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日》读后感精选
《会见日》是一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著作，384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2020-12，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会见日》读后感(一)：《会见日》
曹军庆老师的每一本书我都会认真阅读，甚至逐字逐字地读。故事常常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想象与虚构精彩绝伦，语言幽默犀利，简短的表述意味深长。读着不会走神。对《会见日》这本书期待了很久，第一时间买下来读，果然又是一部很好看的书。20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不同主题不同风格不同形态，表现毒品那个特定圈子的不同截面。发人深思的结局或始料未及的反转，带来很好的阅读体验。
《会见日》读后感(二)：《会见日》“会见”失落的灵魂
《会见日》“会见”失落的灵魂
作者：严辉文
著名作家曹军庆的小说集《会见日》，收录了20余篇戒毒故事。通读这部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给人的印象，倒不怎么具备曹式“先锋”气象，更像是走纯粹的现实主义路线。
与小说集同题的中篇小说《会见日》，与其说是一部中篇小说，不如说是三个独立短篇小说的组合体。组合三个短篇显然是基于主题的一致性：戒毒。而作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通过“会见日”这个文眼，将故事情节基本无关联的三个独立短篇《新生》、《假发套》、《吹牛者》，巧妙地串联了起来。
《新生》中，中年夫妇简方明、关秀英于会见日到戒毒所，申请会见在那里戒毒的儿子简度。他们来自城郊地区，大概是拜开发和拆迁之赐，已不用耕作而过上了暂时相对富足的日子。或者正因如此，那里的年轻一代又不幸地被毒贩盯上了。简度吸毒后，迅速结束了短暂的离婚，并被送进了戒毒所。会见日，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畸形的热闹时间，爱与恨、痛苦与欢欣、失落与拯救，充盈其间。老实巴交农民出身的夫妇俩，骑着摩托车，赶到戒毒所，破例见识了形形色色又同样辛酸劳累的吸毒者亲属或朋友。
《假发套》的主角，无疑是戒毒所老干警霍立志。他帮教的对象是一位19岁的吸毒男孩秦继伟。小秦的父亲曾是乡村能人，母亲是乡村教师，在乡村小日子过的红红火火。然而这一切，很快随着他父亲吸毒的烟雾，一起消散，不复重来。
《吹牛者》写了一个“戒毒明星”的传奇故事。那个叫安尔恕的年轻人，出了戒毒所仅仅一年零一个月，又因为在公开场合悍然吸毒而“二进宫”。
如果有人认为，曹军庆的新小说集，仅仅是题材较新颖，以充分占有特殊题材取胜的话，那么这种理解显然是太表面化了。吸毒戒毒题材，其实殊不好拿捏。还是以前述中篇小说为例，我甚至疑心处理成三个独立短篇的形式，除了艺术创新的考量，更是出于题材处理的需要。
毫无悬念地，曹军庆再一次将笔触探进了人性的深层，对复杂幽邃的人性机理，进行了深刻独特的解剖，试图“会见”那一颗颗失落的灵魂。
《新生》里面那对其实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中年夫妇，对吸毒的儿子简度，远没有停留在又爱又恨的浅层次，他们内心是极度痛苦的，是极其无助和悲凉的。一方面，固然难舍亲情，想尽力挽救和慰籍儿子，另一方面，他们哪怕嘴上不肯说出来，内心里已经认同“吸毒的人已经是活着的死人”，基本无救了。于是中年夫妇对于冒着生命危险高龄生二胎，内心里不只是极度矛盾，甚至是莫名恐惧的。夫妇俩对未来既充满希望又充满愧疚。这实在是人性的无奈之处。还好，小说总是能给绝境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到了小说结尾，中年夫妇于会见日当天平安生下了第二胎。
人性也是脆弱的。《假发套》中那个19岁的戒毒孩子秦继伟，初看起来是无可救药麻木不仁的小“硬汉”，他不断折磨自己的身体，吞书，吞牙刷，直至吞一地坚硬的物品，其实真实目的是弄成重伤，住进医院。自我戕害无果之后，他向帮教他的干警霍立志敞开了心扉。原来父母离异后，他的母亲怕他重蹈父亲吸毒的覆辙，要他起誓“若吸毒，让妈妈罗小凤不得好死，得上绝症”。可怜这个毒誓也未能吓退毒魔。小秦进入戒毒所后，许多个会见日过去了，母亲仍是杳如黄鹤。这在小秦心里形成了解不开的疙瘩，他希望通过自残重伤住院，都是为了见到母亲。为了解开这个结，霍立志直奔广州，见到了已南下打工的罗小凤——她真的得了绝症，因为化疗剃光了头发。而她之所以会见日从不露面，真正的原因是怕儿子亲眼看到了“誓言诅咒”。悲夫，人性又是多么的脆弱啊。
