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船来航》读后感摘抄

　　《黑船来航》是一本由[日] 三谷博著作，启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3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船来航》精选点评：

　　●8天读完这本像是学术论文式的书，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克里米亚战争...世界各国纷争，大国争相赶时间争夺利益，在各国之间发起连锁反应。从1853年佩里的开航，到1867年日本允许本国公民自由出入国，到20世纪初日本的迅速崛起，虽然开国的时候看起来是失败了，但后果却是好的，所以长远的眼光很重要，也可能是一种命运，不能左右。书的后面讲到中美和亲条约和日俄条约的签订关于翻译西吉兵卫和森山荣之助所犯错误很有意思，不过我看来，这不是绝定事件走向的关键。总体这本书有些枯燥，细节太多，里面还略有印刷错误或者错字，但不影响整体阅读，也算增长点儿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世界各国连锁的反应，是看历史书觉得挺有意思的点，可以把不同时间看的不同国家事件的书联系起来。

　　●三谷博并未从整体脉络上把握此事件，也未对细节绘声绘色地描述，而是太过于琐碎，纠缠于一些细微末节之上，这些也许确实是三谷先生的新发现，对佩里来航事件的深入研究或有益处。但在本书中过多地纠结于此，却让读者真正关心的事件消隐于其后，阅读节奏也时时被打断。书中各章节标题，也是颇多学究味，像是一篇篇学术论文的题目，令人望而生畏。

　　●对历史的批评始终应当考虑当时的时代和思想，体谅他们毕竟都是凡人。

　　●再也不看日本人写的书了 说好听点是细致 说难听点是絮叨

　　●文非上乘，史论丰富，受益良多

　　●综合性地分析，视角比较全面，研究方法上，似乎和欧美学者写的日本研究著述思路差不多。从书末参考文献来看，似乎仅有一部英文著作，对这一选题而言，没有外文文献参考似乎有所遗憾。

　　●聚集于日本，深度不错。可惜对于美、俄、中同期的情况缺少介绍。

　　●2018年读书093。启微系列第一本。黑船来航，如同鸦片战争一样，于我只是大事件年表中的条目，里面的细节，一片空白，故而所读皆新鲜。晚期幕府对待外国的态度，以及锁国政策的维系看上去都没有什么清晰的外交观，而只是内部政治的外反应，这或许是长期封闭环境下的“政府”的特征？而继起的明治维新，由把这股外力用以击碎内部的力量，并使得这个东方之国，来了个幅度极大的转身？——需要继续阅读学习。另外，书里多次提及的翻译错误算是字面意义的“迷失在翻译中”的表现了。

　　●内容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翻译不是很好。对日本近世面对两种文明的碰撞的历史隘口，及其内部反应与选择做了分析。发人深思的提出了，历史选择的成功不是当时而是未来的成功。日本和欧美五大国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之后通过牺牲江户幕府，完成了开国转向。在当时看是软弱的表现。而同时期的东亚邻国朝鲜，在大院君的统治下两次击败欧洲强国，大扬国威，却继续逆历史潮流顽强锁国。几十年后，朝鲜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就面对历史隘口，国家政治的巨大转向的抉择，这个问题，黑船来航仍旧值得今人借鉴。另，大国大企业在环境剧变时，改革阻力和成本远大于小国小企业。在总人口和经济量一定的情况下，总体看将资源分散在小政治体和小企业，可以用最小代价，在环境骤变中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恐龙衰亡哺乳兴起如此，内忧外患中国则地方割据亦是如此。

　　●幕末史的第一本书。学术偶像，很后悔没勇气去交流几句

　　《黑船来航》读后感(一)：前半部分个人的感想

　　对黑船来航这一具体事件兴致寥寥。但是对幕末知识分子尤其是兰学家对外的认识以及幕府对外的信息采集还挺有兴趣的。于是选读了前面的章节。

　　首先严格锁国政策是近世后期一系列经济政治变动比如对外贸易需求降低的产物（于是1793年松平定信在给拉克斯曼的书信认为日本向来对于无通信之国船只武力驱逐在作者看来其实是一种传统的发明）。

　　其次引发我注意的就是幕府对于主要的信息源荷兰风说书是持谨慎采信态度的。由于现实政治（和俄国人在虾夷的摩擦和文化年间英国捕鲸船出没在江户近海）的需要，幕府其实比较注意从漂流回国之人身上获取情报，并且积极对虾夷进行调查。伊能忠敬的《大日本沿海與地全图》就是此活动的副产物。

