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与铁读后感锦集
《金与铁》是一本由[美] 弗里茨·斯特恩著作，理想国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45.00元，页数：9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与铁》读后感(一)：部分自己比较喜欢的段落
1.这种非自由化，不会尊重个体价值，难以理解自由之意义，它崇拜权力，渴望强人，最终所有人都沦为牺牲品
2.事实上，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更多的事靠煤和铁，而不是血和铁
3.德意志帝国的气氛似乎散发出一种多愁善感的自负，深深的虚伪和痛苦的奴性。
4.美国的的传统表现出对平等主义民主的强烈偏好，但这是贪婪而非友爱的民主
5.萧伯纳：生命是善与恶的力量泾渭分明的“道德健身房”
6.我们无法靠真正的清点证明，某个时代现实生活中的恶人比另一个时代更多。但我们可以说，在某个时代，不怀好意的伪装的确更有理由和实用价值。
7.革命带给俾斯麦新新的冲动和方向。心爱女子的离世带给他一种对生命宗教般的新承诺；他的王国的几近死亡带给他一种新的政治决心。前者教会他所有人的无能为力；后者让他见证大多数人的脆弱。两者的结合让他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命运
《金与铁》读后感(二)：一些小小勘误
总体翻译非常好，但是有几处编辑上无伤大雅的小错误。
183/内部“崩溃”
276/“民族”自由党
302/“民族”自由党
该党也可以翻译为国家自由党。简要说明下。这倒霉党是普鲁士-泛德意志1860年代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德意志统一期间和帝国早期，与俾斯麦合作，搞经济自由主义，大国崛起，顺带kulturkampf批斗天主教中央党。随后在1879年被一脚踢开，左右翼分裂。左翼和进步党搞在一起成立短命的德国激进党。右翼和中央党、保守党、自由保守党组成第二帝国后期的执政联盟。
348/译注 参加1887年三帝会议的应该是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就被暗杀身亡。
485/ 应该是“军队对工业的需要”，不是反过来。
495/“统一”
577/“正当利益”
642,p708/匈奴人-匈人-Hun 把德国人称作“Hun” 匈人，是一战前后协约国常用的代称。这里需要说明。并且匈人并不等同于中文里说的匈奴人。
680/“暗示”
695/“响应”
《金与铁》读后感(三)：对犹太人的愤恨
我看《金与铁》这本书，里面涉及到犹太银行家，他们可以说把控着德国，英国，法国的金融命脉，从帝国公债的发行，到私营铁路的国有化过程的赎买（控股），再到新闻报纸的秘密控制，都有犹太人的隐形操作（控），战争发动的筹款，结束和谈战争赔款的过户抽成，也都是犹太人在积极张罗和布局。当然，这后面是帝国元首或阁员的默认及下令。这些犹太金融家，通过对官方和民营的或明或暗的“安排”，也为自身积累了巨量的财富，因为在服务双方的过程中，能够洞察到最早的消息和宫廷密辛，从而在市场中提前布局或掌握投资先机，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谓真正的赢在“起跑线”上。他们的巨额财富，也用于其奢华的生活享乐，与官员们的聚会的觥筹交错之间。外加犹太人的种族身份，另外界嫉妒，仇富的心理底色外加“反犹主义”长期积淀，导致对犹太人普遍的愤恨和猜忌，新闻报纸对宫廷和犹太人互相勾结也有各种绘声绘色的描述，漫画的丑化，基于意识形态需要的诋毁和妖魔化，那么犹太人在欧洲人的内心，已然是“牛鬼蛇神”之状，被“横扫”只是时间问题。对于犹太人的愤恨，其实也很容易体会，假如我国的那些挥金如土的富豪（暂且不论获得财富的是非），恰恰是少数族裔，那么也肯定会被妖魔化，并以此覆盖到对全体民族身份的歧视。
《金与铁》读后感(四)：金与铁---果然是金比铁先行吗？
刚看见它的厚度时，以为可以“大快朵颐” 。读完之后，稍微有些失望。
首先，作为移居美国的德籍犹太人，作者有些立场先行，感觉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前祖国的怨气。历史学家是应该有立场，但也要尽量客观。在这本书里，作者似乎没能做到。毕竟从团体到个人，都是那个时代那个“德国”的受害者。
其次，作者对布莱希罗德的历史地位也做了拔高。诚如作者所言，以往的历史学家对包括布莱希罗德在内的犹太银行家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缔造中的作用低估甚至忽略了。这里面有历史学家做研究时的“态度问题”，但也有作者提及的“素材问题”，因为德意志包括普鲁士的权贵们（俾斯麦在内）大抵不是反犹也是轻视犹太人的，这导致了他们的书信以及其它书面记录中，甚少乐意提及犹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做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作者在本书中的拔高就是厘清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本书的题目是《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意思似乎是说，布莱希罗德在俾斯麦缔造第二帝国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许可以定义为“俾斯麦的左膀右臂”。但是在第二帝国缔造前的那三场战争中，布莱希罗德不过是起到了帮俾斯麦筹款的作用。尽管重要，但能否拔高为书名所描述的程度，绝对是存疑的。毕竟，俾斯麦以及他的核心决策圈如果决定了要打那些战争，是不会为筹款这些事宜所左右的；毕竟，如作者所言，犹太富豪如布莱希罗德“苦苦追求财富和地位，但发现前者并不能带来后者”。
