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华夷经典读后感有感
《正统与华夷》是一本由刘浦江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79.00，页数：3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正统与华夷》精选点评：
●8月5
●小文章，大问题。
●个人最看重两篇未刊稿，特别是《“倒错”的夷夏观》一篇，最近在看一些关于乾嘉学派的内容，颇受启发。研究学术风气，说到底就是“知人论世”；说得容易，可身体力行，何其难也。可惜天不假年，刘教授走得太早了。
●和豆友不同，不认为〈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算很好，刘浦江认为契丹人的中国意识的兴起是在辽兴宗时期，且辽金两朝的正统地位在明朝被取消，而这些早被赵永春反驳（参考赵永春〈契丹的“中国”认同〉〈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在明代未被颠覆——与刘浦江先生商榷〉）。虽然宫崎市定比〈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早一步指出元明革命不是民族革命，然而宫崎市定注重的是明初政权和蒙元政权的相似性，即明朝初期很大程度是蒙古化的王朝（所以谈不上汉族的革命胜利），而刘浦江则多讲述革命党为政治进行的历史创造，〈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更是指出了国共两党那种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太平天国成了构建国共历史话语体系的一个基石，成为了近代中国革命史观确立的第一个棋子。
●先生大才，而天不假年，惜哉！惜哉！
●“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倒错”的夷夏观
●前三篇读来很通畅，帮忙梳理清楚正统论德运说的衰亡过程。第四五篇原本读过。太平天国一篇，印象很深，2014年夏天，我回成都，在C大图书馆翻近代史研究，读到这篇，当时很惊讶刘做学问并没有我们惯常所谓的古代近代之区分。第六七篇及附录尚未读。2019.2.7凌晨2点半
●好不容易读完。刘老师的文章对我这种学渣来说真的还是太难了……附录部分看得似懂非懂的。喜欢书中严密的推理。就我个人而言最喜欢雁帛书一文，从一个传闻出发把一个故事以及背后的历史渊源显示出来，竟然给我了一种看推理小说一般的感觉。刘老师读过的书真多啊！崇拜。
●本书论华夷与正统部分颇有启发。可惜因刘浦江先生去世，故论文未能全面修订，导致《“倒错”的夷夏观》略嫌仓促、不足。另《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结构》亦较为单薄，可能因为属于近代史吧。（1）论本朝正统，就要论本朝所承，涉及评价前朝的问题。（2）特别喜欢《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中的一个问题：若北朝为历史出口，那么这一入口在哪里呢？（3）欧阳修毕竟大牛。（4）从正统论方面分析华夏文化主义，感觉比较实证。
●以一个关于王朝变迁的重要现象勾勒王朝变迁的政治文化状况
《正统与华夷》读后感(一)：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
最爱这一篇！作者没有回避不利的证据，并对其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很考验功力！这是我最想学习的一点！换作不少人估计就隐瞒不利证据了……另外，作者文献功底很强，但又不仅仅是梳理文献，更有论述阐发。这是我今后追求的目标……希望能尽量靠近吧……吐槽一句，只会机械对比文字差异的文献研究者应该多学习学习，不是发现异文就是做学问的……
《正统与华夷》读后感(二)：历史是现实的写照
诚如书名所示，核心讨论正统论与华夷之辨，文献学涉及四库研究部分仅作为附录，大概也是为了照应主题。一部分文章已读过。本书讨论范围从中古时代至近代，从中原政权到北方民族政权，其研究视野之广，思维之细腻，在当下亦不多见，惜乎刘公之早逝！
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文章应该是第三篇《“五德终始”说之终结》，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中古时代政治文化在北宋中叶的颠覆，算是对近年热烈讨论的唐宋变革的一个有力回应，备受关注想必原因亦有此。对反证的非忽视性讨论，以及五德终始说在宋以后的影响的介绍，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严谨性。此外关于郭威诏令“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为伪朝伪主”，其事在显德元年正月丙子，而至壬辰日郭威便病逝，何以在临死前下此决定，恐怕并非本书“时过境迁”所能简单解释的，值得玩味。“郝经雁帛书故事”考证颇为精彩，倘若能运用现代生物学知识彻底解释下九月放雁是否有可能就更完美了。扬州学派的“异端正统论”倒是第一次听说，原来为秦桧平反也有历史渊源。反观乾隆却个是华夏正统论者，原因正如作者所说，一方面源于政治的压力（到章太炎那时还习惯性鼓吹清朝那段亮了），另一方面是清朝完成了征服者到统治者的转变。此种状况也与下文民国从革命者到统治者转变过程中，对于太平天国与曾胡评价的纠葛相呼应。另外作者打破了褒此必贬彼的惯性思维，此点不限于专业研究领域，也值得网上同类风气的人认真学习。
传统华夷之辨更关注文化而非种族，但仅限于民族矛盾缓和的状况，反之，则种族至上主义便会甚嚣尘上，想来近期大汉族主义的泛滥亦同理。至于历代正统论的演变与争论、明中后期关于元代正统的讨论与重修宋史之风，近代元明民族革命、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想象，以及曾胡“平反”，都不过是“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另一注脚。