相对而言，我认为更能引发人性思考的是《吹牛者》。不用说，追求“二进宫”的吸毒者安尔恕，很容易让人想起曹军庆著名小说《向影子射击》中，那位可怜的奶妈。实在是越真实越荒诞。奶妈希望重回东湖那个神秘富豪的小院，重操旧业，安尔恕也希望重回戒毒所，寻觅“人生的辉煌”。为什么呢？吹牛者安尔恕并非全是吹牛，他在戒毒所曾因一次表演式的演讲，俨然成了戒毒明星，进而成了享有一定特权，介于警察和学员之间第三种人，警察倚重于他，其他学员敬畏于他。他手下还有一批甘愿为他效命的喽啰，他有权对其他学员予取予夺。殊不料，这样风光的日子随着他“表现优秀”从戒毒所出来，全部烟销云散了。所有的“红利”都不可能重来，哪怕染上了话瘾的他，仍像演讲一样操持官腔，但已经没有听众了，连唯一的毒友，也对他表示不解。
安尔恕知道，要回到从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最后，他选择了以更恶劣的方式以身试法，实现了他“二进宫”的宿愿。
这部小说集收录的全是戒毒题材小说，可谓精彩纷呈。本文只能“剧透”——这是一位严肃的小说家，两年多时间深入某家戒毒所采访，潜心写作的“疗救之作”。作家曹军庆说，他只想记住那些面孔。笔者以为，这是一部失落与拯救之书，已然成就他写作的又一座高峰。
《会见日》读后感(三)：文学之光应该为弱者带来安慰
文学之光应该为弱者带来安慰
曹军庆
《会见日》的写作源于一次私人会面。有朋友讲，他退休后将致力于戒毒公益事业，一个人吸毒，很可能意味着全家返贫。朋友说出了吸毒的危害，事实上仅仅只说出了某一方面的危害，还有更多危害，比如对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伤害，比如恐惧、记忆错失和难以复原的后遗症，这些危害朋友还没来得及细谈，但光这一句话已经令我震撼。
哪些人是吸毒者和戒毒者，在他们的面孔上并没有明确标记，不能从人群中一眼辨认出来，但我们肯定听到过这些词语，却又距离遥远。这些词语所包含的意义，以及它背后所牵涉到的人群和事件，似乎一直是我们生活之外的事情，是屏幕上面偶尔出现的新闻，是影视剧中偶尔演绎的神奇故事，因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像是一种非真实。我们刻意回避这些称呼这些事实这些词语，就像我们曾经刻意回避精神病人和艾滋病患者一样，对那些闻之色变的不好的事物，我们尽量选择不去正视，忽略与遮蔽，将之屏蔽在视野之外，仿佛只要没有亲眼看到，这些事情就可以假装并不存在。不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别人的事情，如同某种灾祸，能够躲避就已经足够幸运。我理解这样一种心态，在很多时候我也是这样一种得过且过的旁观者心态，这样一种独善其身自我防护的心态，就我的写作姿态而言，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绕道而行或保持沉默。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想象过这个领域，想象过这类事件在文学上是否具有必要的叙事空间，他们是如何堕落跌入悬崖的，他们又将如何回归自我，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而这样的想象缺少事实根基，因而往往会坠入黑暗。
但是这一次，我有了到戒毒所体验生活的机会，与那些传说中的人物面对面相见，我真切地了解到那么多他们的故事，我在书的后记中写道，“我只想记住那些面孔。”这次采访，我能够进入到戒毒者群体内部，还有帮助他们戒毒的那些人，我们的公安干警，那些无畏的帮助者，他们以非凡的勇气付出了艰苦和值得尊敬的努力，我进入到这些人的内部，同时也希望能进入到人性和精神的内部中去。这是一次探险，一次文学探险，也是一次精神探险，写作变得不重要，只是那时候我一部分的记录和思考，更多的东西其实无法被记录，也无法被书写。我想，我在和他们同时经受痛苦，经受磨难，经受悔恨，我跟他们一起，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期待新生。
每个月十五号是戒毒所会见日，我在这一天感受到了悲伤的气氛，更感受到某种欢快和希望的气氛，他们与家人相见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也感染着我，我看到很多人带着书籍送给戒毒者。我因此深感安慰，想到他们在阅读，并且我打听到他们喜欢阅读，戒毒所里还有一所规模不算大的图书馆，一间阅览室。图书馆在我心目中是很珍贵的意象，比如海边图书馆，沙漠图书馆，而这里则是戒毒所图书馆，怎么看都是一个隐喻，有一种精神的和向上拉升的力量。我从这些源源不断从会见日送进来的书籍中看到了希望，发生在这一天的事情令我激动，这本书因此以“会见日”为书名，并且也将从这一天开始写起。当我决定以此作书名写一本书，并且兴冲冲打电话告诉编辑朋友的时候，我还一个字也没写，也不知道会写下什么，可是我必须写成这本书，这是我当时的信念。我采访了大量的戒毒者，倾听他们讲述，我想每个戒毒者及其身上发生的故事，都是一个入口，一旦进入我们会看到一个复杂的世界，而他们的讲述我相信并不是全部。