此外，译者似乎对德语和德国的知识有些欠缺，一些德语词汇也许可以借字典翻译，但将Chicago an der Spree译成“狂欢中的芝加哥”就有很大问题了，事实上，这短语指的是柏林是“施普雷河畔的芝加哥”。
《金与铁》读后感(五)：评《金与铁》
布莱希罗德与俾斯曼之间的关系似乎类似于胡雪岩与左宗棠。军国大事离不开经济支持，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无论是普法战争还是收复新疆都难以实现。然而中德两国形势大不相同，俾斯曼可以在银行家支持下翻云覆雨，实现统一德国的壮举，并在欧洲列强中占据重要一席；而左宗棠虽然也是中兴四大名臣，积极推动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却依然无法改变清朝衰颓颠覆的命运，这其中的异同值得深入思考。
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大国与小国的区别。
在一个相对更小的群体中，个人的能力个性对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大。俾斯曼能掌权几十年，最大的原因是德国内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能代替他的位置。长期由一人执政保证了政策的延续和长期性，如果执政者有能力和魄力，无疑是国家之幸。当然，如果执政者个人有缺陷，也会因为缺少制衡而被放大为国家的悲哀。
相比之下，清朝即使落后，人口疆域也十倍于德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个人的能力不再突出。左宗棠同时代有曾国藩李鸿章，还有名气稍逊一等，但能力丝毫不差的胡林翼彭玉麟张之洞沈葆桢等等。这些人虽然都有远大的抱负和强大的执行力，但相互之间形成了制约，不会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封建皇权又势力强大，一直控制着局面，以至于个人的努力难以挽救国家危局。
有趣的是，德国自从统一之后，再想从政治上，经济上统一欧洲的图谋都不成功。俾斯曼这种以个人能力主宰一国的方式很难放大到“大国”。大国走向崛起，虽然也需要有志之士的个人付出，但更需要先进的制度。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没达到的赶美超英，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终于看到了曙光，重要原因就是一个更加先进的制度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再用于内斗，而是用在了发展之上。如何在思想上，制度上保持先进，是各个国家强国之路上必须思考的问题。
《金与铁》读后感(六)：不可跨越的阶层
初识德国史，一部宏大的历史纪录片，却以几个人之间的交流 关系呈现出来，可见大背景下的大人物也有我们看不到的悲伤与无能为力。
《圣经与利剑》中就写到了基督教与犹太教就是天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没有国家的犹太人就犹如浮萍一般在世界各地漂浮着，企图建立自己的国度，却在每个角落都苦苦挣扎着。德国也不例外，布莱希罗德作为一名犹太人，在德国贵族阶级中游刃有余却每一步都战战兢兢。俾斯麦在通往帝国的道路中，每一砖一瓦都需要布莱希罗德的“金”，没有布莱希罗德的“金”，俾斯麦也将无法“铁腕”，帝国也将毫无根基。布莱希罗德的情报 人脉 金钱与投资，将俾斯麦送上了帝国的直通车。
然而，融合之路却很艰难，布莱希罗德作为犹太人，在金融 情报界叱咤风云，实际上，却是俾斯麦利用的棋子而已。布莱希罗德犹如一个暴发户，虽然富可敌国，却永远都超越不了那个固有阶层。所有，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一直存在的矛盾心理，既有自己种族的“拖累”，努力跻身到德国贵族阶级中，又有带着犹太人“转正”的目标。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下，他的心愿还是未完成，阶级的固化，种族的差异，最终还是金钱无法逾越的鸿沟。不仅如此，更将犹太人推向更加尴尬和最终被屠杀的境地。
前两天，还看了一部电影《饥饿站台》，其中有个镜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6层的黑人，努力拿着绳子向上爬，结果5层的人却向他拉了shit。对，阶层是无法超越和融入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像德国19世纪那样普鲁士贵族阶级统治的年代，更亦如此。所以，布莱希罗德那样的一个金钱帝国，在俾斯麦被罢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式瞬间崩溃，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后人不堪 不争，而是阶级无法调和而形成的最后结果。而布莱希罗德的金钱帝国也只是当时德国帝国建立的必需品，也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罢了。当阶级利益不需要你的时候，你真的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场虚无与梦境。
这也犹如《大明王朝》中的沈一石一样，明王朝需要你的时候，你需要夹缝中求生存，你需要亦步亦趋步履薄冰，但当明王朝不需要你的时候，你的结果就是替罪羊。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和布莱希罗德的结局一样。
与政客共舞，往往结局都很悲凉，这也就是所谓的无力感吧…
《金与铁》读后感(七)：一边融合，一边碰撞
“金与铁”这个名字很酷。
提到对德国、普鲁士的最初印象，无外乎就是“铁血宰相”俾斯麦、最强陆军、铁十字勋章...
