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摘抄

　　《叶嘉莹说诗讲稿》是一本由叶嘉莹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叶嘉莹说诗讲稿》精选点评：

　　●装帧很好

　　●心浮气躁的人还是不适宜读中国古诗，一句话能搬出那么多的典故和意境，产生那么多的联想，中国古代的诗词果然还是上流中的精英文化。感觉自己审美能力还是太欠缺了。

　　●既是讲稿，行文上就更接近口述。并未读完全本，可以说对引导诗歌的理解很有帮助。

　　●古诗十九首。老杜越品越觉得好，难得。李商隐再认知。文学历史不分家啊得。

　　●很多东西现在还能用到，她讲《秋兴》算是讲得很好的了。这本书内容重复太多了。

　　●可能是看了另一本讲汉魏六朝诗的之后有点乏了吧

　　●（补标?2015）拿来和室友换了一本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

　　●春来倦读书…… 读得蛮开心的……

　　●叶先生的书真的很适合学诗词入门，特别是让人产生对诗词的热爱，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不爱诗词的人。

　　●中国诗歌中，最重要的质素，是那份兴发感动的力量。 读叶嘉莹的第一本。 陶渊明是以心托物，杜甫是以情注物，李商隐是缘情造物。

　　《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一)：叶嘉莹说诗讲稿

　　《叶嘉莹说诗讲稿》，叶嘉莹著，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1版。叶先生九十高龄，弦歌不缀。并非只有著书立说才是学者，普道弘法功德可能更大。因此，老师在学校里讲课讲得好才是王道，在核心期刊上发论文反而是小道了。不过，正因是讲座合集，难免有重复之处。重点处反复看几遍也是好的。

　　《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二)：兴发感动——中国古典诗歌与生命之联系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陈恰明-（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review/9425486/ 读叶先生的书，总感觉读的不只是文字，更不仅仅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就像叶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凡讲学的若成为一种口号或一集团，则即变成一种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义与生命。”所以，凡大师者，必不全系于知识，而关乎于情怀。读完《说诗讲稿》，最强烈的直接感受是这位老太太和古典诗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他们之间的沟通是畅通无阻的，这座桥是生命之桥、是感动之桥。 在这本书中，叶先生提到了衡量中国古典诗歌好坏的一个标准——兴发感动。钟嵘《诗品》有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诗的作者首先要能受到外界的兴发感动，其次他要能将这种兴发感动通过诗歌传递给读者，让读者很好地感受到这种兴发感动。杜甫《曲江》二首中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两句，作者对于“穿花蛱蝶”、“点水蜻蜓”的喜爱之情，可以说是溢于言表，作者看到眼前之景而受到兴发感动，又将这种感动写成诗很好地传达给了读者，实为好诗。对于“兴发感动”这一标准的提出，并不是突兀的，而是叶先生对从诗经时代的“赋、比、兴”传统，一直到后世的古代诗歌文论的一个整体的研究，可见叶先生古典文学功底之扎实。 中国古典诗词的兴发感动，体现了古人对于生命、生活强烈细腻的感受，这实在令我们今人感到惭愧。“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诗人对于兄弟和故乡浓浓的思念之情；“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是诗人送别友人后依依不舍，望着雪上留下的马蹄印久久不愿离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诗人对于弟弟和天下人美好的祝愿。这些是古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对于生活的热爱，这足以引起我们今人的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李商隐诗歌的意象进行阐释时，叶先生引用了大量西方文论，这给我们理解古典诗词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但更需要注意到，中国古典诗词植根于中国悠久的社会历史，有其特殊的成长土壤，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西方文论都适合用来对中国古典诗歌或者其他古典文学体裁进行阐释。诗中特别提到了“作者原意谬论”这一说法，叶先生则认为这一观点“以为作者不重要”并不适合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解读。所以，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既要拓展思维吸取西方理论知识，但同时对于不同文本的解读，要能够进行甄别、选择，不能千篇一律、按图索骥。 总体看来，整本书对于古典诗歌的解读融会了中西古今文艺理论，能够拓展读者思维，内容深刻但不深奥，语言深入浅出，唯一不足可能是因为本书是通过对讲稿进行整理而编成的，所以各章有些内容是重复的，但不影响整体阅读，适合喜欢中国古典诗歌的朋友进行阅读。By the way，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看叶先生的吟诵视频哦，更加能够感受到诗歌与生命之间的联系。

