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球读后感精选
《月球》是一本由郭爽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3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月球》读后感(一)：不知道《离萧红八百米》里的三个人，有没有去那个墓园里逛逛，有没有发现这点差异。如果发现了，不知道会不会对各自现实里的境遇多体会到一点不同的况味。
跟这本书的缘分，说来也奇妙，因为看到《离萧红八百米》的那个短篇标题，就无论如何想看看，到底是写了些什么。
我很喜欢萧红，在哈尔滨呼兰区的萧红故居，在广州银河烈士革命公墓的墓园，都抱着或许会有特别的感受的期待专程去过。
故居自不用说，改成了旅游景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游客而重建的，保留的原有的风貌大概并不多，只能跟着介绍，想象萧红在这里度过了怎样的一段人生。特别的感受，也有，去的时候是10月末，初冬，冬天的呼兰河的气质已经能感受到个五六分，猜测萧红的性格乃至文字的气质，大概都与这地方的风貌有所关联。
在广州的墓园，倒是确确实实有了非常独特的感受。那是个烈士革命公墓，墓园很大，一多半儿是官员，副国级不少见，省部级大把，再就是高知，大学教授居多，艺术家也有一些，搞文学的极少，少到几乎逛遍了整个墓园，印象中也只看到一个萧红。
然而墓前的景象，却又是完全不同了，多数墓碑前，要么空空，要么是腐烂已久的祭拜时留下的食物，一百个里也没有一个有一束花。逛到萧红的墓碑前，被摆满的鲜花吓到，各式各样的花，大约有五六束，把墓碑前挤得满满当当的。
生前的高官们死后大约只有儿女会祭拜，或者连儿女也疏于祭拜，反而只有一个作家，时隔百年，还是日日有人来祭拜，墓碑前的鲜花从不曾断。
与那些高官们相比，萧红生前的境遇，自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死后，却又戏剧性地反了过来。
这样生前与死后的反差，想来，也真是讽刺。人类社会的荒唐，在此可见一斑。
不知道《离萧红八百米》里的三个人，有没有去那个墓园里逛逛，有没有发现这点差异。如果发现了，不知道会不会对各自现实里的境遇多体会到一点不同的况味。
“去年的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时节，而今，生活的苦涩，正如青杏的滋味。”
萧红写下的句子，诗一般，真美。
再过一百年，大概也还是会源源不断地吸引着那时候的人吧，毕竟，用文字构筑的美，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月球》读后感(二)：看着人类是件多令人无力的事。
看完这本书我又打开google earth，透过屏幕看这颗印在深邃宇宙里的蓝色星球。瞬间降落六万公里可以轻易从茫茫一片中找到自己短暂居住过的公寓楼。
即使将这颗星球握在掌心，可以瞬间去到任何地方，人类仍然执着着找寻自己存在过的地方，看着最熟悉的痕迹。
魏是昀打开电子地图找寻花盆下正对着电脑的自己时在想什么？
悲凉随着粘稠的血液在我体内流动，秋末黄昏将至时刻看这本书令我陷入长久的寂寥中。
这种沉重感来得轻缓，仿佛生活的雾笼在我身体的每一面，水汽沾染的地方都在时间推移中逐渐生锈，锈到抬不起腿伸不起胳膊，连叹气都卡壳。
书里一共六个故事，情侣、父女、母子、朋友，广州、俄罗斯、月球、贵州、日本、香港。
我不该这么快地由一个故事跳入下一个故事，从一处地方到另一处地方，文本里极强的现代感和现实感会让人眩晕。毕竟看着人类是件多令人无力的事。
一个个的人都成了电子地图上的黑点，拉到万里高空就可以假装视而不见，但当比例尺拉小，把他们全都放在眼前，像是一个展览，不得不看。主角都放在正中央的位置，配角放边上，连配角都算不上的都堆在角落里了。想到西南小镇上那个被杀害的女孩被冰冷的解剖刀剖开三次却依然没有个清晰的结果，还要被我堆在这展览的角落里，心里涌起说不上来的愧疚。
论故事架构第一篇《离萧红八百米》一定是最佳。归宁小镇的一起溺亡案和其引发的另一起死亡刻在了两个记者的心里，而其中又有情感纠葛，萧红穿越时空用《生死场》为他们织一张柔韧的网，盛住所有心碎。