《正统与华夷》读后感(三)：可与饶宗颐先生《中国历史上之正统论》一起阅读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是近年刘浦江教授立足正统与华夷视角、透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系列论文的合集。看似各篇散乱无稽，但每篇都以“正统”或“华夷”观念作为线索。梁任公先生在《论正统》中说，“而其所据为理论、以衡量夫正与不正者，约有六事：……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所以华夷之辨也是定正统的一个参考依据。这样就将它们紧密的联系起来，有了贯通全书的主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 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任公先生对争于正统之辨的史家深恶痛绝，斥之为“陋儒”，并倡言“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当然任公先生说这话时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但我们并不能否认正统之辨在古人观念中是作为决定正统合法性因素而经常存在的，并且深深地影响人们的行为，乃至历史观、价值观。要想了解古人的历史观就必须要去了解古人的正统观。
历史上的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统治，常常会用某种理论学说来为政权的“正统”地位进行辩护，但这种理论学说流传至后代被因袭，就会固化成为一种政治文化。 照阿尔蒙德的观点，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 政治文化属于政治心理，具有感性、主观、多变的特点，而政治思想却是独立于政治心理的，具有理性、相对客观与稳定的特点。 但是每种理论学说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思想来源，政治思想获得统治者的认可而倚为施行，方演化为后来“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的政治文化。所以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政治文化的变动都必定代表着背后的某种政治思想的变化。 而刘浦江教授敏锐地抓住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从五德终始说在宋元以后的消亡中可以看出华夷观念的演变，谶纬、传国玺、封禅等政治文化的衰亡又关系着政治伦理观念问题。 “南北朝正闰之争早已成为历史烟云，它之所以能够变成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借助它去表达某种价值主张和文化立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同时也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份绝佳的思想史的分析样本。” “其实，五运说的终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若将它至于宋代以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发生的一系列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发人深省的重要变革的背景之下去审视，或许对这个看似费解的问题会有一种更加圆通的解释，同时也可藉此把握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大体走向。” 他突破研究内容的壁垒，在考察传统政治文化的同时又兼顾政治思想，通过一点打开其背后的门户，其中展现出的是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欲穷大地三千界，须上高峰八百盘”，更是一种高远的学术格局。 他的学生说，“刘浦江先生不仅学问精湛，而且还具有十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历史学界的整体面貌及发展趋向都了若指掌，并时刻反省自身治学路径所存在的问题，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目标”。可见他的这种宏大的器局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切关怀之上的，“近几年来，他思考的最多的就是当今史学界普遍存在‘碎片化’问题”。“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史学界“碎片化”问题的反思使他时时刻刻注意到要保持这种高远的格调，所以才能这样的不拘一格、不落窠臼。
《正统与华夷》读后感(四)：简评
四星半。
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之，亦较南朝为盛，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自朱温以讫郭威等，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之间，更易数姓，甚且称臣、称侄于契丹，然中国统绪相承，宋以前亦不得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也。（第33页、第112页）