　　《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三)：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

　　“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学习写作的方法和观念，这句诗应该算是一句佳作，因为这里面含有丰富、具体的形象和多重修辞手法，语言上又清新华美，不禁让人眼前一亮，感叹其灼灼文采。然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在《说诗讲稿》这本书中却说：“这首诗不是好诗，虽然大家老说形象思维，但不是有了形象就是好诗，如果你用的都是僵死的形象，你永远写不出使人感动的诗篇。因为这个作品没有生命，作者没有感动，至少他没有把他自己感动的生命传达出来。”

　　那么判断一首诗歌的重要标准是什么呢？叶先生很干脆的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作者是否做到了“情动于中”。“说到一首诗歌的好坏，先要看那作诗的人，是不是内心真正有一种感动，有要说的话，是不是有他自己真正的思想、感情、意念，还是没话找话，在那里说一些虚伪、夸张的谎话。”也就是说诗歌应注重一种兴发感动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是通过“赋、比、兴”这三种手法表现出来的。

　　1、 应物斯感

　　《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我们人类各种情感，都是在看到世间外在万物的千变万化后引发而来的。如李后主的小词“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春天，满林绚烂的春花，婀娜多姿、争奇斗艳，可是它们却禁不起时间的考验，转眼间竟然满树的鲜花都“谢了”，留下一整片的凋零。花期如此短暂，美好的事物如此容易逝去，实在“太匆匆”，太令人惋惜、哀叹！这首词里如果说“林花谢了春红”是外表所见的现象，那么“太匆匆”则是诗人内心不假思索、不假掩饰的悲哀和感叹。

　　钟嵘的《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宇宙之间有阴阳二气，就是因为阴阳二气的变化，感动人心，所以就“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北宋欧阳修有诗云“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送目”。春天来了，天空中均匀的雪云化开了。“雪云乍变”成了“春云簇”。“簇”是一团一团的，一堆一堆的，柔软得像一团团雪白的棉絮，在柔和的春风中悠闲地漂浮着、闲荡着。放眼望去，就会发现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来到了，最美丽的景象呈现在了眼前。无论是山、水，还是树木、花鸟，还有一切的颜色、一切的光影，都随时在转变，因此，作者说“渐觉年华堪送目”。这同样也是大自然中的物的变化对人的情感产生的作用。

　　陆机的《文赋》中说：“瞻万物而思纷”。我们自己看到万物的形象就会引起内心情绪的纷纷感动。是什么样的感动呢？是“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我们看到草木的衰落，内心就随之悲哀，看到春天的草木欣欣向荣，内心就随之欢喜。于是，我们的内心就真的有了兴发感动了。作为一个人，我们如果连鸟兽都欣赏、都喜爱、都关怀，并将它们写进了诗里，怎能对跟自己同类的万物之灵冷漠呢？跟我们更切近的，更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当然是人类！

　　因此，上述所提到的“物”，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不仅仅是指大自然中的“物象”，比如草木鸟兽，还应指人世间的事物，也可称为“事象”。

　　2、 赋、比、兴

　　叶嘉莹先生说，中国的诗歌原是以书写情志为主的，情志之感动由来有二：一者由于自然界之感发，一者由于人事界之感发。至于表达此种感发的方式则有三，即赋、比、兴，也就是诗歌的作法。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如果我们心里有诗情，有内心的感动，但没把它写出来，那就不是诗。我们要表达内心的感动就需要落笔成诗。

　　那么，当我们作诗时，就可以用“赋、比、兴”这三种方法。

　　“兴”是完全自然的感发，是由物及心的过程，是因为听到或看到外物的景象，然后才引起来的一种感动。如《诗经》中的《关雎》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就是听到一对对的美丽的鸟的叫声，看到这些水鸟都有自己的伴侣，于是，就产生了对恋人的思念。

　　“比”是经过诗人自己的理性的安排，是由心及物的过程，是内心中先有一种情意，然后经由诗人主动安排，找一个形象去表现的。如是《诗经》中的《硕鼠》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这里是借老鼠来讽刺那些剥削的人。诗人内心中先有一种对剥削者的痛恨的那种恶劣的印象，然后才用老鼠作比的。

