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与人类历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是一本由〔美〕约书亚·S.卢米斯 (Joshua S. Loomis)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页数：4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读后感(一)：传染病影响了人类历史
这本书花了大量笔墨描写了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的影响。鼠疫导致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天花使基督教兴起；对疟疾的控制是巴拿马运河成功的重要因素；伤寒使拿破仑最终退出俄国，并在宗教改革的战争中保护了新教的军队。我以前知道这些历史事件，但从未想到传染病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扮有如此重要的角色。最吸引我的点在于作者详细描写了传染病如何进入军队，如何削减军队战斗力并主导战争走向，这很新颖。 霍乱促使欧洲各国推行卫生改革，建立现代化下水道系统，居民们获得了干净的饮用水。输液这一医疗手段的运用，也来自于人们和霍乱的抗争。同时，也有大量笔墨描写疫苗的出现与发展，价格、效果、可获得性，都影响着疫苗的选择。疫苗消灭了天花，而对于流感，人们每年都需要注射不同的疫苗。 最后一章，提到了艾滋病相关问题，对于当下多元社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本书描述了艾滋病患者的遭遇，他们经常被污名化，呼吁人们正确对待同性恋与艾滋病患者。这本书很值得一看。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读后感(二)：传染病与人类历史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隔离的办法来减缓传播的疾病（“隔离”这个词“quarantine”就是意大利语中40天的意思）。
如果一种传染病特别严重或者持续时间特别长（如黑死病），那么大量易感人群将会死亡，留下的幸存者在他们的社会重新繁衍。经过很多大人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新人群比传染病发病前的那群人携带突变基因的频率高得多。在基因上，他们更能抵御随时会卷土重来的疾病。因此，传染病是一个选择机制，在一段时间内触发一个个体的群体的遗传结构变化，换句话说，它能促进人类进化。
鼠疫帮助触发了人体免疫系统永久性的变化。TLR基因序列变化的出现，加强了人类对鼠疫杆菌入侵的炎症反应，相比变以前的状态，给了14世纪人更强的战胜细菌感染的能力。但这对21世纪生活在相对卫生的环境的人们来说却是个问题，临床表明，有这种TLR基因突变的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克罗恩病）的概率更高。
在2世纪和3世纪罗马帝国的天花流行中，针对基督教徒的大规模暴力是基督教迅速崛起的原重要原因之一，基督教从一个小的不为人知的邪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的宗教通常是在普遍的苦难时期出现的，人们试图弄清楚像流行病或战争这样的悲剧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当他们在目前的宗教中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时，他们往往会去寻找新的答案。此外，他们利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希望来从情感上审视他们周围的灾难，他们以前崇拜错误的神，信仰错误的思想，进行错误的仪式；然而由于他们已经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将得到回报，从痛苦获得拯救。
早期基督教是特别吸引罗马人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倾向于把苦难看作救赎和进化的工具，上帝用它来拉近自己与人类的距离。因此，瘟疫并不是罗马神传下的惩罚，而是基督教神可以用来做好事的东西。此外，基督教徒死后仍能在天堂里生活的信仰，也给那些垂死的人或看着所爱之人死于疾病之人提供了很大的安慰。当时罗马人的宗教既没有提供这样的安慰，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们受苦的原因，结果大批罗马人在这两次瘟疫之后改信了基督教。
如果不是因为天花和其他在殖民统治早期由欧洲人带来的疾病，我们今天谈论非洲的方式有可能完全不同。例如，没有被疾病毁灭的、更健康的非洲人可能会更有效的抵御欧洲人的入侵，至少减缓或阻碍欧洲人对其土地的占领，这可能会降低殖民国家征服当地居民并利用他们从非洲窃取大量财富的效率，因而这些财富的大部分可能仍留在非洲大陆上，这将大大改善非洲在其后几百年的经济状况。
阿兹特克人发现西班牙侵略者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天花的侵害。这进一步挫伤了阿兹特克人的士气，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宗教传统。
对殖民者来说，天花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神圣礼物，是一种“神奇的”工具，用来对付那些令他们讨厌的非基督教徒本地人。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读后感(三)：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