　　至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兰学家的态度，表面看上去比较分裂，实际上还是有内在的共同逻辑的——即对海外和陆上侵略的忧虑。当然知识分子的应对也不甚相同。有志筑忠雄那种翻译锁国论（有意思的是，他在序言中选择使用亚历山大大帝做例子）高呼国恩的，也有会泽正把幕府驱逐令作为举国一致尊王攘夷的手段的。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高桥景保。他是幕府的天文方，一开始积极利用自己的国际法知识为幕府驱逐洋人船只献计献策，后来又因为了解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转而积极收集外国情报抵御可能带来的外患 最终因为交换地图酿成大祸，在1828年被捕入狱。后续十年又有蛮社之狱。而幕府学问所的古贺侗庵则又主张积极开国。

　　《黑船来航》读后感(二)：官职具体意思（日文）

　　【老中】

　　江戸幕府の最高の職名。将軍に直属して政務一般を総理した。ふつう、2万5千石以上の譜代大名の中から4、5名が選ばれ、月番制で政務の責任者となり実務を行った。宿老。執政。

　　若年寄（わかどしより）とは

　　江戸幕府の職名。老中に次ぐ重職[1]。本項で詳述する。

　　全国支配の担当である老中に対し、旗本や御家人の支配を軸とする将軍家の家政を担当した。

　　現代では老中や大老ほどの知名度はありませんが、幕府にとっては欠かせない存在でした。

　　というのも若年寄は、旗本や御家人など、幕府に直接仕える武士を統括する役目だったからです。

　　学校に例えるとすれば、将軍が校長先生、老中が教職数十年のベテラン、若年寄が学年主任の先生、そして旗本や御家人が生徒というワケです。

　　■溜間詰とは

　　溜間詰というのは、江戸時代の親藩大名や譜代大名のうち、江戸城内にある黒書院（くろしょいん）溜間に席をもっている大名のことを指します。親藩大名というのは、将軍の親戚にあたる大名です。また、譜代大名というのは、関ヶ原の戦い以前から徳川家に仕えた大名のことです。この親藩・譜代大名のなかでも特に高い格式のある大名と、老中経験者が溜間詰になりました。老中とは、将軍直属の幕政全体を取り締まる役職です。

　　溜間詰は幕政について老中と話し合ったり、直接将軍に意見を具申できました。また、江戸城内では、常に現役の老中の上座にいて、権威だけなら老中よりも上の扱いを受けていました。

　　ただ、時代が下るにしたがって溜間詰の人数も増えてきて、その権威も落ちていったそうです

　　奉行

　　江戸幕府や諸藩の上中級職名に奉行が付く職名が多い。幕府の場合は以下のものの他、多数の奉行職がある。

　　【長崎奉行】

　　江戸幕府の職名。遠国奉行の一。老中に属し、長崎の民政、貿易・船舶などの管理、諸外国の動静監視および海防などをつかさどった。

　　【勘定奉行】

　　江戸幕府の職名。寺社奉行・町奉行とともに三奉行の一。老中に属し、幕府財政の運営や諸国代官の統率、また、幕府直轄地の収税、金銭・穀物の出納、領内人民の訴訟などをつかさどった。勘定頭。

　　芙蓉の間

　　意味

　　(1)江戸城本丸(ﾎﾝﾏﾙ)の一室。 老中・若年寄・大目付(ｵｵﾒﾂｹ)・目付・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外国奉行・作事奉行などの役高三千石以上の役人が詰める座敷(ｻﾞｼｷ)で、城中での席次をも表す。 襖(ﾌｽﾏ)に芙蓉と小鳥が描かれていた。

　　勝手掛（読み）

　　江戸幕府の財政専管の老中，若年寄。職務は月番を務めるほか勘定所役人への申達，任免，彼らよりの上申を受け，主要なものの額の決定や点検にあたった。

　　大目付

　　江戸幕府では職制上は老中の下に属し、大名・高家及び朝廷を監視して、これらの謀反から幕府を守る監察官の役割を持った。

　　《黑船来航》读后感(三)：现代的开启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为防止基督教的传入，除荷兰外严厉禁止与欧洲国家进行交往，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锁国”政策。和中国面临的境遇不同，日本所处的位置与日本所处的地位不被列强投入过多重视，因此未像中国收到如鸦片战争一般的强大冲击，也能给日本一定的时间适应这种冲击。尽管如此，日本的锁国政策也使以“帮助弱小封闭国家开国，将其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身份自居却使用血腥欺凌手段的欧美国家心生不满，在美国派遣佩里将军到达日本之前分别的叩关次数是，俄国7次，英国11次，美国11次，法国2次。尽管有如此频繁的叩关次数，由于没有使用强制手段让日本认清西方强大的事实，加上消息来源荷兰风说书被幕府上层牢牢把控，日本一直未曾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直到佩里来航之后，日本和美国签订条约后，才激发了国内志士爱国热情，并且在幕府和西南雄藩的对峙中打破了幕府武家政治对日本的控制，重新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政策，从此——“大政奉还”使日本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一跃成为世界强国。