　　而“赋”是“直陈其事”，就是平铺直叙，不需要一个外物的鸟兽草木的形象，即心即物。“中国作文法，常常说你要用形象思维。于是大家都用形象思维，没有形象也非找个形象不可，即使那个形象已经死掉了，也要找个形象在那里。”事实上，“写作不在于你用了什么方法，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叙述方法把你的感动传达出来。” 比如《诗经·将仲子》说：“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这是一首爱情的诗歌，是以一个女子的口吻来写的。这里没有鸟兽，也没有草木，就是铺陈直述。其中，“将”和“兮”都是表示发声的语气助词，没有实际意义。但我们都知道，说话的口气十分重要。诗里用这两个虚字，就将语气完全缓和下来了，表达出了这位女子与心爱的男子分别实属无奈的感慨，亦使读者为之感动。

　　因此，作诗是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用什么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作诗的感动”，并用言辞来表达这种感动，再向读者传达出这种感动，这才称得上是成功的诗。

　　《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四)：李商隐的一生何其悲苦

　　崔珏在《哭李商隐》中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对李商隐短暂一生做出的最凝练的总结。

　　1、 少年才华已初显，欲待登科耀祖坟

　　八九岁的翩翩少年，正应该在父母的呵护下，美好理想的牵引下，单纯而勤奋地读书、学习，享受美好的童年生活，为长大后的追风逐月累积力量。

　　然而，李商隐却在这样的年岁里，丧失了父亲，同时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也随之断绝了。曾在父母百般疼爱下的李商隐，作为长子，需要主掌家事，担负起家庭的一切责任和苦难。虽然他才不到10岁，虽然他内心孤独、彷徨、恐惧……但他没有选择，他必须迎难而上。

　　于是，他首先“躬奉板舆，以引丹旐”。李商隐家住河南，父亲在浙江做官，死在浙江。作为家中长子，李商隐需要把父亲的灵柩从南方的浙江运回到北方的河南。试想，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他是如何做到的，又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做到？待李商隐背着父亲的灵柩回到故乡时，已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了。

　　生活有时候就喜欢变着花样考验人！

　　李商隐不但自己要生存，作为长子，他还要担负起抚养母亲和弟弟妹妹的重任。无奈又无助！但旭日每天照常东升，生活还得继续……

　　李商隐开始寻找活计，“佣书贩舂”，给人做抄写、舂米的工作，以赚取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

　　想到李商隐少年时代的遭遇，但凡血肉之躯，没有人不为他之悲而悲，为他之苦而苦。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心疼和怜惜的孩子。

　　但是，李商隐不但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击垮，反而还能忙里偷“闲”，勤奋苦读，在十几岁时写出的文章便文采灼灼，令人惊叹。

　　2、 未待才华施尽展，初作讽诗厄运来

　　十七岁，年轻英俊的李商隐，承载着一身的“武艺”和对人生的美好理想，辞别家乡，只身一人踏上了赶往京城的漫漫长路。

　　根据当时大唐王朝的“行卷”风尚，凡打算进京参与科举考试的应举者，需要提前把自己认为写得不错的诗文整理出来，投给贵族名士，如果能得到赏识，便可以被提前举荐，在科举考试中就容易金榜题名。

　　李商隐时来运转，他的才华受到了高官令狐楚的赏识，令狐楚对李商隐万般喜爱，并将他收入自己的幕下，在读书方面加以精心指导，教李商隐学写当时盛行的骈体文章；在社会关系上也给与提携，一有机会就会带李商隐出去见客，令他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虽然李商隐在前几次的科举考试中都名落孙山，但有一年在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的帮助下，终于成功考中进士。之后，他本还可以回到令狐楚的部下，但可惜令狐楚不久却病逝了。

　　李商隐在参加完令狐楚的丧事后，回到长安的途中，创作了一首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钧》，将当时百姓的痛苦，盗贼的强悍，以及自己内心的悲愤一股脑都表达了出来。

　　李商隐从小就是一个志向远大的孩子，他和诗圣杜甫一样，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百姓疾苦，希望能用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匡扶社稷、报效国家。

