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九讲读后感锦集
《沈从文九讲》是一本由张新颖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沈从文九讲》精选点评：
●显然侧重写的是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许多见解在作者为沈从文写的两部传记里已经读过，这次读到跟《长河》有关的，还是有些许感悟。
●来上海后读完的第一本书，觉得自己要废，噗。
●文本分析。不可谓不深刻，但总是觉得像沈从文这种清淡的灵秀文风，若再添加任何一物，皆是多余。二倍速。
●从文的文学，金介甫加张新颖的研究可以参考，其余还是要靠自己读。张新颖这本讲义，开篇和前七讲都好，眼光独，下手准。第八讲文物研究没讲透，有浮光掠影之感。第九讲从文对后辈的影响，希望以此来证明其文学传统，看不出有十分的必要，从文与后辈作家不需要彼此印证，也无从印证，不在同一思想层面。
●浅了，但依然很好
● 现代文学里，最喜欢的还是鲁迅、沈从文和张爱玲。鲁迅的思想深刻，忧愤深广。张爱玲以孤傲的姿态行走在当时的主流文学之外，不依不附。 而沈从文，是一颗赤子之心，那份温爱，感人至深。张新颖写的书从来不存在阅读障碍，区别于一般的学术语言，这本沈从文细读是从情感的角度切入，细细道来沈从文的一生，建国以后的叙述尤为震撼。
●像是阅读理解 但也不限于阅读理解。很多部分的解读很有意思 本想感慨相较后半生更平淡了 结果原来是旧文 多少有些失望。
●沈从文文学作品及创作心路历程讲述稿，立意不多，体系散乱。沈从文文学是“生命的文学”（p.31），自然主义风格去写人事：“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p.198），写乡土风情里的“纯正与清朗”（p.191）；以“有情”态度描绘人事变迁中“最生动活泼的种种”（p.255）。不同于五四文学以及新中国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研究对象化和符号化。
●光是沈从文的世界比人的世界大这一点就值得给五星，我非常喜欢从反叛性的角度去看他的作品，也同样“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倾心”
●夭夭说：“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老水手叹气道：“依我看，好看的总不会长久。”——《长河》
《沈从文九讲》读后感(一)：喜欢有趣的对话
最近新出的一本《沈从文精读》，是这本书的缩减版，我觉得很惊艳，同王德威，金介甫比起来，他的语言更通俗，态度更诚恳，不像王那么傲慢（尽管他贬鲁扬沈），也不像金那么天真，不过这是因为他研究的最早的原因，没有参照系，当然难度最大。张新颖和刘志荣教授的对话，真的很有意思，好像在听两个老师讲课一般，非常有趣！张非常新奇但贴切的比喻也很和宜，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了沈从文的思想幽深处，是本好书！
我为什么喜欢沈从文，应该源于他的叙事模式，最开始只是抱着好奇的态度，看看这个人是怎么写作的，要知道，高中学《边城》，我可是非常讨厌的，因为老师完全没讲，只是一直重复，人性美啊风俗美~以为是旅游宣传吗？上课还睡着了，所以这三个人的研究对我来说，真如良师一般
《沈从文九讲》读后感(二)：万物皆为刍狗
《老子》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刍狗者，祭祀所用之草狗，用后即弃。古今文人学者之中，不论是标榜儒家经世济国的入世派，还是崇尚老庄清静无为的出世派，能够深切体会老子此言者寥寥，而沈从文，却用自己的作品，以及一生的经历在诠释。
《边城》写的就是“天地不仁”。从翠翠父母的事讲到翠翠的事，小说中的人物全部良善，主人公翠翠不仅天生丽质，更重要的是具有“自然”的美和品格。环境也是那么宁静，触目青山绿水，都可以读到山水与天地的灵气，然而一个个读来似乎都是那么的悲凉，这种悲凉不仅仅在情节的演进之中体现，更隐藏在人物的气质之中。而从另一个层面看，“自然”的人越显得悲凉，越能令人感受到“天地不仁”的分量。
《湘行散记》之中，船夫、水手、妓女都是现实中的人物，这些人于平静的自然环境中为生存而奔波，沈从文用似乎轻松的笔调，将他们的“善”与“恶”，“丑”和“美”淡化，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看待这些看似卑微民众的一生，生命平静地流逝，没有声响，没有浪花，甚至连波纹也看不见，无声无息。这似乎又是在另一个层面描绘“天地不仁”。
既然世间只有天地和万物，那么一切人为设定的准则，也就不会存在于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之中。
《边城》里面的妓女，传统眼光看，属于被人看不起的角色，而在沈从文笔下，却毫无歧视之言，甚至还不乏对其品行的赞美：“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
同样，《萧萧》中当地娶童养媳的习惯、《丈夫》中妇女出外卖淫谋生，都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是多少年形成的习俗，沈从文不但没有持简单的道德批判立场，甚至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从这种生存方式中看到人和人之间，那种富于人性的温厚一面。正如沈从文所言，这些人既重义轻财，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一切的生存皆为了生存，那些看似卑贱的人们，甚至比某些所谓的成功者更为高尚与真实。人活着，比人为什么而活着更重要，在任何真理面前，生命就是最简单的真理，也是最后的真理。