无怪乎刘先生一再感叹：“出乎馆臣意料的是，高宗对历史上北族王朝的正闰之争竟是这样一种认知！”（34）“与前人相比，清高宗捍卫‘中华正统’的立场竟是如此之坚定”（190）。可以想象他最初接触到这一问题内心的触动是何等之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不少文章的问题都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上，“作为满洲统治者的清高宗，在涉及夷夏正统观的问题上，为何总是极力否定北族王朝的法统，坚持华夏正统的文化立场？”（192）
文中的回答似乎比较直接，即认为清高宗已经认为自己的合法性直接源于中原王朝，而与辽、金无传承关系，无共同点，所以如此理直气壮。但仔细想来，可能为未必如此。我想的是，如果说，乾嘉士大夫乃是“民族观念淡薄”，是“不及”的话，那么乾隆的正统观则是“过”，在这种过的表象下面，可能隐藏了一种过度的在意，通过显示我并不在意的方式来消解他人以为的在意。如此说来，这种过与不及可能是同一种心态的不同表现。换言之，我觉得，至少乾隆的这种看似坚守中华正统的表述下面，还有未曾揭示出来的意思。不过不论如何，揭示这一现象本身就已经足够有冲击了。我想，这和钱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之后所感叹的“夷考其实，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名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之所想象”（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86），是相同的。有种直面历史真实时的触动。
另一让我有触动的地方是朴趾源的《鹄汀笔谈》（王民皞号鹄汀）中记录了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余方细书四海遗黎，鹄汀遽曰：本朝得国之正，无憾于天地。创业者莫不为仇于革命之际，国朝还有大恩于定鼎之初，为前朝报雠，惟我朝是已。
刘先生说：“看看这段说辞，简直是如同条件反射般的标准口径——王民皞有关清王朝政治合法性的解释，与顺治以来历朝皇帝反复强调的正统论是完全吻合的。”这种口径也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如《十驾斋养新录》中对“宋季耻议和”的评论：
元且与宋无雠，入蔡之役，孟珙会兵，分金主函骨以归，稍雪靖康之耻，是元且有德于宋矣，论势当和，论理亦当和。
一个是“国朝还有大恩于定鼎之初”，一个是“元且有德于宋”，可谓如出一辙。我初读后一段文字时，很感惊异。倒不是觉得不好，反倒是觉得竟然言之成理，但并没有想到这背后还隐藏着什么观念。如果结合朴趾源的记录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清代统治的那一套意识形态，真的已经部分地渗入到汉族士大夫的思想世界里面了呢？至少这种清为明报仇的论述，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同。
总体来说，几篇文章写作的思路是一贯的，有些偏于梳理，至于结论性质的某些段落刘先生自己也不满意。如《五德终始说之终结》第二节的末段，本该更上一层的，但也确实难写。
除了思想层面的梳理外，还有一个考察的思路其实也值得注意。本书的一大观点之一，即正统论背后的政治文化从以五德终始说为主导的政治神话，转到强调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上面。（宋代正统之辨的史学史意义，······最大收获就在于，它第一次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问题。······宋儒的正统之辨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除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63）而后一系统的思想从诞生，到其被士人阶层普遍接受（其中部分可能被付诸政治实践），再到下渗一般民众成为普通的历史知识（或者说大众的历史观念），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行文中可以隐约感到作者有这方面的思考，但并未特别写出罢了。
此外，考证郝经雁帛书故事真伪，如抽丝剥茧。其中最巧的地方当是在推断郭贯即撰写大德九年封赠诏书之人上，文中说“我在《元史·郭贯传》中发现了此事的玄机所在”，想来也是非常得意的。这种考证堪称妙悟。
四库学三篇各有偏重，分别总体性地讨论前期编纂与后期修订，而《小字录》则以个案方式完成勾勒四库提要的形成过程，从而与之前仅从平面比对诸本提要文本差异的研究形成了本质区别，可以说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而想到这几篇理路清晰、论据坚实的文字竟是病中结撰，足见刘先生临生死大事亦神明不乱，委实令人敬佩。
《正统与华夷》读后感(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如何构建的
刘浦江教授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入于汉学，出于宋学”以精深的考据为基础阐发义理，也就是全局性的宏观问题和跨断代、跨区域甚至跨学科的重大题材（邱靖嘉：《刘浦江先生学术成就与思想述评》，《唐宋历史评论》第二辑），《正统与华夷》正是这样一本“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力作，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关问题的精辟考据，也有在此基础上的微言大义，可以看见刘教授试图贯通古今的志向，只是可惜无法窥见这项研究的全貌。
《正统与华夷》收录了十一篇论文，其中前八篇是刘教授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论文，后三篇是关于四库学的论文，由于笔者对四库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所以只关注前八篇关于政治文化的论文。
