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读后感锦集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是一本由吴承学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5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读后感(一)：推窗现明月，览卷闻清风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读后感(二)：品文识人看时代
中国古代文人视诗文创作为正统，古人常言：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可见诗文是表达文人志向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散文在先秦两汉兴盛，经由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一度兴盛，但在词曲、小说、传奇等通俗文学的冲击下，诗文也很难保住自己的地位。自宋以来，诗文的数量上比之前要多，但能口口传诵的篇章流传少了一些，这也不完全是诗文创作的质量有所下降，而是文人的心态和读者的口味受时代所限而有所改变。
晚明时期，文言文中的小品文却异军突起，因其短小精悍，贴近生活，艺术价值颇高，深受文人和大众喜爱，但小品文突破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束缚，在晚明心学的土壤中，开出追求自由个性表达的花，呈现出晚明文人的真性情。
在北大出版社策划发行的“博雅撷英”丛书中，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的这本《晚明小品研究》是一本研究晚明小品的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吴教授的语言行文并不枯燥，笔下常寄诗情，吴教授品读小品文时，常常感怀文人坎坷的命运，读来十分动人。这本书也是研究晚明小品的代表之作，对晚明小品的评价十分中肯，如作者所言研究的初衷：晚明小品历史上曾长期受到贬抑和忽视，近年却又被推崇到不甚合适的地位。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晚明小品，是一个兼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小品本是佛经用语，与佛经详本“大品”相举，指佛经的节文，因其简短约略，便于诵读、理解和传播，深受人们的喜爱。吴教授从小品文的渊源传统、晚明社会的文学土壤，以及作家的个性和共同形成的流派，文章体现的文化品格等多个维度来勾勒晚明小品的发展脉络，近而挖掘小品文的内在思想情趣和艺术形态上的特点，从而在整个文学史中标记其位置，突出晚明小品在古代散文和现代散文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吴教授品文识人，从作家个案分析，结合历史时代背景，上升到整体的理论概括，非常公允地指出晚明小品的长处和弊端，客观评判了晚明小品的价值。
读吴教授的《晚明小品研究》，也可以看出吴教授为人，治学态度认真严谨，具有人文关怀。吴教授在研读小品文的同时，也深得晚明小品真髓，文章充满意趣，读来流畅有韵味，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兼具学术价值和通俗趣味的著作。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读后感(三)：淡化传统，增强诗意
淡化传统，增强诗意——读《晚明小品研究》有感（1181字 ）
作者：苇眉儿
在晚明文学发展史上，小品文占有很大的比重。说到底，小品文其实代表的是晚明文学所具有的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
先来普及下小品文的概念。顾名思义，一个小一个品，是指的体制短小、轻俊灵巧、真情流露的“小文小说”，以区别于以往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从题材方面形式不拘一格，尺牍、记、传、序、跋、铭、赞等文体都可以应用。
小品文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到了晚明时期乃是鼎盛之极。好不夸张地说，晚明小品是古代散文中的珍宝，是古代文坛中一股清新脱俗的风，也是一脉清澈莹然的小溪，我们往往提到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的小说，其实晚明小品也是绝对不能忽略和忽视的重要文学样式。
因其个性的率真自由，写法的灵性散漫，还有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写作者真实而形象的心态写真。一花一树，一石一亭，一山一水，一舟一楫……写尽天下之大美也！我更欣赏的是，晚明小品不仅仅是写作者空灵闲适的腾挪跌宕起承转合，还蕴含着写作者心境的崇高壮美，一味地无病呻吟令人厌烦，一招一式中柔美与超然并存，浑然一体，反而自然促成了晚明小品无意于佳而自佳渐入佳境的心旷神怡之感觉、之况味。