　　但是，他生不逢时，生活在没落的晚唐时代，李商隐短暂的一生居然经历了六代皇帝。那时候宦官当权，好几位皇帝都被宦官杀害，朝廷上下奸臣当道，贤臣无力施展抱负，人人自危。于是，李商隐无法忍受当时的混沌局面，于是作长诗对时局予以抨击。

　　然而，也是因为这首诗，导致李商隐日后在朝廷中没有受到重用，被以“此人不堪”为由，除名在外。

　　3、 壮志未酬身先死，留待后人空悲叹

　　考中进士的李商隐受到当时另外一位高官王茂元的赏识，并招纳李商隐做了自己的女婿。李商隐不但个性耿直，为人也极其单纯，他没有过多考虑当时的朝政，就与王茂元的女儿成婚了。

　　事实上，当时的唐朝正处于激烈的朋党之争时期。李商隐之前的恩师令狐楚属于牛僧儒的牛党，而自己的岳父王茂元却属于李德裕的李党。李商隐夹在两党之中，十分痛苦。朝堂上下一致认为李商隐对令狐家是恩将仇报，人品低下。

　　当时令狐楚虽然去世，但他的儿子令狐绹已经位居宰相的高位。李商隐曾恳求令狐绹谅解自己的苦衷，并希望他能帮助提携自己，但都遭到令狐绹的果断拒绝。为此，李商隐还写过一首诗，叫《九日》：“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

　　他怀念恩师令狐楚，回想起当年与恩师在朗朗秋日的白菊边惬意饮酒的情景，不禁悲从中来。那过去的一段恩情无人再记得，自己也无处再去诉说。于是，他又说：“十年泉下无人问，九日樽前有所思”。恩师离世已经十年，回想起这十年的遭遇：被人轻慢，被人冷落，被人排挤，就忍不住心酸落泪。如果恩师还在，自己也许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李商隐虽然壮志难酬，常年奔波辗转于各幕府中工作，但与妻子的感情深厚，这多少给自己孤独悲苦的心带来些许的安慰。

　　然而，与妻子聚少离多的李商隐，万万没想到，妻子居然生病早逝，这给李商隐又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妻子死后，当他再回到岳父王茂元家中时，曾做过一首《正月崇让宅》的诗，中间两句十分精妙：“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他看到蝙蝠在岳父家的帘子上飞过，老鼠在床边走过时，也引起了李商隐的惊心。李商隐的这两句诗里正把那种黑暗、隐曲的感觉表现了出来。他长期在党争之中处于夹缝里边，牛党的人鄙弃他，李党的人也鄙弃他，因此他一生不得志，只能生活在哀怨之中。

　　带着对自己壮志未酬的遗憾，带着对自己一生遭遇的悲叹，带着对曾经美好追求的怀念，一代才子李商隐46岁便凄然辞世了。

　　《叶嘉莹说诗讲稿》读后感(五)：陶渊明、杜甫、李商隐三家诗是如何用“物”的？

　　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夏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这是说自然界变化足以感动人心的种种因素，将这种感动传达出来，即可为诗。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也强调：“我们认为诗歌最基本的衡量标准，第一是感发生命的有无，以及是否得到了完美的传达；第二是所传达的这一感发生命的深浅、厚薄、大小、正邪。”叶先生研究诗歌，十分注重“物与心”的关系，即“形象与情意”的关系，因此，在她的《说诗讲稿》第二部分中，深入探讨了中西方关于形象和情意之关系的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对陶渊明、杜甫和李商隐三位杰出诗人的创作特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及比较，内容讲解深入浅出，语言表达平易近人，令徘徊在古诗词门外的我们终于“云开见日”，并可以鼓足勇气扣起古典诗歌的大门。

　　1、 中国诗歌和诗论的特点

　　1、 中国传统的诗人，他们诗歌的艺术风格，与他们情意中所表现的作者人格，都往往结合在一起，有密切的关系。陶渊明之不同于谢灵运，李太白之不同于杜子美，都是要结合作者的性情人格，才能对其艺术成就与风格作出正确的判断。

　　2、 中国诗的声律虽然有固定的形式，用字和句法也有习惯的传统，但却并不是千人一面没有差别。真正伟大的诗人便是要在这种相似的传统中，创造出自己不同的风格，传达出个人独特的情意。而好的评赏人也就善于从这种相似而又不同的作品中，分辨出其间精微细致的差别。