论情感我觉得最动人的是《月球》。一位母亲照顾着因慢性病休学的儿子，她的丈夫早已出轨离他们而去。母亲在儿子的安抚下奔向游戏中的月球基地。仓鼠、猩猩、月球带来新的世界。
但我最喜欢的是《换日线》。或许是因为《换日线》摊开来讲述了两个女孩子的故事，盈盈看上去就是我本身。盈盈和令曦真的像很多女孩的缩影，或许所有女孩都有和密友讨论事业、爱情、人生的时刻。讨论“你的问题是性别还是理想？”
这两个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取向不同的女孩逃离、摆脱一切，很多次穿过换日线，逆着时间跑向了可能的远方，她们扯崩了系在两人之间隐形的线，又假装若无其事地系起来，因为属于女性之间的羁绊，那些同样心情的时刻是永远无法磨灭的，她们的身上储存着对方的碎片。盈盈和令曦在情感上、工作上受挫内心空洞时可以互相补救，但当她们所受的伤害来自于对方时，洞会一直存在，亲密的人之间留有余地。
在这些故事背后有很多情感的崩溃和绝望，而故事呈现的只是崩溃之后难以自处的尴尬与不安，魏是昀的纠结抉择、女儿的生气烦躁、刘丽丽的不安，盈盈和令曦的平静。他们外面看起来仍是完好的人，但内里早已破碎不堪，只能寻求自我疗愈、自我和解。在混乱之中重塑，跨越边界去寻找新自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没有外力的帮助，这些崩溃的伤口也会自己愈合。
电子地图上的魏是昀不再坐在窗前打字，而是和琳琳肩并肩地走在路上，成为宇宙里渺小的两个黑色圆斑。
最远的时候距离萧红80年，最近的时候距离萧红800米。
无数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月球》读后感(三)：读书｜她用六个故事，讲述了你一生的“关系”。
最初被《月球》的颜（封）值（面）吸引，没想到读下来，甚是喜欢，它让我焦虑不安而又清冷地看见了自己以及大多数人处在某种关系下的境遇。
《月球》是一本小说集，由六个小说组成，是作者郭爽在不同时间写下的，虽然形成于“片段”，但组合起来，好似一部人生关系的总和。
书里的每一个小说，都通过不同的故事，在探讨着我们人生里的某些特定关系，同事间的关系、父女间的关系、母子间的关系、朋友间的关系、同伴间的关系、父子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处于这些关系其中，是如何“潜移默化”关系所带来的自我角色认定的，它支撑而同时又束缚着我们。
其中有两个故事，特别喜欢。
《离萧红八百米》的故事，让我看见灰扑扑的世界里，有着浓烈的阳光之感。也总觉得自己曾经住过男主那样糟糕的房子，当房子外，总有光进来，我觉得那是我所期望的美好城市之梦一般。
故事讲述了，因为一件杀人案，作为文字和摄影记者，去到现场，最后却不了了之。文字记者过不了这坎，终究把自己搞得疲惫，摄影记者算是放过了自己，因为总有一些事，不是完全能按照你的想法，去运转。即使，我们想彻底帮助那个我们认为该帮助的被害者。
两人作为同事关系，面对同一件事，也拥有着某种类似的价值观，但，终究走了不同的路，而这种同事间的利益关系，又牵扯着他们。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怀揣着大大的梦想，可终在世界里，丢掉了年轻气盛的凛冽。其实，年轻的梦想或许，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可我们怎么活下去，用书里的一句话说：梅芬要缝好她自己。这谈不上选择或决定，而是活下去的必须。
之后又是一头扎进《换日线》里，两个女生，对于生命，工作，价值的探讨。当然不是那些过于直白的方式讨论，而是，作者巧妙的把这些“问题”融进了生活里，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女生不停变换城市，不停变换某种关系，也不停在不同工作以及人的关系里尝试，去寻找答案。
她两之间的"闺蜜"关系，成为贯穿小说的始终，你能看见闺蜜对你的参照，也或许是影响，或者某种经验。一切并非我们以为的那种，纸醉金迷的高端的展示，而是一种，近乎安静的，单纯的，理性而又温柔的探索。
有一段发自灵魂的拷问，也让我在其中收获。“如果做一件事，持续做一件事，不断在这领域深入，越来越专业，并不能带给你更好地面对和处理世界的办法，那这种思路本身是不是有错误的？”