　　三谷博博士在其著述《黑船来航》一书中用翔实的史料记载了佩里到来之前日本政局表面平静下的风起云涌，幕府将军作为大名之首利用自己的威势牢牢地把控着国内政局，对其他大名采用参觐朝见制度削弱其实力稳固自己的统治，可是日益腐朽的德川政权下，武士阶级的界限逐渐模糊，大名门在自己的藩国也实行各式各样的改革。日本一直以来视作强大的对手清朝也在鸦片战争下败于“弹丸小国”英吉利，这一切不能不对日本产生冲击。而这部《黑船来航》就充分的论证了这些，用极具信服力的话语充分的分析了日本的复杂的政治情况，记录了佩里到达日本后经历的种种事情，由于语言不通发生的趣事，在条约上双方的种种博弈。

　　日本在幕末驱逐了前来叩关的诸多国家，可这次美国将派遣强大的舰队前来的消息通过风说书传来日本，这不能不引起幕府大老的重视，可是对此的应对办法只能说加强海防，并且一如既往的拒绝了荷兰国王的通商要求。日方能做的似乎就只有这些了，美国方面为了达成将日本作为一个到达东亚地区的中转站的目的，决定使用武力叩开日本的国门，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将军本已功成名就，却被定为这次行动的不二人选。佩里老谋深算，为人圆滑，美国方面这派遣佩里叩关给予他极大的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对日方针，但尽量不必引起战争。1853年5月26日，佩里的舰队到达琉球，随行的舰艇力量达到了美国舰队的百分之二十，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佩里先迫使琉球一地成为其控制地区，这是他留下了的一条退路，以便武力叩关不成也不至于一无所获。当到达伊豆海面的时候已经是七月八日，这次佩里舰队丝毫不顾日方的驱逐，强行靠岸使用武力耀武扬威，并且未经允许就开始对江户湾进行内海测量，随后佩里下令以密西西比号航舰护卫测量船靠近小柴冲，其搭载的新型佩克桑炮使江户城位于其射程内，日方只能派遣官员乘坐小船进行抗议，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阻止。这次佩里的目的是递交国书，在这次行动中，佩里这次从中国请来了卫三畏担任翻译，不过卫三畏的日语水平在长久没有使用之后已经急剧下降。导致他说的日语没有被日方理解，日方在知道这是美国舰船之后使用了荷兰语翻译，双方才正式开始语言交流。佩里不希望这次双方的交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也想去除掉日本滥觞于中国的华裔观念。他尽量保持神秘，基本让部下出面解决问题，要等到对方高级官员出面以后才出面。日方谎报了来谈判的官员的地位，登上战舰要和佩里进行交谈，佩里对于亚洲人长久以来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狡猾，不诚实之上。根据香山左卫门的回忆，他三次强调更换交谈的地点，要美方将战舰开往长崎，美方用强势的态度回应香山，如果他们的目的不能达成，将会以强大的舰队阵容驶入江户湾。日方提出暂缓几天用以和幕府商量，美国给了三天的时间。幕府对此的应对方法是加强了防卫力量，在还没有确定最后的政策之时，佩里已经闯入江户湾内海了，这种压迫行为使幕府想起了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不得不同意接受国书。在接受国书的时候，双方都尽量着装隆重，色彩鲜艳，宣扬本国国威，美方做好随时开炮的准备，日方则要求子弹不准上膛，避免走火。这也可以看出日本方面的小心谨慎。虽然接收方式十分隆重，日方却没有进行任何发言，这可能是为了避免产生双方已经发生“通信”的外交关系。在仪式结束之后双方的紧张情绪似乎都得到了缓解，美国方面还邀请了日本人登上舰艇观看，他们仔细观察了手枪和步枪的构造，不过接下来佩里的行为又引起了日方的恐慌，他让战舰驶入江户湾进行测量，不顾日方的劝阻，声称是为了下次到来做准备，这毫无疑问又引起了恐慌的情绪，这又是一次展示武力的行动，让日方明确知道他们对此只能束手无策。虽然这次佩里达成了目的并且返航，不过他仍会再次到来，德川幕府对此应对策略仍是尽力保持拖延，可是佩里这次到来率领了更加强大的力量，他的目的是使用足够的力量来敲开日本封闭的国门，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日本方面被迫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让步双方使用荷兰文，在翻译成对方的文字，在1854年3月31日日美签订了第一个条约，这就是《日美和亲条约》，不过条约现今存在两个版本，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才是真正的，产生这一份分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翻译问题，以及双方都向符合自己切身利益的方向解释。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是否开放港口。在条约签订完成后，日方很多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处理，似乎将由他们负责承担签订条约所带来的后果。