这，也算的中国文学的妙不可言之处吧。近来拜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承学老师的《晚明小品研究》，收获颇丰，心得溢满。从晚明小品的文学传统、文化土壤、作家、流派、文化品格、文体创造等，讲述到其发展线索、思想情趣与艺术形态上的特点以及在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历史地位，指出晚明小品的长处与弊端，客观评判了晚明小品的价值。是一本需要我时时、处处、常常阅读的很有价值的书，教我知晓小品文写法的妙笔、高明和精到之处。
文中提到这样的尺牍随笔，“深院凉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结，墨花纷吐。梧桐萧萧，与千秋俱下”，真真美不胜收。
也有这样可以咀嚼到无穷韵味的句段，“雀儿庵，在潭柘后山五里。在千峰万峰中，在四时树色、四时虫鸟声中。庵，方丈耳。一灯满光，一香满烟。然佛容龛，容供几；僧容席，容榻，容厨；客来，容坐，庵矣。山田给粥饭，叶给汤饮，蔬果给糗饵，庵矣”，读至此处，到令我臆想欣然前往一探究竟了。
还有这样赏心悦目的语句，“一出大明门，与长安隔世，夜卧绝不作华清马蹄梦。家有采芝堂，堂后有楼三间，杂植小竹树，卧房厨灶，都在竹间，枕上常听啼鸟鸣。宅西古桂二章，百数十年物。秋来花发，香满庭中。隙地凿小池，裁红白莲。傍池桃树数株，三月红锦映水，如阿房、迷楼、万美人尽临妆镜”，活出本真、本质、本性，人生得一自在足矣！
晚明小品，是晚明文人形象的心史，对其研究和分析放在当时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咂摸才更接近于生活的原汁原味。淡化传统，增强诗意，突破了传统思想意识和表现形式的桎梏，让今天的读者得以享受那个时代独有的生活化气息、个性化意味和审美化的特质。真心希望自己读多遍后，学到更多能提升自己的一些东西。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读后感(四)：晚明小品细谈
文/初晓
自古至今，古诗词在中国文学里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唐宋当然是盛产诗词的时代，或因统治者的喜爱，被认为是正统文学。然而这所谓的正统文学在宋代以后也逐渐走向衰落，随之兴起的便是曾为文人雅士说鄙视的通俗文学样式，如词、曲、小说、戏剧等。而在此时期，曾在文言文中并不起眼的小品文，开始蓬勃发展，在晚明盛极一时。
晚明小品艺术价值颇高，流露出晚明文人的性灵与真情，富有生活情调。然而多数人对晚明小品的评价并不甚合适，过高或是过低。对此，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承学所著《晚明小品研究》一书，客观公正的重点对晚明小品进行了分析研究。
《晚明小品研究》一书重点探讨了晚明小品的文学传统、文化土壤、作家、流派、文化品格、文体创造等方面，清晰的分析了小品的发展线索，指出了小品的思想情趣与艺术形态上的特点。作者对于晚明小品在晚明、清代、海外以及当代的接受情况，也进行了考察研究。读《晚明小品研究》一书，可以正确的认识晚明小品的价值，还能进一步去探索、欣赏古典文学中更为宏大、更为崇高的艺术境界。
《晚明小品研究》谈及晚明小品的文学背景与文化土壤，这便要归结于明代前中期流行的散文，虽然明初散文与晚明小品差异较大，但在艺术精神上，仍然有些关联。明初散文家推崇唐宋古文大家，他们的散文受到唐宋古文的影响，这也间接影响了万名作家对小品文的创作。但晚明小品却走出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自由的抒发着个性，这种鲜明的艺术品格深受当时思想领域个性之潮和文人生活情趣的影响，最为熟知的便是王阳明的心学，其次还受到罗汝芳的禅学影响。
研究晚明小品，理应知道晚明小品的作家与流派。在晚明文学先驱小品种，徐渭、李贽和屠隆三人所代表的公安派，在其文学、哲学乃至文化人格方面，对晚明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后续章节中，作者重点对汤若士诸家小品、公安派小品、竟陵派小品、李长蘅诸家小品做了细致的分析。从这些优美雅致的小品中，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一种别致的情怀在其中。
关于晚明小品的文体与类别，也颇为丰富，大致有这些：序、跋、记、尺牍、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纵观大多数被称为“小品”的作品，其特点大都如此，它不是表现在对于体裁外在形式的规定，而主要在于其审美特性，正所谓“小”。简单说来，就是篇幅短小，文辞简约，独抒性灵，而韵味隽永，用晚明人形容小品的话便是：“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