纵观历史，人们更多地倾向于谈论300多个德意志邦国的统一之路，谈论俾斯麦著名的“铁与血”演讲，谈论欧洲陆军的所向无敌，谈论德国的教育普及，谈论一个急速崛起的德意志强国。可是，这一切丰功伟业背后是强大经济实力作支撑，“金在铁前”这个事实却被史学家们忽视，背后的人，更是被有意无意的遗忘。
在书中，我们看到，被大久保利通、李鸿章们追捧模仿的俾斯麦，同样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在对外战争对内铁腕统治的背后，始终围绕着政府与国会的财政博弈，行走在财政破产和内阁倒台的边缘。这种焦虑和危机刺激了统治者采取激进的专制的统治策略，威逼利诱的权术替代妥协合作，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向前台，外部的仇恨和发动战争成为转移社会矛盾的惯用伎俩...战战兢兢的激进路线把普鲁士发展成欧洲大陆第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却也摧毁了国内的自由和对法律的敬畏，让专制穿上了合法的外衣，并一直缠绕在德国政治生活之中。
俾斯麦是“铁”，布莱希罗德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政治中“金”，且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俾斯麦集权统治的影子里，在政府机构相对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他是俾斯麦的谋士、亲信、情报掮客、非官方的特使、调停者、政治测风气球、个人理财经理和谄媚者，发动金钱攻势的赞助方。
布莱希罗德的付出获得了帝国和俾斯麦认为的丰厚回报——帝国最富有的人。他的人生代表犹太人所能企及的高峰，以及攀爬过程中的痛苦与危险，他赢得德国犹太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认同与地位。在“金”的挥舞下，他与宰相、皇帝、皇帝亲信、官员们建立了个人友谊，让众多的国际国内政客们争相巴结，他的信息渠道触达欧洲的角落，他比大多数统治者更早看到升起的太阳。
可是，这位德国最富有的人却生活在德国世界的边缘，毫无归属和安全可言。显赫的外表下是恐惧和受到威胁的奴性，“忠诚的朋友”私下的赞扬和公开的辱骂共存，一边是对融入德国世界的渴望，一边却是“反犹主义”下日益冷漠隔阂的社会现实。俾斯麦在支持犹太人“自由主义”和“反犹主义”间来回游走，只为达到政治目的；精心编织的政治保护网络成功在关键时刻扮演了尴尬的“沉默者”，在一两底层无赖的攻击中不堪一击；“反犹主义”成为宣扬者们获取政治资本参与博弈的桥梁和阶梯；也成为帝国统治者们转移在大变革中忿忿不平的失落者们视线，转移奴役本质的心照不宣的工具...这些种种的偏见，为德国社会带来了一个致命的观念和武器——即我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利用犹太人和反犹主义者。
这种随意和不受惩罚地像操纵人类本身一样操纵人类的偏见。随着民族主义的日益狭隘，犹太人成了意图对国家不利的阴谋者，攻击犹太人变成了对德国的热爱，以及对于纯粹民族主义的维系。反犹主义变成了德国爱国主义的一部分，为旧有偏见披上理想主义的新外衣，让人们以无可指摘的爱国主义为名，让反犹主义成了某种美德，扼杀对宽容的开明信仰。偏见获得了最大的滋养土壤，往后的历史证明，操纵人类偏见的后果比挑起战争更为可怕，最终也反噬了人类自身。
布莱希罗德的失明更像是带有某种残酷的象征意义，犹太人步履蹒跚地走进一个充满或明或暗仇恨的世界里，无法预知危险的将至。
《金与铁》读后感(八)：金与铁
俾斯麦是有史以来最轻视原则的人……他是天才、国家的救世主和感伤的叛徒。他总是以我为尊，当事态不再如意时，他就开始哀叹忘恩负义和爱哭鼻子的北方德国人的多愁普感。当我觉得俾斯麦是神意的工具时，我向他鞠躬致意；当他只是他本人，是容克贵族、护堤员和谋利者时，我觉得他完全不值得同情。此人既是超人也是狡猾的逃避者，既是国家奠基者也是马棚逃税者，既是英雄也爱哭鼻子，黄油在他嘴里不会融化，我对他充满复杂的感情，无法对他表达任何纯粹的赞美。 特奥多尔·冯塔纳致女儿 1894年1月29日
首先看一看普鲁士王国在不到十年间参与的战争：
1863年，俾斯麦帮助俄国镇压波兰起义；
1864年，普丹战争，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代表的德意志邦联胜利；
1866年，普鲁士王国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邦联瓦解；
1870～1871年，普鲁士王国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
1871年，普鲁士王国的国王威廉一世统一了除奥地利外德意志全境，并在凡尔赛宫加冕成为皇帝，改国号“德意志帝国”，俾斯麦任宰相。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人称“铁血宰相”（“铁”指武器，“血”指战争）。发动战争就需要钱，而当时的议会拒绝拨款，“一个被社会上大量富有阶层痛恨的违宪政府能否找到冒险发动战争的必要资金”，此时，犹太富豪布莱希罗德的出现不早不晚。有了布莱希罗德的财力支持，俾斯麦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宏伟蓝图，将议会踩在脚下。
所以，书名《金与铁》，大约指的就是俾斯麦代表的政权和布莱希罗德代表的利益集团了。因为性格嚣张狂妄，喜欢破坏秩序，“俾斯麦的朋友或盟友寥寥无几”，他靠“铁血政策”自上而下统一德国后急需“视野广阔和智慧出众的人，既乐于效劳又不会取代自己的人”。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相遇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布莱希罗德的时代相对较安稳，老式的反犹主义偏见正在式微，新的反犹主义理念尚未成型，正适合布莱希罗德和其他一些信仰犹太教的银行家踏入柏林社交界。“49岁时，他已经取得很多。他是柏林最知名的私人银行家，也是那里最富有的公民之一，他还是俾斯麦的参谋和许多精英的顾问。”身为犹太人，如何置身于金字塔的顶端？“布莱希罗德是第二帝国的政治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在俾斯麦的影子里，他成了谋士和游说者、亲信、国王拥立者和金融杂务工”。他的成功包含了真正的实力和忍辱负重，两点缺一不可。