　　日本历史学者佐佐木克在其著述《从幕末到明治》一书中指出，佩里到来引起的最大影响在于给日本人带来深深的屈辱感，打破了日本一直以来的骄傲心理。“德川齐昭与井伊直弼在对日本是否应该开国的问题上持相反意见，但为了日本的将来考虑，二人都主张日本在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为了团结人心而构筑举国一致的体制。作为贯穿了日本幕末时期的口号和国家最重要的课题，“举国一致”便在此时应运而生。”虽然佩里的到来带来了日本人久违的自卑感，却也带来了空前一致的团结，意见相左的齐昭和井伊直弼也暂时放下不同的意见，尽管他们之后的对立演变成为了“安政大狱”，彻底激发了幕府和藩国的对立，从而引发了战争。吴廷璆先生的《日本史》一书中，将佩里和日本签订的条约视作日本开国。“培理与撤离日本的第二年，即安政元年（1854）1月，率舰7艘，再度驶进江户湾，到神奈川河口。幕府在美国武力逼迫下，3月3日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约定次年……条约中虽然没有关于自由通商的条款，但日本的大门从此被打开，开始结束闭关自守的局面。”

　　日本在经历了开国的过程后，不在保持以往将中华文明视作学习对象的心理，转而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知识。在八十年代福泽谕吉有一篇著名的《脱亚论》发表，尽管这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但意味着日本就此摆脱了长达千年处于中华藩属体系下的文明体系，转向学习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欧洲文明，欧洲也把日本放在亚洲最优秀的人种的地位，直到日俄战争结束，日本以一个亚洲国家的身份，击败了欧洲国家，更加赢得了相当的国际地位。这一切都来自于他能积极的应对，坚定的打击落后势力，开明的学习，由此保持了其自身文化，没有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沦为列强欺凌殖民的对象。

　　《黑船来航》读后感(四)：化危机为契机

　　除了英国之外，绝大部分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不是内源自发形成的，而往往是回应外部挑战和现代化示范的结果。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总结认为，对一种文明来说，“挑战-回应”模式可分为三种形态：挑战太微弱而无法激起回应；挑战太强烈而造成溃败和解体；只有当挑战介于这两者之间时，才能导致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回应。

　　就此来看，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在应对挑战时可说先是第一种情形，后又堕入第二种情形，古老的中国文明是在近乎彻底解体之后才得以重生的；近代日本则成功地实现了第三种可能。尽管很多国人对这一页历史耿耿于怀，但中国没能做到这一点是不必惊奇的，值得惊奇的倒是日本竟然做到了——面对欧美的现代化挑战，日本是近代唯一一个成功回应并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不仅如此，日本的回应还极为迅速：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四艘蒸汽战舰打开日本国门（“黑船事件”）之后仅十五年，日本就实行明治维新，对整个国家进行结构化改革；而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直至1898年才迫于甲午战败推行戊戌变法——并且还失败了。

　　为什么日本能做到这一点，这是长久以来令人好奇的一个大问题。最常被提到的是日本不像中国那样封闭，即便在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下，也留有长崎一口与荷兰人通商，并借此积极了解西方知识；但像土耳其、印度对西方知识的吸取更多，但这并未保证它们成功现代化。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自1683年在维也纳城下战败，却直至1826年才真正开始推动一点改革，还远未成功。日本历史学者三谷博在《黑船来航》一书中综合分析了当时日本的结构性因素和短期因素，强调日本当时的反应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人类历史中不时发生的”普遍性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如何应对已经预见的危机。

　　1853年的黑船事件的确给当时的日本以巨大冲击，佩里舰队的船体比日本人曾见过的任何舰船都大了六七倍，当时有人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狂歌来形容人心的骚动：“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这种心理震撼的效果，恐怕就像我们亲眼目睹了外星人以极为先进的太空战舰入侵地球。但确切地说，这种震惊不像清朝在鸦片战争爆发时那样是茫然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机”，而是“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正如三谷博所证明的，日本虽然极为严格地执行了锁国政策，但早在黑船来航之前六十多年里就一直担心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西方在世界上不断扩张，迟早波及日本，这是日本精英阶层心中一个长期的噩梦，他们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到来。

　　预见到危机是一回事，危机真正降临时能否有组织地行动起来，这又是另一回事。在此，日本长久以来的特殊社会结构起到了关键作用。与中国、朝鲜不同，日本的幕藩体制实际上是某种“联邦型”的政治构造，后来在明治维新中起到领导作用的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强藩，无一例外都是在地理空间和权力结构双重意义上远离政治核心的边缘力量，它们既有相当的独立性，又有单独发起军事行动的能力（如萨摩藩曾征服琉球），也强烈关心国际政治，但却被排除在幕府的政治决策之外，这就使他们有意愿、有决心、也能有组织地推行变革。