有一个前提是，我信任采访中听到的所有讲述，但另一个事实是，所有的讲述都经过了筛选和过滤，有一些东西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剪裁掉了，那些枝蔓，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毫不起眼的影子一样的附着物，我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东西游离在我们的谈话之外。对我而言，所谓游离于谈话之外的东西也有可能是幻觉，那些粉尘一样的浮游物并不一定真实存在，即使真实存在，如果没有光线照射，也不会被看见，但是这种感觉为我的想象提供了另一层空间，和一把如影随形的钥匙。
我进一步想到，想象或许就是光线，能够照射出隐匿着的浮游物的原形。不需要语言，我只需要进入，进入到内部，也需要打开，打开那些无法进入的部分。那是一些困难的交谈，也是我想要的交谈，我在那些交谈的基础上想象，交谈是我想象的土壤，即使我们还在交谈的时候，我已经在那些土壤中播下了种子。种子发芽是后来的事情，我的写作实际上只是我们交谈的延伸，我所提供的故事，是他们的讲述也是我的转述，故事是从交谈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所以这是一部小说集，一部虚构出来的文本。我虚构的目的在于，我不想停留在戒毒者的每一个个体那里，即我的写作不应该在戒毒者那里结束，而应该从戒毒者那里开始。我试图讲述戒毒者背后，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发现当然更不会讲述的东西。我对真实的渴望，超出了我的直觉，真实是更宽阔更应该被抵达的现实世界，抵达现实虽然困难重重，却又是文学的必由之路。
我在讲述戒毒者的时候，还在试图讲述其他人。或许那些其他人也正是我们自己。明天将发生什么，将会降临什么，并不由我们自己决定，诸事很难预料，也不可预测。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有失败者，失败在很多时候或许还是生活的应有之义，那些被生活击败的人，那些被命运击败的人，还有那些被自己击败的人，还有那些弱者，那些被抛到生活之外的弱者，他们的身影是否应该被看到，他们的声音是否应该被听到，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文学应该承担的事情吗？失足与痛苦，忏悔与原谅，罪与罚，爱与哀，求救与自救，赎罪与宽恕，文学之光理应为这些人带来安慰，从失去希望的地方寻找希望。
这的确是文学之要义，但又不能囊括文学所有的奥秘，文学还有另外让人迷惑让人沉醉的地方，即叙事本身，类似于解锁、解谜，提供密码，或者相反。这也正是叙事的魅力所在，比如那些故事脉络，在我的叙事中，有时故事本身会自动繁殖、自我生长，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我的叙事居然能摆脱我自己的掌控，在一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下，随意向前发展。我又总是默认纵容这种状态，于是，结果和起因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因此故事有时候会停留在故事上面，有时候却又仅仅停留在讲述上面。讲述能成为全部吗，显然不能，既然有讲述，就应该有倾听。所有的故事都是被讲述出来的，被转述出来的，或是被自述出来的，那么，这本讲述之书现在可能更需要被倾听。
《会见日》读后感(四)：曹军庆：我只想记住那些面孔
我只想记住那些面孔
□ 曹军庆
写作于我，最好能是一件永远无法完成并且永远都在进行着的事情。那样的话，意味着我始终在书写当中并且始终和我的书写对象在一起。那是一种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妙时刻，人生难得有这种时刻。在我的思想和感官里面有我的文字，而在我的文字里面也有我的思想我的感官。当然还会有各种情绪，各种体验。我们水乳交融彼此相依，这种时候，无论语言图景还是人物，我几乎还能保持最初的真实。但是书写总有结束之时，手中的书稿也终将交出。每次交出书稿都是真正的远离，我将和我的作品分开。一旦完成写作，我所交出的书稿将不会是存留之书，很可能只是一部“消失之书”。事实通常都是这样：所有的“消失之书”都不会突然消失，而是会像流沙般毫无察觉地慢慢消失掉。
