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谈读后感摘抄

　　《文人谈》是一本由薛原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人谈》读后感(一)：《文人谈》目录

　　《文人谈》

　　目录

　　薛原 著

　　题记

　　施蛰存：新文学，我是旁观者

　　周作人：枯木朽株呈其本相

　　林风眠：我总要跑我自己的道路

　　傅抱石：贡献出最后一滴血

　　骆宾基：不被认可的《金文新考》

　　聂绀弩：对镜检讨散宜生

　　曹靖华：老学长扶植之赐也

　　俞平伯：此儿要改变门风

　　郑振铎：梦与毛主席同游北海

　　谢稚柳：两幅被搁置多年的画

　　顾颉刚书信日记里的点滴

　　陈独秀的面貌

　　胡适的自传与书信

　　传说中的钱玄同

　　陈寅恪的一首诗

　　张元济:百卷书成岁月长

　　闻一多的故居

　　巴金的雕像

　　傅雷家书之外

　　张爱玲：那袭“华美”袍下的虱子

　　齐白石的篆刻知音

　　玩物成家王世襄

　　周昌谷：愿凭千尺悲鸣水

　　蔡亮：两种角度的画像

　　黄苗子的回忆

　　熊秉明的眼光

　　朱乃正眼里的“真”

　　从贺友直谈起

　　朱新建的美人图

　　沈从文的“驯服”

　　钱钟书的“两面”及其他

　　唐弢的记忆与书话

　　阅读何其芳

　　萧乾的回忆

　　黄裳与“银鱼”

　　永远的孙犁

　　吴祖光的绝唱

　　王度庐的青岛“武侠”时代

　　后记

　　《文人谈》读后感(二)：《文人谈》后记

　　编完这本小书我想到毕加索的一句话：“那些试图解释画的人大多数时间是走在歧路上。”这也可以拿来充当我给自己写的这些关于现当代作家和画家的阅读札记的辩护词：第一我没有“解释”他们的作品，第二我也没有“解释”他们的人生。我所做的，只是一个夜读者因一点阅读的发现而引起的联想或说笔记，这种笔记往往也是为了自己的备忘。这种阅读的发现往往是因为一点相关的文字而引起对另外相关的书和文字记录的记忆，将这些相关的文字相互的比较也是夜读快乐的一个缘由，也才有了这本《文人谈》。

　　例如，读《郑振铎日记全编》1957年的日记，尤其是涉及当时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的日记，郑振铎在每次参加完在文联大楼举行的斗争会后，都会在日记里记录下，虽然寥寥数语，但却重点凸显。如1957年8月14日日记里记录，在文联大楼参加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的大会上，发言的很多，“夏衍同志揭发了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引起与会者的愤慨，适夷当场大哭……”读到这句话，我就从书架上抽出楼适夷的《话雨录》一书，因为在我记忆里这本书里收入了楼适夷晚年写的一篇回应夏衍关于此事回忆的文章，文章里回忆了自己当年在这次会上何以大哭的原因，并质疑了夏衍的回忆。当然，夏衍的回忆录里对此事也是有着不同的叙述。

　　再如：读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二）》（中华书局2012年初版），扬之水记1991年12月28日到赵萝蕤家拜访：又说起近来对某某的宣传大令人反感，赵萝蕤说：“我只读了他的两本书，我就可以下结论说，他从骨子里渗透的都是英国十八世纪文学的冷嘲热讽。”“那种搞冷门也令人讨厌，小家子气。以前我总对我爱人说，看书要看伟大的书，人的精力只有那么多，何必浪费在那些不入流的作品，耍小聪明，最没意思。”读到这里不能不引起联想，扬之水日记的这个隐去名字的某某是否就是钱钟书呢？据说钱钟书小说《围城》里唐晓芙的原型就是赵萝蕤。赵萝蕤系当年清华园里的校花，追求者众，但赵萝蕤最终选择了陈梦家，问她何以嫁给了诗人陈梦家？她说因为陈梦家漂亮。

　　将不同的当事人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描绘和印象相互对比来读，其中况味正是夜读的乐趣。