　　变革不一定就导向开放。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后，知道中国遭遇的日本精英在强烈的危机感之下，至少有驱逐西洋人、消极的开放国门和积极的开放国门这三种看法，他们的第一反应其实倒是希望日本能继续闭锁国门。然而黑船的威力如此直观地警示日本人：再回到锁国状态是已不再可能。在这样直接的外部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社会的舆论迅速分化为“战与和”两种意见，此时强硬主张应对西方侵略的激进观点总能占上风，后来的明治维新志士也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其实也是长州等藩的斗争工具，也就是说，他们以幕府无法实现“尊王攘夷”为由推翻其统治，但他们自己其实很快认清了形势，“攘夷”是手段而非目的。

　　幕府之所以决定不抵抗，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不无关联。当看到如此强大的清朝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战败，幕府上层很清楚自己的胜算不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幕府认为避免战争（因为战败后只能在更不利的条件下谈判）、做出一定妥协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唯一的可取之道。当时有很多维新派指责幕府签署的条约是迫于外国压力而出卖日本利益的不平等卖国条约，然而三谷博在辨析当时的形势和条约内容之后主张，这些长久以来被信以为真的控诉其实也是政治斗争中的话语，而非全部事实。在他看来，日本的成功是“以牺牲德川政权为代价，成功地实行彻底的改革而幸存下来”，也就是说，相比起铁板一块的中国和朝鲜，日本的政治结构使得精英们在作出应对时，能够受益于一种分权体制，得以根据务实的考虑作出有弹性的回应。

　　在此他表明了一个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的宏观视野中所展现的“理解之同情”：在他看来，不必根据后来的观念来审判那些阵营、思想和时代都不尽相同的历史人物，他们都是杰出人物，但毕竟都是凡人，无法预见历史的走向，而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即便从短期状况来看似乎是妥当的政策，如果从长期的角度看也有可能会使后人陷入不必要的困境”。这意味着，面对像全面危机这样的极端状况和陌生挑战，很难苛求人们总是作出“符合历史趋势”的选择，因为当时的危机本身就意味着历史有很多种可能，即便后世看来简单的历史走向，对当事人而言也是无法看清的——不是说他们没有眼光，而是这些结果取决于很多不同力量的碰撞。

　　日本能避免中国的覆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本身就比较安全——对欧美列强来说，日本几乎是地球上各主要国家中距离它们最遥远的。日本政治学家佐藤诚三郎1977年就说过，对19世纪的西方国家来说，日本太偏远、太死气沉沉，以至于没必要“有效征服”。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说得明白：“德川幕府受益于日本在东亚的老二地位——事实证明，在中国的广大市场使英国将炮口先瞄准中国时，这样的地位让日本得利。”三谷博也承认：“在英国本土有实力的大商人除了对中国有兴趣外，对日本几乎没有兴趣。”列强中唯一对日本感兴趣的美国虽然敲开了日本国门，但它在很长时期内对中国的兴趣远大于日本——实际上，日本之所以进入美国视野，只是因为横渡太平洋时前往中国时可以在此添加燃煤。日本市场对美国而言无利可图，加上不久美国国内爆发南北战争，这些都为日本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空间，明治维新也得以顺利展开而未被列强干涉所打断。

　　这样，当时日本外部环境比中国更安全，但危机感却更强，反应更为迅捷。这除了他们目睹了中国的遭遇之外，也因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已高度整合为统一的全国市场，“所以几艘黑船的出现，并不是地区性的危机，而立刻成为全国性危机。与之相比，在中国，南方的危机很难成为全国性危机。”（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日方报告）就此而言，当危机降临之时，日本人远比中国人更好地做好了准备。对他们来说，黑船既是威胁与危险，也是变革的契机。正因此，伊恩·布鲁玛在《创造日本》中曾说，前些年不少日本人曾屡次告诉他，“他们希望黑船再杀回来，打破封闭的政治体制。他们表示，过去的老一套已经行不通了，只有借助外部压力，才能将束缚这个狭隘社会的死结解开。”这也是面临“第二次开国”的当下日本社会的困境，不过历史也一再证明，虽然日本社会保守僵化，但一旦遭遇危机、下定决心，他们会作出极其迅速的回应，谁说这样的事不会重演呢？

