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经典读后感有感

2021-03-04 01:43:04 来源:文章吧阅读:载入中…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是一本由[美] 费正清 / [美] 小弗兰克·A. 基尔曼编著著作，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读后感(一)：不破楼兰终不还

如果随意询问一位对中国历史稍有涉猎的人关于古代中国的战争，一定可以得到一串由地名、军师武官和史书上津津乐道的或真或假的事件典故组成的长篇大论，然而对于战争本身，人们的理解往往在历史的记述中被局限、被扭曲。人们对于传奇人物或是各种匪夷所思的谋略的关注常常大于对战争本身的关注，而诸如《三国演义》这种对于战争的二次加工创作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偏向。

在多数人的想象中，古代战争就像是隐藏在黑暗中的模糊幻影，而最终的胜负则被归因为武将在阵前厮杀的勇猛、军师在大帐中的灵光一闪或是指挥官的运筹帷幄。我并非是在否定这些因素对这场战争的影响，但对于历朝历代书写史书的文官和今天的历史爱好者而言，那些占据了战争主要部分的，重要的（同时也常常是乏味的）因素却被掩盖了：如何征调部队？如何将军事力量（连同重要的补给）从后方投入到前线？如何（在抛弃类似“空城计”这种可疑的非常规手段的情况下）防守一座城池？如何在战场之外运用外交、政治手段分化对手或是强化战争的正当性？作为这一历史研究空白的补足，《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收录了八篇由欧美著名汉学家执笔的文章，涵括先秦城濮之战、汉武帝征匈奴、元末鄱阳湖水战、明土木堡之变等多个时期、多种形式的战争分析，力图揭示古代中国历代王朝为儒家道统所忽视的“战争之道”。我们很难在中国古代找到欧洲历史上常有的那种“战争狂热”的倾向，儒家正统所树立的道德教化为主的观念将战争排挤出了那些最为光荣的政治手段的行列，因此也很难出现远赴重洋以征服海外领土为目的的庞大舰队或是为一个人格化的“神”而战的十字军。另一方面，历代王朝在东亚大陆上的扩张似乎已经抵达了一个封建农耕帝国可以到达的极限——这意味着几乎一切亚历山大或是拿破仑式的征服扩张都将受困于中亚和北方的大漠和南方的丛林而无以为继。

这使得古代中国的战争形式拥有了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独特之处：在帝国内部维持平衡与秩序的最终目的下，战争只是对破坏这一秩序者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即使不得不诉诸暴力，诱骗、计谋、外交手腕也在道义上优先于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历代史家的笔下备受关注与尊崇。当然这也并非中国古代战争的全部情况，但纵观历史我们也多多少少能够看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即使是汉武帝这样看似热衷于武力扩张的君主，对于迫使游牧民族俯首称臣的兴趣也远大于长城之外贫瘠的领土和战争本身。更何况是考虑到为了战争而调动起整台国家机器的过程：占卜、搜集情报、调集军队、安营扎寨、运送补给、指定将领……

高效的战争机器往往是统治者追求的对象，但与此同时对它的节制也是统治者以及儒家文官集团日常关心的事务，当其中的平衡得以维持，往往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但当战争机器被过度抑制或是缺乏节制，则往往会开启王朝分裂或是衰败的进程。这一传统的战争模式和心态将一直延续至鸦片战争之后，而近代中国也不得不在遭受侵略的痛苦中慢慢适应新的战争形式。我们不能单纯用“好”或“坏”来评价这种形式，因为它也是历史上中国调节规整自身秩序的一种手段。而跳出正史记载和小说传奇的局限，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战争本身，也能够给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读后感(二)：十分钟了解古代城池防御，原来守城前还要做这么多事情

　　中国古代城池少则也有三五千座，每个城池的规划布局都非常严格。

　　城池的建筑首先是为了让人们居住，从部落发展而来，也为人民提供了安全。

　　从村落发展到城池，也展现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而皇帝就是依靠城池来维护百姓和自己，所以守城是首要的。

　　守住城池才能保证军事的发展，手握军权，才能稳固江山。

　　有人说，火器发明之后，城池的防御便失去了作用，殊不知，火器在发展，城池建筑也在进步，从拥有火器之后，守城的成功率也是极高的。

　　事实证明，攻城战虽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在数据的对比之下，变不值一提，攻城的一方失败率甚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城池防御。

那么城池防御前要做好哪些准备？

竖壁清野

　　相信了解过苏德战争的都知道，苏联当时就采取了这个措施，使得德军最后溃败。

　　什么是竖壁清野？

　　简单来说，就是将城池周边的、一切有利于敌人的东西全部搬进城内，甚至烧毁（这是迫不得已的做法），让城池外围变成焦土，让敌人无处藏身，失去隐蔽的敌军自然成为守城方攻击的活靶子。

