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真集》读后感摘抄

　　《怀真集》是一本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编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0元，页数：4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怀真集》精选点评：

　　●在朱先生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翻了翻

　　●真感情，真八卦！

　　●“纪念史学”这个词最早是从少傅大人那听来的，能从集子里看到他的一个小故事，就不枉读此书了

　　●各種八卦真好玩！超好看超好看！昨天花了一下午讀完，竟然都忘了吃晚飯。而且，朱公原來也是巨蟹座啊！

　　●能从文字中看出哪些人动了真感情。

　　●非常海派。傅杰的八卦好看。

　　●不学无术也就罢了，问题是很多不学有术的鬼东西存在啊。。。老朱成见太深，不可法

　　●怀人忆事，呜呼哀哉！

　　●总算借到一册，先看了傅杰先生的一篇，写得真好~

　　●真性情，有八卦，看运动会时读完的

　　《怀真集》读后感(一)：常识不等于真理——怀念朱先生

　　《怀真集》读后感(二)：訂誤一則

　　本書所收之《朱維錚先生學術編年初稿》「1992年，五十六歲」條下：

　　「11月至次年1月，受聘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座教授，在該中心『中國文化講座』作系列講演。11月17日的演講題爲『清修《明史》的再考察』；11月19日的演講題爲『清末民初的“清史”論』。」

　　《學術編年初稿》「2003」之條目下亦收錄此二場講演之事，唯行文略簡單。

　　《怀真集》读后感(三)：朱维铮评钱穆

傅杰教授博士论文答辩，题为《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朱维铮先生在评阅书中写道：[从二十年代初钱穆跻身学林到不久前去世，他的学术生涯长达七十年。这期间，他对清朝至民国的统治文化形态，包括清代列帝倡导的朱子学和国民党执政后倡导的“国学”，都视作中国历史在“活的人事”中间的延续，而表示“温情与敬意”，因而他的论史著作，长期以来受到不同取向学者的驳难攻讦。批评的立足点很不相同，有一点则无不同，即认为钱穆论史治学，态度是主观的，取向是非科学的，旨在使学术服从现行权力结构的需要，因而基本上属于史学中的辩护论。然而批评者以及反批评者，有一点都说不清楚，乃至回避讨论，那就是钱穆尽管否定乾嘉史学为代表的“记诵派”，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考订派”，但他本人论史，却很重视史料，包括考古发现的地下材料。如所周知，他虽是对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史料怀有否定倾向的吕思勉的学生，而吕思勉正是以与章太炎不信甲文而闻名，但他却是本世纪早期便承认甲文对于研究中国上古史具有征信意义的学者之一。这种主观与客观极端相反的例证，使钱穆的论敌和传人都大感困惑。据我所知，在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后，正面讨论钱穆的这一困惑并给予同情的理解的，在大陆出版物中唯有周予同先生的旧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时逾半个世纪，而后才有傅杰的这篇论文，从系统整合的角度，进行更详尽的讨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

　　《怀真集》读后感(四)：六经皆史与学随术变

　　从朱维铮的自述上，明显感觉到他受到陈守实的影响会更大一些，特别是在南方周末介绍读书经验的文章中，朱维铮强调了阅读马克思《资本论》，对于他产生的巨大影响，就可以看出他的学术核心，并非源自于经学，而是受到马克思所代表启蒙主义哲学的浸染，经学史不过是他研究的领域而已，并非受到经学研究的传承。虽然，他的弟子在回忆朱先生的教学方法时，或明或暗将其与乾嘉汉学联系在一起，但是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方法其实是异曲同工，很明显是现代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这对近代学术已经疏离的现代学者而言，很明显是搞不明白的。

　　回到经学史研究这个话题，朱维铮最重要的贡献究竟是什么呢？葛兆光做出了如下的评论：

　　朱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论述：经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学随术变”的，也就是说，学问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立场，而是根据政治形势、统治术的变化在不断地变化、适应。