　　已刊2018-09-02《辽宁日报》，标题改为《“黑船事件”后近代日本的选择》 ------------------------------------------------------------- 勘误： p.61：担任江户港湾守卫的川越藩、何忍藩的两个藩主：何忍藩=忍藩，p.171“彦根、会津、忍以和川越四藩”亦当同改 p.77：欲如古书中所言，以八十条钢绳将四方国土拉向吾日本，必先使海外诸国从属吾日本：八紘一宇？ p.88：他是美国海军蒸汽船之父，在美西战争中是27艘军舰的舰队司令，立下了显赫非凡的战功，1848年11月，美国政府任命这位凯旋英雄：应是1848年的美墨战争 p.106：对富冈藩的黑田齐溥与佐贺藩的锅岛齐正：福冈 p.140：下令学问所与天文台有关人员翻译成日文：据前文，应是“天文署” p.236：乌尔扑全岛以及由此往北的克利尔诸岛属于俄国：克利尔诸岛即Kuril islands，千岛群岛

　　《黑船来航》读后感(五)：黎明之前：近代日本国运的诡异逆转

　　文/宝木笑

　　记得中学时候《中国近现代史》在讲到中日关系的时候，特别提到“日本是近代中国最凶恶的敌人”，也许沧海桑田之后，今天的版本中早就删掉了那句话。但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情绪依然会长期存在，这一方面表现为一种不能对敌对历史的忘却，如果笼统地看，中国近代两次工业化的起飞都是那个一衣带水的邻国直接阻止的，一次是洋务运动热潮下的清末，日本由甲午战争彻底绝了清末工业化起飞的趋势，一次是国民党治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日本侵华战争完全腰斩了当时民国刚刚有些起色的工业复兴。另一方面，我们自唐已降的心理优势感让我们总是对十九世纪中日走向两条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路径扼腕叹息，觉得是被一个“后辈”或者“跟班”最终反超了，同样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我们也曾有着“同治中兴”的“壮举”，而日本却凭着明治维新走的更远，其国运接着发生了诡异的逆转，这在我们看来是无论如何都有些难以接受的。

　　这两个方面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越是仇恨日本对于祖国的伤害，我们就越是感慨要不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国运迥然，我们就不会遭受那些无尽的痛苦，同时，我们就越是想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中日两国后来的巨大差距。日本东大教授三谷博的《黑船来航》也许正好适合这样心态下的我们，作为日本国内研究明治维新历史的知名专家，三谷博在这本书中从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扣关这一事件出发，围绕着这件后世对整个日本国运产生蝴蝶效应的事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这种研讨充满着学术和思辨的气息，三谷博搜集了大量当时日本和相关国家的历史资料，但并未拘泥于考据本身，而是站在全球化视野的角度去看待“黑船事件”，同时又敏锐地分析当时日本国内的种种矛盾心理、西方列强的种种谋划打算，在这一点上与近年在史学界反响比较强烈的《天国之秋》很有些惺惺相惜。

　　无独有偶，在耶鲁大学中国史博士裴士锋看来，《天国之秋》就是一种全球化视野中的比对与重审，故而成功地将太平天国战争进行了一种新历史主义角度的研讨。而《黑船来航》同样如此，就史实本身看，《黑船来航》与《天国之秋》确实有充分理由进行同时的比对阅读，因为在《天国之秋》讲述的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日本也正在经历着“黑船事件”和其后的余波。甚至可以这样讲，正是中国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期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和下场，让日本对于“黑船事件”选择了更加克制和灵活的策略。回到“黑船事件”本身，按照三谷博在《黑船来航》中的说法，这一事件“成为改变日本，进而改变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起点”，其中也许就带着回答上述我们矛盾心理的有意无意的基调，即为何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国运发生了不同的走向，东亚的格局从此变化，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也由此而变。

　　正如《天国之秋》中对太平天国战争的祛魅一样，在《黑船来航》中，三谷博也没有选择以往历史研究的惯性腔调，在他看来任何后世变得“伟大的”事件，在发生的当时往往也并非就显得意味深长。在佩里扣关这件事中，事件的表象并不复杂，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佩里还向当时执政的幕府赠送了电报机和火车模型，美国舰队中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被当时的日本人称为“黑船”，此成为“黑船事件”的名称缘由。三谷博的这种历史的祛魅风格其实与欧美现当代历史研究的路径一脉相承，即在承认历史规律部分作用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历史中的人和其他因素的作用，打破所谓“历史的必然”之类的“历史宿命论”，这对于历史研究本身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因为，一旦我们跳出“阶层分析”和“规律决定”这样的窠臼，历史将以一种鲜活的姿态呈现在我们眼前，同时我们也将培养出更加敏锐的历史眼光和更加独立的思索习惯。显然，三谷博比裴士锋做的更加彻底，在《黑船来航》的后半部分，他考察了因佩里到来而遭遇的语言障碍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语境下不值一提的小事，然而这样的小事却往往正是历史蝴蝶效应的振翅之翼。因为当时美国与日本首次接触，仅有为数不多的人略通对方的语言，在谈判时不得不使用早先在日本有过贸易的荷兰语言，而当时东亚通行的外交语言又是汉语，在谈判中穿插使用汉文，很难保证荷兰文和汉文之间的准确翻译。这直接造成日本与美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出现了两个文本，即在伊豆半岛的下田设立美国领事馆的问题，到底是日美两国需要同时同意还是“一方认为有必要时”便可以设立，这都成了后来两国争议的关键之处。后续在俄国使节和英国使节访问日本中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其间还发生了日本方面的荷兰文翻译自杀的事件，让人唏嘘不已。