　　为此，有的将军不惜毁掉城市外围的村庄、寺庙、佛塔，甚至挖山填土，总之任何有利于敌军藏身之处，皆被清理。

　　《武备辑要》总记录了一个细节：竖壁清野，还会将生产硝石、硫磺、铅、铁以及商行和工匠，全部放到一块，以此确保这些物资的不会被敌军利用。

　　更有甚者，直接在城池外围的竟、河流以及小河里面投放毒药，这一招，古人可谓百试不爽。

　　当然在做这些之前，势必要将己方的粮草物资准备齐全。

粮草物资

　　一场战争，最终能够获得胜利的，多半是后勤有多保障的，除非是持久战，边生产边打仗的案例比比皆是。

　　明朝《救命书》中提到，一座县规模的城池，粮草至少有准备两千石，具体看人口。但至少要做到士兵能吃饱，老人小孩饿不死。

　　除了基本维持生命的粮草，还有物资。

　　很多人理解的物资能想到的只有武器，事实上在守城时要准备的物资是非常多的。

　　首先要从仓库中调拨，都是来自民间，比如灯笼、油、木制炮架、石灰、长枪、钉子、弓箭、锄头等，就连笔墨纸砚也会调拨。

　　只有人民齐心协力，才能守好一座城池。

动员兵民

　　纵观历史，从未发生过守军凭借一人之力就守住城池的，很多人听闻诸葛亮的空城计，事实上这只是演义中的情节。

　　以少胜多的有，但是并不多，更不可能是一人守城，所以要守住一座城池，不仅要动员士兵，还要动员百姓。

　　历代兵书都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就写了如何动员百姓的详细做法，士兵平日里都在操练，一声令下，很容易动员，而百姓则不同，需要做足前期工作。

　　《武经总要》中记载，百姓当中，身强体壮的男子优先记录，作为补充人员，一次加强城池防御，其次是精壮的妇女，就连老人和小孩也有相应的任务，例如发放粮食、收集其他物资等。

　　当然这些有可能都是强制性的，战争面前，谈不上自愿。

　　除此之外，要做到事半功倍，所以政府在动员百姓的时候，不会出现乱用的现象，如果你是医生，不可能让你上前线，只能负责后勤医疗工作；如果你是世家大族，不会让你去做一些普通人都能做的事情，特殊人才特殊利用，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尤其是平时的地痞流氓，古人认为这些人都是当兵打仗的好材料，比普通百姓更具有勇气，战争来临他们往往是最容易组织的，所以要充分利用，战后给予嘉奖，说不定还能改造他们。

　　再者就是犯了轻罪的犯人，让他们戴罪立功，这类人在战时会更加卖力。

安全措施

　　战争来临，要做的不仅仅是上面那些事，最重要的是稳固人心，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让他们感受到安全。

　　在近代战争中，很多时候战事还未开始，城市内就已经出现敌军，简单来说就是所谓的汉奸。

　　现在叫防汉奸，在古代叫防穷民，政府认为，有很多潜在的危险，这些危险都藏在“穷民”

　　之中，这些细作很可能让守城功亏一篑，他们往往能发挥重大作用，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所以政府在动员百姓和士兵时，都会进行有效且严格的控制，严查每一户家庭出现的新人口，还会让家属们描绘新来人口的样貌，对城内百姓也会进行检查。

　　在检查的过程中，有几个职业是检查最多的，如游客、和尚、鞋匠、剃头匠、算命的，因为这些人流动性强，也最容易探听到军情。

　　针对细作出现在这类人群，政府采用的都是保甲制度，十户一甲，有一人犯法，十户一起受罚，这个惩罚确实严重，十户人少说也有三五十人，所以往往会有很多买通之后的细作被举报。

　　除此之外，一些特殊的地方场所也排查的非常严格。

　　例如寺庙、青楼、旅馆等，这些容易藏身的地方都会有士兵把手。

　　做好这些基本安全工作，就要开始下达命令，不准居民吹响器，甚至是高举竹竿，因为这都有可能是和敌人互通信息的手段。

　　之后让士兵和百姓加强防火意识，古代房屋建筑多为木头以及茅草房，所以要在火势难控制的地区添加足够的水源。而那些以往堆积在一块的稻草、秸秆都尽量分散放置，家家户户水缸备满水，再组织好灭火队伍，灭火的工具，这些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武备辑要》中有一点着重提出，就是火药库的看管，不得马虎。

　　综上所述，就是城池防御中必须要做到的，能做到这些，要守住一座城池基本上不是难事。

　　如果要加大守城成功的概率，那就得看具体的战略战术，这就涉及到了守城将领以及军事的才能，如果将领和军师都懂兵法，且有经验，只要不是双方人数太过悬殊，可以说成功守城的概率至少在90%以上。

我们不妨看一个案例——公元1206年的襄阳之战。

　　当时襄阳之战的主帅是赵淳，1206年的冬天，金军持续进攻了90多天。

　　据记载，当时的襄阳守兵不足万人，而金军有足足二十万，不过按照古代的战争套路，攻方一般都会夸大数字，以达到震慑敌人的效果，姑且是夸大，但是人数的确是襄阳守军的好几倍。

　　当时由于人手不够，襄阳此时茶商居多，他便征用了茶商组成了“敢勇军”，据说战斗力还可以，有部分史料显示，这只队伍高峰期有六千余人，也就是说，襄阳守军应该是1.6万人左右。

　　面对兵力悬殊，赵淳按照计划，将襄阳城周边的人迁入城内，采取了竖壁清野的措施。

　　接着筹备粮草和物资，当时粮草并不多，赵淳集中粮食，分配得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赵淳禁止了百姓购买酒水，为何？因为时值冬日，酒水可以取暖，所以都发放给士兵暖身子了。