总之，在《晚明小品研究》一书中，作者重点分析晚明小品独有的韵味与魅力，也客观的评价其中弊端。这对人们阅读极其有帮助，至少可以辩证的去看待晚明小品。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更希望读者借晚明小品，去探索、欣赏古典文学中更为宏大、更为崇高的艺术作品。作者为我们指明了阅读的道路，这着实为一幸事。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读后感(五)：评说文学要放在历史背景中
吴承学在《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对晚明小品的文学背景和文化土壤、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等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诸家作品也作了细致的评说，可惜的是论题一多，重点就不容易突出，或者是不敢下论断。或许也是我翻书太过浮躁，没有深入品尝的缘故。
晚明小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研究对象，自然是其有独特性，而研究独特性又是从先于它的其他文学时代和文学样式发展而来的。该书对这部分的评说较为有趣，整理如下。
明初几位主要作家和晚明作家的差别，首先是身份不同。严格说来，他们并非“作家”，而是经国大臣。他们的志向和兴趣是治国、平天下，而绝不在于舞文弄墨。他们往往耻于当“文人”，或被称为“文人”。这里可以宋濂和他的弟子方孝孺为例。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喜欢作文，却不愿被称为文人。这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中，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宋濂在自题画像《白牛生传》中说：“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称之，则又怫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在他看来，称他为“文人”是对他的污辱，至少是污蔑。方孝孺也不愿当文人。别人赞赏他的文章，他反要“惭愧弥日，不能自解”。他们之所以要写文章，是为了“载道”，不得已而为之的。可以说，这种文学观非常传统，甚至比较陈旧。
明初文人创作，大都讲究“养气”，追求义理、事功和文章三者合一，故其文章大都有浩然正气和廊庙之风。即使是小品文，与晚明小品相较，也有天渊之别。他们绝不信笔涂抹，偶然寄怀或吟风弄月，亦只是聊抒逸气。他们的小品，篇幅短小，却要表现重要道理；事物浅近，仍要寄托深远意蕴；讲究寄托和含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总之，小品不小，亦要载道。其文章结构和用笔技巧，仍是古文写作传统。称之为古文短制，恐怕更合乎实际。若视之为“小品”，宋濂、方孝孺诸人泉下有知，恐怕要“怫然”，或者“惭愧弥日”。
前后七子在艺术上致力于寻求古文写作规范与准绳，有些文章不免受到古文格套束缚，而写得佶屈聱牙，缺乏性灵。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倾向：走向世俗，走向轻灵。前后七子的失利和公安派的风靡天下，主要不是因为创作成就之高下有别，而是由当时的文化情势所决定的。
明代中期，散文创作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倾向，即注重散文的抒情性，并且贴近日常生活，淡化了传统古文沉重的格调。呈现出向晚明小品转折的特征，唐宋派散文代表了这种倾向。唐宋派散文处于明代散文发展转折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独特作用。他们的创作，已经导夫公安、竟陵先路。当然，与公安、竟陵相比，他们身上的传统因袭要多一些。他们一方面强调学习唐宋八大家古文，其散文具有传统古文的深刻烙印；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本色”，提倡作者要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唐顺之说：“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只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这种理论，强调“直写胸臆”，强调本色，已是后来公安派“独抒性灵”说之先声。在创作方面，唐宋派开始反映出新的审美特点。他们的创作，已经十分注意文学的个性化、生活化和世俗化；在艺术表现上，直抒胸臆又文从字顺、质朴自然。唐宋派散文可以说呈现了向晚明小品的转折的特征。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读后感(六)：有“冰雪之气”的文学研究