　　这样看来，《黑船来航》是很标准的宏观与微观融合的研究体系。微观到语言沟通障碍的考量，宏观则直至全球化视野，而这方面则更让我们对于中日近两百年前的歧路而行有了深入了解的可能。因为那个时期的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扣关和侵略方面，其情况实在有着太多的相近。我们常常说两次鸦片战争与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关系密切，但三谷博提出其实日本当时的锁国政策远远超过东亚诸国，“19世纪初期的日本是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国家”。我们也常常认为清王朝落后的军备让国家沦为悲惨的下场，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曾经详细列举了曾国藩湘军的装备与当时西方标配装备之间巨大的差距，但日本显然也没有多好的状况，当佩里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在江户湾炫耀武力的时候，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先进的军力，其被震慑到目瞪口呆。我们更常常感慨清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让中国不但饮下“落后就要挨打”的恶果，更让我们无法实现有效的民族自救，然而在三谷博的论述中，我们发现当时日本的封建体系更加固化，其甚至专门拿出版块介绍“近世日本的政治组织”——在天皇虚置的情况下，德川幕府政治体制之复杂世所罕见，幕府将军、大名、旗本等组成了更为封建化的“官僚贵族体系”。

　　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诡异的方向，在德川幕府于十九世纪前半期加大锁国力度的情况下，日本先是一步步地陷入内忧外患的狭路，但为何其最终并未走入绝路，反而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摆脱了困境，抓住了避免遭到毁灭的最后机会，甚至仿佛触底反弹般迎来了国运的逆转。《黑船来航》并未完全给出明确而论文式的答案，但是一切都已经在三谷博的考证中不言自明，日本国运的诡异逆转其实貌似偶然，但却带着一定的必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让世人对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感印象极深，从更宏观角度讲，矛盾的不仅仅是日本人的性格，其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也隐含着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其实用“一体两面”来解释更为适合一些。比如，前面我们说日本有着非常复杂的封建体系，其一直以来实际上是一个拥有着两位君主，有两百多个领国组成的特殊结构的联邦。这样复杂的封建结构一方面让日本的封建社会异常坚固，但另一方面又有着“顷刻打碎”的可能，这样联邦和双王制意味着某种内部革命的可能，天皇和幕府的斗争将会使深度西化成为可能，而非清王朝式的换汤不换药。

　　也就是说，当“黑船来航”之时日本自身并非没有重蹈清王朝覆辙的危险，但其内部却蕴含着某种清王朝所不曾具备的种子。三谷博的笔触如果仅仅停留在考据佩里如何来到日本，与日本如何就通商开国进行周旋，如何围绕“有限开国”和“开港条约”进行协商，甚至由于语言不通、沟通不畅造成的误解和对峙等内容，那么《黑船来航》并不能成为我们加深对当时中日两国国运走势理解的著作。然而，三谷博对当时日本国内和国际情况的背景介绍的同样清晰而详尽，这种带着“匠人气质”的历史研究做法给了我们揭开谜团的可能。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在“黑船事件”过去，日本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国运逆转的关键——明治维新。前面已经提到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的是，清王朝当时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然而两者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这实际上与我们说的日本封建政治体系中的双王制和联邦制有着极为根本的关系。“黑船事件”带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幕府名誉扫地，这给了天皇集团极大的机会，可以说明治维新是天皇取代幕府的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而非清政府内部开明高级官僚试图中兴的改良，其坚决性和彻底性的天壤之别不言自明。

　　吊诡的是，即便如此，按照三谷博的说法，其实幕府也在“黑船事件”之后选择了开国政策，整个“黑船事件”以及后面的历史发展都证明了幕府并未选择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在开国问题上，天皇与幕府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管天皇和幕府的选择如何，日本都将选择一种软化的态度，那么日本与列强之间是战是和就更加取决于当时西方列强的态度了。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三谷博在全球化视角中对当时国际环境的考证，其专门设置一章“西洋各国的亚太政策”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当时俄国、美国、法国、英国都在日本进行角逐，具备了在日本形成制衡的条件。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当时中国对于日本的某种“保护作用”，这是一种对于我们无奈的结局。其时，中国正在经历太平天国战争，西方列强在东亚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几乎全数被中国东南的战事吸引，他们无力也不想在日本陷入更深，更想像美国那样寻找一个距离中国不太远的中继站。佩里舰队的扣关其实也带着某种偶然，原本其是要实现“横跨太平洋”的远航，日本只是一个中转，没想到却引发了日本的国运逆转。大胆试想，如果佩里是在十九世纪末而非十九世纪中叶来到日本，当时太平天国战争已经结束，清王朝洋务运动已经开始了近三十年，军力财力都有了很大提升，也许西方列强就不会把日本当成彻底征服中国的“中途补给站”，而会将其定位为“第二个中国”了。