一、前言 之前，总觉得传染病离自己太过遥远，一场折腾了一年多到现在还没停止的新冠切切实实在影响着自己的生活。我相信蔓延了全球的新冠在某一天终将退去，我们现在还看不清新冠到底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但是若干年后重新回来看，可能它也是可以被载入史册、被冠以影响了人类历史名头的传染病之一。这本《传染病与人类历史》讲述了鼠疫、天花、疟疾等“大名鼎鼎”的传染病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历史，可能是改变了战争的结果、改变了宗教、改变了城市、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些东西好像并没有改变。
能在人类快速发展的这几千年历史上留下名号的传染病，无疑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黑死病导致了欧洲人口的锐减，催生了新资产阶级的产生，进而改变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再比如，在罗马人面临天花的恐怖威胁时，基督教提供给他们提供了安慰，越来越多的罗马人抛弃罗马教，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主导宗教。还有，天花被欧洲移民者带到了美洲，消灭了多达三分之二的部落或国家，整个美洲大陆沦为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土地。传染病也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促进了医学的改革，以及检疫措施的发展。当然，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和改变受当时各种情况的综合影响，传染病只是众多因素之一，这本书以传染病为重点对历史进行了描写，可以给喜欢读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论据。
这部分倒也是牢骚话了。这次新冠疫情，西方国家在不断秀着下限，挑战我们的理解力，亚洲这边还有印度这个大魔王帮衬着，让我对他们的政府、社会、文化，甚至是民众都有一种新的不可思议的难以理解的认识。读完这本书，发现，他们之前也是这样的啊。真想送给他们一句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举几个例子吧，还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印度养了变异新冠还在大壶节，然而：“第一次真正的霍乱大流行始于1817年，即发生在每隔几年与恒河举办的印度大壶节之后…就在节日开始的时候，恒河的细菌数量大幅增加。9月，朝圣者中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霍乱感染，紧接着细菌又随患者长途跋涉到了他们各自的家园(P222)”。这次许多国家对待新冠疫情的迷之态度，看完这段应该也能了解了：“在抗击霍乱的过程中，与卫生行动的合作精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欧洲殖民主义相伴的丑陋的种族主义和贪婪。17-18世纪，几乎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因宗教朝圣活动死于霍乱，而英国恩却对此置之不理。在1817年的大流行之后，当霍乱开始威胁到英国EIC（东印度公司）的经济活动时，他们才第一次在印度认真推动霍乱控制措施。后来，当英国政府阻挠国际卫生大会提出的无数建议，认为预防措施干扰了其自由贸易时，这种模式又再次出现。在殖民者眼中，经济利益往往优先于人类福祉，他们经常指责是被殖民者自己造成了霍乱流行。(P240-241)”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读后感(四)：现在正是读它的季节
PART1：黑死病阴影下的恐怖人性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传染病非黑死病（即鼠疫第二轮大爆发）莫属，1334年黑死病始于亚洲某地，1347年至1351年达到顶峰，在随后的400年中，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与第一轮鼠疫相似，这轮爆发被认为夺走了7500万至1亿人的生命，消灭了相当于当时欧洲三分之一与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书中有一段描写黑死病肆虐过程中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场面，让我印象深刻。
“和6世纪的鼠疫一样，君士坦丁堡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城市，也成了传染病朝西传向欧洲和北非的集结地。一旦到达一个新陆地，老鼠就会跳下船，与本地的老鼠交配，再把疾病传给新的人群。据悉（此处应为勘误），疾病通过吸入受感染的呼吸道分泌物（肺鼠疫）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开来，直到没有新的宿主可以传播，其间死亡无数，乔瓦尼·薄伽丘在《十日谈》（1353年）中很传神地描述了如此之多的死亡对人们造成的毁灭性社会影响，他写道：‘市民互相避之不及，无论亲疏远近，不见面或很少见面；在恐惧中，兄弟抛弃兄弟，叔叔抛弃侄子，姐妹抛弃兄弟，丈夫也经常被妻子抛弃（似乎丈夫抛弃妻子更合理一点，存疑）；更难以置信的是，服务会遗弃自己的孩子，不予照顾，就好像是陌生人一样，任由他们被命运摆布。’与800年前一样，黑死病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恶劣影响，改变了人类生活、思考、人际交流的方式。”