按：此文是去年写的，阴差阳错现在才刊发，但今日读来依然满口余香，可谓好酒越放越香。原稿对吴先生其实有几句批评，就是他的研究很少或者基本不援引西方现代文论，这导致他的“擦亮”工作风韵神采有余，却筋骨思理不足，结构能力更是不如一些受过西方大学文学训练的博士。当时限于篇幅，就没写这些。
又，明末清初大画家石涛有言：“呕血十斗,不如啮雪一团。”亦可为“冰雪之气”作注。
文学评论意在擦亮文本
辽宁日报
时间：2018-10-14 21:44:47
吴承学先生的《晚明小品研究》今年再版了，我买来一口气读完，确有相见恨晚之感。
该书首先让人惊艳的是，作者粲然的文采。吴先生对晚明几十位小品文作家的点评很精准，该痒就痒，该痛就痛，却无一处重复，足见中国古典文论功力之深。比如，说李贽“直率大胆”“猛烈如炽火，奔腾如飞瀑，自由奔放，富于鼓动性”；说袁宏道“自然清新而技巧高明，只是不落迹象”“平易畅达，长于机趣”；说钟惺“矜炼深刻，神气内敛”“幽情单绪，孤行寄往”。
更漂亮的是，说归有光的文章“总体上和《史记》涵茹万状的气象和格局相去甚远；但笔法变化，不露迹象，而且取材细微，常在人不经意处落笔，琐琐细细，而传神写照，风神摇曳，这正得益于史记”。文学评论就是把“文本”擦亮，这“涵茹万状”一词既擦亮了《史记》，也擦亮了归有光，让人击节。
最后的“跋”也妙：“今此书重付剞劂，再理往篇。噫！落叶难扫，鬓侵易惊。鸿梦一一，如梦前尘。二十余年，俯仰之间耳。”俨然有六朝人笔意。
除了文采艳艳，吴先生的见识也了得。比如，周作人作序的《近代散文钞》没有收张大复的作品，钱钟书为张鸣不平，周后来回应说，张的作品只是“瓜子”，不能“当饭吃”，把张当成了吟风诵月之类无聊文人。吴承学却能看到“张大复小品在潇洒之中，又不断地品味人生的苦涩”。比如，“少年悲愤总属多情，老去多情转生凄感。譬之落红春沼增其点缀，绕砌寒花助其吁郁。又如载生之魄，吾见其新，下弦之光，倍为惨悴。非独人心为之境也故耳。”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的一些题目颇像无题诗，一般学者不会留意，吴先生却认为：“明代八股文兴盛，而八股文最讲究审题、破题，围绕题目来做文章，题目成了文章关键。故张大复的拟题方式，对于当时的写作思维，实在是一种突破。”显示了他作为文体学家的敏锐。
近些年，周作人散文的粉丝增多，有些年轻人也少年学老陈，刻意模仿小品文笔调。吴先生对晚明小品文的优劣倒洞若观火，优点是“抒写性灵”，促进了人性解放和个性化；流弊则是“为性灵而性灵”，“常常给人一种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之感”，“它在形式上自由散漫，打破了传统古文的一些格式，同时也难免失去了古典散文的法度格调之美”。
明末散文大家张岱主张，文章要有冰雪之气。他认为，鱼肉一类的食物，见到风和阳光就容易变质，放入冰雪中就不会腐烂，这说明冰雪能保鲜食物。吴先生精彩发挥道：“冰雪之气，就像剑之光芒、山之空翠、月之烟霜、古铜之青绿、玉石之包浆，是诗文的生命和特征。”衡之以《晚明小品研究》，也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冰雪之作”。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读后感(七)：浮生半日清
世上本无新鲜事；当今的文青与明末的文人，同大于异；而对于高尚闲适生活追求之极致程度，今人实无法与前人并论：如“一杯茶、一本书、一个属于自己的下午”等流行文案，比之四百多年前的“一卷书，一尘尾，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骏马，一溪云，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然后一芒鞋，一竹杖，一破衲，到处名山，随缘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四时各有其清玩之道，赏花弄墨各有其适境等等，不啻十万八千里之遥；当然，所谓极致，也未必是福。
如第一章提到的，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明初作家为官治国、为文以警世人，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而到了明末文学界的名流却多非官场达人，多的是追求个人清享，只道是独善其身——时代变了，主导文坛的人自然也在变：开国时期文官占据话语权，以文载道之风盛行；明中期唐宋派崛起，开始要摆脱文律格套束缚、直抒胸臆，为明末文坛风气造先声；到了明末，治国者面对经年积弊手脚束缚，里忧外患，在民间话语权失却，此时山人与伪山人、科场示意者、嬉笑怒骂派纷纷站上文学界的舞台。
