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档案》读后感精选

　　《H档案》是一本由伊斯梅尔·卡达莱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80元，页数：191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H档案》精选点评：

　　●小说选取地处穷乡僻壤，想入非非，政治神经质的N城，整个格局、气氛上类似一出舞台闹剧的手法，颇有喜感，读来很有趣味。两位笨拙、凄惨的爱尔兰荷马研究者的故事，与密探和总督家庭的讽刺性形象以及隐修士的民族仇恨相穿插，显得妙趣横生也很聪明，但也不免削弱了有关史诗勘探的主题，绕开了更为持续神秘、玄思的走向。H档案反讽式地与一切报告和密会并置，仿佛是古老史诗中凡人头顶的命运，被一种狡诈的伎俩制服，化作现代喜剧。拉胡塔琴音的梦境戛然而止，既有政治、民族讽喻的目的，视之为荷马的报复和召唤似乎也平添了其中喜剧之上的悲剧的意味。

　　●熟练、甚至欢畅地嘲弄了几种语调：戴茜们落着泪，流向无尽的自怜和感伤；杜尔时时刻刻力求完备而几乎难算人话的写作和总督搭场，演绎无尽的澄清和无尽的猜疑。很好玩，但对一整本书来说还不够作为全部。还讲了些别的奇妙的事：认知、记述、回忆。共通和仇恨，机械与巫术。此处此刻尚未能揭开的谜……

　　●喜欢伊斯梅尔说故事的方式，充满古老神秘的异域色彩。年轻学者、腐败的官僚、寂寞的女人、吟唱诗人、隐士一一出场。

　　●卡达莱确实属于“会写”也“擅写”那一类，对史诗的追寻，对历史的回溯与还原尝试显得真实又虚假，虚假又真实，收尾甚好，加一星。

　　●已读19th.

　　●打动我的还是两人关于史诗的追求

　　●太喜欢里面的，每一个——人物了。

　　●因为巴尔干的民族争端，民间学者考查荷马史诗的成果被毁了。这写得太真实，让人觉得确实发生过。

　　●易读。

　　●高级黑

　　《H档案》读后感(一)：homer

　　总督夫人外遇，两个大洋彼岸的探险者在找一个虚无缥缈的荷马史诗（外行人），客栈离奇的死亡事件，是不是这一切都有所关联，荒诞的本质在于常理之中的故事中不同寻常的事件。卡达莱研读历史的洞察力，搜集奇闻异事的感知力太过超前，荒诞怪莫的叙述方式总会让读者走入不同的文明世界。

　　扉页的介绍有点出版社的炒作吧，力压马克斯等大家可能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作品怎么样是有实力的，最后能否力压群雄要看专业评价和读者的二次创作。

　　《H档案》读后感(二)：史诗的真实，或历史真相

　　《H档案》以两位来自美国的业余学者，来到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山区寻访古代英雄史诗来破解荷马史诗之谜展开，这一严肃的主题读来一点不沉重，反而一直为愉悦所包裹。趣味在于，当卡达莱再次为从阿尔巴尼亚本土文化中寻访到发展小说的素材，丝毫没有摆出严肃的姿态（如《三孔桥》那样），而是尝试用讽喻的手法揭露专制社会的权力运作，不从“大叙事”入手，着眼于人物的刻画。这是可以信赖的卡达莱，于文本中介入不多。

　　两位“无辜”的爱尔兰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寻访史诗的举动会被当做间谍活动对待，因而受到严密的监控。卡达莱轻描淡写地向读者透露这个专制政体从上到下的运作，将笔墨中心泼洒在N城的权贵上，用夸张、变形的手法描摹出一幅幅滑稽的嘴脸，语带嘲讽。N城总督是一位读着密探写来的报告会暗自佩服对方文笔的人，想象报告由自己写出；总督妻子因为丈夫的性无能整天幻想着一段浪漫的婚外情的发生；那位叫“帽檐儿”的密探，“完美”得“令人发指”，可以“分辨任何状态下任何人的语词发音“，甚至在女人口活发生之时（这当然是卡达莱式的讽刺修辞）；当然，还包括邮政部长、肥皂制造商等出息欢迎宴的人物。

