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读者最不友好的作家
直到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文学爆炸”依然有强大的迷人魅力，一代又一代读者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在那些鼎鼎大名的小说面前发出赞叹，感到困惑的同时也获得了阅读的极大愉悦。在这一文学潮流中，被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主将”：科塔萨尔、马尔克斯、略萨，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
事实上，拉开这场吸引全球目光的“文学爆炸”序幕的就是富恩特斯。1958年他出版了引起世界关注的《最明净的地区》，仅仅4年后，他的代表作《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出版，如今已和《跳房子》《百年孤独》《城市与狗》一道成为这场文学潮流的标志性作品。这四部小说的风格和内容大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不容易读。《跳房子》理论上有无数种“跳”法，容易让人跳晕；《百年孤独》里超长人名的重复就让人觉得挺孤独，《城市与狗》的结构就像迷宫，弄明白谁在说话都是个问题；《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则是叙述人称在我、你、他之间无止境地转换，让人感到的叙事温度时冷时热，像坐过山车。卡洛斯·富恩特斯（1928-2012），墨西哥国宝级作家，西班牙语世界最著名的小说家及散文家之一。一生著有六十余部作品，曾获塞万提斯奖、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
不过，如果你拿到富恩特斯最厚重的作品《我们的土地》，会对拉美作家的叙事能力、想象力和野心有一个新的认识。这部小说足有1000页。怎么能写这么多？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巴塞尔姆曾当面问过富恩特斯：“你们在拉美是怎么做到的？你们怎么写出这些大部头的？拉美没有纸张短缺吗？”富恩特斯回答说：“我们必须填补四个世纪来的沉默。我们必须让历史掩盖的一切发出声音。”
富恩特斯不厌其烦地强调过历史（和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他说，“重新发现我们所有的过去，是一件有双重意义的事。一方面，它向我们解释了我们曾经是什么。另一方面，也向我们解释了我们想成为什么，可以或者应该成为什么”，所以“我是专门回忆过去的。这是我的使命。我保管着命运之书。在生与死之间，唯一的命运就是记忆。”
1988年，在西班牙的阿尔卡拉大学举行了1987年塞万提斯文学奖授奖仪式，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从时任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手中接过这一西班牙语文学最高奖项，并做了精彩的演讲。在演讲结尾，富恩特斯表示，自己的护照上从此将有新的印记：“职业：作家，即塞万提斯的随从。”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带有美学的色彩，前半部分仅是基于事实的朴实表达。
然而，如同富恩特斯充满悖论的惯常表述，恰恰是“职业：作家”这四个字才是最动人的言词。因为对于富恩特斯来说，这几个字承载的意义绝非只是一个事实和一个身份，而是在艰难处境中做出的勇敢选择，是对自己在世存在方式的宣告。
在墨西哥，正是富恩特斯开启了一种令人惊诧的模式，即将文学写作作为职业。在他之前的作家不会将书写当作职业，他们只是在空闲时间写作，因为写作不足以养家糊口，为了生存他们还需要一份真正的工作。
那个时代，写作还只是无足轻重的消遣，对读者如此，对很多作者亦如此。即使是阿尔丰索·雷耶斯这样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也无法挣脱现实的束缚，他曾建议富恩特斯学习法律，因为律师不会饿死，而作家则极有可能。富恩特斯听取了雷耶斯的建议，进入大学学习法律，但最终还是选择作家作为职业，更甚之，是作为一生的事业。正如富恩特斯青年时代就认识的好友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墨西哥作家，并在2013年获得塞万提斯文学奖)所说，是富恩特斯让作家生涯获得了荣誉，让其变得迷人、有趣并受到尊敬。他为后来者打开了文学写作的大门，不会再有人踌躇胆怯，因为富恩特斯就在门里，大胆地树立了职业作家的典范。“我要去发现语言。”“语言？”“是的，我要丢掉天真，语言将拥有我，言词将让我活着，我也将只为它而活，我将成为它的主人。”
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在十八岁时就听到富恩特斯对自己说的这些话，尽管彼时的她还不明白其中的真意，但从那时起这些话就刻在了她的脑海里。当时的富恩特斯22岁，四年之后他的第一部短篇集《戴面具的日子》（1954）出版。又过了四年，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58）诞生，那时的富恩特斯还未满30岁。如果说《戴面具的日子》是其锋芒展露的前奏，《最明净的地区》则是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的重锤。如富恩特斯自己所说，这部作品引起的反响毁誉参半。所幸，时间终是为这部作品赢得了荣耀。但也从那一刻起，富恩特斯的写作就定下某种或许并非有意为之的基调：不断让读者不适。金斯利·艾米斯曾说，如果你写的东西不能惹恼别人，我认为写作就无甚意义了。富恩特斯的写作从相反的层面有力地印证了这句话。
当大家还未完全从《最明净的地区》中走出来时，又跌进了“富恩特斯年”：1962年。这一年，富恩特斯出版了在其写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两本小说《奥拉》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后者奠定了其文坛巨擘的地位，被认为是开启西语美洲新小说，推动拉美文学“爆炸”的作品之一。作品甫一出版，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小说很快被翻译成20余种语言，对当时的墨西哥文坛以及拉美文坛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中三种人称、三种时态之间娴熟而富含深意的转换也使得作品有着独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和美学风格。《奥拉》则成为了富恩特斯最畅销的作品，这部作品只有短短几十页，然而在富恩特斯个人文学创作生涯及拉美文学史上却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地位举足轻重，极富阐释魅力。著名的富恩特斯研究学者胡里奥·奥尔特加（Julio Ortega）评价说：“这样的情况是不多见的，一位叙事作家能够在同一年里出版两部完美的叙事作品，两部大师级的作品：1962年出版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和《奥拉》，直到今日还在被阅读，就好像是出版于现下一般。”这两部作品同一年出现也并非全无缘由，富恩特斯自己曾言，《奥拉》是一部关于死之生的作品，而《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则是一部关于生之死的作品。两部作品中第二人称“你”的视角既是一种自己的也是一种他人的视角，让人们能够轻易地穿梭在不同的时间中，甚至是穿越死亡……这一年是富恩特斯非常活跃的一年，他认识了聂鲁达、何塞·多洛索、马里奥·贝内内蒂等众多作家并与他们建立了长久的文学情谊。“或许这是我生命中最全盛的一年，那时我爱的、写的、奋斗的更好……”，这一年，富恩特斯34岁。
很显然，大器晚成这样的词绝对不属于富恩特斯，相反，他是少年得志、早早成名的典范。这就如同一把双刃剑，永远地在富恩特斯写作生涯中画下了一条分界线，因为顶峰总是意味着无法超越。对此，富恩特斯自己显然并不认同，他在意的只是写作本身。对他而言，在美洲这片大陆上，写作是一种急迫的任务，不是消遣，不是用来打发闲暇的时光，而是深入地介入这片土地的现在和过去、历史和未来的表达。也正是如此，他对每一位因为书写而让美洲的现实更加丰富的作家，不论是前辈、同辈还是晚辈都给予了敬意和力所能及的慷慨。
1955年，当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出版之时，富恩特斯是最先对作品的出版给予祝贺以及高度评价的人之一。1966年，当他读完《百年孤独》的前八十页，便立即写了报道宣告一部大师级作品的诞生。及至来年，作品正式出版，他更是迫不及待地写信给科塔萨尔，分享他的激动和欣喜。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不认为有哪一个作家如此关注后辈，也没有哪一个作家这么慷慨地对待他们”。对富恩特斯而言，别人的每一部伟大的小说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胜利，更是一种缓解：免除了他来书写的责任，让他能够更投入到自己的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