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当中可能隔了几个前辈李卓吾。李卓吾的小品，上承理学，但自成一派，不拘于经典解读，各种为传统见解翻案，是为“批判假道学”，因而又颇有心学色彩，就像整个明朝的哲学思潮，随着统治阶层话语权的衰落，逐渐从理学向心学变迁。从李卓吾的小品，可以想见其为人如何：往好处说，是有独立品格，往坏处说，就是没啥情商、自以为是。但人之品性总是如此，优劣相生、互为因果，且若没有奇葩到极致，便难有震慑世人的突破。读李卓吾片段时，最喜欢《苦乐相因》，应该是较能代表其文学性与思想性的一篇小品：“人知病之苦，不知乐之苦。乐者，苦之因，乐极则苦生矣。 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乐。苦者，乐之因，苦极则乐至矣。苦乐相乘，是轮回种；因苦得乐，是因缘法。 ”其中的辩证深意，无疑来自于其人生感悟与独立思考；虽史上将李卓吾视为公安派先驱，但其文质兼备，与晚明各派基本文大于质相比，在这个角度上，还是胜出一筹。
总体上，晚明小品的一大胜处，在乎“一壑一邱，皆成小致”。这不仅是在说晚明小品题材之细致见微，也是一种元论，即小品文本身，就是这样以小见大，以方寸文字四两拨千斤，借多重意象的有机结合，触发人的脑补，以造出时空无垠之感，是为“氛围文学”。比如祁彪佳“在几案间，日取石气云乳，作朝夕饱餐”，“千叠溪山，以远，故都归帘幕”云云，既有借自然景造人工园之功效，也表达文人自身的高洁情操，而最重要的，是无限氛围感的营造。是故小品文小而不小，使人阅之如夏日竹窗品茗，心远地自偏。
在各个流派中，相比于颇具网红色彩的公安派，及其自比苏轼的扛把子袁中郎，竟陵派似乎更有意思：它有一些逆反的别扭，以及恰如其分的小机智。可能正因为出之风靡一时的公安派之后，有承袭，但更要突出其重围，那么首先就要从差异化开始。公安派喜欢苏轼小品，那么竟陵派就要往深处走，提出苏轼之著，在其大部头，在其论之深不在文之趣；但过于深沉难免沦于孤芳自赏，很难流行起来，所以自然也要有奇得吸引人的一面，当然，不能与快乐直白的公安一样地以奇趣致胜，竟陵的奇，常在于不落窠臼，翻案后又能合理而不杠精地自圆其说，哪怕是写山水也要别具匠心，合乎理性、巧用通感类比，有点结合李贽与公安派，也与其重论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是其能吸引众人目光，又不至于轻佻的原因，如钟惺驳论“相见恨晚”：“然使前十年相见，恐识力各有未坚透处，心目不能如是之相发也。 朋友相见，极是难事。鄙意又以为不患不相见，患相见之无益耳；有益矣，岂犹恨其晚哉！”大概当时外向之人喜欢公安三袁，内敛者则偏爱竟陵钟谭。
其实，翻完整本，看过奔放与奇深，清寂与风流，却还是对老前辈归有光的“今已亭亭如盖矣”别有恻隐。也许，正如作者与一些清朝学究所论，小品文追求性灵也许是一种突破传统，但当创新成为一种风潮，也就开始流于套路，令人逐渐生出审美疲劳。而真正能为自身立出壁垒、令后人念念不忘的，却可能是十分原生的真诚与深情，与时代无关，遑论派别。但辩证地说，晚明的小品文学之所以能赢得人本革命后，跨时代的共鸣，亦是符合人们深藏内心冰山之下、随时代进步而逐渐浮出水面的希冀，即过上平和、趣味、又不失价值的，“真正的、个人的生活”。
《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读后感(八)：晚明小品三题——读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
晚明小品三题 ——读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 “晚明小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离不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提倡。简单说，五四新文学是晚明小品研究的起点。但我们得承认，晚明小品之所以有此地位，首先还在于它的艺术成就。近三十多年来，作为闲适读物的晚明小品热，也许不复从前，可是相关研究却有了不俗的成绩。吴承学初版于1998年的《晚明小品研究》今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修订本，其间相去正好二十年。这二十年间，西方汉学界的晚明研究也积累甚多。与此同时，西方汉学界受整个西方思潮自身的影响，对晚明的兴趣点也在悄然发生着转移：虽然其叙事仍是多元的、交叉的，可是很明显在向艺术史、社会生活史方面倾斜，纯粹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或思想史（心学）研究相应地变得萧条。因此，趁着这部《晚明小品研究》的再版，来梳理一下晚明小品及其研究的历史是颇有意义的。 一 晚明小品的新文学视野和它的几个面向 追溯起来，晚明小品的重新“发现”，始于新文化运动以后。传统的古典文学被视为迂腐的、雕琢的、晦涩的，而“唐宋派古文”则是一个受批判的绝好样板。可是，从事物的一般规律来看，“新文学”总不会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尽管可以取资欧洲的近代文学，但那个不能替代自身的演化。所以，周作人要去论述新文学的“源流”，而胡适则三番五次地建构中国文艺的“复兴”。“源流”也好，“复兴”也好，它意味着本土文学在不同时期虽然有显隐盛衰的不同，但始终有一条活的脉络，有时可能被压制或掩盖，有时可能走向歧途，但不会彻底消亡，也不会凭空产生。这样，在思想上，新文学以欧洲的近代文学、现代文明为依归，而在文学史的叙事上，则须不断前溯。