　　从《闲话文人》（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初版）、《画家物语》（金城出版社2013年3月初版），再到这本《文人谈》，我的阅读与写作基本上都是遵循这种因夜晚的闲读而引起的一点“发现”的愉悦，有时候也会有跨越时空的会心一笑。将这样的“发现”记录下来，或许也是一种在书房里发呆的生活方式吧。

　　2017年夏于青岛前海湾畔

　　《文人谈》读后感(三)：在铅墨中寻幽探微

　　在铅墨中寻幽探微

　　——读薛原《文人谈》

　　□禾 刀

　　文人谈，谈文人。经常坐在书房里发呆的薛原，一直专注于阅读与文人相关的书籍。读得越多，个人体会就越多，集腋成裘，便有了《闲话文人》《画家物语》等多部随感集问世。

　　《文人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则记录了薛原阅读关于施蛰存、林风眠、傅抱石等36位文化名人书籍时留在书边上的点滴“发现”。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薛原的一本夜读笔记。毕加索曾说：“那些试图解释画的人大多数时间是走在歧路上。”这也可以拿来充当薛原写的这些关于现当代作家和画家的阅读札记的辩护词：第一没有“解释”他们的作品，第二也没有“解释”他们的人生。薛原所做的，只是一个夜读者因一点阅读的发现而引起的联想或说笔记，这种笔记往往也是为了自己的备忘。这种阅读的发现往往是因为一点相关的文字而引起对另外相关的书和文字记录的记忆，将这些相关的文字相互比较也是夜读快乐的一个缘由，也才有了这本《文人谈》。从《闲话文人》《画家物语》，再到这本《文人谈》，薛原的阅读与写作基本上都是遵循这种因夜读而引起的一点“发现”的愉悦，有时候也会有跨越时空的会心一笑。将这样的“发现”记录下来，或许也是一种写作的方式。

　　作为同样喜欢读书的笔者，薛原文中所涉及的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陈寅恪等名人的著作我多少也读过一些，偶尔也会在书上做些标记，但却不像薛原观察得那么细致，思考得那般深刻，更难以做到在阅读中抱着求知、求证、求实的心态，触类旁通，由此及彼，条分缕析。

　　著书立传尤其是自传或日记，即便作者再如何胸怀坦荡，下笔时也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绝对公允，这便给读者留下些许模糊地带。遇到这种情况，一般读者往往不去深究，书中有什么就读什么。而薛原在阅读中，则习惯性地去挖掘和思考语焉不详背后所隐藏的内容，常常多方求证，直到水落石出。

　　薛原曾提到一则小事：在读《郑振铎日记全编》1957年的日记时发现，文中提到楼适夷的一次“大哭”，原因与夏衍有关。为了弄清这个细节，他从书架上抽出了楼适夷的《话雨录》，仔细查找发现，里面确有这一细节。而作为当事人的夏衍在回忆录中自然也有这段记载，只是叙述与郑、楼二人有很大差别。通过多方对比，况味丛生，这大抵是读书人的乐趣所在。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无数细节构成的，文人自不例外，不同的是文人习惯用笔记录下生活中的琐碎。可别小看这些琐碎，细节往往正是后人寻幽探微，完成历史信息拼图的重要路径。过去文人喜欢写日记，哪怕是战火连天也不放弃。如《梁漱溟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均80万字左右，其中所记大到人生际遇，小到每天迎来送往，或者所闻小小趣事。由于这些信息散落各处，若从事件角度审视还需要精心梳理。薛原努力做好一个事实的呈现者，而不是评论者。他就像是一位考古学家，本着严谨的态度，将这些信息挖掘出来，一一拼接，然后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谈到施蛰存时，薛原着重还原了一个细节。1993年6月，施蛰存获得了第二届上海文学奖，奖金两万元。“在7月26日给古剑的信里，他（施蛰存）写道：‘上海文学奖，第一届是三万元，我是第二届，只有两万元，一切东西都在涨，这个奖金却跌价’。”两万元在那个年代绝对算是一笔巨款。坊间总有这么种看法，似乎文人就不该谈钱，谈钱就是争名夺利。然而，文人也需要生活，虽然不必锦衣玉食、肥马轻裘，但谁不愿意过好一点的生活呢。薛原罗列这样的细节，当然不是出于对施蛰存的贬损，而是真实地反映文人的生存状态。