尘世之中，你我的境遇，大抵都逃不过升斗小民、红尘芥子，人若自视高贵、多情自苦，回头再看天地不仁，圣人无情，都不免自觉略显执着。而先哲老子对于宇宙人生的洞悉，不仅在沈从文作品中得以体现，还贯穿于张新颖先生《沈从文九讲》对于沈从文及其作品的解读之中。
《沈从文九讲》读后感(三)：无从驯服的沈从文
沈从文晚年写有一篇未完稿，《无从驯服的斑马》，是一种自况，固执己见的自况。沈从文之为沈从文，就在于这“乡下人”的性情，顽固地坚持自己所要坚持的，不依附，不阿世，即使逆着潮流触犯时忌，亦不改初衷，这是他频遭打击的缘由，也是其成就自己的根源所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不是一个可以被既定框子规范的世界，如何阐释之，须一种新的眼光，在此点上，张新颖的《沈从文九讲》是好的尝试，因为他的“沈从文观”，是置于更为阔大的视域之上的，跳出“人的世界”，来到“沈从文的文学世界”。
现代文学史的作家，能被视为思想家的，一是鲁迅，另一为周作人。而沈从文，多被看做营造“希腊小庙”的文体家，一个讲述湘西蛮野故事的人，一个风俗画卷的绘者，至于是否为有独到之处的思想者，似一直未被看重。张新颖之“沈从文观”，乃将其人生轨迹以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连带而起，后两者颇有“发明”之意，亦为九讲中最有价值的篇章，而沈的文学家一面，以往的理解或还是不充足的。
沈从文之为思想者，承接着前文学家后实践者的形象，且影响着其整个后半生。若非思想者，他文学创作后期的作品不会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形态；若非思想者，他不会招致“围剿”，不会四十年代末精神崩溃，不会决然放弃写作，走上文物研究的道路。
张新颖做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比较，“沈从文和鲁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文学的深处，却能够发现埋藏着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这指的是鲁迅所言“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对于‘简单文化概念’的依附性，或者是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都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因其依附性，不可靠是必然的”。沈从文不是一个理论中人，他不依附权威，不依附潮流，其所有思考均来自自己的经验及观察，所以我们看从《边城》《湘行散记》，演变到《长河》《湘西》，及《潜渊》《长庚》等，那种裂变是沈从文的痛切体尝，而非从理论图谱演绎。他挑起的“京派海派”之争、“抗战无关论”等文坛论争，是情发于中，独立思考，脱口而出，却也为后来的遭遇埋下了祸根。四十年代写下“七色魇”系列文章，缠绕错结，苦痛分裂，“我们实希望人先要活得尊贵些！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不能不说沈从文的敏感是惊人的，若干年后的现实恰和他的担心，“变相鬼神迷信”渗入真切的现实中，造成大劫难。有着这样的敏感，也就可以解释他四十年代末的精神分裂，外力（《斥反动文艺》等批判文章）固然难逃其责，其痛苦的思考面临时代大变局的裂变，更是内因。
实践者的形象，是形格势禁下沈从文的自我选择，也是思想者的一个顺承结果。无思想者的角色，时代的裂变似还不会对沈从文施加如此的威迫，而若无前期的思考，他或也不会走上这样一条有太多无法预知坎坷的路。“这个代价不是一班人所说的受很多苦啊等等，那只是被动地承受；而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于此一时间阶段，张新颖拎出了“有情”二字，恰可阐释沈从文的“转业”之谜。
何谓“有情”？“（《史记》）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沈从文哪里仅只在谈《史记》，他分明在为自己的现实与精神困境寻觅出口而述说，“千载之下，会心体认，自己的文学遭遇和人的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可以得到解释，得到安慰，更能从中获得对于命运的接受和对于自我的确认”。
由此看来，沈从文的“转业”，自文学创作改行历史文物研究，也就不是突兀不可解的了，因为这超越“事功”，而纳入了“有情”的传统中。关于沈从文的“转业”之谜，以往有过许多探讨，如汪曾祺就回忆过四十年代在云南时，老师对西南文物的浓厚兴趣，“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谈文学的时候，远不如谈陶瓷，谈漆器，谈刺绣的时候多。”而张新颖寻到了更早的萌芽，是《从文自传》中对二十一岁之前生活的记述，“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这种转业在精神实质上并非判然两条道路，更似是两股支流，汇入一个“有情”的湖泊。
如果说年轻时的沈从文，是以做苦工的劲头去写小说的话（有一标志，写了一夜，趴书桌上睡着，醒来发现稿纸上满是鼻血，怪吓人），那投入文物研究的他，又是如此的不计时间、不顾身体。而最大的痛苦是，处处受排挤和压制，乏人支持，动乱时资料被查抄，甚至丧失工作机会；痛苦的缘由，是因为沈从文并不视其为“事功”，而只是源于“有情”，所以虽九死而犹未悔：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拖了十多年方印行，大量的研究文章，即使无法发表，仍继续写下去（从全集后五卷历史文物研究计两千多页的规模，可见一斑）。沈从文一直工作到身体状况无法再支持之时，若非“有情”，何必如此。