　　之后再是收集武器，边收集边赶制，他得知金军怕弩箭，就连夜制作弓弩，又花钱招募弩手，一些平常都会射箭的百姓都被招来，每人可得三贯钱，用来奇袭金军，打乱敌人的节奏。

　　金军无可奈何，边起了一座土山，以此作为壁垒，然而土山多为木质结构制成，赵淳用火攻，金军不得已只能撤退。

　　这样看来，在冷兵器哪怕是火器发明之后，守城只要做好基础准备，大多是可以成功的，敌军兵力再多，也不会傻到一直进攻，这样损失太大，除非是一战定乾坤，不然没有哪个将领会这样不惜一切去进攻。

　　不过从历史发展来看，鲜明案例的对比有很多，守城失败的往往都是守城将士无能、亦或是盲目自大，轻敌所造成的的。

　　如此，您对古代城池防御有了解了吗？欢迎评论区留言探讨。

　　参考资料：《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武备辑要》、《武经总要》。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读后感(三)：《中国古代战争之道》：战争背后，是文主武从模式下维持的传统秩序

　　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声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历史教授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们发现，中国人的战争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值得探索借鉴。此前，虽然很多学者对欧洲战争的情形已经论述很多，但东亚的这个古老文明却鲜有问津。

　　学者们注意到，中国人在扩张性上弱于西方，受到传统的“文主武从”的观念很深。中国的地理环境，也并不比多平原的欧洲优越。地理学家乔治·克雷西曾说，中国的山脉好像“从青藏高原上伸下来的手指”。

　　然而，从毗连中亚，被连绵的大漠与高原隔断的西域以至东海之滨，从丘陵山地怀抱的东南沿海前往中原，再通过重重关隘以至成都平原，中国人在空间上维持了一片文化多元、历史各异、地理隔绝广袤疆域的统一，而欧洲的北部平原，却多国林立。如果单凭武力，古代的中原王朝如何能做到？

　　所以，费正清、傅海波、小弗兰克·A·基尔曼、毕德森等八位蜚声国际的汉学家共同编写了这本《中国古代战争之道》，透过古代七场战争来探究，中国人通过战争维持了怎样的秩序，表现了怎样的军事智慧和社会组织才能？研究战争，认识战争，也同样是为了避免战争，对于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本书涉及重要战役位置图

一、旧秩序下的程式化战争

　　美国华盛顿历史研究中心的沃尔特·米里斯教授说：”研究军事史，必须少研究一点过去的战例，少一点纯军事视角，多一点文化视角，多运用政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还要利用应用科学提升研究水平。“

　　所以本书讨论的核心，并不完全是战争。那么先秦时代充满贵族气息，讲究礼仪的程式化战争，成为研究的最好范本。

　　早在春秋时代，诸侯间打仗前，都要为自己的行动寻求道德和礼法上的合理性。他们敬告苍穹，祭祀占卜，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不可轻动，要讲求师出有名，要得到民心拥护，才是正义之师。

　　在著名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有关的记载。如《左传·成公十二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另一方面，诸侯间的战争非常遵守礼仪，严格按照规程执行战斗，目标并不在多杀伤，等级森严，举止文雅。

　　《左传》就生动地记载了晋楚城濮之战，晋军先是退避三舍，后来大胜楚军的战例。公元前632年，楚国发兵攻宋，宋求救于晋。晋文公和大臣商议，决定攻打曹、卫，以救宋国。晋楚围绕各自的卫星国，展开了争霸大战。

城濮之战图

　　从史书上看，晋文公好像完全符合儒家理想的完美道德标准，看来最终获胜实至名归。他彬彬有礼地招待楚国来使：“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而楚军主帅子玉，那刚愎自用的性子可就糟糕了，违拗楚王意愿，坚持对晋作战，被评价为”刚而无礼“。《左传》用了较长篇幅去分析战前准备，人心向背，而对于战术布置和经过，只交代了短短167个字。

　　晋文公派出上军佯攻楚军，败逃，后退三十里，以示答谢楚王当年恩情。下军攻楚国左翼陈、菜联军，待到楚左军溃败，晋中军的战车部队出动，一举击溃了楚军。

　　在战役结束后，晋文公作为胜利者，还举行了盛大的献礼仪式，他为周天子立宫于践土，献给天子一百辆战车和一千名楚国步兵，于是各国心悦诚服地承认他晋升霸主。

　　春秋时，那种战车千乘、遵循礼制的打法富有浓厚的贵族气息。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战车渐渐被淘汰，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到了战国时期，各国政客为了变法图强、合纵连横不断奔走，阴谋、诡诈、务实的作风明显更具现实主义，两军间的拼杀，也更加凶狠残酷，出现了长平之战坑杀敌军士卒的战例。

　　到了秦朝，秦始皇一统六国，车同轨，书同文，第一次在国人心里建立起了天下的概念，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华夏子民繁衍生息，代代生活的家园。而先秦时代留下的道德主义传统，既有消亡，也有所传承。

　　此后历朝，受读书人的影响和史家的道德审判，朝廷中的好战倾向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子民得以享受一段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皇帝受命于天，为子民带来福泽，因而可以收获民心，维持统治疆域的稳定，但汉族在军事的创造力和适应力发展非常缓慢，不得不学习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引进优良的马匹，以弥补对外敌防御力的不足。

二、中世纪的城市防御战：为了建立新的秩序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武认为攻城，必须有绝对力量的支持，最理想的境界是攻心，即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中世纪以后看，好像确实如此。比起攻城，中国军队更擅于防守。本书就唐朝中期的藩镇战争为重点讨论了淮西之役的情形。不同于先秦时代邦国间的作战，现在唐帝国是以中央朝廷的名义平叛，如果割据太久就会造成离心力，从而分裂。那么朝廷又是如何又重新维持统一，将帝国纳入到正常运行轨道上呢？