1871年后，俾斯麦拥有三处大庄园：柏林西面的舍恩豪森；位于波美拉尼亚，距离波罗的海不远的伐尔岑；汉堡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鲁。三处庄园共占地约4万英亩，投资约550万马克。对这些庞大地产的管理需要更为庞大的资金，而布莱希罗德就是俾斯麦那座源源不断的金矿，当然，通过服务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好处：能够在第一时间获悉战事和皇宫风云变换，利用自己的财商进行率先投资，从而积累更多财富，钱上加钱。
“金钱一旦作响，坏话随之戛然而止”，犹太人的族训可以看出自古以来他们就和金钱捆绑在一起，商人一直以来是贬义词的代表，被欧洲各阶层鄙视。“德国人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一方面他们需要钱，一方面又因受制于犹太人的放贷而痛心疾首。所以，即便像布莱希罗德那样位于顶尖地位的犹太富豪也一样不被德国贵族接受，甚至以结交为耻。俾斯麦后来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布莱希罗德，他的编辑和传记作者也同样假装布莱希罗德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布莱希罗德“苦苦追求财富和地位，但发现前者并不能带来后者”。他不明白的也许是，他的成功与羞辱的奇特组合反映出德国人与犹太人关系的严重缺陷。
“布莱希罗德的职业生涯反映了他所属的两个世界的某些基本过程，其中一个是他诞生的地方，另一个是他迫切渴望的地方。他生来是犹太人，选择成为德国人。多年来，他认为自己可以把这两个世界合而为在德国世界中的公共和更重要的角色发生矛盾。事实上，他的中年见证德国人与犹太人社会最风平浪静的融合时期，他的晚年则出现对这种融合的第一次有组织否定，他的成功本身被视作否定的理由。”俾斯麦时期，已经将特定群体称为“帝国的敌人”。1933年上台的纳粹重复了这一做法，尤其特指犹太身份的公民。经历过俾斯麦的时代，其他人对纳粹的故技重施会感到熟悉且可以接受。前人种下风，一代人之后将收获暴风。
感慨的是，书里有两张图片是内政部给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的备忘录，宣布埃德加和库尔特·冯·布莱希罗德为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祖辈中有三人是犹太人。他们的命运交由艾希曼处置。
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逝世，其子腓特烈·威廉继位，称为腓特烈三世，即位99天病故。其孙威廉二世继位，时年29岁，这位年少气盛的皇帝不甘受制于俾斯麦，与俾斯麦在很多问题上出现分歧。而当时俾斯麦已达73岁高龄，执政长达26年。结果在一系列权力斗争中，俾斯麦逐渐心灰意冷，在1890年3月18日正式下野。
《金与铁》读后感(九)：随便写写
我非德国史专业人士，仅希望就此书做一些学术向的基本说明。
1. 这确实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专著
判断一本书的专业性，最重要的标准：一是注释，二是参考文献，三是深度。
依据注释可以判断，这确实是一本典型的德式风格的史学专著。习惯上讲，大家都喜欢注释页下注的形式（即注释的原文与解释在同一页面），这样对照着看，或是寻找文献，或者写下笔记，都十分方便。如果编辑不是将原文引用的注释全部放在正文的最后，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注释与解释都放在了同一页面，正文与注释所占同一页面的比例应该是挺可怕的了（一比一？）。
但正是将原文注释统统收在书末，这才有利于增进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同时，一些学术性的术语都以页下注的形式出现在了同一页面，也是为了达到这一效果。
细观注释中出现的参考文献，可以发现，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包括但不限于：哈佛大学所收藏的布莱希罗德的通信记录、布莱希罗德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等位于世界各地的与布莱希罗德有关的资料、书信与档案。诚然，如作者所言，最后的参考文献部分所罗列的只是一些重要的、值得罗列出来的资料，还有很多作者看过的资料并未被列出。
所谓的深度，简单而言就是原始资料与现代资料的较为全面的使用，以及背景知识的多寡（？）。作者确实较少涉猎到一些基本知识或历史背景。一些基本术语已由译者页下标注出来。至于其他知识，只能因人而异了吧！
2. 专业性≠枯燥、可读性差
首先还是要归功于王晨老师，对照英语本、德语本，将这部全文73万字、正文750页的大部头翻译出来，其中会出现一些错误，在所难免，请勿纠结。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讲，真正的枯燥应该是，如何解读这些数量巨大的、手写体的、近代德语的私人书信及档案，甚至其中许多的资料都是首次公之于众、未被使用过的。
当然我也相信，一部好的通识性/科普性的作品，借助其活泼易懂的语言，这会引起读者对该主题/书的很大兴趣。但《金与铁》确实是一本专业性的作品，并且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否有兴趣可能更需要取决于读者对19世纪下半叶（1850-90年代）德国以及欧洲的兴趣了。