　　其弟子李天纲对此则有更加详细的说明：

　　将经学视作“学随术变”，那么任何为政治服务的学术，自然都成为朱维铮抨击的对象，他所尊重的恰恰是那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者，对于那些为政治服务的学者学术，则不免破口大骂，认为是”政术“，是御用学者。因此，朱维铮在学术界的坏脾气，有口皆碑，这也是学者们对于朱先生一致的印象。

　　王汎森回忆道：

　　只记得朱先生善骂，往往骂得异常激奋，骂某人前后不一致、骂欺世盗名等等。

　　王先生是厚道人，只是说朱维铮骂人，并不点出人名。李零就不免明指或暗指国内学界了：

　　朱先生跟他那位老同学说：蒋介石，无耻；吹捧蒋介石，更无耻。

　　朱先生治经学史和近代思想史，和我的学术方向不太一样，但有件事，我们心灵相通。我们都看不惯1989年后风起云涌的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热和尊孔读经风，以及肉麻吹捧大师，有如大师转世、附体显灵的所谓学术史，被人视为欺师灭祖。

　　李零因为出版《丧家狗》，遭到学界文化界的联合剿杀，对于朱维铮的骂声自然于心有戚戚焉，故能道出朱先生骂的精彩。称朱维铮大哥的邓正来，虽然也承认他爱骂人，但是立刻对朱先生所骂的人进行了解释。

　　很多人说朱先生骂人，是要指着人骂的，今天在会上，我还听到许多这样说。但我觉得这是不了解他究竟骂什么人，他第一个骂的是什么人呢？就是他经学史研究当中三句话中的一句话，“学随术变”。他特讨厌的就是你跟风走，跟着政治走。今天主张这个，明天又突然变了的那种人。比如，原来完全根本不懂自由主义的一个人，明天他就成了自由主义者，再过两天他就变成反自由主义者、要跟你脱离干系的人。他说的不只是在他身边的事和人，而是指整个中国的学术界，对于这样的人他是非常痛恨的。他要骂，你在场不在场他都骂。他骂的第二种是什么人呢？就是不懂装懂的人。有一次，朱先生在我们高研院做讲座，有个学者做点评，点评的时候给一个史料出处。坐在下面的朱先生就说，你错了，你都没认真看，这里是你搞错？你还很堂而皇之地当真的给大家讲。这是第二种他要骂的人。第三种他骂的人是，现今推行数量而不讲质量的体制，对此，他厌恶得不得了，他就跟我数落哪些杂志是绝不投稿的，绝对不给他们稿子；哪些出版社永远不给他们稿子。为什么？他认为这不是做学问。

　　朱维铮的经学史研究，他的骂人，留给学术界的是怎样的遗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数端：其一，他继承了章太炎古文经研究，要求政治与学术分离，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学术传统；其次，在学术界渐已形成“不聋不哑，不做名流学者”的局面（罗志田语），朱维铮能够做到自己宣称的“ 讲到历史，如果你乱说，我就说你乱说，我可不管你是谁。你有乱说的自由，我有纠正的自由”。最后，我还是要谈一些自己的想法，过于因为读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曾经想要报考他经学史方向的研究生，不过阴差阳错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不过幸亏没有这样的机会，像我这样对于传统文化极端保守的立场，恐怕很难在朱先生门下存活下来。这样一位经学史研究学者，另一方面也是极端仇视传统，将其视作为政治服务，这当然是受到近代学者们的影响，但是接受这样观点，岂不也是一种矛盾和扭曲吗？他曾不止一次批评钱穆，虽然晚年对于钱穆的评价稍有缓和，但总体上是否定其学术大师的地位，只承认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这恰恰说明，钱穆就像朱维铮的一面镜子，强调的并不是政治与学术的分离，而是强调了“六经皆史”、“经世致用”，而这恰恰是朱维铮提出“历史无用”论的反面。他痛恨钱穆、顾颉刚，不良有以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