在传统中国，一个王朝开始之初如何解释自己朝代建立的合法性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反映当时社会观念的重要证据。刘教授的研究正是着眼于此。在第一篇“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中，刘教授关注的问题是隋唐时代对于南北朝正统的解释。毫无疑问，从制度史的层面来说，北朝的确是历史的出口，但是当时人如何去认识这个问题？刘教授通过对时人著述的梳理，总结了北朝正统论、南朝正统论与径承汉统论三种，这其中既有南北朝所带来的南北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亦有华夷种族之争。到了宋代之后，随着欧阳修“绝统说”与朱熹的“无统说”的提出，南北正闰之争失去了其意义。后来关于正统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再是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它所承载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成为历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主流是以文化为限，但在汉民族遭遇威胁的时候，往往就会强调种族至上的华夷标准。
在第二篇“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中，刘教授同样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时期——五代。总的来说，在五代之中，梁唐为死敌，唐晋汉周属于“代北集团”，故都将梁视为伪朝。结束五代十国的宋朝，关于梁的正统问题也是争论不休，一般将梁朝排斥于五代正统之外，也有将梁视为正统。刘教授将之总结为“北宋前期士人在五代史观上存在的主要分歧，就是在肯定五代正统的前提下如何评价朱梁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宋人倾向于恪守严格的正闰之分，斥朱梁于闰位；在史学领域，更倾向于淡化这个问题。刘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在北宋中期宋儒对五代正统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变，即儒学复兴运动：①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改变了传统的正统观念；②五德终始说的终结消解了五代正统论赖以成立的基本理论框架；③时代环境变迁使得确立五代正统不再具有现实需要。在本文中，刘教授又提出了华夷界限的思考，一是华夷界限通常是文化而不是种族，二是新的外族威胁的出现促使汉人在心理和文化上更加认同于入主中原的异族文化。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清朝。
第三篇“‘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实际上是对第二篇“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一文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解释了五德终始说为什么会在宋代消解这个问题。宋儒的正统之辩，由欧公发其端，而由朱子集其成，宋代理学家的宇宙生成论只是在哲学思辨的层面上承认五运说的合理性，而在进行历史价值判断的时候，自有道德准则和权衡法度，但是只是五德终始说消解的开始，其真正的结束要到元朝以后。宋代以前的“传统文化”中文中，皇权确立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体现在符谶、德运、封禅与传国玺上，而在宋代这些都被一一消解，刘教授将之与唐宋变革论下政治文化的变迁联系起来，认为在唐宋之间人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谶纬被扬弃、封禅与传国玺不再具有象征意义。宋代处于历史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汇点，传统政治文化秩序仍然存在，但同时，宋代的知识精英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第四篇“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辽金作为两个异族政权，在梳理自身正统性上面临着与隋唐类似的困扰。辽朝的正统论是建立在承石晋的基础之上，自金朝之后，对辽朝的正统性普遍持普遍态度。金朝在章宗朝的德运之争不仅仅是在解决金王朝的正统问题，更是面临两种文化的抉择。“金德说”来自祖训、继承辽的“木德说”、继承宋的“土德说”，章宗最终选择了“土德说”，实际上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中国帝制王朝。这一转变与北魏有着相似之处。在元代修宋辽金三史过程中，又发生了争论，是独尊宋统，还是三朝各与正统，而这其中又微妙体现着不同的民族情感，支持前者的往往是南人，而支持后者的几乎没有南人。到了明清之际，对宋辽金正统问题的讨论又与当时外族威胁息息相关，这也是贯穿着整本书的一条线索。
第五篇“历史是怎样写成的？——郝经雁帛书故事真相发覆”，从郝经雁帛书故事的版本流传到对此故事的真伪辩证都如老吏探狱一般精彩，关注这段的证明相当复杂，可见刘教授的史学功力之深。那么伪造这个故事的动机是什么？元仁宗时期，一改世祖自李璮之乱后疏远汉儒的做法，开始了“延祐儒治”时代，郝经雁帛书的“尊礼儒臣”的象征意义被提到了桌面上，其价值才得到了重视和承认。