新文学初期有两个引人注目的观念，一个是“平民文学”观念，一个是“纯文学”观念，还有一个对“个人主义”的推崇。这三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只因都与载道派古文格格不入，所以有时竟被统一在“晚明小品”里：“晚明小品”因其独抒性灵而被认为是五四新文学个人主义的姻亲；又因其在语言风格上、功能上与正经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不同，所以进一步被纳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部分新文学家持“纯文学”“美文”或“为文学而文学”的宗旨，所以看晚明小品格外顺眼。就这一意义而言，在新文学地位确立后的十几年间，出现了一股“晚明小品”热绝非偶然。 从那以后，对晚明小品的论说和研究便没有停止过。近几十年来还出了不少专著，除了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之外，还有曹淑娟《晚明性灵小品文体研究》（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大安出版社1988年版）、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晚明小品七十三家评述》（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徐艳《晚明小品文体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周荷初《晚明小品与现代散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综合近一百年的相关论说及著述来看，晚明小品研究大抵有这样几个显著的面向，或者关键词： （一） 资本主义萌芽 （二） 市民社会 （三） 性灵与个人表达 （四） 阳明“心学” （五） 五四新文学/现代散文 它们共同构成了对晚明小品的多元叙事。过去的研究，偏向于宏大叙事或因果律的探寻，最薄弱的恰恰是作为“文体”的晚明小品。并非说过去的研究没有注意到文体，而是说针对晚明小品的文体、文本，缺少细腻而系统的分析。后来曹淑娟、吴承学、徐艳等学者才弥补了这一缺憾，其中，吴承学的研究无疑是最为精到的，这一点下文还将论述。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面向”，不难发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乃至阳明“心学”等相关讨论，都已过时。这固然由于学术研究的不断细化，但也与全球范围内学术范式的转型相关。就西方汉学界而言，其晚明小品研究主要是从“文本”（text）或“故事”（story）展开；而且他们对“文本”所特别阐发的，也主要是其叙事性，而非艺术性。例如张岱是晚明小品的代表作家，研究者不少，卡发拉斯《怀旧与阅读晚明散文：张岱的<陶庵梦忆>》（Nostalgia and the Reading of the late Ming Essay: Zhang Dai’s Tao’an Mengyi）、《清澄的梦：怀旧与张岱的明朝回忆》（In Limpid Dream: Nostalgia and Zhang Dai’s Reminiscences of the Ming），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等论著，大体都有这一倾向。在这些论著中，晚明小品的清澈、灵动、颓放、浮华、苍凉，皆依托于文人士大夫的日常行迹，或曲水流觞，或荒野陨涕，既被诠释为个性书写，也被编织进晚明的城市生活、家国动荡之中。这一方面是西方汉学界自身的学术路径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主流学界早就摈弃了19世纪的那种宏大叙事。 尽管现而今的晚明小品研究，并没有彻底告别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社会、阳明“心学”等命题，但研究者都不会“傻乎乎”地去从道理上来论证它们（且不说是否成立）。研究者并不想靠着这个去说服谁，而只是尽量通过细节，去展示晚明社会的一种迹象、一种生态。研究思想史、艺术史和社会生活史的学者免不了要涉及晚明那数不清的“小品”，可是他们绝不会为此驻足，只是寂然地将其融入个人的叙事里。卜正民《纵乐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柯律格《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雅债：文征明的社交艺术》（Elegant del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莫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举重若轻，并非忽略或轻视了“小品”。正因没有拿着放大镜来苦苦逼视“小品”，才懂得了“小品”之道。 