　　谈文人也罢，谈文坛也罢，终归只是探讨人性的一种方式而已。于此，薛原说：“如果说以前是读他们的作品为主，近些年来则更多是读一些作品之外的内容，例如他们的传记、日记、书信等，从这些文人的‘独白’里，我读到了人生的况味，更读到了人间世态的变化，尤其是这些文人在时代风云里的生存。”

　　《文人谈》读后感(四)：一条书鱼的阅读趣味

　　一条书鱼的阅读趣味

　　——读《文人谈》

　　周彦敏

　　薛原在微信朋友圈有一个固定的栏目，叫“在书房里发呆”，里面经常贴他画的葫芦，他笔下的葫芦造型奇特，基本都是长脖大肚，似瓜非瓜的样子，同事嘲笑他画的不是葫芦，而是“歪瓜裂枣”，因为他画的葫芦怪模怪样，不是司空见惯的样态。甚至有人打趣他“一发呆一个歪葫芦”，然后跟上一个掩嘴葫芦而笑的表情。薛原很淡定，任人笑谈，照贴不误。估计后来质疑的人多了，他偶尔会贴一两张他搜罗来的奇异造型葫芦的照片，为自己正名：看，俺画的可是写生哈。

　　在薛原的书房里，除了书多，就是他搜集的各种怪模怪样的葫芦最为引人注意。看多了那些奇形怪状的葫芦才知道，他说自己画葫芦是写生，倒也不差。

　　一提葫芦，我的心目中浮现出来的就是外形酷似8的那种宝葫芦，倘若去买葫芦，也一定挑那种匀称美观的，而薛原从摊上淘出来的宝贝葫芦，基本都是如他所画的那种奇异造型，你觉得怪，是因为见的少，无见不识，少见多怪。或者并非未见，只是不留意，因为目光一直盯着的是更顺眼更常见的那一个。

　　薛原的葫芦画，或许可以让人从中发现了他的生活趣味——于平凡中看见不同。

　　薛原读书，与他选葫芦画葫芦一样，都是在庸常普通中有独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发现。既是他的眼光，也是一种趣味。

　　薛原的新书《文人谈》就是这样一本趣味独特的书。

　　人常说，书非借不能读。孔乙己还说偷书不算偷。薛原逛书店，愿意说自己是“贼不走空”，不过此贼非彼贼，更非孔乙己式的窃书，而是买。他口中的“贼不走空”指的是逛书店从来不会空手而归。

　　薛原是个读书人。而且是只读自己买的书。在《文人谈》一书的题记中，他写道：“我读书不成系统，纯粹是为了愉悦自己，往往是随手抓一本书随意而读，但也有一点相对的主题集中，这就是内容往往围绕现代文人和画家的人生和作品。”

　　这本小书写得十分平实，不学术，也不八卦，述而不作，却十分耐读。不过，这本书也有“门槛”，如果对现代文人画家的作品及人生不熟悉，对人性的幽微与世态炎凉不了解，或许就无法体会出平淡文字背后那些更为复杂的人生况味。

　　善于联想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若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只怕很难有作者那种触类旁通和心领神会的阅读快乐。

　　薛原将自己的阅读称之为“闲翻书”，风吹哪页读哪页。所以书中常有这样的情形：读到某人说某事，忽然想到另外一本书里曾有另外的说法，于是翻找出来对照来读，体会着一种闲读的乐趣。

　　《文人谈》是一本有关现代文人画家的阅读随笔。里面的文章不是鸿篇巨制，没有微言大义，有的只是一种闲趣，是阅读中随意记下的点滴，是穿越时空的会心一笑，也是心有灵犀的一声叹息。

　　薛原很喜欢这种读书的快乐，他说写作也是件快乐的事，要是把自己搞得太累，那就失去读书的快乐了。

　　薛原有个网名叫“书鱼知小”，涂鸦时也会署名“书鱼”。这名字的来历，值得在此一说。其实这也是我从读薛原这本书时得到的启发。原来书鱼不是鱼，而是一种小虫子。古时候读书人把蛀食书籍的小虫叫书鱼，据说有的虫三次吃掉书页里的“神仙”字样，自己也就化为神仙，这就是“脉望”。因为此虫白色，又称银鱼。薛原自称书鱼，原来是羡慕这种书虫，能否成为脉望那样的神仙倒在其次，做一条快乐的书虫，大概是读书人的真心自况吧。