3. 主题：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这本书的确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的双人传记。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背景，能够读出来的角度与重点也各有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确实是一部以政治为主线的传统的史学专著，而且书中的主角，不论是俾斯麦还是布莱希罗德，以及配角：国王威廉一世、威廉二世、欧洲诸国（德法英奥俄等）的各类银行家、外交家、政治家等等，他们都是当时欧洲最为重要的精英群体。对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而言，了解俾斯麦与他的助手布莱希罗德的关系，十分有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那个年代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换言之，对于《金与铁》而言，布莱希罗德的故事是我们重读普鲁士建立并发展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新的视角。《金与铁》出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当时，至少在作者弗里茨·斯特恩先生看来，这是学术界第一部真正有关于布莱希罗德的学术研究，然而有关俾斯麦的相关内容却超过七千余。
银行家的职业、俾斯麦的助手、犹太人的身份，这样的三重身份是塑造和理解布莱希罗德一生的关键。诚然，作为德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银行家，了解布莱希罗德，我们必须紧紧关注于经济层面。但《金与铁》从根本上讲还是一部传统的史学专著，其希望讨论的内容是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两个人。俾斯麦是成就布莱希罗德人生最为重要的人，布莱希罗德是俾斯麦的助手，两人合作数十年。布莱希罗德为俾斯麦提供私人方面的服务（如打理庄园、管理收入、投资债券、买卖股票等）与工作方面的帮助（如帮助政府绕过议会筹得军费，解决宪法纠纷，为俾斯麦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帮助，联络其他银行家/政客/外交大使等精英，处理人际/外交关系等），布莱希罗德同样会从俾斯麦那里得到回报（能够影响欧洲股票升降、债券投资的重要政治消息、不限于政治与金融的人脉网络、个人荣誉、佣金、更多的雇主等）。两人关系的落脚点仍然是布莱希罗德被俾斯麦所需要，而俾斯麦所做的一切主要有两个方面：在私人方面讲，财产、庄园与股票是否安好与增加；从工作角度讲（这也是俾斯麦毕生最为重视的），带领普鲁士完成部分欧洲德意志民族（排除奥匈帝国）的统一，建立德意志帝国，提防英国、法国、奥匈帝国的威胁，壮大帝国，进行海外扩张（不限于殖民地/资本等方面）。
由于犹太人的特殊身份以及十九世纪下半叶德意志乃至欧洲的反犹主义的激化，布莱希罗德同样受到了反犹主义者的敌视与攻击。在本书中，作者讨论了有关布莱希罗德犹太人身份的内容，展现了布莱希罗德内心的矛盾世界：作为一个犹太人，既要忠于自己的信仰，忍受社会的排斥（即便他已经是当时德国的知名人物），还要为了维持乃至壮大自己的势力、企图融入德意志的主流社会而卑躬屈膝、战战兢兢——但这个主流社会流行的是反犹主义。因此，从犹太人身份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对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等各类精英之关系、德意志帝国社会内部的敌视与分裂等问题有所了解。
此外，由于可使用的档案的庞大，作者围绕两位男主角，还讨论了普鲁士与第二帝国的诸多方面，其并不限于传统政治史所涉及的精英阶层的人物关系、统治阶层的统治，值得关注的还有从通信中所体现的心理、意识、态度等诸多思想的层面。
4. 历史事件本身是复杂的。
历史事件本身是复杂的。这是一句废话，但在此处依然值得指出。当然在事实上，我们并不排除将简单事件复杂化理解或将复杂事件简单化解释的情况。
如果我们企图以较新且较全的方式去了解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德国，那么显然我们无法简单化的去理解这个时代。诚然，如3.部分所指出的那样，《金与铁》是政治家俾斯麦与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的双人传记。在两位男主角的故事中，经济实践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作为一个银行家，一个善于投资债券、经营管理的私人助手，布莱希罗德在事实上是一个与“经·济·制·度”，甚至可以说是与“经·济·政·策”没有太多关系的人，因为他只是一个银行家，在政府机构里，他只是俾斯麦的助手（工作内容见3.）：他既没有权力改变经济制度，更无地位去主张经济政策——他只是一个助手（以经济为主但不限于经济层面），一个可以提供各种意见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富有情商且人脉广泛的人。而从俾斯麦的角度讲，俾斯麦是一位富有智慧、性情古怪的政治家，他的想法永远令人捉摸不透，但总而言之，他的目的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更好的治理国家”。这样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我们去看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时代的变化，应该是不太可能仅从经济或政治的角度去了解。