　　外国公民的到来，无异于在这个落后封闭的小城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正是通过放大N成民众对这件普通小事的关注度，卡达莱深入进阿尔巴尼亚的政权中心，其政治组构、运作模式清晰直白地揭露了出来。虽然小说中的阿尔巴尼亚被安置于1933年索古一世统治时期，其所指却是明显的：矛头直指历史上的专制社会。小说在讽喻的同时，也不忘加入对民族问题的关注。通过让人物讨论史诗的归属问题，牵动出巴尔干半岛动荡的政治时局与民族矛盾。最后录音机被隐修士所毁，其原因是这个机器“会将古老的歌谣围起来，把它们囚禁在里面”，这不仅讽刺了民众的愚昧，不识录音机为何物，同时也点出了动荡政局下暗藏的宗教纷争。小说主题进一步扩大了。

　　最后，以寻访为目的的两位外国友人，其故事反过来谱写成了一首史诗，记载于报端，令人不可思议。史诗的传诵是一股民间力量，自发地完成历史讲诉，卡达莱在此所想表达的也许是，民族史诗比经过政权改写之后的历史档案更为真实，它是一种自发的力量，将真实记录进声音的唱诵中。更有甚者，比尔最后失去视力，竟也不自然地做起了游吟诗人念诵史诗的时候常做出的习惯动作：“Majekerah（翼尖），吟唱起史诗来。其用意为何，大家读过之后想必都会很清楚。

　　《H档案》读后感(三)：被遗忘的歌谣

　　这是我读的第八本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真喜欢这位阿尔巴尼亚的作家。他今年已经是82岁，偶尔会查一下他的消息，就怕他在国内知名度太低，万一去世也不知道。

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出街着花鞋，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粤语童谣

　　我猜想这是讲一对新婚夫妻的歌谣，可惜已经无从考究，而这是我记忆中最久远的一首童谣。

　　儿歌都是普通话。

　　那时候，学校刚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到处都是宣传语。可是我的小学、中学老师都习惯用粤语教学。现在，我一个外甥3岁，最喜欢唱《小苹果》；另一个外甥12岁，他说课堂完全是普通话教学。

没有文字的语言，使用人数都少于万人，仅仅保留在老人的山歌、传说等口头形式形式中，实际上处在消亡的边缘。 --维基百科

　　正如故事里两个爱尔兰的年轻学者，他们之所以跑去阿尔巴里亚，就是要寻找古老吟唱诗歌中荷马之迷，而只有没落的吟唱诗人，会用方言吟唱。

　　据说吟唱诗人都是盲人，因为失去了视觉，他们的听觉会比其他人敏感，上天给他们开了另外一扇窗，人们相信盲人有一种音乐的天赋。

　　当两位年轻学者在一个破旧的客栈中，守候多日，终于遇到吟唱诗人的那一幕，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颇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激动感受。

　　对这两位来自西方文明的青年人来说，他们来阿尔巴尼亚只是因为一个梦想。可是，他们的到来却让总督大人非常紧张，同时认为他们是间谍，于是一路暗中观察。

　　前阵，有个新闻报道，一个美国华裔历史学者在伊朗因间谍罪判处了10年监禁，从西方的报道中，这名学者好像只是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普通人。他的家人多方发起求助，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让伊朗释放人。

　　于是，在看这本的时候，我常有一种悲剧的担忧。

　　总督夫妇的对比描写很有意思，一个小心翼翼，迂腐；一个浪漫、寂寞。

　　总督内心认定两位外国人目的不单纯，不可能是为了研究无聊的荷马之谜，一心想要捉住他俩的把柄；总督夫人内心藏着一个包法利夫人，对异国来的陌生男人充满想象，她试图靠近却又失败，只能通过自我欺骗来掩饰内心的失望。

　　故事从多个角色的自白刻画出一个官僚的、落后封闭的阿尔巴尼亚，西方学者对古老文化的迷恋，落后国家对西方文明的自卑与畏惧，又缺乏自我文化反思和保护，颇有一种借古讽今的味道。

　　结局出人意料，这里我就不透露了。

在瞎子的国度，独眼都成为国王。

　　可是，我想说：文化艺术真是奢侈品。

　　以前，人们说填饱肚子才能考虑；现在，肚子填饱后，他们又说要买房子、车子、养孩子后才能考虑。其实，他们根本就不觉得文化艺术很重要，毕竟不是谋生的工具。试问一个只会讲求实用主义的国家，充满生存焦虑的国家，如何养育出把闲暇时间放在文化艺术上的人民？