这世上曾经有过多少本消失之书啊，以及遗忘之书，估计难以计数。即便现在，已经出现了或者还将继续出现多少本消失之书啊，仍然难以计数。流沙，全是流沙而已。但这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短暂的书写恐惧所能抹掉的记忆。
我将记住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那些面孔，当我这样想，我并没有把握真能记住他们，甚至好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曾经朝夕相处，“我”中有他们，“他们”中有我。我紧握着他们的手已从我手中滑落。他们的面孔也会沉没，如同沉船，如同坠机，如同地陷时突然被埋于地底的植物昆虫或房屋基座。所谓像流沙般消失，很可能最先消失的就是那些面孔。我说过，我父亲的衰老“是从他的眼睛开始的”，那么这本书的消失则肯定是从那些面孔开始的。但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他逝于2017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虽然我非常希望他能看到我这本书面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在一所强制戒毒所待了几个月，陆陆续续进出差不多有一到两年时间。我采访了大量戒毒学员公安干警和学员家属。那段时间我才明白，其实就在我们生活中间，或许就在我们身边，还隐藏着另外的生活。我们称之为邪恶的生活。我们不能因为没看见，就当他们不存在。就像光线在黑暗中蛰伏，或者就像黑暗在光线中绽放。时间的锈水会把很多东西洗旧，洗白。生活只是一张底片，犹如窥视之镜。就像被焚烧过，留下火焰的痕迹。胶质的视觉感受覆盖着灰烬，黑白错置。不知道哪些线条来自现实，哪些来自梦境或另一个世界。没有什么顿悟，没有启示，更没有什么神迹。通天大道正是跟陷阱和深渊连在一起。走上什么道路或者得到什么结果，可能只是极其偶然的幸运。我长时间和他们交谈，交谈的时候我经常走神。他们的语气和神态能带给我更多东西，我当然不是指道德忏悔或救赎意义上的东西。不是这些，事实上他们在为我建立另外的叙事逻辑。他们每个人关于自我的讲述都是一场宏大叙事。个人叙事也有宏大的一面，它们在很多时候如出一辙。我相信适度的谎言跟编造比真实更重要，对他们是这样，对我同样如此。但是我对所谓谎言的甄别也未必可靠，我性格中有些多疑，多疑有时候会影响到我的直觉。因此你可以想象一下我采访时的情景，一个多疑者在和戒毒者（即曾经的吸毒者）交谈：我们共同讲述某些真相、虚构某些谎言或者猜疑某些破绽。
交谈者保持着默契的共谋关系，或许我们都是在照搬生活。但是我终究还是要写出这本书。这时候，我唯一能做的是牢牢盯住讲述者的面孔。我以为无论他说什么不说什么，他的面孔不会欺骗我。有个故事这样说，最初的照相术可以把人的魂魄摄入照片，并保存在底片里面。这个故事在很久之前就令我迷惑，它让我对写作曾经抱持着永难抵达目标的好奇和期待。写作也许在此意义上与最早的照相术确实存有相似之处。面孔或许才是打捞灵魂的入口，文字和影像都能恰如其分地由此进入或镶嵌。去分解一张面孔，就像打开一只盒子，打开钟表或某个头盖骨。
所以我采访每一个人，写出每一个故事之后，都要尽可能地保存一张这个人的底片。我不能带相机，也不能带手机，我只能以我的观察为他们留下底片。并且我需要像最古老的照相术那样，把他们的灵魂放在底片里面。这是一种很笨拙的方法，它使得我的采访现场有时候就像是一场极其紧张的哑剧。我就像猜谜一样，必须跑到对话之外去寻找某些并不存在的应有之义。我需要延展某些东西，砍掉某些东西或者补齐某些东西。
如此说来，我还在采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写作。这本书的完成时间是在2019年12月24日，刚好是平安夜。次日我发了条微信朋友圈，我说全书在平安夜完工只是个巧合。我还说，在我的写作生涯里，这本书是旁逸斜出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此书不在我有预谋的写作计划之列。之前我一直想写一本东湖故事集，会见日的故事是自己横插进来的。
