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的兴起的读后感大全
《现代西方的兴起》是一本由（美）乔纳森·戴利著作，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页数：5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西方的兴起》读后感(一)：现代西方如何兴起
作者乔纳森•戴利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历史教授，研究聚焦于现代文明的诞生兴起和俄罗斯的近现代史，是一位对此有丰富学识的学者，在担任教授期间，受到广泛师生的好评。
这本书的装帧很特别，封面是欧洲传统的建筑，旁边是欧洲历史上的文人墨客。最里面的书封是一张传统欧洲的地图，上面还标示着欧洲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各个国家的旗帜。这本书的装帧真的很“易读”，无论是从封面还是真正的内容。
首先，看到《现代西方的兴起》这个标题，大家应该会在想“西方”这个概念。世界的哪一部分属于西方呢？为什么是西方呢？在开始的第一部分，作者就为我们解释了这些疑问。本书中的西方指的是欧洲大陆和欧洲大陆上的各个国家。而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国家和几个大陆，亚洲文明乃至中华文明起源与兴起比欧洲文明要早得多，为什么西方文明会兴起得这么“异军突起”，发展地速度这么快，产生的贡献这么大乃至对整个世界都有卓越贡献。
本书从“世界文明中的创新”、“中世纪的变革”、“教皇革命”、“军事革命”、“探索世界”、“文字印刷大爆炸”、“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商业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西方的危机”和“社会革命”等十四个部分来介绍现代西方世界是如何兴起和发展的，讲述了西方早起的历史起源和经历过的重大革命，每次的革命事件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相关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西方世界有如此崭新的面貌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上面十四个部分有我们曾经在历史课本上学过的，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知识积累。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会系统、全面和有体系地为我们讲述关于西方现代世界是如何兴起的。
如果是对西方历史感兴趣的话，大力推荐各位读者来读这本书。这本书不仅是作者的一家之谈，作者本人还会参考引用其他学者的历史观点，力求历史叙述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现代的西方是如何兴起的呢？通过这本书，详细了解这一段的历史！
《现代西方的兴起》读后感(二)：文明前进该用什么姿势？
不得不说，中西之比称得上是经久不衰的问题，特别在中外学术界。历史中的西方发展为何不如中国，这个与之相对，被称之为“东方”“”的国家。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为何西方后来居上，发展科技与文明，将中国远远甩在后面，甚至为了扩张，以暴力的方式推开了中国禁闭的大门。
到底为什么？有人认为是技术，船坚炮利；有人认为是资本；有人认为是制度。不少学者都从不同视角提供了不少答案（比如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 : 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等）。而乔纳森·戴利（Jonathan Daly）的新著《现代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Western Power: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英文原版于2020年出版，事实上中文应翻译为《现代西方的兴起：西方文明的比较史》，不知道为何没有了副标题）同样探讨这个老问题——为何是西方，为何西方突然崛起？西方文明如何兴起？显然这个问题也一直是西方学者们的“心结”。更有意思的是，在戴利总结的既存研究中可以发现，学者们为了解开这个“心结”，迄今已发展到用演化生物学或生态学模型的研究方法。与彭慕兰观点有一致的地方，戴利也同意西方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即在地球上最大且连接最紧密的陆地板块欧亚大陆上所处位置恰到好处，远到避免被征服，近到可以从对其他文化与自身物质环境开放中汲取亚非欧三地的养分。另一点地理环境带来的深远影响，则是中央集权统治的缺失令欧洲人能够挑战权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追求创新与改变。这种持续性的勇于突破与创新，为后来西方的崛起奠基。由是，西方学者们开始审视他们所处之“欧洲”到底代表着什么。不可否认的是，“欧洲”是“西方”定义的前身，而到了今日，“西方”不只是“欧洲”，它还包含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非欧洲国家（它们曾是欧洲殖民地与移民社会）。