其实揆诸沈从文的一生，“有情”二字一以贯之矣，并不局限于实践阶段。他向来不是一个趋时的人，对所谓“事功”隔膜得很，“乡下人”性格不改，碰壁是免不了的，而生不逢时，让他碰上了最大的“壁”，度过了后半生的近四十年。不过身处“有情”中的沈从文，坚忍地超越事功之上，将自己的目光放至更远，踏踏实实地实践之，为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选择之路，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南都）
附：即《沈从文精读》一书，多出一个章节。
《沈从文九讲》读后感(四)：长河的意义
第一讲 《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 一、 为什么要写自传 二、 地方性 三、 小孩读大书 四、 看杀人 五、 无量快乐 六、 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七、 自传面向将来 第二讲 《湘行书简》：一条河与一个人 一、奇特的写作情景 二、没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的“看” 三、沈从文作品里的人，与启蒙的新文学里的人不同 四、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比人的世界大 五、在这条河上的过往生命经验和他的文学 六、私人信件和公开文本 第三讲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一、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二、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三、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四、用文字包裹伤痕，在困难中微笑 第四讲 《长河》：“常”与“变” 一、写作的缘起和出版的周折 二、“常”与“变”，生活的完整性与“迷信”及习俗 三、“来了” 四、“无边的恐怖” 五、“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 六、与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 第五讲 《黑魇》：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 一、一个勾连紧密的小整体 二、“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 三、精神迷失的踪迹 四、沈从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五、“美不常住，物有成毁”与“信仰” 第六讲 时代转折处的“呓语狂言”：一九四九年 一、各种文字材料及其复杂性 二、神经已经发展到“最高点”上 三、“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四、“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五、“疯狂”与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 六、文学 七、恢复，新生 第七讲 土改家书：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 一、简单的引言 二、声声入耳 三、对新兴文学的意见 四、“有情”与“事功” 五、作者生命的“分量”、“成熟”、“痛苦忧患” 六、简单的结论 第八讲 文物研究：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一、另一条长河 二、“他不写，他胡写”，都“完了” 三、“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 四、“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五、一部著作，十七年“离奇”经历 六、他爱这条长河，爱得深沉
沈从文的三个阶段：
1. 文学阶段 《从文自传》《湘行书简》《边城》
2. 30年中到40年代末 思想的成分加重
3. 学者的阶段——知识分子的实践（文物研究与文学是想通的）
《庄子》的“得其自”发现自我，沿着生命的来路和踪迹去追溯踪迹是从哪里来的，形成怎样的自我。
沈从文的文字比较丰富，味道比较复杂。
“有深度的风景”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到的“透视法”
《边城》写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并不是写翠翠的故事，而更像是在写翠翠所在的边城的山水自然，是一个更大的书写对象，写的是自然的故事（不是自然作为人的一个背景，或者说自然是为了人所存在的，不能将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认为是穷困潦倒。登高悲秋，自然背景是为杜甫所服务的，这未免太狂妄了）
“精光万丈，力量万钧”对自然运行生生不息的感受，人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相互沟通的。
对自己的生命的“不自觉”，呼唤人的主体意识。
很多人喜欢用“人性”、“爱与美”、“为人性构建一个希腊小喵”等来总结沈从文，或者用蔡元培的“为美育代宗教”总结沈从文的思想。
“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
对现代的建制有感情
因为它是从历史的谬误中生长，
我们由于恨，才对它滋生感情，