　　我又想说：教育。

　　一个不会提问的人，他就不会去反思“答案”。我相信，成长教育对于任何人都是至关重要。不是语文、数学、英语而已，还应该有重要的思考能力。只有思想接触碰撞，才能有辩证思维。但是，这是一个不存在疑问的国度，我们听不见怀疑的声音，我们如同盲人一样，连耳朵都塞住了。

　　对于未来，我也无解，只能坚持一个求真、存疑的态度思考问题，牢牢握住心中的坚持。

　　《H档案》读后感(四)：寻找荷马史诗

　　一

　　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 H档案》（1990），讲述在纽约定居的两个爱尔兰人，漂洋过海到阿尔巴尼亚寻找荷马史诗的踪迹；他们自称“民俗学家”，携带着刚发明的带式录音机，试图搜集古代英雄史诗的残存，在此基础上破解荷马创作之谜。这件事听起来有点不靠谱，两个人一无经费，二无专业研究背景，靠在电台里偶然听闻的一点知识，就想在荷马研究领域做出划时代发现。要知道，古典学的三大主题，荷马、基督和莎士比亚，迷雾重重，歧见迭出，其争吵之激烈，说是在进行“血腥的学术战争”，丝毫不为过，这里头岂有门外汉置喙的余地？但小说的两位主角，具备门外汉才有的莽撞勇气，踏入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开始艰难的发现之旅。

　　乔治·斯坦纳的文章《荷马与学者们》（1962）谈到过这个现象，像是在为《H档案》中那种堂吉诃德式的举动辩护：“在文学和历史评论的三大经典谜团中，正是局外人做出了最杰出、意义最重大的发现。”诸如特洛伊古城的发掘、米诺斯经卷的破译、死海古卷的释义等，哪一桩不是局外人做出的业绩！这是一群“成分混杂的业余爱好者、神秘主义者和受直觉支配的怪人”，追随古典学“庞大的学术舰队”探测未知领域。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小说，单凭这个题材就可以说是吸引人的。披上人类学或古典学面具的学术之谜，成了《达·芬奇密码》这类畅销小说的卖点，自然也可以成为一部讽喻小说的叙述动机。《H档案》的“ H”是“荷马”（ Homer）的英文首字母缩写。透过近三千年时空，那位“盲诗人”的阴魂或许终将再现，小说里的主角这样认为。

　　荷马是否实有其人，这是荷马研究的一个热点，几乎每一篇探讨荷马的文章都要涉及，关乎史诗的创作、编纂、保存、传播等一系列颇具争议的问题。究竟谁是荷马？这个问题让不少人耗去毕生心血。古希腊人相信荷马确有其人。从古希腊全盛期之前到公元前5世纪，他们认定荷马的出生地是在小亚细亚海岸名叫开俄斯的岛上。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声称荷马与他相隔四百年。柏拉图读荷马，是表示不满的；他读到的两部史诗的文字本，不管是由雅典的执政官梭伦还是由雅典的独裁者庇西特拉图下令编订的，总之，固定的文字抄本已成为尊崇的对象，而柏拉图质疑的是史诗的“有害影响”，倒不是荷马本人的存在和归属问题。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荷马史诗定于一尊，只谈美学评价，不涉及考证问题。大约从17世纪末起，人们对史诗的形成

　　前8世纪，久远的历史记忆穿越四百年时空，这只能是凭借集体口述的方式才能做到。其次，被称为线性文字B的迈锡尼古语，于公元前13世纪从希腊本土消失，五百年后（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在本国语言的拼写中采用腓尼基字母，才重新有了书写文字，史诗正是在这一段没有书面文字的时期形成的，因此必然是一种口述创作。从以上两点看，史诗“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游吟诗人集体记忆的产物”，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只是游吟诗人的集体记忆如何铸成结构缜密、品质卓越的经典，这一层关系似仍有待于破解。

