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贵小传

　　有些人，一出生就成了人们眼中最下等的人。活到三四岁，刚刚有了认知就发现，大人们一看见他们的子女同他玩耍便给予训斥，再过去三两年，这些孩子的脸上也会挂出鄙夷的笑，远远地望着他像在望着一条落水狗。

　　不知道从几岁开始，我就看不起三贵了，尽管那时他已经三十多岁。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一个几岁的儿童看不起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破旧的衣衫？含混不清的口齿？抑或是常常露在外面搭在下嘴唇上的两颗过长的门牙？似乎都不是，更像是三贵那种任任何人包括小孩子都能欺负却不还手的懦弱。除了三贵，刚上小学的我还看不起一个人，我的同班同学，母亲被人称“老花子”的二闺女。尽管我的衣服上也打着几个补丁，我却对她衣服上的补丁嗤之以鼻，似乎她和她母亲身上的补丁与我们的截然不同。后来我约略感受到，出身这种东西在这片土地上意味着什么。

　　也许三贵早知道自己生来就是条落水狗，于是他只能卑微的活着。虽然也有一膀子力气，却没人带一他出门打工，谁愿意带个口齿含混不清的和性格卑微懦弱的人出门呢？那是累赘。但是不乏出门打工者叮嘱三贵每天把他们家的水缸担满，承诺年头里回来给他二百块钱。可真到了年底，要不是自己媳妇的提醒，没几个能想起他们还欠着三贵二百块钱。即便提了醒，给他些过期的方便面，扔他些将腐烂的苹果也就心安理得了，谁还能真当三贵是个男人呢？而三贵呢，年复一年的替他们担着水，听说后来不光担水，还接些种地的营生，因为承诺年底了分他些谷子。在我看来，双贵的麻木是从三十多岁开始的。

　　最近一次见到三贵是在本家一个亲戚的丧礼上。那是中秋节后的第三天，刚下过一场雨，天凉如水。虽然死去的是本家的一个亲戚，却感受不到几分悲哀，让我悲哀的却是故乡在秋天里的萧索。院子里的灵棚之下偶尔能听到她儿子们的几声哀嚎，那是来了吊孝的亲戚，那仅有的几声陪伴性的痛哭流涕实在是对她躺在病榻上七八年来消耗殆尽的亲情的一种终极回应。三贵拿着一把笤帚，转来转去，却找不到要扫的对象，一旦真的有了要扫的东西，他的认真和投入让看到的人们不寒而栗。虽然像过去的年头一样他总是想要尽力做点什么，以向人表示自己付出过，对得起接下来的这碗飘着几片肥肉的大锅菜。可他已经年过七旬，佝偻而瘦削的身体到哪里都是累赘，而他又何尝不知？好在还有一把扫帚令他聊以自慰。

　　记得刚到村里，酝酿了几分钟悲哀的情绪，却实在想不起与这本家亲戚有过怎样的亲情，我已看到匍匐在地上的我欲泣无泪、欲哭无声的尴尬。这是一种表演，硬生生的表演刺痛的是演员的心，伤害的是观众的情。

　　乡亲们与我打着招呼，我一一回应。到了院里，月台上站着拿着笤帚的三贵，他含混不清地向我打了一声招呼，那眼神一如多年以前我从外地上学归来时看到的眼神，直到那时我才理解，那眼神非但没有麻木，似乎流淌着清醒与诚恳。这个岁数的我，对谁都没了鄙视，人与人的不同不过是灵魂肮脏程度的不同。似乎出于怜悯，我用左手拍了拍三贵的胳膊，那装在袖筒里的却是一把没肉的骨头。可我立即觉察出这是对他的不敬，我向他补上一个真诚的微笑，真的是一个真诚的微笑，他也冲我笑笑，他的门牙还是在外面露着，只是只剩下晃晃悠悠的一颗。他多么像一个圣人——孔子。

　　踩着泥泞的土地，随着送葬的队伍将死者送到了坟地，一锹锹无情的湿土盖在了棺木之上，山野里迸发出悲哀的哭声。他们想起了母亲拉着他们的小手度过的童年——鸡蛋换的冰糕，撒着红糖的米饭，赶会时紧紧地拉着他们那只小手的那只有力的大手……，唯童年记忆犹新，唯童年让他们哭泣，然而一切都将被那一锹锹无情的湿土深深地掩埋。

　　临走时，听说三贵过年时只从供销社买一袋冷冻水饺来吃，我问乡亲们：“他不是有低保吗？”他们笑笑：“都在他嫂手里捏着呢。”我脸上并无表情，麻木给我的只有：人与人的不同在于灵魂肮脏程度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