但被现实所铸成的它的形象
只不过是谬误底另一个幻影：
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
穆旦
你只看到我的一面，你爱我，也爱的是这个从一切生活里支持过来，有了转机的我。你想不到我在过去九九藏书,如何在一个陌生社会里打发一大堆日子,绝想不到! 《湘行书简》
朴素的“爱”却被忽视、被磨平。
看杀人，沈从文更像是鲁迅笔下的“看客”，是亲身经历的“平静”。鲁迅善于在平常中看出不平常的极端敏感的天才，而沈从文把不平常作为平常来接受。鲁迅是质疑性的，而沈从文是容纳性的。
长河的意义
1. “我好像智慧了许多，温柔了许多”“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 观物方式）
2. 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感到生存或生命
3. “天地大美而不言”看起来纤巧，但是却蕴含着大的世界的丰富的信息，在自然（比人的世界更加广博的范围）中理解人。
4. 历史正如长河，变动不居，人生也如长河，逝者如斯。
5. 爱这长河爱得深沉
6. 生命延长的愿望和庄严的“挣扎”中产生了不朽的文学艺术
《边城》翠翠的“自然性”
作者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为其善良，我们才更容易感受到悲哀的力量。
quot;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写故乡的亲密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狭隘偏执的立场和视野，沈从文对地方。乡土的关注和忧思，是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关注和忧思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
《烛虚》《潜虚》《长庚》《生命》散文
“美不常在，物有成毁”《长河》中夭夭望见红紫色的远山野烧，“好看的都应当长远存在。”
“呓语狂言”精神失常，崩溃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沈从文的文学困境：文学的困境和个人的现实困境
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又不愿意认同文学遭遇和人的 现实遭遇放进这个更为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中而从精神上克服时代和现实的困境。
贾平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沈从文的重复和延续，《秦腔》的写法是流水账式的，叙述的网状的，交错的、纠缠着推进，不是一目了然的线性的情节发展结构，模仿了日常生活发生的形式，拉杂，绵密，头绪多，似断还连。
《沈从文九讲》读后感(五)：《沈从文九讲》：连缀沈从文一生的蒙太奇
理解沈从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沈从文去世后，妻子张兆和着手整理他的生前文字。这本该是借由文字和丈夫的一次重逢，意外地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遗作被发掘，张兆和却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从未真正理解丈夫。她在《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坦言：“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
在沈从文去世前一年，沈虎雏将誊写好的《抽象的抒情》交给父亲审阅。沈从文读完后，却感叹“这才写得好呐”——显然，老人已经忘记了这篇文字。《抽象的抒情》是沈从文1961年在青岛养病前后写成的。那一年，他已经开始准备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部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考古学界都意义重大的著作；而青岛，则是湘西之外，沈从文最为留念的地方，因为他在那里度过“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的三年，写作了《从文自传》《八骏图》等作品，并开始酝酿代表作《边城》。由此，不难推知这篇文章的分量。然而，二十多年后，八十五岁的沈从文已经将生命中这一重要的片断遗忘了。
沈从文晚年有太多令人唏嘘的片段，许多片段伴随着老者的眼泪。整理家信时的眼泪，答记者问时的眼泪，听闻老友离世时的眼泪。然而，比眼泪更让人唏嘘的是遗忘。也正是这次遗忘提示了我们一条为许多人忽视的理解沈从文的道路——“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抽象的抒情》题记）。
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显然留意到了这次遗忘。在新近出版的《沈从文九讲》一书中，他将这条路径概括成从沈从文理解沈从文。全书以此为基本方法，通过九个相对独立的章节，讲述了沈从文一生创作与实践及其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回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诸多篇幅也是张教授为本科生开设的“沈从文精读”的课程讲稿的底稿。作者以另辟蹊径的方法、娓娓道来的讲述、亲近的文字，为普通读者铺就了一条“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的道路。