　　20世纪荷马研究最可观的两大发现，都是由业余爱好者做出的。一是擅长密码学的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他破解了神秘的线性文字B，让史前迁徙者带到希腊的语言变得依稀可辨。二是美国青年学者米尔曼·佩里（Milman Parry），此人深入南斯拉夫山区，亲耳聆听游吟诗人的吟诵，取得了非同寻常的研究成果。通常的看法是，这两个人在20世纪前期所做的探索，与过去两千年的荷马研究相比，带来了更多发现，可惜他们都英年早逝，未能在相关领域搭建起更坚固的桥梁。所谓的线性文字A也要留待另一个迈克尔·文特里斯去破解了。不管怎么说，谈到史诗口述传统的问题，人们倒是比从前更有信心，而这一点要归功于米尔曼·佩里的发现。

　　相关文献介绍说，南斯拉夫不识字的牧羊人坐在录音机前即

　　兴吟诵英雄史诗，多取材于传统史诗主题，诸如宙斯的许诺、阿

　　“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延伸至南斯拉夫西南部黑山和波斯尼亚部分地区，仍在产生类似荷马史诗的诗歌素材，熔铸史诗的最后遗存”，这是多么吸引人的“寻根派”题材。他的小说《梦幻宫殿》（1981），也写到阿尔巴尼亚的家族史诗，“像月亮的背面那样神秘、陌生”，标示着“厄运”和“死者的影子”。古典学学者、民俗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煞费苦心的探索，在小说家笔下被赋予某种“诗性想象的迂回或特殊逻辑”，这是卡达莱的创作给荷马研究注入的一点趣味。《H档案》对荷马创作机制的观察，不可能超越米尔曼·佩里的研究。它让我们体验到的是艺术的想象及陌生化效应，不乏奇情异彩，确也显示“后弗洛伊德时代”的一种书写方式。将古典神话置于现代语境，在坚固的学术壁垒上撬开一道缝隙，欲以窥见“盲诗人”再现的一缕阴魂，这正是小说家的权力。

　　二

　　《H档案》不长的篇幅嵌入多层主题，显得迂曲而敏感。除了寻找荷马史诗这个主题，还有作家关注的巴尔干半岛政治和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等主题。这些主题的紧密编织，反映其创作根植的土壤和深层次背景。

　　伊斯梅尔·卡达莱于1936年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山城吉诺卡

　　斯特，就读于地拉那大学，曾在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进

　　《H档案》是一部讽喻小说，将类似于“寻根派”的主题和政治讽喻的主题联系起来，带有轻快的戏谑色彩。两个寻找荷马史诗的外国人，初来乍到就被当作间谍，受到严密监控。从职业密探、车站搬运工到宾馆经理，都要汇报监视情况。身为本地最高行政长官的总督还抱怨道：“那两个外国人为什么要选择N城这一带从事他们那些令人费解的名堂？”总督的这句话像喜剧台词，暴露了角色的荒谬。作为极权统治的代理人，总督与其属下一样，不过是颟顸自负的官僚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除了执行上级指令，对事实真相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不禁要问，总督对其辖地上的山民歌手和文化遗存难道如此无知，从未听说有关荷马史诗的传言？小说在这个方面的描写虽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官僚体系的某种本质：一群文化上的“村俗汉”，恐惧外部世界，习惯于把外来者当作是危险的间谍和颠覆分子。而总督夫人则是另一种“村俗”类型，抱怨外省封闭乏味，对来自文明世界的访客怀有想入非非的欲望。两位“民俗学家”的探险之旅，便是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中展开，出现了荒唐的误解和错位，使得荷马史诗这个主题染上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色彩。

　　这个叙事模式打上果戈理的外省喜剧的烙印：外来者闯入一个封闭的社会，引发一连串闹剧式的荒唐无稽的反应。《H档案》中的N城，犹如《死魂灵》中的NN城，一个微型的外省世界，连头面人物的晚宴和聚会也如出一辙。卡达莱对这个模式的提炼颇有心得，正如布尔加科夫、诺曼·马内阿等人的创作。他们从果戈理的“史诗”剥取喜剧的独特形制，在讽刺性的忧郁中培植幻觉和笑料，其美学上的关联也是基于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构性，在较长一个历史时期，这片土壤的政治文化给讽刺小说提供了素材和灵感。虽说巴尔干半岛不同于东欧，极权主义程度也不完全相同（按照南斯拉夫学者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的说法，阿尔巴尼亚的“极权主义专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苏联”），标志极权的社会特征及其文化禁锢的力量却非常相似。《H档案》的故事时间是1933年，属于“鸟国王”（索古一世）统治时期，读来也不觉得隔膜。好像历史并无明显区分，那些笑料和闹剧是在同一具腐尸上繁殖出来的。

