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的读后感大全
《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是一本由[意] 吉奥乔·阿甘本著作，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精选点评：
●阿甘本这本书写的真是酣畅淋漓。誓言创造了神圣，神圣赋予了秩序。语言的圣礼在当今仍是权力的圣礼。
●誓言的三部分，誓言内容（包括断言和允诺），发誓语句（需要神之名作为见证）和对伪誓的诅咒。在其中誓言内容仅仅具有语义，其与世界之符合是被悬置的，通过发誓语句这一言语行为，保障和肯定了词与物之结合，而神之名即原初的命名行为，通过神之名才可把握词与物之关联。若所发乃伪誓，则神之名未实现其作用，因而被空洞地提及，被空洞提及的神之名即是渎神，这样的词语具有力量以行使第三部分的诅咒。誓言不需要宗教或司法为其效力而背书，相反，誓言乃是原初行为，宗教和司法从誓言的机制中衍生而来。想法：传统的形式语言中，一个命题自身断言自己的真（真理冗余论的形式：p为真 实质上就是说 p），而阿甘本则认为语言的自然形式是只具有语义的命题加上断言命题为真（符合世界）的行为的特殊断定算子
●其实和福柯顶多打到一杆子 中间的语言分析源头考证无趣 说来说去就是宗教-巫术模式不可取 不是宗教巫术发明了誓言 而是倒过来 不如译者序言精彩
●这个系列的书最大特点就是在各个领域找到结构相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大特点就是问题主体全是灰色，进一步黑，退一步白…不过这样写最大的问题还是论证比较零散…
●阿甘本擅长于古典哲学与文学的翻新，然后建立他的理论体系。
●我总觉得阿甘本的理论哪里不大对头，要花点时间想透彻。
●誓言是上帝的命名，一切语言、宗教和法律源于此。发誓的同时伴随着伪誓和诅咒。阿甘本强调语言的实践和述行作用，并认为古典时代的誓言一去不复返，人们生活于语言与誓言断裂的无区隔地带，那么上帝的命名也就不复存在，上帝只是空洞的能指。从语言述行力量衍生的“语言的圣礼”走向“权力的圣礼”，当今世界被技术装置所操控，语言也变得愈发空洞无物。这又何曾不是本雅明灵韵时代的逝去呢。
●并非誓言诉诸于宗教与神灵，而正是誓言创造了神灵……别出心裁的角度。然而这些文论家们抗争的东西越发模糊，已经要向「语言的暴政」进发了……
●对誓言的考古学研究，其实讨论范围很广：寻求宗教、语言、法律、生命区分之前无划分的根源，悬而未分的门槛，即回溯到源质，达到最古老的历史和超历史的边缘的本质和根基，与此同时质疑、超越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宗教和法律的规范，能指与所指之间被当做固定习惯的确定关系、语言游戏规则等等。现如今物与词之间的断裂使得空洞的言辞统治赤裸生命，誓言的逝去已不可挽回，但目的是根基的另一种形态，根基隐含着突破僵硬而空洞的形式的可能性以及新的出路。
●誓言用神之名担保了词与物之间的连接，空洞的使用神名便是渎神，而断开词与物的违誓必遭诅咒，神之名是一种本体论的述行，说着说的语言经验本身，去言说就是去相信，每一次言说都是誓言，而每一种相信都有其后的欲愿，这些欲愿正被述行的自承结构所支撑着
《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读后感(一)：言说使人不断调整人与物的关系
人的言说使人确立，而誓言则既是命名的确立、更是对于行为的描述，即述行。述行以一种自我指涉的关系替代了词与物的关系（指意关系）。誓言指向了神的在场，更将神视为一种誓言的见证，但誓言无法由神来裁决。誓言约定了一种关系和条件，既包含是对自我的确定，更是对于诅咒（违誓）描述。因此誓言这一圣礼约定了语言的所指！
《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读后感(二)：读于5.8下午
我想阿甘本真正想做的或许就是通过“语言”把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王国”联结起来，而这也是他屡屡强调的“哲学之任务”。
可只要现在还有人在执著“哲学”这个词，无论他的方法是多么激进，他都是那类哲学上的保守人士。
通过誓言的考古学，他想清理出来的是那个通过述行的方式将自身构建出来的“主体”，而这主体只能从语言那儿汲取力量，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最终“力量”这个词也被吸噬入那个原初的述行性经验，力量的爆发正是述行关系的建立，而在此关系中“言辞对自身意义的实现永远不会失败”。因此阿甘本获得了自己想要标示出来的他这个时代的圆环，哲学的任务，也就是再次划出一类新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是新人计划只会导向悲剧），神圣之人，这类人必然是通过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返归而来的，正如誓言通过之于它的考古学重新进入哲学研究的视域——尽管他在另一本书中与施密特进行了争辩，在他的方案中施密特式的主权幽灵根本无法排除。
可以说，一种哲学上的解释封闭那个“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称”，人在这种不对称中获得了“言说”的位置，并且承担相应的伦理—政治责任（p153）。可是为什么不让这“不对称”在现实中多浪荡一会儿呢？如果这有助于哲学看到那个新维度，那个内在爆裂之维——它有助于我们去冲击我们所属之时代赋予给我们的界限。