顾名思义，戴利要探讨的是现代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一词，据称出现在一战后的美国，时人有志于建立比欧洲文明更好的文明。文明重要的内涵是文化，不同文化交融得和谐，文明必然进步，而新的一些观察却是，冲突的文化也可使文明进步，并且和谐的文化交融，反而使地球变成了“处处都一样的主题公园”。有争论等于有比较，基于此，戴利从宗教、军事、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变革来分析，所谓伟大的文明，其发展立足于当地/国家拥有新技能和新知识，但要注意，即使有创新，也要视乎当地/国家是否适应创新并将其为自己原有环境改进为新环境，且能够适应它的存在。既然中国文明不可避免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参照物，在此依然围绕中国状况来展开讨论。戴利认为当欧洲人第一次冒险到达印度洋时，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的缺点是武器落后。借助戴利在书中的引证，可以对此论点稍作补充。简要地说，当时的中国已经有相当长的时段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外族战争，尤其涉及到科技型武器的战争，就算国内内乱迭起，但大家使用的武器基本“平等”，即冷兵器。但在同一时期，正如戴利书中所提及，整个18世纪，欧洲强国没有停止过混战，并且在此之前，欧洲扩张时的战争某种程度上不断改进与提升其海洋军事力量（兵力与武器）。这是否说明，只要保持战争的实践经验，就能所向无敌？戴利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列举一战与二战后西方各国的社会状态与军事水平，发现其军事水平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有所提升，杀戮让欧洲陷入“集体疯狂”，为二战埋下伏笔，无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甚至造成大量人口缺失与生者遭受身心上的永久性伤害。但戴利还是强调，为了防止如希特勒这样的恶魔出现而限制人们自由表达无济于事，创新需要孕育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之下，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法治制度与推崇个人奋斗的社会氛围中不断有所突破，文明才会得以保持进步的态势。
抛开戴利溢于书面的自豪感，创新确实是文明发展的关键，但是过分强调个人而忽略每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地缘政治起着重要作用——如何把强调个人与地缘政治作为发展文明的其中一个因果关系，难度不低，毕竟不管中西，在面对周边是发展水平不高且并不友好的国家，强调个人的作用可能解决了西方文明如何突破的问题，但解决不了近代中国的问题。文明前进的步伐需要各种助力，不宜简单看待技术或者制度是其必然性关键。天马行空一下，或许我们应该重视奇异点出现的偶然性，对文明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现代西方的兴起》读后感(三)：所谓《现代西方的兴起》……
总有人怀念我们中华民族的汉唐盛世何其伟大，“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无论国力，科技，影响力皆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如果平稳发展至近现代，我们理应一直保持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1840年，船坚炮利的英吉利帝国强行打开了大清朝的国门，击碎了大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上国”的清梦。关于“西方的兴起”这个疑问从此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可以说，这个疑问是国人梦的结束和现实的开始。
美国学者彭慕兰用他的方式解答了我们的疑问，他把西强东弱的反转称为“大分流”（Great diversion）：“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不置可否的是，18世纪以后，欧洲凭借率先在英国开始的三次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经济实力迅速崛起，从此，这一时间段成为中西方的分水岭，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渐行渐远，各方面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教授乔纳森.戴利撰写的《现代西方的兴起》一书中，并没有刻意遵循彭慕兰的理论去强调18世纪这个关键时间点，而且分为五大方面，十余个领域，细致而深入地剖析了现代西方兴起的深层次原因及其历史背景。抽丝剥茧一般全面地让中国人了解，我们是如何一步步失去往昔的荣耀，现代西方又是如何兴起的。
《现代西方的兴起》采用从古至今的叙事结构，几乎每一章节都聚焦中国与西方的对比，以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为主线，勾画了整体而生动的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以地理大发现后击败了穆斯林世界和中国的西方为核心，详细阐述了为什么有且只有西方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走向。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并非是国人印象中的殖民主义和世界范围内的大征服、大分流造成了现代西方的崛起，恰恰相反，从技术层面上来讲，是西方的崛起和其他地区的衰落让欧洲将自己的力量延伸到整个世界成为可能。导致帝国主义和整个西方兴起有众多因素，其他因素还应该包括史无前例的管理和分享信息的能力、解锁和探秘大自然、协调人类活动、利用和强化个人能动性、发现并适应迥异的思想观念和资源、以及建设并维护有利于这些因素可持续发展的制度。
此外，把文明演进的动因归结为不同国籍之间的交往互动是本书最了不起的成就，这种文明之间的联系，通常是社会变化的通衢。戴利认为：“直到宋代，中华文明都是领先于世界的，甚至到明朝也不遑多让。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世界各文化之间的平衡都会轻易地被打破，扰动可能来自一个或多个文化中心，那里的人们成功地创造了魅力非凡或强有力的文明。进而，它们的邻居，抑或邻居的邻居，被诱惑或被迫使去改变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打个比方来说，人类社会受到的影响，犹如“石头被扔进了一口池塘，激起了阵阵涟漪”。