　　日本十九世纪这场诡异的国运逆转有没有幸运的成分，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日本国运的逆转不在于“黑船事件”，甚至不在于倒幕运动，核心还是在明治维新，但谁来维新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问题。实际上，在“黑船事件”发生的时候，特别是之后的时期，幕府也很开明，天皇反而更像是一个小孩子，围绕天皇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确实很开明、很有能力，但从大势上看，双方都不乏精英，关键是都想开放，都想变革，最终由谁掌舵充满偶然，这里肯定会有幸运的成分。三谷博并未避讳这一点，他并未因为自己是日本人就将祖辈描述成识时务的俊杰，其直言正是因为听到清帝国在鸦片战争的战败消息，德川幕府才撤销了要求驱逐外国船只的“异国船打击令”，并对外国的海难漂流船提供燃料、淡水与粮食。更甚的是，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爆发，日本从上到下被昔日“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的惨烈内乱和轰然倒地深深震撼，他们难以想象自己千百年来派遣了无数“遣唐使”的“上国”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种深深的恐惧让原本就因为地域狭窄、地震频发、战乱不断而缺乏安全感的日本人无法承受。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点，那就是日本人的民族性格问题。虽然这方面在《黑船来航》中涉及的并不多，但笔者认为按照其宏观微观结合的历史叙述方法，特别是“去规律化”的历史研究技法角度看，这方面的内容显然应该成为此书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补充，因为“性格决定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同样可以引发一场国运的蝴蝶效应。其实与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作比对来看的，还应有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这两本书结合起来，我们不难看出之前对于日本民族性格的某些误读。在我们看来，日本人的性格就是“一根筋”，缺乏变通，其实这是在目的确认的前提下的情况，即当其认定了某种目的性之后将以毅然决然的心性去达到目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日本人是绝对的实用主义者，我们常不屑于他们的以死谢罪，但反过来说，一个为了目的不惜去死的民族，自然可以为了实现目的而想尽办法，甚至不择手段。

　　正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动辄喜欢把“玉碎”挂在嘴边的日本人，在“黑船事件”和明治维新中表现得出奇“温顺”。甚至在今天的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久里滨，日本人还修建了佩里公园，在当年的黑船登陆地点，他们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明治维新英雄伊藤博文的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日本人一直认为佩里促使日本打破了闭关锁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将他视为日本的恩人。在这里，我们不妨回忆刚才读到上述文字时的心情，这种心情正是我们讨论近两百年前那段中日历史的现实意义所在。当我们看到日本人为佩里树碑立传，相信很多人都难以遏制一种鄙夷的心情，觉得那个民族真正是“欺软怕硬”的典范。没错，那也是日本民族性的一面，但又何尝不是人类的共性，所以那并非是问题的关键。不管媒体现在和未来如何宣传，笔者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国家对我们的伤害，而且不会选择原谅，这不是一个胸怀的问题，而是一个是非的底线。

　　所以，我们更有必要好好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性格，我们必须克服那种无法遏制的鄙夷和疏离，我们必须更深刻地认识对方的一切。“欺软怕硬”所连带的劣根性，是当公交车上遇到骚扰女士的败类，一车壮汉却选择沉默，是衣冠禽兽对自己的女学生上下其手、百般刁难猥亵，一国的男人、父亲和兄长却选择顾左右而言他，是宁愿去砸邻居的日本车，却不愿意好好上进，是整天叫嚷“核击日本”，却不愿意将垃圾扔到垃圾箱……近两百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的战船驶入白河口，“经过某个村庄时，村民全匍匐在河边，大声叫喊。额尔金的通译把他们喊的内容翻译过来是：‘大王好！愿你们下船登岸，统治我们！’”（语出裴士锋《天国之秋》）。几乎同时期的日本，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出使欧美各国，考察了足足两年。日本的精英回国后将一切告知国人，普通民众也意识到忍耐不是懦弱，但没有目的的忍耐却是一种耻辱，唯有先向欧美诸强国学习，建立一个富饶强大的国家，然后才能实现改签不平等条约，获得真正的尊严，为此鞠躬低头甚至搭上性命都在所不惜。也许，这正是我们需要借由《黑船来航》去延伸的目光和反思，毕竟人家的黎明之前，却正好是我们的帝国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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