　　1、淮西军阀防御得力，城池坚固不易攻陷。淮西在唐朝，主要管辖着三个州：蔡州、申州、光州（今汝南、信阳、潢川），唐宪宗为平息淮西吴元济叛乱，抽调五路军马近十万奔赴战场。但这些人马来源构成复杂，并不团结，集结迟缓，在815年才大体到位。

　　是国力有限，还是唐宪宗有意为之？也许皇帝更害怕的，是新的军阀坐大。事实证明，官军不团结让其吃尽了苦头。815年2月，西路军严绶吃了败仗，退守唐州；同月，东路也丢了所有阵地，只有东北路李光颜获得小胜，但并未攻下城池。第二年，宪宗又发河东、河北六镇兵马讨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但因为朝廷两面开战，背负了沉重的财政物资负担，他很快就不得不罢兵妥协。两年鏖战，并无进展，淮西叛军的防御初见成效。

　　官军初期失利的原因，上下失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城池坚固，攻城不易。我们看到，有城墙的城池对传统中国的意义重大。长期以来，城市一直是权力与财富的中心，而乡村则被限制的非常贫穷。不仅如此，即使是城市，一旦城墙失守之后城内往往再无险可守。

　　古代的攻城与守城

　　相比之下中世纪的欧洲，地方贵族的庄园和城堡星罗棋布，欧洲的城市内也往往建有城堡，政治文化中心也非常的多，这在中国不可想象。遇到战争，士兵会把一切粮草物资运进城去，坚壁清野，深挖壕堑，把四周的乡村变成无处隐蔽和补给的“焦土”。

　　由于这些举措，在唐宋时期的守城战中，成功率相当高。此役中，淮西军民还被动员起来修筑了许多栅堡，形成了许多主城外围的防御点，军队事先也在这里集结。淮西军也采用了主动出击，小股骚扰的战术，力争将官军挡在据点之外。

　　2、官军出奇制胜，军事和政治双重攻势。官军的颓势在817年，李愬接管西路军之后得到扭转，他很好地施展了政府对分裂力量的一贯手段：诏慰宣抚，策反争取。时逢饥荒，李愬优待归降军民，又挑选敢死之士，重整士气，官军终于在三月收复了郾城。

　　同时，李愬从淮西降将那里又得到了蔡州空虚的绝密情报，雪夜奇袭蔡州，虽然付出了大批士兵和军马冻死的代价，但是收复了失地，成为了军事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

　　唐朝藩镇带给后世朝廷的教训是，地方坐大的威胁是巨大的，所以要有意识地把财、政权分离出来，多以文官委任，武官只能辅从，地方逐渐被削弱到完全无法和中央抗衡了。

三、文明间的交流：当秩序遭遇外来冲击

　　内部秩序是得到了稳定，但从中世纪以后，亚欧大陆各文明的联系渐渐紧密，不再是孤立的点，世界在悄悄变化着。习惯于被动防御的华夏文明并不适应，在等级森严、道德至上的准则教化下，对安定内政的渴望压过了开疆拓土的雄心。

　　在这种安静祥和的氛围中，催生了出两种结果：一种是完全被非汉族的统治者所占领，如强大的蒙古帝国。但这些北方的民族逐渐发现他们确实需要和汉族士大夫进行合作，因为他们原先部落联盟的方式不足以维持广袤的疆域。久而久之，他们虽然不希望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文化认同，但也在潜移默化的被影响着。

　　另一种则是还不足以颠覆整个中原王朝，那么只做防御补救即可。如1449年土木堡之变，蒙古瓦剌部俘虏了大明皇帝朱祁镇。由官僚集团维护下的明帝国机器还是照样运行，渡过了这次危机；又如明中期的倭寇进犯海疆，明廷并不因此就大力发展水师力量，而是逐步实行海禁，在沿海设置重重哨卡，号召当地百姓內迁，不给倭寇留下物资，引起了很大的民怨。

　　当我们重新审视，把中华文明的历史与世界对比时，既有自豪，也有叹息。自豪的是我们的祖先，有天才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能力，延续了这样一个人口稠密、疆域广袤、绵绵不息的古老文明，叹息的是旧的秩序根深蒂固，落后于世界潮流。当西欧人都向往着海外，不断拓展着远洋贸易时，中国还未能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海军，科技技术越发落后，最终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大门。

　　不过，中国也并非对外界一无所知。虽然受西伯利亚高原、大漠荒原等地带阻隔的影响，但亚欧大陆毕竟连接，不同文明相互会有碰撞、交流，即使是战争。中原王朝从西域引进优良马匹，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也间接地给欧洲带去了火药。

　　而像美洲这样相对孤立的地区，并没有多少其他文明与其交流，缺少进步，在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踏上这块神秘的土地，当地的阿兹特克人面对这些长须面白，会发射炮火的不速之客时，惊为天神，最终这块古老的土地成为了殖民地，阿兹特克文明出现了中断。

　　所以，中国古老文明的延续，其实也是文明间相互学习、交流的结果。时至今天，它的道德传统、权力制衡、文主武从的和平思想仍有借鉴意义。正如《中国古代战争之道》中说的：“如何让武力在现有的秩序下得到抑制？这是今天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系头条作者子恒品历史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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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读后感(四)：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文轻武”？