基于这样的指导原则，戴利深入研究了各个时代里对世界造成扰动的主要事件，然后考察其所产生的宗教革命、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认识或体验之后，做出了怎样的反应或反抗。从世界文明肇始的史前时期，到20世纪冷战格局的结束，戴利用这样的构架观念，串起了整体的世界历史，从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等多个方面，力求向读者呈现一幅简洁、精确的历史图卷。
从客观史实来看，东西方之间文明的交流和传播的力量是极其惊人的。考古发掘出来的中华民族遗址，与欧亚草原西部的考古发现惊人地相似。由此不难可以想象，草原民族一路迁徙，最终到达太平洋沿岸，漫长的路途当中，这期间产生了怎样的文明交融与碰撞。
对于《现代西方的兴起》这部著作，我们研读时应当不只限于了解和接受作者的思想和观点，更需要的是有所启发和深入思考。除了此书的论述、观点和理论体系外，书中各章节都引用了研究各时代、各地区史的多种权威著作，并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予以比较分析，体现了一部宏观世界史著作是以严谨的治学为基础的。鉴于书中引用的诸多著作大多写于20世纪前60年世界史研究这段重要发展时期，因此，了解这些史料的学术成果与观点，对深入理解世界史今天的发展与成就是必不可少的。
近年来，在“世界体系论”等整体世界史和社会史研究新进展的影响下，戴利对世界各文明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在书中也有所提及。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往往根据某些“边界”为各种文明传统下定义，而低估了以东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超出“边界”之外那些贸易与通讯体系的作用。而且，东西方文明及其发展与它们同原始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分割的，是更大范围的贸易和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
21世纪的今天，如何修正世界史研究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而又避免狭隘的封闭治史态度，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以全球的宏伟视角全面研究世界史，并能透过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事件把握影响全球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趋势，是摆在每一位历史学家面前严峻的课题。不仅如此，历史的实质就是具有全球性的历史，只有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察古知今，以古为鉴，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与把握世界史未来发展的总趋向！
《现代西方的兴起》读后感(四)：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现代西方的兴起》探讨的话题和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探讨的那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要知道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再找不出另一个和中华文明一样深刻而持续的灿烂文明了。
正因如此，上面那个问题才让人难以置信，为什么向来强大的中国在十八世纪之后却陡然落后了？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将中国与欧洲“大分流”的时间点确定在18世纪，在此之前，工业革命所需的物质条件方面，中国并不逊色于欧洲，甚至还更为适合。但在18世纪之后，欧洲凭借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迅速崛起，而中国则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大分流发生了，其影响至今依旧没有散去。
《现代西方的兴起》并没有强调18世纪这个时间节点，它从五个方面，十余个领域分别而又详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兴起背后的根源。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如何失去优势的。
彭慕兰认为，导致“大分流”和欧洲兴起的原因在于欧洲世界新技术的出现以及欧洲国家对新世界的剥削。
这一原因在《现代西方的兴起》中也被提及了。不过本书作者乔纳森引用了戈德斯通的一句话来提出另一个观点，“并非是殖民主义和世界征服造成西方的崛起，恰恰相反，是西方的崛起和其他地区的衰落让欧洲将自己的力量延伸到整个世界成为可能。”
乔纳森赞同这个观点，这其中似乎有为西方殖民者的残酷剥削洗白的意味。
当然，乔纳森直言，除了戈德斯通提出的这个因素，导致帝国主义和整个西方兴起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包括史无前例的管理和分享信息的能力、解锁和揭秘大自然、协调人类活动、利用和强化个人能动性、发现并适应迥异思想观念和资源，以及建设并维护有利于这些因素发展的制度。
总的来说，工业革命能发生在欧洲，一大原因在于欧洲具备包容工业革命发生的土壤，这也是西方与东方文化的一大差异。
长期以来，学者们往往将焦点放在工业革命前，东西方在资源以及现实条件上的差异。但乔纳森在《现代西方的兴起》中表示，工业化或许需要一个长期的孕育期和大量有利条件，不仅与原材料有关，更牵涉到文化、知识和社会环境，而且实际上还依赖于许多行为习惯和态度。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便在资源相差不大的前提下，中国和西欧最终才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发生在欧洲的工业革命堪称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回顾历史，大概只有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五百年间产生的灿烂文明可以与之媲美了。