我在这本书里共写了20个故事，20个故事都与毒品有关。涉毒故事，戒毒所故事。我尽量让每个故事都有完整性，有很好的独立的完成度。放在一起又能构成一个系列，一个迥别于外部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有些故事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生长性，相同的人物在不同的故事里出现。故事因此自动增殖。而会见日不是唯一可用的书名，戒毒所故事集也可作备用书名。会见日是戒毒所的法定日子，每月15号，戒毒者家人或朋友可以前来探视他们。像是盛大的节日，又像是乡下集市里赶场的日子。我在这个日子见到很多人。许多戒毒者之外的故事，都是从会见日这天溢出来的。太多互动。太多的登场和退出。我发现，这个日子就像我正在写作的这本书的一个开关，一个按钮。舞台的幕布。巨大的洞穴，在黑夜里的洞穴岩壁上，落满乌云一样黑压压的蝙蝠。这个日子我有时候会躲到外面去，我需要退让。我闭上眼睛也能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些稀疏的背影。我听到杂沓的脚步声，没有面孔没有身躯的脚步声。那些面孔在火焰中破碎、融化。我把那些面孔想象成我正在书写的文字，而把那些破布一样没有温度正在冰冷焚烧的火焰想象成时间。时间之刃即是冰焰，与流沙别无二致。
交出书稿，拿到校样了。我再次回望那些文字，企图从中找寻我所书写过的面孔和故事。但这是徒劳的，就像从水中捞出人脸那样徒劳。书页中只有痉挛的文字和五官，水纹往四处扩散。眼镜架在鼻梁上，更多人没戴眼镜。没戴眼镜的面孔和戴着眼镜的面孔同样悲怆。嘴唇闭着或者张开。我看不出他们的年龄。年龄和时间可能是本书中不太重要的内容，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让时间变得模糊恰恰是时间本身的原因，是它惯有的伎俩。一切只能无始无终。那些五官在文字的面孔上痉挛，在痉挛之前或之后假装平静。但是我认识他们，我在现实和虚构之中老早就结识了他们。
此时，我仍然想记住他们，重新和他们交谈。我的文字表面布满了陷阱。就像我们脚下隐藏着地缝，谁也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裂开。这几乎就是书写常识，书写因此和现实一样危险，也一样不可信。现实不可能简单地区分为哪是谜面哪是谜底，如同因果永远不会黑白分明，善恶也永远不是非此即彼。当然还有生命跟死亡。谜之为谜正如人之为人，既是宗教哲学也是文学永难解开的谜团。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写下他们，写下一些生者和死者。罪人和非罪之人。他们在书中现在只是一些文字，一些符号。他们不再是面孔。为了描述他们，我有时候必须借用巴尔扎克式的记录方式。有时候我又将现实想象成一场浩大的诉讼，如同没有围墙的法庭。在庭审之时，我努力于众声喧哗中记下各种证言以及各种辩词。那些声音像水中的潜流相互冲撞。我也被冲撞，我的文字里像伤口那样裂着溃口，我看到时代的身影从那些文字的溃口里逃逸而出。逃逸和溢出，像洪水时越过栏网的鱼群。文字太不可靠，它里面的网洞和暗门比比皆是。我从来只相信文字变成文字之前的那种东西，正像我从来不相信历史，只相信史前史一样。
那么这些故事又有几分可靠？他们依附于我所写下的文字。我其实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说过，我的写作在采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采访时的状态也是我写作时的状态，我让现实和虚构混在一起。它们自有法则。书中也提到过，戒毒所坐落于城市郊区，对面是监狱，旁边是殡仪馆。我并非要强调戒毒所的地理隐喻意义，只不过碰巧就在那个地方。戒毒所内部的楼房有长长的内走廊，就像医院和学校那样的走廊。有沉重的铁门。我选择在阅览室里和戒毒者交谈。阅览室里摆满了书籍，那些摆放在书架上的书籍也曾倾听过我们的谈话，我为此感到心安。这可能是另一重隐喻，书籍的隐喻比地理意义上的隐喻更和谐体贴。文字和书页是见证我们交谈的地方，也是我们将要抵达的地方。文学经常讲述失败者和误入歧途者的故事，被命运击倒在地的人的故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可以归于此类。文学也经常讲述哭泣、悲诉、哀怨、背叛、忏悔和求救的故事。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应归于此类。海明威说很多人被打倒，并没有被打败，他提供的书写伦理也有隐喻意义。这样的隐喻意义不是我要在文末强加一条“尾巴”，而是生命本身的韧性和力量。
写完这本书没过几天，就进入到了2020年。新冠肺炎——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大暴发，在新年开端与这个世界迎面相撞。世界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此事一并记之。
（短篇小说集《会见日》即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