PART2：传染病与迫害
历史上屠杀犹太人影响最大的就是纳粹统治时期，在书中我意外发现，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爆发也引发了反犹太主义，基督教徒大肆迫害信仰和习俗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犹太人，开始只是怀疑，后来上升为指责，最后就变为了暴力。
“这场迫害始于1348年春天法国的纳博讷附近，一群犹太人被集中起来烧死了。此后不久，西欧的犹太人被公开指认在井水、湖里和河里投毒，企图毒死基督教徒。犹太人被捕之后，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折磨，以迫使他们认罪。《日内瓦犹太人阿吉美的忏悔》（1348年10月）中有这样一段特别生动的记录：
犹太人阿吉美，生活于日内瓦，被捕于沙泰勒，在此受了一些刑罚，后来被释放，很长时间之后，再次受刑，他在很多可信的人面前忏悔……阿吉美带着一包满满的毒药，来到威尼斯，然后把一部分毒药洒向德国人府邸旁的水井或蓄水池，想要毒死来蓄水池饮水的人。”
就像黑死病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一样，在第二次霍乱流行期间（1830-1832年），霍乱疾病首次传播到工业化城市，贫民窟内的穷人和社会上的平民成为了最遭殃的人群，一方面因为他们自身条件很差，无力抵抗疾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出现了大量贫民死亡，另一方面他们成为了权贵和上层人士的发泄对象和出气筒，认为正是这些居住在肮脏贫民窟里可怜的“渣滓”带来了霍乱的传播。不同于黑死病期间犹太人的命运，第二次霍乱流行期间受到痛苦的人们奋起反抗，导致了几次被统称为“霍乱暴动”的暴力冲突。其中第一次霍乱暴动发生在1830-1831年的俄罗斯。
“骚乱始于1831年6月21日的圣彼得堡，示威者聚集在塞纳亚广场，并开始攻击运送病人的医疗马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暴徒捣毁了当地几家诊所，并杀死了许多在诊所工作的医生。一个暴徒从战斗中归来，得意地说：‘我在一个医生的脖子里放了很多石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不会忘记我们。’作为应对，俄罗斯政府派遣了两个兵团进入塞纳亚广场，恢复和平。在暴徒被炮火威胁制止后不久，尼古拉斯一世本人到市中心发表讲话。关于他那天的讲话，说法大相径庭；然而，大多数人认为，他命令群众跪在他面前，并脱下帽子以示服从。但无论他说了什么，都起了作用，此次暴动止于6月23日。尽管1831年的暴动未能彻底改变俄罗斯政府对霍乱疫情的应对方式，但这确实提醒了统治者，穷人不会任由宰割、悄无声息地死去。”
PART3：浪漫的死亡方式
死亡就是灰飞烟灭，从来没听说过会有浪漫的死亡。在“肺结核”一章中，作者在对肺结核进行病理病源性阐述及普及介绍后，列出了“浪漫的死亡方式”这一标题，里面结合肺结核的病症及大众的普遍审美，讲到了作者认为的原本被人们认为是罪恶疾病的肺结核，是缘何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其引发的死亡也变成了“浪漫”。
“工业革命前，肺结核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一种超自然的惩罚。得了肺结核的人通常体重骤减，面色惨白，眼睛发红，对光很敏感，常常咳嗽并咳出很多血，因此被人认为是夜间被恶魔击中了，或是被死后变成吸血鬼的家人咬了……近乎清教徒式的新年，认为不健康的灵魂更易使人罹患身体上的疾病，如肺结核。肺结核给了这些罪人机会来净化自己、为自己的罪行忏悔，从而把他们向上帝拉进一步，而不是直接把人杀死作为惩罚。”
“18世纪晚期，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社会对肺结核及其感染者看法的巨大转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闻名遐迩的诗人、艺术家、作曲家及作家死于肺结核……因此肺结核被看作是一种只针对真正有艺术天分的天赋异禀者的疾病。染上肺结核代表着患者卓尔不群，是被选中的标志。马克·考德维尔在《最后的十字军东征：1862-1954年肺痨之战》一书中写道：结核病‘是优雅的象征……它使你的朋友们不再为你的英年早逝而感到悲哀，而应该崇拜你的脱颖而出、与众不同。’
19世纪，肺结核病变‘时髦’的另一个原因与肺结核患者自身的外貌有关。当时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理想的美丽是身材苗条，皮肤白皙，脸颊红润，以及一双大眼睛。自古罗马开始，浅色皮肤是财富和高贵的象征，代表着室内闲适的生活，不用暴露在大太阳的户外。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会涂诸如散粉和面霜的化妆品，让自己的肤色变成象牙白。大家普遍会穿紧身内衣，让自己显得更瘦，有时候内衣勒得很紧，肋骨都快被勒断了……肺结核患者被认为是很幸运的，因为这种疾病的自然病程为病人带来了这些美丽的特征。由于长期耗损，他们身材瘦削，眼睛也因此显得更大了，夜里反复发热让他们脸颊变红了，咳血导致了贫血以及苍白的脸色。尽管他们在痛苦中奄奄一息，但许多人认为他们十分美丽，几乎像天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