这场革命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发明家都是最具创造性和最多产的。
中西方文化源头上的根本差异导致了二者后来的不同。西方科学传统部分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但这种传承通过了希腊和罗马的中转，这种中转导致了西方继承到的文明与源头发生了明显的割裂。
而中国文明则不同，中国的传统是直接传承下来的，没有受到其他文明的明显介入，这让中华文明取得了诸多辉煌，但也导致了后来的自满与落后。
正如上面所说，在现代西方兴起之时，中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逐渐失去了曾经的优势地位。
但根据彭慕兰的研究，直到1800年，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在富裕程度、商业创新、道路河流以及经济发展方面毫不逊色于西方。
那到底为什么中国会在“大分流”中落后于西方呢？ 乔纳森在书里面把原因归咎于中国的儒家传统以及科举制度。这二者都深刻影响甚至塑造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也因此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一点也受到了许多国外学者的认可。
但从另一个角度，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传统以及科举制度最终也束缚了中国。
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扼杀了充分应用发明的兴趣，阻止了学者与工匠之间建立紧密联系。
而科举制度则消耗了大多数有天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力，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需要通过文字创造性和令人惊叹的骈文写作能力来通向成功，他们的理论才华和想象力则被科举制度彻底忽略，理学的正统观念更是束缚了知识分子。
书里面用一个例子来证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
1486年，马穆鲁克埃及的苏丹送给洛伦佐·美第奇一头长颈鹿，这头长颈鹿自由地穿街过巷，公众感到极大地愉悦，诗人为此写诗，艺术家画下它的画像。
但同样的事件在中国却是另一番模样。1414年，孟加拉国王送给明朝皇帝一头长颈鹿，普通民众觉得新奇欢喜，但儒家精英却并未表示出任何好奇。他们将长颈鹿认做是中国的麒麟，认为是祥瑞。
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的东西方对于外来事物和发现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西方人可以迅速接受并且适应，而儒家文化下的东方人从未将目光放到中国之外。
因此，即便当时的中国社会拥有发生工业革命的资源，但却缺乏变革的土壤，甚至最高统治者对变革是持有抵抗态度的。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天文、数学和法律方面的杰出人才，但他们往往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和制度的支持。十年饮冰之后，没人可以在科举制度的洪流下投入西方式的技术革命。
西方实现技术革命之后，众多欧美国家迅速崛起。但现在看来，西方世界似乎又隐隐走进了曾经中国的误区，西方国家因此变得自满，甚至抱有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的观念和理论是最优越的。
为了走出这种误区，学界掀起了一股“重新发现东方”的讨论，学者们试图重新看待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
《现代西方的兴起》中也透漏出了这种想法，作者肯定了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杰出地位。但和很多西方学者（包括彭慕兰的《大分流》）一样，乔纳森也没有做到真正认识中国。
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书里面有一章名为“文字印刷大爆炸”，里面提到了图书馆的发展史。乔纳森认为，中国的皇家图书馆在唐朝前后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是由亚述国王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在首都尼尼微建立的。
乔纳森这个观点和另一本研究早期图书馆发展史的著作《藏书的艺术》保持一致。
但事实上，中国最早的通常意义上的图书馆最起码不晚于同期的欧洲，甚至更早。
目前中国有史可载的最早图书馆是商王室图书馆。而我们熟知的老子，其官职就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博物馆馆长等）。
由此可见，即便乔纳森在书里面多次提及古代中国，还肯定了中华文明的诸多成就，但事实上他也依旧没能窥得中华文明的全部真容，像其他绝大多数外国学者一样。
当然，这其实不能算是缺点，而是人之常情，隔着文化的鸿沟，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其他文化，就像欧洲人最了解欧洲文化，中国人最了解中国文化一样。
当然，就连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还没有完全窥得中华文化的真容，历史还有许多谜团待我们解答，而这正是研究历史、发现历史的意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