　　如果注意到统一中国必须面对种种复杂的地形条件，那么我们将愈加钦佩这一成就。乔治·克雷西（George Cressey）是一位游踪广布的地理学家，他将中国的山脉比作“青藏高原上伸下来的手指”。几条大河沿着这些山谷东流，使得这些山脉更难逾越。然而还有其他南北走向的山脉，它们把地形横截成一个个孤立的台地或盆地。例如，四川的成都平原是一个很早就得到人工灌溉的鱼米之乡，四周崇山环绕。从北面的陕西入川要经过重重关隘，从东面入川要乘船穿三峡，溯江而上。这简直是上天为割据势力准备的天堂。福建的河谷和广东的沿海平原也与此类似，前往中原都要翻山越岭。西南的云南和西北的山西也都是峻岭环绕的台地。一般来说，中国的几个经济人口中心之间的距离要远于欧洲国家之间的距离。空间维度上，中国比美、俄等新兴巨头更加广袤；时间维度上，中国甚至比欧洲更古老。不得不说，单单靠暴力，永远不足以统一这样一片文化多元、历史各异、地理隔绝的广大地域。从华北平原到长江三角洲的路途并不比欧洲北部平原更平坦，但是欧洲北部平原多国并立，中国却保持着统一。一言以蔽之，统一中国不只需要兵马饷械，更需要政治军事的想象力和社会组织的天才，军事力量只是补充而已。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文明体，可是从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上看，这一块地域的统一绝不会是理所当然的。

　　从地理上看，西方的扩张性源于希腊罗马对海洋的利用，它孕育出远洋贸易、殖民地和地中海帝国，比 19 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早了两千年之久。欧洲帝国主义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扩张性，最终掌握了世界霸权。相比之下，中国的防御性源于华北平原封闭的地理环境，它远离其他文明中心，也远离通向它们的海路。中国对安定内政的渴望压过了开疆拓土的雄心。欧洲有克里特制海权、特洛伊战争、雅典海军和腓尼基海洋贸易，而中国却少有类似的成就。中华帝国统一发展了一千年之后，与邻近的东南亚的贸易才渐形重要起来。又过了一千年，中国人“下南洋”蔚成风潮；然而，下南洋的部分原因是欧洲人的鼓动，他们出洋乘坐的是欧洲船只，进入的也是欧洲殖民地。有一种观点值得借鉴：今天西方扩张的特殊活力逐渐枯竭的时候，中国对内部社会组织的特殊兴趣也可能同时枯竭了。

地中海给了西方一个极好的空间去利用和发展关于海洋的各种知识、生活方式乃至观念。

　　文主武从，并不是修史的文人向壁虚造的。相反，这是中国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大成就。怎样让军人服从现有的社会秩序？今天，美国乃至全球的军事技术都在突飞猛进，这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而在中国历史上，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这是考察中国军事史首先要注意到的一点。

　　从历史分期上讲，我们可以将中国军事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221年之前，此阶段战争愈演愈烈；第二阶段是前221年之后，这一阶段中国已进入帝制时期，特点是武力钳制。先秦中国对秩序和统一的追求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一百五十个诸侯国渐渐兼并成十几个，又经过激烈的混战，只剩下七八个大国。前221年，列国终归一统。

古代中国文官武将的地位、声誉差别是一个值得深入了解的话题。

　　在这五百年中，从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的二百五十年称为“春秋”，当时的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鄙视武力，因为战争的胜利是衡量统治者价值的最终标准。战争只是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史书上还记载着很多外交活动：建立、承认或灭亡国家；派遣使节或人质；占领或割让土地；引渡罪犯；调解争端；协同救荒；通过临时的盟会或约定结成同盟，有些同盟目的在于限制战争。

　　公元前403年到前221年的两个世纪战乱频仍，史称“战国”。这一时期战争愈发激烈，组织愈发完备，战况愈发残酷，参战国的实力愈发雄厚，技术愈发先进。最近一项研究认为，春秋时期“不下一百一十个国家”被灭亡或吞并，只有二十二个生存到了战国时代。进入战国后，国家的数量还在急剧减少。大约战国中期，弩应用于实战；前4世纪中叶，铁开始用于兵器制造。与此同时，征发的军队规模更大、训练更精。士兵听从统一号令，协同作战，职业军人担任指挥。这些职业将领不再措意于繁文缛节，而是专心于沙场胜负。步卒取代了贵族的戎车。论述战略战术的兵书开始出现，最著名的便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到前320年之间，时至今日仍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思想。中原人很快又从北方少数民族那里引入了骑战技术，同时还引入了裤子，方便骑手跨坐在马背上。但是马镫还没有出现。

“孙子兵法”是伟大的兵法经典，但在很多时候是不是被我们误用为“权谋策式”的锦囊？

　　关于作战指挥的艺术，以及战争的手段和目的，前辈战略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孙子兵法》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将这些智慧总结提炼了出来。和同时代的《孟子》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孙子兵法》重视扰乱对手的心神、打乱对手的布置，它明显同早期儒家一样，认为精神状态是人间万事的首要因素。虽然帝制时期“换了人间”，但同其他生逢乱世的战国子书一样，《孙子兵法》流传到了后世（公元前 221 年之后两千年的军事史应该如何恰当地分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秦始皇的统一带来了内战永久终结的曙光。“统一”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理想，因为它带来内部的安定，这是繁荣和文明生活的前提。安定还意味着思想的统一。正统思想是治国的法宝，汉代前期，朝廷转而尊奉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及其弟子。由此形成的帝制时期的儒学，吸纳了法家等其他学派思想，是一个混血儿。假如孔子复生，恐怕会被这种儒学吓一跳。无独有偶，罗马教廷的思想基础也不单是耶稣的教义，而是融合了众多源于其他宗教和社会的思想。汉代正统观念对战争是鄙夷的，这种鄙夷因此获得了道德基础，中国思想从此打上了轻武的烙印。接下来的研究要厘清汉宋两代的文官主导权的差异。宋代士大夫的主导权有理学的加持，更臻成熟完善。