《沈从文九讲》没有延续通常的文学史叙述，将沈从文简化成书写乌托邦式的中国乡土、具有田园抒情诗人气质的文学家，而是带领读者去了解作为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的沈从文的一生，并将他的挫折、坚持与退守置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中加以理解。作者把沈从文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从一开始创作到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文学阶段；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结束，是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1949年之后，一直到他去世，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实践阶段。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三个形象，而“贯穿起这三个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
又如，作者在分析沈从文在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时，没有止于这些作品，而是通过与同时期的书信、检讨、自白等“并非有意识地当作文学而写下的大量文字”的对照，得出后者“反倒保留了比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字创作更多的文学性”的结论。张新颖教授认为，“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比公开发表的作品和书信，“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堪称巨大的反差，感受到书信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可见，对沈从文而言，书信是一个特殊的私人写作空间，不能简单地说他的作家生涯到1949年就彻底结束。
分析沈从文土改时期的一封家信时，张新颖教授甚至直接援引同时期其他的书信来解读信中夜读《史记》的内容。这封信中关于《史记》的内容只有一千多字，但引用其他书信的文字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并且全篇所有的征引文字都出于沈从文之手。筛选、剪裁、拼贴，无疑是简单到极致的文字处理法，但张新颖教授直言，“在理解沈从文的所有方式中，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是个基础，就目前而言，这个基础工作仍然没有做好”。
“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虽说是“基础工作”，却对研究者有着极高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张新颖教授的角色近乎于剪辑师。如何从五百多万字、三十二卷本的《沈从文全集》中“剪辑”出意味深长的生命片段，考验的不仅是对文献的熟悉程度，更是研究者的个人洞见。
张新颖教授敏锐地指出，许多读者认为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清澈透明，很“表面”，缺乏“深度”，但这种看似挑剔的“批评”其实道出了沈从文的“好”。他先从《湘行书简》选取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继而阐发出“‘深度’是‘焦点透视’产生的，要产生出‘深度’，一定要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眼光’所及的东西对象化，用‘眼光’去‘占有’景物，使景物屈从于‘眼光’，以便‘攫取’景物而产生出解释的‘深度’。沈从文的‘看’，却不是‘占有’式的，他（指沈从文）虽然未必达到庄子所说的‘使物自喜’的境界，却也庶几近之，因为有意无意间习得了‘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的观物方式”。
而回溯《边城》从酝酿到落笔的过程，作者更是将《从文自传》中的渡筏，《新题记》《水云》《关于云南漆器及其他》中民国二十二年在青岛遇见的为家人“报庙”的女孩，《湘行散记·老伴》中绒线铺的女孩子等种种场景调度、连缀在三四页的篇幅中，还原了《边城》传奇背后的一些本事。而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纠缠正是一位年轻作家的敏感心性的写照。如此读者更加理解作品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无奈与悲哀。
或许，我们可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沈从文九讲》呈现了张新颖教授细心剪辑的九个生命片段，而这九个片段，连缀成作家一生的蒙太奇。将一部学术研究著作与电影画面类比，似乎有些牵强。但耐人寻味的是，导演侯孝贤和贾樟柯都曾表示，自己的电影受益于沈从文的作品。这样说来，蒙太奇的类比是有些道理的。《聂隐娘》那些风吹影动的空镜头，《小武》里那些偶然进入镜头的路人，和《沈从文九讲》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的方法一样，都是读者对沈从文的文学传统的回应。
（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