生了令诺拉不得不深思的两个事件：一是长期对垒的东西“冷战”格局瓦解后，民族—国家模式遭遇了新的挑战，另一个是长期拒绝国家/民族叙事的法国史学内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名为“法国史”的著作，著名的“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在1986年出版了三卷本《法兰西的特性》。“记忆之场开始于与这些研究不同的前提，反映了一种不同的激进观点”。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既然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与过去保持连续的并由现实的集体所传承的历史，而不是对不在之事重构的历史，那么区分与后者的关系便是其所意欲达成的目标。但是，在第一部和第二部出版后，诺拉发现他所生造的“记忆之场”的暧昧性有碍区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第三部导言《如何书写法兰西史》中，诺拉再次谈到“记忆之场”的内涵，认为这个概念是狭隘的、限定的概念，集中于从纪念碑到博物馆、从档案到口号再到纪念仪式等纪念物，与现实具有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此外，“记忆之场”还具有比较宽泛的含义，承载着象征化的历史现实。本来，“记忆之场”旨在剥去民族/国民象征和神话的表皮，将其条分缕析，但与编者这种主观意图相反，伴随前两部出版后的成功，“记忆之场”被人们广泛使用，内涵缩小为仅仅指称物质性的纪念场所。诺拉无奈地说：“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
与这种困境相较，《记忆之场》面临的更为深刻的困境是，本欲批判和解构以往的法兰西历史叙述，无意中却重构了一个整体的法兰西史。在法国，关于法国史的叙述均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法兰西的整体性，这一整体性或属于历史范畴（日期、人物、事件），或属于地理范畴，或属于政治范畴，或属于经济和社会范畴，或属于物质和制度范畴，或属于精神和意识形态范畴，史家据此建立了多层次的决定论，用实际发生的过去来解释现在，勾连其历史脉络不断的连续性，这体现为三大历史叙述：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及年鉴学派，分别由米什莱、拉维斯和布罗代尔所代表。米什莱把物质和精神统一为一体，是第一个把法国视作“灵魂和人”的人；拉维斯用科学方法爬梳所有民族的传统；布罗代尔试图建构物质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整体世界。以批判这种传统历史学为出发点的“记忆之场”，蓦然回首，发现自身不知不觉地也构筑了一个基于当下情感的法兰西整体的历史——本来想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后却成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似的大作。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的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1983年，也即《记忆之场》第一部出版的前一年，法国人早早开始筹备6年后的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人们发现，不要说历史学家和普通公民，即使是法兰西的总统们对于革命意义的理解也不尽一致，“能否纪念法国大革命”成为一个大问题。革命不再。纪念活动既无法也毋需唤起人们对革命记忆的激情，结果，“庆祝大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比我们所庆祝的大革命更为重要”。在此，诺拉注意到纪念活动所内含的其他意义，“在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中，最受期待的，听众最多的，不是大革命的吹捧者，而是大革命的受害者”。这说明不是过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下，而是当下如何看待历史。更意味深长的是纪念内容的“空洞化”，用诺拉的话，“那些无纪念对象的纪念是最成功的，那些从政治和历史角度看最空洞的纪念从记忆价值角度看却是最具深意的”，如卡佩（Caribert）王朝建立一千周年纪念、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年以及城堡旅游等。
纪念的变形表明纪念的目的正从对民族历史的弘扬转为对历史遗产的强调。1981年1月19日《费加罗报》（Le Figaro）刊载的一份调查显示，1979年12月，只有12%的法国人知道“遗产”指民族艺术财富，而到1980年12月，这一比例达到了36%，法国社会由下而上，由外省到巴黎，逐渐对遗产发生兴趣。诺拉认为，“法国从单一的民族意识过渡到了某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遗产是与认同、记忆相互关联的近义词。认同意味着一种自我选择，自我承担，自我辨认；记忆意味着回忆、传统、风俗、习惯、习俗和风尚，以及从有意识到半无意识的场域；遗产则直接从继承所获财产转向构筑自身的财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记忆不过是同一种东西，历史就是被验证了的记忆”。试图解构拉维斯《法国史》的诺拉，不自觉地成为一百年后的拉维斯，他似乎意识到这种悖论，最后为这部大著写下了如下一段话：“纪念的时代终将拉上帷幕。记忆的暴政只会持续一个时代——但恰好是我们的时代”。
肆
“记忆之场”是历史学寻求自身变革的产物。回顾1980年代国际历史学的动向可知，“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对史料至上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作为对过去进行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ésentation）的历史学，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时，必须回答文本（文字、图像、声音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问题。在导言《在记忆与历史之间》中，诺拉虽然没有言及“语言学的转向”，但明确指出历史学面临着“认识论”的大问题，需要确认自身在“当下”的位置。而“记忆之场”的实践告诉读者，在诸如档案等第一手史料之外，日记、回忆录、小说、歌曲、图片、建筑物等均可成为话语分析的工具。
诺拉的《记忆之场》唤起了人们重新关注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诺拉继承了哈布瓦赫关于历史与记忆二元对立的观点并将其推向极致，所不同的是，对于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关系，诺拉持有不同看法，尽管他无奈地承认《记忆之场》重构了法兰西民族史叙事的框架，但在理论上自觉到个体记忆的存在及其作用。此外，恰如德国文化记忆大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所说，诺拉把哈布瓦赫视为时空上存在的结合体——集体，改为由超越时空的象征媒介来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体。 当人们讨论《记忆之场》给历史学和记忆研究带来了什么的时候，哲学家利科（Paul Ricœur）也加入了讨论，不过他是反其道而行之。利科在《记忆·历史·忘却》中，将诺拉的导言概括为三点：记忆与历史发生断裂，与记忆一体化的历史的丧失，出现了新的被历史纠缠的记忆形态。利科认为这些主观看法是“奇怪的（insolites），令人感到不安（inquiétante）”。稍后，利科发表德文论文《在记忆与历史之间》——与诺拉导言同名，指出“记忆”和“历史”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记忆是构成历史的母体，历史是从切断与记忆的关系开始的，因而，记忆得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利科导入的问题涉及与哈布瓦赫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关于历史和记忆关系的看法，在那里，二者关系不是表述为历史与记忆，而是历史即记忆。
（记忆研究是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学衡研究院自2019年始推进《记忆之场》全本翻译工作，全译本将分10卷20册，预定于202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