二 “类型写作”：晚明小品的文体再审视 前面说过，晚明小品被重新“发现”以后，它被放在好多的面向之下加以论述，倒是“文体”这个最原始、最本位的环节反而显得比较薄弱，直到吴承学等学者的努力，才改变这一状况。在西方，文体（style）或文类（genre）的辨析、研究由来已久，进入19、20世纪尤成显学，现在则已然十分式微，学者对此兴趣不大。在中国，至少从刘勰《文心雕龙》开始，文体的细化、专精化是古代文人学者早就注意到并持续加以论述的。近几十年的中国学界，“文体学”研究颇为风行。吴承学正是这一研究热潮的引领者，故而其《晚明小品研究》格外注重晚明小品的文体问题。 为了显出《晚明小品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妨先看看西方学者的一些论说。西方学者当然也都把“小品”视为散文（prose），在这一前提之下，很多学者首先想到西方的所谓随笔（essay），如卡发拉斯，有的学者还联想到所谓“游记作家”（travel writer）的某些作品，像史景迁。作为一般的论述，这当然是可以的。然而，倘若将“小品”视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类，则这种说法便嫌其浮泛。叶扬（Ye Yang）选译的《晚明小品文选》（Vignettes from the Late Ming: A Hsiao-pin Anth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一书，标题上便醒豁地将“小品”二字译为“Vignette”实在妙不可言，因为Vignette这个词可以用来表示“短文”，而它本身乃是小图案、小装饰的意思；当然，这样的译法，在时间上，还可以往前追溯。2010年马萨诸塞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认为小品文这一独特文体反映了17世纪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趋势，并且认为——至少在张岱那里——其核心是所谓“自我表达”，（见《无家可归的世界中的自我表达——张岱及其明清之际的书写》[Liu Wenjie , Expressions of Self in a Homeless World: Zhang Dai (1597-1680？) and His Writings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Period]），则还是中国学者过去说法的老调重弹，并无新意。这似乎显示了西方学术路径研究晚明的小品的长处在于能够发掘“文本”与“故事”，对“文体”的把握，则非其所长。 在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里，这一问题则深入而具体得多。小品二字来源于佛经翻译，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释氏《辨空经》云：“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就是说，“小品”与“大品”相对而言，指佛经的节文，因其简短便携、精美可诵而被士人喜爱。《南齐书》载张融《遗令》云：“吾平生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敬》《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小品都指佛经节文，且甚为风行，差不多是名士的必备品。晚明时期，士人把它运用到文学之中，作为某类作品的称呼。晚明士人的题跋、游记、尺牍等都可以被称作“小品”。那么，显然“小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体”。吴先生解释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文体。我的理解是，吴先生这里的“文类”一词，也不能从正统意义上的三大文类或四大文类中寻求对应物，因为同样很明显的是，小品中有抒情文学，亦有叙事文学。这样看来，“小品”乃是西人所谓的一种类型“写作”（writing）。 纵然如此，我们在提起“晚明小品”的时候，总是不自觉地会说“小品这种文体”、“小品作为文体”或“小品文（体）”之类的话。即便是对此予以澄清的吴著，在正文中也不免如此。这是约定俗成的结果，然而还有别的原因。这一现象折射出“小品”虽然是一种类型写作，但就其存在来说，还是依托于某一文体的感觉或印象。我们通过文体感来认识它、感知它，譬如简短的游记、题跋等；我们也通过典型作家来想象它、规范它，譬如袁宏道、张岱等。这绝不是意味着小品是一种复合型文体。只是作为类型写作，我们难以抽象地概括，只能通过具体的文体来把握它。这一先天“陷阱”，自然也会流露在我们的研究之中。 三 晚明小品的“源头”与末路 晚明小品研究的诠释视野，总是跟着时代走，跟着时代变。过去的研究，每每注重晚明小品的“文化土壤”，甚少注意小品文自给自足的一面。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修订本）》在这方面则贡献良多。