　　2、 陶渊明、杜甫、李商隐诗的特点

　　1、 从意象与情意的关系上看：

　　陶渊明的诗是“以心托物”；杜甫的诗是“以情注物”；李商隐则是“缘情造物”。

　　陶渊明所使用的意象，取材多出于现实中的“可有之物”，但因陶渊明是一位平实质朴中又见深微高远的人，同时也视精神胜过物质的人，他诗中活动着的，常常是事物的概念而非实体，诗中表现的事物也往往只是遗貌取神的抒写。因此，他的诗中没有一句是刻露的写景咏物之作。如他《饮酒之四》中的诗句“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这只鸟不是一只具体的能叫出名字的鸟，而是一个概念而已，目的在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或体验。所以，陶渊明诗中意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心托物”，是把满怀激情托之于他所选择的事物概念之中来表现。

　　杜甫则不然，他最大的特色在于极其关心留意现实，以最大的勇气面对现实，以最大的天才叙写现实。他所选写的事物，多取材于现实中的“实有之物”。他不但情感丰富、饱满、热烈，不仅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关心人类的命运，也会对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投注感情，给与他们关怀、给与他们同情，悲它们之所悲，喜它们之所喜。如杜甫的《秋雨叹》中说：“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秋风中百草已凋零枯萎，阶下的决明却依然顽强地生长着，在瑟瑟秋风中毫无“褪色”。而接下来，杜甫面对这枝翠花鲜的决明，不禁担忧起来，因为“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作者看到了这寒冷的秋风这般肆虐，担心它也会像百草一样很快就承受不住了。但“我”这一介报国无门，自身难保的书生，却又帮不了你，只能临风为你感慨，为你哭泣啊，“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由此可以看出，杜甫诗中的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情注物”，是因了感情的注入才使事物意象化的。

　　李商隐是一位形象化、意象化的大师。陶、杜诗中的意象无论如何丰美，对作者来说，仍不过是自然而言的流露。而李商隐的诗却是作者对于意象的有意制造和安排。有时他所表现的，就是一片错综繁复的缤纷意象，这与他先天资质禀赋和后天的遭际经历加之隐约幽微的表现方法均有很大关系。因此，只有那些非现实的，又带有恍惚迷离色彩的事物，才能表达出他那份独特的幽隐之情。比如《锦瑟》诗中“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就是这种虚幻的，朦胧的意象来抒发内心悲苦和一生的遗憾。因此，可以说李商隐诗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缘情造物”。

　　2、 从章法上看：

　　陶渊明以“任真”为宗，表现于或层次之平叙，或心念之流转、跳接；杜甫是感性、理性兼济，纵使处于感性的联想发为突然之转接，也依然不忘理性上作先后之呼应；而李商隐则往往以一些意象的错综并举为主，有时在首尾发展之际略微作理性之提契。

　　陶渊明诗的特色是：用最简单的词汇来表达最幽深繁杂的情思。元遗山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就用了这样的一首诗拉埃形容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诗人写诗难免不雕琢、修饰，连李白、杜甫尚且不免于用力著迹，只有陶渊明能跳出修饰造作，剥去铅华腻粉，只留下真醇简净，以他本来的质地与世人相见。陶渊明写诗是永远都不用技巧的，这是最高的境界，是他心思意念的自然流转。

　　杜甫的诗是有安排的技巧的，是有功力的，所以他的诗对后世影响最大。在他的诗中，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杜甫在章法结构方面安排和组织的功力，也可以看到他在形象与情意之间的强大的感发生命的活力。他总能将感性和理性结合得很好。如“堂上书生”和“阶下决明”遥遥相应，这里面既有理性的安排和呼应，同时又有感性的感发和联想。

　　李商隐诗的特色则是以理性为提纲来组织一些非理性的形象。如《锦瑟》的前两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是整首诗的总起；而末二句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则可以看作是诗的总结；至于中间四句的“庄生晓梦”、“望帝春心”、“沧海月明”、“蓝田日暖”则是四组并列的难以用理念解说的形象。从整首诗来可以看出，李商隐正是以理性为提纲来组织非理性之形象的。

　　3、 从句法上看：

　　陶诗多用古诗平顺直叙的句法；杜诗有时只掌握感性重点，在句法上表现为颠倒或浓缩；李诗则以理性之句法来组合一些非理性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