:我很想以一种寻求差异的眼光来辨识阿甘本解读的自我指涉自我验证的“述行表达”（p125）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相似度。
《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读后感(三)：语言作为非潜能
一个线索？福柯追溯了基督教的告解，通过这种自我技术使得言说行为与言说主体同一化，这与阿甘本指出的誓言作为述行经验的特征如出一辙。
阿甘本处在语言先验主义（语言完全决定了主体与实在的认识论与本体论关系）与巴塔耶的物质主义（实在溢出于语言）之间，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概念，潜能就是非潜能，语言是人类的潜能，人类语言不同于动物“语言”的地方在于我们拥有“欲辨已忘言”这种源始经验。语言对赤裸生命的治理就体现在语言的先验性，谱系学（变种即考古学）就在于揭露其历史性，誓言之于语言正如同尼采的奴隶道德之于善恶。
司法与宗教还不太懂。。
之前的笔记：通过假设情境（比如有论者提出希伯来语字母有象征意义，对应于创世的景象，但学界认为这是后人编造的）来回答起源问题，一方面从根本上难以摆脱强力意志式的时代错置，将后世冒出来的范畴直接套到几千年前，另一方面，这种“最古老的历史”和“超历史的边缘”已经触及了历史学的底线。因而对史学方法论的反思是追问语言起源的前提。
阿甘本将自己的研究称为考古学，“考古学试图回溯的源质（arche）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理解为一个既定之物”，而是“一种在历史中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在起源与当下之间的领域，使历史现象最终得到理解。换言之，考古学的源质意在建立“超历史的边缘”与当下的意义关联，不是将原初阶段设定为混沌未开（比如前法律、原始宗教一类的说法）或者完全盲目的状态，而是在悬置了某些范畴的既定属性的条件下，寻找对原初阶段的定义。
玛纳（mana）在宗教学教科书中的解释是类似灵魂的神圣实体，但这种说法会进入自我论证的循环，如果我不是预设了某种实体的存在，那么我也不会有对应的观念。列维·施特劳斯则相反，将玛纳等词语理解为“意义的空缺，意指中一个不确定的值”，悬搁宗教、迷信之类的观念，逐步把握原初的问题情境。在同样的意义上，阿甘本也不将誓言作为某种“神圣实体”来理解，它不是历史中涌现的东西，一劳永逸地为人类历史开端，而是把握为一个“进程的情境”、一种追问的线索。
基于这种考古学的纲领，对誓言的研究在阿甘本看来，必须要摆脱司法与宗教的范式，因为一方面，誓言在惩罚之先，其自身包含伪誓的可能性，甚至说是“通过伪誓的可能性而被反向地界定的”，如果真是为了司法的效用，那么誓言完全是没必要的，有对谎言的惩罚足矣；另一方面，誓言在信仰之先，或者准确来说，誓言的效力并不是因为神灵的愤怒，而是由于信仰的体制，“誓言将人的语言关联于神的语言的范式”，誓言保证的是语言的意指能力、词与物的统一，而这其实就是圣言，或者在誓言中引为见证的神明。
获得理解誓言的那种视角，也是去理解法律与宗教如何在历史中成为可能。阿甘本将法律、宗教的缘起以及对誓言的定位，放到了语言的述行经验中。述行性就是言说主体与言说行为的合一，诸如“我宣示”、“我承诺”一类的发语词是自身指涉的验证、是产生事实，而不是描述事实，不是断言我是否真心如此，断言有真值，而验证中的主体自身就是真理。只是在断言的意义上，才出现了伪誓与谎言，因此需要司法与宗教的保障。所谓的使司法与宗教可能，即是指二者都以原初的信仰体制为前提，我保证我所说的是真实的、我对上帝之名抱有确定性。这种信仰体制表现于誓言。
述行经验即是人类开始语言游戏的方式，这就是阿甘本对语言起源问题的回答，能指与所指的不相称、意指中不确定的值并不必须导向灵知主义，语言中的x、“意义的空缺”是留给言说者的位置。回到本文最开头的问题，我们不能怀疑“猫”指的是不是猫，因为正如上帝之名存在的确定性，或者说“信仰”，言说者对于所有名称都存在相同的“信仰”，而这种不可能去质疑的语言经验就是誓言。
起誓作为元语言事件，决定性地区分了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对于后者，动物是出自其自然本性而使用之，是它作为某种群的一员而拥有的。对于前者，人类将自己单个人的生命对应于言语，这种真理模式的对应关系永远不会失效。
《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读后感(四)：什么是誓言
什么是誓言？ 马达 / 文 近年来，随着阿甘本著作中译本的相继问世，这位意大利思想家已经成为汉语学界检索最多的人物之一。这种“阿甘本热”背后的原因或许在于，在今天这样一个政治冲突不断而旧有的范式纷纷失效的时代，阿甘本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通过回溯到历史的某个阶段（主要是古典希腊罗马时代），从而发现现代政治的原始结构。在新近出版的《语言的圣礼》一书中，这一情况同样也不例外。 如题目所示，这本书讨论的是语言问题，更准确的说，它考察的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即誓言。誓言是什么？如果从其功能上来界定，我们知道，它似乎是一种有效性保证。当我发表一个声明时，人们可能会质疑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然而，一旦我加上“我发誓”之类的措辞（尤其是以上帝的名义来发誓的时候），这个声明就一下子变得铿锵有力，令人信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誓言似乎具有某种神秘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其成为我们话语之效力的保障。 