相信所谓的“历史研究”，其实也需要相信“事件本身都是复杂的”，（再次强调）了解十九世纪的德国同样如此。特别是，俾斯麦带领普鲁士建立德意志帝国是通过战争的手段，随后扩大海外殖民地与市场同样需要处理、协调大国间的竞争，而这些都意味着，俾斯麦必须重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与外交。俾斯麦首先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同样也是一位重要的外交家。从这个角度讲，《金与铁》也以俾斯麦为核心，为读者呈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与欧洲最精彩的外交片段。
在社会与文化方面，3.部分已经提及了反犹主义与思想层面。
至少从以上的层面来看，《金与铁》一书的厚重之处并不仅仅体现在实物上的厚与重，巨大也绝非仅限于引用书信与档案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确实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思想、私人关系等诸多方面，为读者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呈现了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与资料，从而带来了厚重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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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与铁》读后感(十)：权力的影子
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呈现在人们眼前通常都是一些政治、军事的“大事件”，这往往在有意无意中让人忽视了一个隐藏的问题：很多军政大事都需要钱，尤其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1862年，新任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下院的首场演说中宣称：“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确实，他在此后不到九年的时间里通过三场战争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创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也因自己当年这番强硬的宣言博得了“铁血宰相”的名声，但就算是他，完成这一功业其实靠的也不仅仅只是“铁与血”——至少还有“金”。
对政治家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弗里茨·斯特恩在这本《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中已清楚地洞见这一事实：尽管俾斯麦作为一个老派贵族和保守主义政治家很少公开提到钱，但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他都完全理解金钱的力量。尤其是在他发动统一德国的前两场战争需要钱时，他所鄙视的议会都拒绝拨款，如果不是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帮他筹到钱，他大概只能另谋出路：要么放弃自己的蓝图，要么向议会屈服。1864年联合奥地利对丹麦进行的一场小型战争，耗资就达到往年盈余的三倍，而议会拒绝批准还意味着俾斯麦此举本身就是违宪的，尽管他鄙视阁僚们怯懦而缺乏想象力，但在他的冒险成功之前，其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问题在于“一个被社会上大量富有阶层痛恨的违宪政府能否找到冒险发动战争的必要资金”。
后来的历史证明，俾斯麦通过自己多管齐下、见机行事的可怕手腕一次次都成功了，他永远都会同时准备多个选择，然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迅速地抓住时机去实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有利的那一个。不过，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布莱希罗德那个时代一流的银行家，在幕后为他做出了极为重要、但却不为人知的贡献。他的筹资能力、理财手段和遍布各地的财经情报网络，不仅确保了俾斯麦的个人资产，使得他能在议会反对的情况下继续弄到钱强行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甚至还能比外交官提前八天迅速获知各地发生的政经要闻，这也使得他能在时代复杂变动之际学会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一个由金钱、技术、贸易构成的新世界。当然，这也强化了俾斯麦的政治地位，因为有了钱他就可以不用向议会让步来获得拨款，这是事理之常——在1697-1822年间，葡萄牙国王由于从南美洲获得的黄金等新财富，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都不再召集议会。