　　有关阅读的快乐，是薛原在题词和后记中反复提及的，他说：“第一我没有‘解释’他们的作品，第二我也没有‘解释’他们的人生。我所做的，只是一个夜读者因一点阅读的发现而引起的联想或说笔记，这种笔记往往也是为了自己的备忘。这种阅读的发现往往是因为一点相关的文字而引起对另外相关的书和文字记录的记忆，将这些相关的文字相互的比较也是夜读快乐的一个缘由。”还说：“将不同的当事人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描绘和印象相互对比起来读，其中况味正是夜读的乐趣。”

　　同学张渝在朋友圈里说：“读书日已过，很少有人说读书的事了。其实读书不是口号，而是种子入地。春华秋实。”

　　真正的读书人，把读书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非炫耀和标榜。种子入地之后的春华秋实，只是读书的一个副产品。借同学张渝这句话，来注解薛原及他的这本《文人谈》，倒是既简便又恰切。

　　2018/5/4

　　《文人谈》读后感(五)：读《文人谈》记感

　　如何旁观“新文学”

　　——读《文人谈》记感

　　肖伊绯

　　《文人谈》 著者：薛原，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

　　《文人谈》一书，摞在手里，仅从书名（短书名）、装帧（小精装）着眼，几乎让人“秒会”（一秒钟内就领会）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无非是一本如今在文人圈子里流行到泛滥的“书话集”——必须是“小精装”、可把玩的那一类书。这类书里边写着著者在潘家园、海王村如何机智“捡漏”，或者在保利春拍、嘉德秋拍上如何奋力“血拚”；又或者与某某名人大师如何书信往还，如何求赠签名本的“掌故”，再或者又在某处异乡冷摊，奇遇某一部多年访求、颇有故事的宝贝图书等等。总之，《文人谈》一书，极可能就是那种要么“捡漏”，要么“掌故”的书话集罢了。

　　当我打开台灯，泡上绿茶，斜躺在藤椅上，脚搁在软凳上，开启闲适惬意却又略感疲倦的夜间读书时间之际，顺手翻阅起《文人谈》这本小册子。一般而言，我的夜间读书时间，往往只是在精力不济、无法写作，又别无它事相扰之时才会开启；这样的读书时间，一周之内，不过一两次而已。即便如此，夜读往往也只读一些古典诗词曲文或历史人物的书信日记集，要么藉此舒缓神经、陶冶性情，要么细读慢品，仍要从中搜索写作主题的，作为一名文史写作者的“夜读”，往往还是闲不得的，往往还不能纯是享受性质的。此刻，顺手翻阅起《文人谈》这本小册子，只能说明当晚确实是精力不济，试图看一点“书话集”消乏解闷罢了。

　　可开卷第一篇文章，便让我从藤椅上翻身而起，不将此书作“书话集”看待了。这是一篇写施蛰存（1905—2003）的文章，写得很是特立。著者与施没有交往，毫无“掌故”可言，更无什么签名本“捡漏”之类，但通过研读一系列相关文献，拈提出施的晚年文学肖像，竟然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新文学，我是旁观者”。原来，在1988年5月25日写给香港古剑的信中，对香港文学杂志的约稿，施称“我不想写杂文或回忆记，我还是写古典文学文章可保天年，新文学，我是个旁观者。”对此，著者评述道，“一句‘新文学，我是个旁观者’，道出了复杂的滋味。对于1930年代的现代文学来说，施蛰存显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身体力行者”。应当说，拈提的史料恰到好处，评述的角度也颇为中肯——对此稍有了解者，都会联想到鲁迅不依不饶，笔下屡屡讥刺的那个“洋场恶少”，晚年却化身为专事金石之学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北山楼主”，正是施蛰存。他晚年的一句自况“新文学，我是个旁观者”，当然意味深沉，耐人寻味。