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文”与“武”地位的分界点

　　这样一来，中国正统观念中的理想社会，是于家于国都等级森然的社会。这一秩序的本质是一些人理所当然地高高在上，另一些人理所当然地身居下位。“父”和“君”居于“家”和“国”的顶端，占据支配地位。维系儒家社会的“三纲”则要求“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

　　为了维持这一来之不易的秩序，中国人采取了多种手段。这些手段同样等级森严。最高等且最可取的手段是“教化”。扎扎实实地灌输圣贤之道，让每个人都能深入理解伟大的“社会风俗的准则”（即“礼”，礼仪、行为准则），从而各守本分，各安其业。当教化失效，尤其对于没有良好教养的下等人，就要用次一等的手段 —“刑赏”，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统治者根据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施以奖惩。儿子殴打父亲要问斩，而父亲杀死不孝子是无罪的，除非手段特别残忍。因为孝道是社会的基石。

　　在这个规范性结构中，军事在第三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当教化和刑赏已经不足以挽救乱局，军事则是最后的撒手锏。如果君主树立了崇德向善的风气，国家与社会机构运转良好，诸如战争等大规模的暴力强制则不再必要。

　　孔孟之教素来不推崇外在的强制。儒家认为，君子是一个人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君子应该能不借助暴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观念是出于一种乐观的信念：君子的嘉言懿行能够感化旁人，旁人因此承认君子的道德权威。端正的言行本身就能化作权力。所以，在正确的时机以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不仅维系着文明化的人际关系网络，还确定了一个人在其中的地位。

　　对于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余一人”，尤其如此。对于一个君主来说，诉诸武力等于承认自己没能用圣人之道施政，等于承认了文治的失败。所以，军事应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它需要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正当性。

　　在这里潜藏着中国传统中的绥靖倾向。战争很难有什么光荣可言，因为理想上来说，它就不该发生。道德的绝对准则都是在和平一边的。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以使战争显得正当，没有富裕的邻邦吸引中国盗寇穿过边境或越过海洋去劫掠。正如顾立雅（Herrlee G. Creel）所言，对外征战成为罗马的主要产业，而中国一直不强调征战的光荣。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样的榜样可供崇拜或效仿，西方的英雄崇拜在中国年轻人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最多可以找到一个罗宾汉式的偶像 — 三国时期（222—280）的诸葛亮。所以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很难找到“神圣战争”，同样很难找到复仇的上帝或者震怒的耶和华。中国道德的价值不是由一个支持你、并且随时准备消灭异教徒的神祇赋予的。中国的世界观并不像《旧约》或伊斯兰教那样有着强烈人格化的神，也不那么好战。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对战争行为的“道德鄙视”，才会在近代屡次出现“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种荒唐可笑的辩论论据，一次次错过改革的良机。

　　武力的地位降低，内政外交的地位同样降低，它们其实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皇帝居于一系列辐射状的影响区域的中心。如果他英明仁厚，以德服人，自然会获得权威。皇帝的榜样从文明秩序的中心照临四方，不仅直接治下中国的臣民应当臣服，连中国周边的异族君长也要臣服，虽然影响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结果就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域外，一切以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有他的一份责任。两种情况都被视为叛逆，因为它破坏了应有的秩序。1840 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意图用武力改变广州贸易体制，中国人也将他们称为“逆”，这种“逆”不是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而是针对以北京为中心的这个文明，而英国本身也是这个文明边缘上的一员。

　　这一套出于儒家之手的约束武力的规范性理想，是否比耶稣的“登山宝训”更管用，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它比基督教更加注重既成秩序，因为它认为和平是惠及每一个人的，而受压迫者的暴力反抗对谁都没好处。行为合乎秩序的理想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破坏这个理想有可能导致整个宇宙系统的崩溃。结果是，在中国“反抗权利”的正当，不能靠个人或集体自由来证明。要反抗必须以整个社会秩序为借口，宣称君主没有充分而正确维护社会秩序，天命已失。末世昏君的形象就是这个原则的一例。是他昏庸无道才使得天下大乱，反抗因而获得了正当性。反叛者往往以社会秩序的名义起事，它既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合法化的神话，也暗地里为一切诉诸武力的行为提供道德正当性。

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都伴随着天命正统的移交。

　　用“文”的手段，尤其是以君主的贤德来扩张势力，是合乎天意的正道；用“武”的手段，则绝不能宽恕。即使是在书写与这种观念背道而驰的武力扩张的历史时，这种观念依然受到尊重。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暂无评分[美] 费正清 [美] 小弗兰克·A. 基尔曼编著 / 2019 /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读后感(五)：土木堡之后明朝过度关注蒙古未能正确评估满族的威胁：4星|《中国古代的战争之道》