在早期欧洲历史上，曾有许多银行家专门为政府运作贷款，比如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爆发后，英王爱德华三世就曾向佛罗伦萨银行家借钱，但这些都从未像俾斯麦和他的犹太银行家这样达到如此深层次的紧密结合。19世纪的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其实已逐步可以通过税收、或发行公债、贷款来筹集到资金，然而这种财政权力通常都掌握在议会手里，限制执政的国王和首相的权力，以免他们的挥霍或冒险将国家拖入破产的境地。俾斯麦后来的成功使他免于被追究，证明了自己确实比议员们更有远见，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他绕开了宪法规定的议会体制，不顾任何人的反对，为了确保自己的蓝图能贯彻实施，不惜通过非正式渠道另辟蹊径。他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利用被扣押的没收资产建成的韦尔夫基金，以便不通过公共审计使用它来贿赂、操纵记者和媒体。你可以说他达成了目的，将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但这样不择手段地灵活行事显然也腐蚀、破坏了原有的制度。
在当时的反犹声浪中，有一种论调暗示，俾斯麦不过是他身后那个犹太银行家的金钱力量所操纵的傀儡。这让俾斯麦极其恼火，无疑也背离事实：别说是“操纵”，两人之间甚至都谈不上是“合作”，因为彼此本就没有平等的基础，确切地说，布莱希罗德倒不如说更像是俾斯麦忠诚的仆人。虽然这位犹太银行家在焕然一新的德意志帝国已是首富，拥有令人嫌憎交织的金钱和社会影响力，但他仍然从未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他的焦虑、不安和挫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预示着几十年后犹太人在德国的悲惨命运。
不错，这个新德国以远超欧洲传统强国的速度狂飙突进，但在经济繁荣的外衣之下，这也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变、充满焦躁不安的时代。相比起英法，德国的现代化显得特别快速和浮夸，那些原本出身边缘或低下阶层的群体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赚足了钱，这愈发使得原本的精英阶层憎恶现代化。老派的普鲁士容克地主奉行的是荣誉、节俭、责任和自律的简单道德生活准则，渴求金钱的念头本身就令人厌恶，因而他们虽然有求于布莱希罗德，但又厌恶这么做；令人难堪的是，他们如此喜欢银行家为他们理财，但却又那么讨厌他的行当，因为正派人是耻于谈钱的，尤其不会通过商业欺诈手段来赚钱。
如果以为这只是保守倾向的德国精英的问题，那就错了。事实上，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在我们现在看来，通过公平对等的市场交易发财致富无可厚非，但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商人多是通过不光彩的狡猾手段赚钱的，一个腓尼基商人被描绘成“内心虚伪狡诈、已经做了许多害人之事”的角色，而英雄人物则是通过战争或掠夺获利。在古罗马，元老院的贵族总是乐于宣称不会让商业玷污自己的双手，在他们看来，若不撒谎、欺骗、作假、贿赂，一个商人又如何获利？固然这种优越感并未妨碍老加图、西塞罗等上层人士从商业活动中获利——当然都是通过代理人来完成的，而绝大多数代理人都是“新罗马人”。旧制度时代的法国贵族也以好逸恶劳、鄙视工商业而臭名昭著，在话剧中被讥讽为“只有从娘肚子里出来时使过一点劲的人”，他们的资产都由管家、经纪人代理。正如J.M.罗伯茨在《我们世界的历史》中所说的，“几百年来，欧洲北部的大多数贵族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从军、加入教会或打理家产才是配得上自己身份的职业。和其他行业相比，贸易与他们绝缘的程度最为彻底，除非通过代理人经手。甚至数百年后，当这一障碍不复存在，对零售贸易的不齿依然是那些保持着贵族作派的人最后才放弃的矜持。”俾斯麦与布莱希罗德正是这一传统最后的一幕。
这种优越感在传统牢不可破的时代还算无可厚非，但资本主义的兴起逐渐动摇了这种社会结构的根基。随之而来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了流动性的社会，这势必造成一种越来越严重的现象：人们的社会声望与其财富地位无法匹配，“穷贵族”和“新兴暴发户”并存的现象几乎是各国现代化时期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到了啼笑皆非的地步。人类学家康敏在印度喀拉拉邦发现，当地有位大富豪因为出身贱民，不能使用寺庙周围的公共道路，因此每当坐车到某个他所属的种姓不能通行的地点，必须下车步行绕道一英里，而他的司机作为穆斯林反倒可以不受限制地开过去，在前面等他。尽管他是当地最早拥有汽车的两个人之一，却不能改变他仍是贱民这一事实。
在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这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由于大批贵族在玫瑰战争中战死，遗留下来的贵族群体原本就仅有稳定的数千人，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又被逐渐剥夺，因而社会总体上比较能接受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上升，往往破落贵族和富商联姻，皆大欢喜。尽管如此，在整个18世纪，也只有3%的贵族男性娶了富商之女，而直至1832年，政府所有要职也几乎仍由土地贵族独占。1856年，棉纺织工厂主爱德华·斯特拉特成为第一个受封的“工业贵族”，通过将那些出身低微但具备杰出才干者封为贵族，英国确保了原有制度的弹性。不过，直至20世纪初，仍有一位上院的世袭议员抱怨首相劳合乔治将一些新爵位给予那些刚刚置办了大片地产的百万富翁，当有人问他“您祖上是怎样得到爵位的”时，他厉声回答：“全靠战斧，先生，全靠战斧！”