尽管吴著也从“庄禅之风”“市民生活”等方面对晚明小品的发达作了解释，可是只是寥寥几笔。这正是吴著的高明处，它把更多的篇幅给了晚明小品作为类型写作的“链条”上。 从明代前中期到后来引人注目的唐宋派，以逮书画艺术家们的散文中，吴著发现了数不清的“小品”类型写作。假如不将这些事实加以拈出，那么对于晚明小品何以产生、何以发达的探讨，便绝不能圆满。顺流而下，除了公安派、竟陵派、张岱而外，像徐文长、李卓吾、屠赤水、汤若士、张元长、陈眉公、李长蘅、王季重的小品都得到了吴先生的专门探讨。这些探讨都是从文本细读和文本赏析出发，绝不作肤泛语。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作为一种独特审美的担当和体现，小品文的“源头”在哪里？显然不会只是上溯到明代前中期。就审美的相似性来看，小品文的种种特色已经具于苏轼的尺牍、题跋以及《记承天寺夜游》一类的短文中。唐代也偶或有类似的文章，但非常之少，而在元代、明代前中期或整个清代，这类文章，为数极多。这也许并非偶然。内藤湖南有个影响极大的“唐宋变革说”，他的门人宫崎市定甚至推衍道：“据湖南的观点，在宋代所形成的中国的新文化，一直存续到现代。换言之，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与清朝末年的文化生活，几乎没有变化。”（宫崎市定《南藤湖南与支那学》，《中央公论》1965年936期）这一说法有没有道理，还可以讨论；但就大的方面来说，宋代以后确实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士大夫文化。在解释晚明小品的发达时，我们一方面会提“市民社会”，一方面会提“士大夫”的雅趣。看似矛盾，实则二者正统一于宋代以来的“新型士大夫文化”，它诞生于以新型士大夫为主导的平民社会里；所谓“市民社会”，不应该仅从经济、商业或城市的角度去探讨，也不应该仅从陆王心学的角度加以完善，更应该从阶层流动的社会结构上加以解释。新型士大夫来自于平民社会中，他在审美上能够比较好的兼综二者。 单从类型写作的体式或风格上讲，晚明小品还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大家都能发现的。至于先秦诸子中亦有类似的隽永短文，则并不具备作为议题的意义，未可与魏晋南北朝等量齐观。在魏晋南北朝的“小品”里头，多的是唯美、简净、旷远、不修边幅、抗拒严肃死板假正经，但却甚少有充斥在晚明小品里的那股子“俗味”“俗劲”。所以，在类型写作的体式或美学风格上，魏晋南北朝-两宋-晚明可以找到相似点，可是在精神气象上，魏晋南北朝却与宋、明不同。只不过，在以俗为雅、援雅入俗这一点上，晚明小品比苏轼们走得更远；但这也只是程度、广度的区别，二者终是在一个谱系上。质言之，我认为，晚明小品作为可识别、有规模的类型写作，其体式或美学的源头可上溯至魏晋南北朝，而精神谱系或精神源头，则当断自以苏轼为代表的两宋。 晚明小品正因比苏轼走得更远，所以作为类型写作，其成就也就愈大。从专有名词上讲，我们提“晚明小品”，而很少提魏晋小品或北宋小品，就是这一缘故。在吴承学的著述中，“林泉高致”“逸致闲情”“尺牍随笔”“谐谑风情”“悲怆之音”等都是晚明小品的典型。这里，值得拈出的是“谐谑风情”“悲怆之音”，因为向来的晚明小品研究都不重视或很少提二者。在《谐谑风情》一章里，吴先生着重探讨了晚明风行的笑话小品。这些笑话小品每每大俗，可是俗得光明正大，不加掩饰；比了这种俗劲，袁宏道们的“山林之俗”还不免有点端着，有时候，过了火，只见得做作。这正透露出晚明小品的特色之一，说它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并非全是凿空乱道。晚明小品还有“悲怆之音”的一面。就类型写作来说，“悲怆之音”乃是对“小品”的越界，至少不能居于小品的主流地位。这可以体现“小摆设”亦有“大情怀”，诸公何尝不食人间烟火。但这毕竟不是小品的使命。它的意义是，从技法和篇幅上出色地诠释了晚明小品是一种“类型写作”，题材、文体皆无定规。 晚明小品之所以成为一个专称，并非在于它开创了新的类型写作，乃在于它以个性化为灵魂，将某一类型写作发挥到了极致，“艺术创造”也臻于极致。从文艺学的观点来看，个性化、“艺术创造”的极致，也正是二者自身的末路。例如以尺牍而言，它是晚明小品的重要构成。吴承学注意到，晚明的尺牍精美可玩，可是却不及苏黄尺牍的萧散自然，不能说没味道，可是始终差了点感觉。这让我们想起上个世纪宗白华先生的尺牍论述，在他看来，魏晋的尺牍是一种美的享受，几乎不可复制，降而至于苏黄的尺牍亦让人流连，或清净，或枯淡，或萧远，无不足以醉人，但较之魏晋尺牍，已有一定距离，往后的明清尺牍虽然也有佳作，则去之更远了。既然晚明小品极度发达，何以尺牍小品反而被视为衰微？这并非贵远贱近，而是当一种文体趋于极盛的时候，也往往是其技巧、套路的成熟期。性灵也变而为鲁迅所谓的“赋得性灵”（鲁迅《杂谈小品文》）。因此，《晚明小品研究》虽然盛推晚明小品的成绩，也指出了它的种种装腔作势。 这是艺术创造的宿命，不必为此欷歔。 （潘静如） （原刊《 中华读书报 》2017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