阿甘本当然注意到誓言的这一特点，然而他提醒我们，这种颁发有效性凭证的誓言之功能在一个例外状况中受到了质疑，这就是伪誓的存在。由于我本人可能发的是假誓，因而即使我再怎么承诺，这也不能改变人们狐疑的目光。伪誓的存在，恰恰从其内部质疑了誓言的一般功能。换言之，伪誓这一情形已经结构性地被包含于誓言之中。这就将我们引向了更一般的问题，即语言本身的孱弱问题。一般认为，语言天然拥有指涉事物的能力，它标志着词与物的统一。但是，在伪誓这一极端的情形中，语言的这种能力恰恰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里，词与物、能指与所指之间被暴露出从来就不是一种充分的对应关系，这就更不用说我们的日常语言了。那么，这一情形是如何发生的？ 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将阿甘本引向了对誓言的结构性分析。当我们说出一个完整的誓言时，除了作为内容的证言，更为关键的是，另外两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引诸神为见证”和“针对伪誓的诅咒”。为什么要诉诸上帝的名义？通过对犹太哲学家斐洛《寓意解经》的分析，阿甘本发现，在他那里，神的语言即誓言。也就是说，誓言的典范正是神的语言，由于后者的效力是自我赋予的（通过对诸神名称的词源学考察，阿甘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些专名在其起源上均指向一个个事件性行为；换言之，语言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言语行为”，说话就是做事，因而无真假之辨，亦即现代语言学上的“述行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因而它绝对真实可信，不容置疑。因此，在发誓的时候，我们诉诸上帝之名，是在将人的语言关联于神的语言，或者至少以求接近它的模式，这里出现的正是一种“语言的圣礼化操作”。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逐渐空洞地宣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当上帝之名被滥用，遭到亵渎，而不再包含任何语义内容地被说出的时候，词与物之间原有的绝对关联就开始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纽带便从此滑落，因而也就从述行关系转变为一种陈述关系，但是，如前所述，后面这种意指关系从来就是不充分的。而这正是伪誓诞生的原初场所。 然而，阿甘本的分析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在阿甘本关注的诸多主题中，“生命政治”（biopolitics）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其基本线索是，主权者通过它的至高决断，悬置了现有的法律秩序，并从中划分出一个例外状态。在这里，主权者对赤裸生命生杀予夺、任意处置。在《语言的圣礼》一书中，阿甘本更是从语言的角度对法律和赤裸生命的诞生过程进行了描述。由于在誓言中，我们将自己的语言进行圣礼化，于是我们也就将自己的生命转交给上帝，从世俗领域中撤离，成为神圣人（赤裸生命），并与上帝缔结一种契约关系。而这一要求忠诚的义务关系正是后来法律的原型。但是，由于空洞地引证上帝之名，发伪誓，甚至是说上帝的坏话，这就导致了针对伪誓的惩罚，即诅咒。因此，一旦我们发伪誓，诅咒（或政治诅咒）便紧随而来，通过诅咒，法律便从中界定了自身的权力范围和活动领域。这里发生的正是一种权力的圣礼化操作。 那么，如何抵抗誓言或者语言的这种诅咒？在这本书的结尾处，阿甘本粗略地提到一种可能，这就是诞生于古希腊的哲学。他说，“哲学从其构成上来说，是对誓言的批判：哲学质疑了连接人类与语言的誓礼性纽带，避免因那种原因而出现单纯偶然的言说，避免堕入空洞的言辞之中”。这是否可能？阿甘本没有具体展开论述，或许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疑问。
载于“拜德雅”微信公众号
《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读后感(五)：【转】姜宇辉：述行的魔法，抑或主体的诅咒——阿甘本《语言的圣礼》的拓展性诠释
【作者简介】姜宇辉，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研究方向为当代法国哲学。出版专著《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2007）、《画与真：梅洛-庞蒂与中国山水画境》（2014）等。译著有：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2007）、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2008）、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二）：千高原》（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