在英国这样相对自由宽松的国度，尚且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过渡，那么像德国这样贵族人数更多、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更为保守、现代化进程却又更为迅猛的国家，这一转变有多难就可想而知了。在经济繁荣的背后是高压锅一般的不满：那些通过个人努力获得了相应财富和成就的人，发现自己仍然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而那些死守着固有理念的传统精英则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些暴发户，认为他们不过是通过投机和不正当手段才获得所谓成功，要让这些不安分的异类和自己平起平坐，那真是对所有社会精英阶层价值观的侮辱。更为棘手的是，在德国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发展中获利最多的还是犹太人这个一直以来遭到嫉恨的边缘少数族群，这几乎为全社会涌动的怨恨、沮丧、偏见和憎恶提供了现成的靶子。
在这一点上，正可看到像德国这样原先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剧烈的现代化转型中所遇到的问题。理论上说，现代社会应当不问每个人的出身、血统，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并在他们获致成功时予以承认；但现实中远非如此。对19世纪末的德国犹太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成功背后险象环生：他们的财富非但不能顺利转化为社会地位，反倒强化了大众原有的偏见和嫉恨，当经济萧条时人们想的不是去完善市场机制，而是指责犹太人的贪婪、投机应为此负责。与此同时，相比起邻国，普鲁士的社会流动性也尤其低：旧贵族极不情愿将有影响力的犹太富豪册封为贵族，仿佛这是拿了不干净的钱来充实自己口袋。在整个1870年代，威廉一世总共只擢升了两位银行家为贵族。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必然带来的那种阶层模糊相反，德意志帝国总体上仍是一个阶层分明、难以逾越的世界，社会精英将“荣誉”看得比“财富”重要得多。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笼罩下，德国的资产阶级只是权力的影子，他们无法自信地站在舞台上。这比同样说德语的奥地利更严酷，斯蒂芬·茨威格在回忆一战前的奥匈帝国时说：“作为个人，我必须要承认，无论是在学校，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从未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一丝一毫的压迫或侮辱。”但在德国，正如本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就像这个帝国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无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愿）建立自己的价值标准或生活方式，而是模仿潦倒的贵族。”根本就不存在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一直发育不全，因而市民阶层从未获得充分的权利保障。这对犹太人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他们大部分人就是城市中产阶层，在跻身新富群体的同时却毫无保障，这样，一旦出现经济萧条、战争这样的紧急状态，他们往往就是混杂着仇富与排外理念的暴民最理想的替罪羊。
这不仅仅是布莱希罗德或德国犹太人的悲剧，甚至也不仅仅是德国的悲剧，而是每个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所必上的一课。在美国这样原本就没有封建贵族的国家最为简单，几乎不经过阵痛就能度过镀金时代，但越是那些传统社会结构缺乏弹性的国家，这一过程就越是痛苦漫长。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在漫长的统治时期里虽然与诸多华人富豪保持密切的私人联系，但他们却无人能被容许跻身政治精英阶层，这与随后到来的华人悲剧，看起来就像是德国犹太人历史的一次小规模重演。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冲决一切，即便是印度那样几千年不变的种姓制度，都已经造成“百万叛变”的社会不满，因为最终只能是社会结构重组来与新情况吻合，而无法将新事物重新塞进旧的紧身衣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犹太人是以他们的受难，告诉了我们这个惨痛的教训。
已刊2018-10-13《第一财经日报》，标题改为《犹太人跻身德国新富群体，如何变成仇富和排外的替罪羊？》 ---------------------------------------------------------------------------------------------------- 勘误： p.183：引发法国的内部奔溃：崩溃 p.210：威廉却不愿接受德意志皇帝(German Emperor)这个新头衔。普鲁士国王只想要德国皇帝(Emperor of Germany)的头衔：确切地说前者是“德国人的皇帝”，而后者是地理意义上的“德国皇帝” p.677：1871年，汉堡居民中有43%的年收人低于840马克，但其中只有3.4%是犹太人：应是“但犹太人中只有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