　　施蛰存活了99岁，作为“新文学的旁观者”，他晚年“写古典文学文章可保天年”的养生策略，当然是凑效的，而且效果奇佳。从上个世纪80年代拒写杂文与回忆记开始，关乎房子、稿费、版税、饮食等诸多生活问题的思索与言说，施蛰存晚年生活情状确实皆与“新文学”无关了，但从中又总能体察出人生本有的“文学性”来。《文人谈》里一一列举着晚年施蛰存与香港友人古剑、痖弦等的通信内容，可以使读者清晰的窥见，这位“新文学的旁观者”清醒且坚韧的走向生活本身，再也不为什么文学理想、理念而纠结与激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施对自己中青年时代的文学成就完全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了。《文人谈》里交待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即施可能对诺贝尔文学奖仍持热望。书中这样写道：

　　还有一封短信，是施蛰存1994年3月29日写给北京李辉的，其中有一段如此交代李辉：“中国文学社印出了我的小说集英文本，书名One Raining Evening《梅雨之夕》。我送你二册，其中一册请你用你的名义寄赠马悦然，不必航空寄，平邮二十天可到。”关于马悦然，就不用多解释了，其身份是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委员，他是诺奖评委里唯一一个懂中文的。

　　据笔者所知，《梅雨之夕》的英译本书名不是“One Raining Evening”，而是“One Rainy Evening”；不知是施蛰存信中有笔误，还是《文人谈》著者在引述时出了笔误。总之，此事确可看出时年已90岁的施蛰存，仍对自己早年的文学成就耿耿于怀，对诺贝尔文学奖仍持热望。须知，《梅雨之夕》乃是1933年在上海初版的施蛰存短篇小说集，集中首篇小说即《梅雨之夕》，径直此次首篇小说作了集子总名。1936年时，这部小说集已经发行了第三版，可见在当时虽不算特别畅销，也是有一定成绩和影响力的。然而，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此书再未重版印行，就此沉寂了半个多世纪。这样的存世渐少、稀见的“新文学版本”，至1994年竟出版了英译本，还让90岁的“新文学的旁观者”内心重燃激情，也实在是只能以“世事难料”或“人心难测”来加以概括了。

　　所以，“新文学的旁观者”这一概念，恐怕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晚年施蛰存看似一个标准的“旁观者”，实则都还有一步之遥，至少还没有泯灭对自己早年文学成就的公认之求。《文人谈》中，继首篇写施蛰存之后，还有写周作人、陈独秀、胡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篇什，这些耀目的名字，皆是足以在“新文学”领域中留下烙印的名字，他们当然不可能是什么“旁观者”，而直接就是“参与者”，甚至于还是“开创者”或“引领者”。但《文人谈》一书，似乎都是将他们置于“旁观者”的地位来加以考察的；没有什么文学成就、流派、风格、阵营、年表上的概括或细化，而统统予以生活史的关照与拈提。这样一来，他们似乎都成了与施蛰存的“同道”，性情与文风究竟是婉约还是豪放皆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他们如何面对生活本身以及守护某种生活方式的能力如何而已。

　　诚如书前著者自道那样：“文人们的人生与他们创作的作品相比，往往更丰富，也更有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人谈》一书比之一般意义上的研究类著述，更具备了阅读本身的享乐感；而比之那些将文人生活写成“剧本”或“小说”的读物而言，这又是一本无法让人躺着消遣的书。总之，对于如我这般既不从事新文学创作也不涉足新文学评论、新文学史研究的，本身更接近于“新文学的旁观者”之群体，以及对“新文学”历史及历史人物始终抱有浓厚兴趣、乐于谈论的后世读者，《文人谈》提供了一种看似新鲜、实则永恒的旁观者视角。

　　在这一视角之下，再没有主义与水平之争，只有永恒可谈的各种“谈资”之本源，无非就是“生活”二字。写作与谈论的所有问题，总归也只是人的问题而已。“文人”，也是人，也只是人而已。参与也罢，旁观也罢；谈文人也罢，谈文坛也罢，终归只是探索“人性”的一种方式而已。于此，《文人谈》著者在前言“题记”中早有总结，他说，“如果说以前是读他们的作品为主，近些年来则更多是读一些作品之外的内容，例如他们的传记、日记、书信等等，从这些文人的‘独白’里，我读到了人生的况味，更读到了人间世态的变化，尤其是这些文人在时代风云里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