　　《H档案》让人看到对果戈理模式的继承、改造及后现代式处理。讽刺无疑是辛辣的，线条相对粗一些。叙述多以蒙太奇式的剪辑完成，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二十四小时的全天候监控，在文本中形成密探即叙事者的视角，写法较灵活。不过两个外国人和N城的关系毕竟是不紧密的，因此可以看到，外来者和封闭社会之间的喜剧式互动并未构成叙事的主线（其主导动机还是寻找荷马史诗），而当荷马史诗的主题逐渐占据首位时，喜剧性动机减弱，故事场景转移到了野牛客栈，原有的框架似乎出现松懈。作者的解决办法是在叙述中又揳入一个主题，即“史诗的双语或双生现象”，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矛盾导入。应该说，这个派生的主题并未造成游离，实质是加强了戏剧性冲突。隐修士弗罗克带人袭击客栈，所有的设备都被捣毁（尤其是那台录音机），这是故事高潮，寻找荷马史诗的主线就在这儿打了个结。讽喻性喜剧变成了一出悲喜剧。

　　情节的构想是机智的。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能否消化那么多主题，或许另当别论。所谓“史诗的双语或双生现象”，不仅涉及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族群矛盾，而且还包含“伊利里亚的族源”或“阿尔巴尼亚人文起源”的命题，内涵较复杂。米尔曼·佩里的调查也许有缺漏，未能顾及“希腊—伊利里亚—阿尔巴尼亚叙事的原初构架”，小说作者对此加以补充，试图展示阿尔巴尼亚文化的存在及境遇，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插曲式的叙述略有些仓促，好像故事来不及展开就变成了一起事故，寻找荷马史诗的主线也迅疾隐没在迷雾中。两位“民俗学家”的工作究竟是毁于意外，还是受阻于冥冥之中“荷马的报复”，这就似乎有点说不清了。小说的叙述含有多个面相，不提供固定答案。

　　乔治·斯坦纳谈起米尔曼·佩里的“伟大发现”，持保留意见，甚至认为南斯拉夫牧羊人在录音机前吟诵的英雄史诗，对我们了解《伊利亚特》的创作性质几乎没有一点帮助。他说，将荷马史诗与“录制下来的最好的民间诗歌放在一起，差异一目了然”。但斯坦纳的文章未能提供例证和比较，展示两者的差距，这未免有些遗憾。读《H档案》，那些高地民间诗歌让人感兴趣，例如，关于艾库娜背叛的歌谣和掌旗官佐克的史诗，尤其是四个版本的艾库娜，其中一个版本讲到她的丈夫，那位“遭背叛的慕杰，被迫戴着镣铐，用牙齿叼着松枝火把，照亮爱人欢愉之床”……

　　我们似有较长一段时间不曾了解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创作了。伊斯梅尔·卡达莱的几部小说被译介过来，填补了一点空白。不读《H档案》，我们多半也不了解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的史诗遗存。是否有助于诠释荷马的创作机制，倒也未必需要马上得出结论。当那些山民歌手做出majekrah（翼尖）这个动作，在高脚油灯的光影里，奏响拉胡塔（ lahuta）琴声时，那“乐器纯净的声音似乎要把听者引入一种包罗万象的梦境”，对此隐隐感到激动的，何止是书中的两位“民俗学家”。

　　无可否认，口述史诗首先是一种听觉的艺术，这是解开荷马之谜的一把钥匙。我们看到，所谓“荷马的报复”是要惩罚那些企图破解他秘密的人，而那位即将失明的“民俗学家”，在启程离开阿尔巴尼亚时，令人惊异地和民间史诗的韵律融为一体，像是注定要进入荷马的长夜。到了这一层，故事的底蕴、幽默和悲感，似是混合在一起了。

　　高地民间史诗，至少有些句子和荷马的句子是难以区分的。不知乔治·斯坦纳以为然否？例如，总督夫人随口背诵的那一句：

　　黎明之光从她斜倚的卧榻上升起。

　　--------此文为代中译本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