　　英文版版权是1974年的，不过现在读起来也不觉得过时。

　　八位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战争的成果集。费正清写了导言，后面7位各写一篇。7篇中3篇是综述，4篇单独讲一次战役。

　　单独讲战役的我感觉写的都挺好。专家水准，也不枯燥。综述的3篇中，《汉武帝的征伐》略有点没意思，《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还原了许多战争细节，《先秦战争的模式与诸阶段》涉及到的人和事实在是不太熟悉，读后没什么印象。

　　《藩镇抗拒朝廷：淮西之役（815—817）》一章，讲的是中学课本中的“李愬雪夜入蔡州”的前因后果和详细经过。唐肃宗面临重重困难，下定决心平定淮西镇，发动5路大军围困淮西，李愬接替了接连失利的西路军总指挥。淮西镇军队战斗力强悍，在边境设置了重重堡垒，并且经常主动出击，让战争发生在边境外，李愬最终靠奇袭取胜，他的战争指挥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中世纪中国的城市攻防战》从诸多细节中复原宋朝的城市攻防细节：已经开始使用火器，弩和投石机是最重要的远程武器，一些兵书中列出了防守方在围城期间的详尽管制措施。这一章的内容可以跟《从丹药到火炮》一书互参，后者比较新，有更新的考古发现，但是并没有推翻本章的观点。

　　《1363 年鄱阳之战：明朝开基的内陆水战》，说的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陈友谅把一手好牌打烂，大军进入鄱阳湖，但是出湖的退路留的看守兵力太少，被朱元璋派人夺下，陈友谅由此断了退路。陈友谅的战船是为攻城而不是水战设计的，大船从水路接近城墙，士兵可直接从船上跳上城墙，但是朱元璋已经吸取了教训，城墙跟河之间留出了足够的空地。水战中陈友谅兵力占优，但是大船不够灵活，朱元璋实施了火攻。后来在长江上的水战，朱元璋小船依旧靠着比大船灵活取得优势。

　　《1449 年土木之变》说的是明英宗土木堡之变的详细经过，详细到每一天的行程和大事。明军50万大军在土木堡被也先的2万骑兵击溃，英宗被俘。后来也先打到北京城下，围城5天后撤兵，途中连一个卫所都没能攻下。也先军队的战斗力很一般，明军土木堡失败是实际指挥者王振实在无能。土木堡之后明朝的注意力集中在蒙古，一直对满族重视不够。

　　目前评价4星，不错。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1：最后有一点值得注意,武帝朝共封出爵位七十五个,其中有四十一个是归降的异族君长。汉朝对归降的异族君长还有一种安排,就是承认其名号与地位,令其依旧统领部众。对西南的夜郎(前111年)、滇国(前109年),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P115

　　2：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卫青等将领对匈奴的攻势类似于匈奴对汉朝的攻势,规模小,机动性强,主要目的是威慑敌人,劫掠牲畜,逼对方首领归降。对汉朝来说,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最多只是一二十年免受劫掠罢了。P117

　　3：平时,淮西等割据藩镇与中央政府维持着一种脆弱的相安无事的局面,其关系并未到势不两立的田地。例如,藩镇遭遇灾荒,中央还会拨粮赈济。大体而言,藩镇没有什么表示,更没有什么行动表明自己不服从朝廷。一旦节度使过世,他的继任者一定会争取朝廷对自己地位的认可,P139

　　4：专就军事而论，淮西军队的防御极为得力。当然，淮西人保卫乡里的动机非常强烈。指挥似乎也很到位，虽然有一条史料认为吴元济无力控制前线指挥官。淮西的步兵无论是野战还是守城都堪称一流，但骑兵才是决定性的。不少史料显示，淮西节帅大力推动养马。P153

　　5：几乎所有的记载都认为,李愬从一开始的谋划和措置都是为了奇袭蔡州,但他一直深藏不露,在发动进攻的最后一刻才禀报上司。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戏剧化了。否认他早已盘算奇袭当然不妥,李愬一直有在817年发动奇袭的计划,其时机完全依整个战局的情况而定。P160

　　6：淮西之役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淮西的防御非常得力。例如,突袭蔡州之前,经过近三年的战争,只有郾城一座县城落入官军之手。第二,防御纵深相当充足。没有史料显示官军此前曾深入淮西内部。第三,永久堡栅几乎无法攻克。P163

　　7：相反,许多阵地战中淮西常常是攻方。淮西军频频主动出击,让官军处于混乱状态,将战事挡在淮西之外。西线确实是这种情况,其他战线大概也一样。P167

　　8：《武备辑要》中反复提及向井中、河中投毒,并且引用了三个投毒的成功战例。一是战国时秦国向泾水投毒,二是公元600年隋军在泉水中投毒,击败突厥步迦可汗,三是宋将刘锜在颍水上游投毒,击退金兵。我们大可怀疑这种策略是脱离实际的,什么毒强到可以污染整条河流？可能所谓投毒只是向水中投入秽物,使得水质不适于人马饮用,从而使敌军的后勤发生困难。P173

　　9：据陈规记载,“远炮”的最大有效射程达三百五十步。在《守城录》成书的12世纪,很可能已经发生了技术革新,投石机的射程大大加长。不过《守城录》并没有记载新旧投石机在结构上的区别。P186

　　10：无论云梯、天台还是洞子,都是木制,炮发石击,登时碎裂。围困日记中记载得更频繁的是,它们也可以被点火焚烧。到了明代,这些笨重的器械似乎已经弃置不用了。类似的还有城上的木箭楼,12世纪的陈规就以为无用,到了明代果然消失。P188