第六篇“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这一文章创作的大背景当是学界相关的宋元明变革论，可以与张帆的“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论金元皇权与贵族政治”、李新峰“论元明之间的变革”三文参照对比阅读。刘教授首先指出了元明鼎革的执行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发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不是所谓的“民族革命”。所谓元明之间的“民族革命”是从明中叶仇恨蒙古情绪中开始酝酿，一反明初对蒙元承认与继承。土木之变后，明人的民族情绪持续高涨，蒙元史观被推翻，元朝正统体系也被彻底颠覆。在清末民初，明太祖的《谕中原檄》被极力推崇，三民主义首要的便是“民族主义”，元明之际的“民族革命”不断地被提及，明太祖英雄形象的塑造也一直延续下来，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第七篇“‘倒错’的夷夏观？——乾嘉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挑战的是我们一般的常识：乾嘉时代高压的环境下，一般士人的异端正统论——对异族政权的偏袒，而清高宗作为满洲统治者一味捍卫“中华正统”。这确实是乾嘉时期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满洲统治者仿佛忘记了自己兴起于东北，而汉族士人却为异族政权不断的辩护。其实，乾嘉时代思想与学问存在着分裂，特殊的时代氛围营造了乾嘉士人复杂的心理，乾嘉士人因文禁森严形成的“畏避”心理直接导致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民族话语在无形之中被逐渐消解。。
可以说，刘教授这八篇论文确实具有颠覆意义，不仅仅是提出了新问题，更是对一些学界已有结论的批驳。可以看出，刘教授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考实际已经成型，只差一定时间就可以完成他计划中的著作。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尤其是刘教授一贯的思考，还应该阅读顾颉刚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一文，这篇文章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思想渊源、创立与发展有着非常精辟的研究，也正可以与刘教授的宏伟计划相辅相成。也许刘教授的研究多少也受到了此文的启发吧。
政治文化的研究起源与西方年鉴学派的研究，国内最早最早的研究应当是高毅的《法兰西风格》，随后邓小南的《祖宗之法》、陈苏镇的《“春秋”与汉道》都是这方面的杰作。政治文化的目的是解释当代，在当代的知识体系下利用历史来构架合法性与权威，可以说，政治文化就是“一切历史”如何变成“当代史”的过程。断代的政治文化研究在学界其实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例如陈侃理的《儒学、数术与政治》、徐冲的《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孙英刚的《神文时代》等等，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一代有一代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代有一代的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古时代的知识体系包括谶纬、数术、天象等等知识，乃至后来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发展，这些都给学者的研究带来了不同的机遇，但是又往往使得学者沉迷于此，难以走出，做深容易，做广难。刘教授直接找到的是历代构建自己政权合法性这一共同的问题，以正统论为线索对政治文化进行研究，确实眼光独到。其实在本书所收的八篇文章中，都多少隐含着刘教授这部未竟著作的蛛丝马迹。
首先就是政治文化的分期问题，与一般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分期不同的是，刘教授以五德终始说作为正统论分期的依据，认为在唐宋之间，中国思想有一个大的转型，实际上是将唐宋变革论在思想是领域的研究大大扩充。构建一朝政治合法性一定是要符合当时人的观念，这种观念正是唐宋变革的暗流。这不禁让笔者想到了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两者的思路多少是相似的，社会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的互动，知识精英与官僚社会的互动，这些都是唐宋变革的真实动力，无法见到更深入的研究确实遗憾。
第二，贯穿刘教授的研究的另一条线索就是华夷之辨在正统论的位置。这一问题其实到“太平天国的史观”一文中也是如此。刘教授的基本立场是认为中国传统上是以文化来划分华夷的，而新的外来威胁使得人们又从历史中去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将历史抹上了种族革命的色彩，或者淡忘这段历史，或者认同过去的异族政权，这些不过是在当时的知识体系下一种权益的解释，也就是“当代”对“历史”这个小姑娘的打扮。或者更进一步说，所谓的华夷之辨，更多情况下只是一种话语构建而已，当代人不要被这个精心打扮过的小姑娘给骗了。这个过程其实到我们现在不也是在一直进行着的吗？历史学家的最大作用恐怕就是防止人们肆意的改造历史。
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统与华夷都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下的变化之中，如何理解历史不仅仅是今人的事，更是对未来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