　　11：《武经总要》里记载着一套精巧的密码系统。两位指挥官想交换信号而不被敌军看透意思,就要事前商定一套密码,这套密码是一首四十字的诗,每个字都不重复。这首诗就是解码的关键。诗中每个字都对应着不同的内容,或是命令,或是情报,比如“进”“退”“运粮”,诗里面的字会绣在旗子或写在牌子上。P190

　　12：有人认为,中文“火炮”一词对应英文的“gun”或者“cannon",这是不对的。事实上,这个词指的是抛射燃烧弹的投石机。“火枪”也一样,此词创自陈规,可以肯定它不是一种“gun”,而是一截填满火药的竹竿,可以喷火。另有一种南瓜形的铁壳炸弹,似乎也是用来喷火的,女真人在1221年使用过,名为“震天雷”。P191

　　13：襄阳守城战有趣的特色之一是征用茶商武装。襄阳商旅辐辏,是四川茶叶外销的集散地。茶商相当骁勇的原因在于茶叶归官府专卖,贩卖私茶的利润极大。即使合法商人也要雇人保护自己的安全。私茶贩子与合法茶商的界线极为模糊。宋代的一些地方叛乱就是茶商起事。P201

　　14：最后要谈的是襄阳周边狗群的命运。坚壁清野之后,成百上千的流浪狗在城外废墟游荡。每当守军出城夜袭,它们就汪汪地叫起来,敌人因此得到了“警报”。赵淳就派人编竹刍捕狗。P203

　　15：有趣的是,中国的城池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比较,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在中国,一旦敌人破城而入,城墙之内基本上再无坚固的工事可守。即使是城中的主要建筑,如宫殿、庙宇、衙署,也都是砖木结构,鲜有石砌。城内没有堡垒,这是和欧洲的显著不同。在欧洲,甚至有些教堂也修成堡垒,可以供小部队据守。P212

　　16：这里必须谈一谈围城的时间长度。一般来讲,中世纪中国的城市要比同时期欧洲城市人口多,但是攻方似乎很少能单凭饥饿迫使一座城市投降。如果官府能够恪尽职守,使官仓无匮乏之虞,那么城市可以支撑很久。围困日记记载,最容易缺乏的不是粮食,而是燃料。攻城一方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P212

　　17：攻城军队可以从整个乡村掠夺物资,但是掠夺的物资一旦用尽,就会面临严峻的补给问题。军队如群蝗,所到之地搜刮无余,连喂马的草料都难找。军队还要在这种荒凉之地持续驻扎,所以要解决十万大军的补给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军队驻地水路通畅,可以大量运输,但前提是必须完全控制水路。P212

　　18：1363年,陈友谅水军包围南昌,朱元璋率水军前往解围,鄱阳湖水战由此展开。此战是中国历史上内陆水战中史料最完备的一场,但是西方学界却不甚留意。P223

　　19：到1360年，长江流域的三个政权都有强大的水运能力。朱元璋政权的水运能力最弱。时人组建水军的初衷，无外乎向被围城市运兵运粮。于是人们很快发现切断敌人交通线的价值，随即产生对战船的需求。所以这些战船并不是与"陆军"(army)并立的"海军"(navy)，而是陆军中的一支特种部队。P225

　　20：在辅助攻城方面,这个时代有一项重大创新:从船尾直接进攻临水城垣,夺取城市。1360年陈友谅就用这种战术攻占了太平。1361年,朱军在船尾架设“天桥”,攻占九江,报了一箭之仇。P225

　　21：这一天陈友谅并没有将巨舰密集布阵,这样一来火攻便更难奏效了。然而,由于巨舰数量大减,朱军水师便可以将其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汉军巨舰行驶迟缓,遂难幸免。上午的战斗中,常常是甲板上的汉军士兵已经被杀尽了,下面的桨手和舵手还不知道,依旧划桨操船。这些人最后连同船一起葬身火海。P250

　　22：回顾这场战役,朱军的胜利得益于对船只的有效运用。陈友谅仅仅把船只当作攻城的器械,张士诚的水军除了偶尔运兵,经常按兵不动,朱元璋的水军则用途广泛,且长于水战。实战中,朱氏水军用火铳、火船等武器纵火,用铁钩等拉住敌船,登船近战。当所有这些都无法击败敌军的优势舰队,朱军对鄱阳湖口的控制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因素。P260

　　23：围城五日之后,也先于10月31日退兵,沿途烧杀抢掠,却没有攻克一处卫所。蒙古军的挫败似乎证明了土木堡的胜利只是天上掉馅饼;在真正的战争中,也先难以战胜组织严密、指挥得当的明军。13世纪蒙古人横绝一世的武力并没有保持到15世纪。P290

　　24：爆发在西北的明末起义,就是被边境的军事安排激起的,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推翻了明朝。取明而代的清朝,最晚在1620年就已经取代蒙古,成为北方边境真正的军事威胁。明朝人陷于对蒙古的关注不能自拔,直到清军入关前几年,都没能正确地估计满人的威胁。P297

　　25：1556年平定徐海,并不是明代倭乱的结束,但是东南最坏的局面从此过去。1557年,胡宗宪用同样的计谋消灭了王直。此后倭寇的组织就不似从前严整了,他们经常越过南直隶和浙江,劫掠福建和广东。P330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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