而无论讲述那个故事，似乎里面都有一个生病之人，不知道这本身是否和作者自身的经历有关，但她在《月球》中那句话，给了我某种对抗生病无奈的力量感。“健康的人总是把身体的忠实视作当然，直到身体背叛了自己，才愤怒、沮丧、崩溃。这几乎像婚姻。”
六个小说，都有着主要的一个"关系"呈现，但也讲述着人生的其他关系，当代人都害怕太过复杂的关系，情愿一人宅着。我之前也是，可突然有一天，看见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分享，他说，关系的对立面是自恋，一个自恋度越高的人，越怕进入关系，而关系并非某种维系，它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维度。
《月球》读后感(四)：心的终端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自在的了。每个人都可以去自己的月球，只要你开始想象它。2017年夏天，《拱猪》在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得了首奖。50万新台币的奖金不算少，得了这个奖，不管算不算出道了、入行了，至少会让人觉得，暂时饿不死了。那时，我从报社辞职一年，待在家里写作。我曾是个好记者，也是个好编辑，这我知道，但能不能写出小说来，我并不确定。人生大部分时候需要瞻前顾后，但某些最重要的时刻，我总是孤注一掷。我感激周围的朋友，他们关心我，劝我别走这条路。我的朋友们多半是同事、同行，他们跟我一样，见多了各行各业的名人，也看惯了名利场的凉薄，况且作家这行实在薄利。写小说赚不了什么钱，或者说，跟同等强度的脑力劳动相比，太不划算，还容易伤身伤己。所以，得这个奖，拿到这笔奖金，朋友们比我还开心，跟写作没有止境的投入和不可预估的产出相比，这笔钱有明确的数目，等我花光了，自然不会再对写作执迷不悔。他们也用倒推法：我既然没有网恋被骗，也没投资网络信贷，就算花光奖金最后重头再来，在整个人口基数中，财务损失也只能算中间水平，活这么大了，总要栽点跟头吧。老朋友们是可爱的。
《拱猪》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好运气。此前，我以《格林童话》为线索去德国田野调查后完成的书稿四处碰壁，无法出版。那段日子很难，但大脑似乎有种自我保护机制，太过痛苦的记忆会被自动删除，让我更多地记住了这本后来叫作《我愿意学习发抖》的书的馈赠，以及旅途和写作中的奇迹与甘美。这段经历多少给日后的我打下预防针，得与失，褒奖或批评，都不会太在意。《拱猪》得奖后，手头两部书稿都签了出去，慢慢也有了约稿和发表的机会，似乎，我可以写作养活自己了，但这并不能让最开始的问题得到解答，那就是：到底为什么写小说？
记忆里，我第一次从小说中得到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乐趣，是阅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那之前，我从家中书架上抽出《罪与罚》《红字》，但只能囫囵吞枣，直至遇见那个叫哈克贝利·费恩的男孩，跟他一起离开家，乘木筏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从此书页上印刷的每一个字活动起来，每一次翻开书开始阅读，头脑中的神秘电流就被激活，带我奔赴广袤无垠的幻想之国。全情投入的阅读如此快乐，乘载最杰出的头脑编织出的想象力之翅，可上天入地，遨游寰宇。握住一本书，就是紧紧抓住那巨大翅膀上的羽毛。跟语文课堂上全班几十人齐声诵读名篇不同，阅读小说，是独自一人的冒险，惊心动魄或黯然神伤，风声在耳边响起，而永远不会担心从羽翅上跌落。
这就是完美的游戏吧。作者肩负创造的责任，怀着雄心，要让与之缔结阅读契约的读者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慢慢成为一个忠实的读者，要用手中的长矛捍卫想象的风车。而伟大小说里永动机一般的故事驱动力、如雄狮如大海般的力量与情感，总能赶走角落里的阴霾。每个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吧，专注于蚂蚁的长队，泥巴的堡垒，或者用镜子在墙面反射出圆形跳跃的光斑……恍然抬头，树叶纹丝不动，空气里的灰尘仍在光柱中旋转，时间滴答，孩子触摸到存在深处的经纬。现实世界的引力仍在，但游戏让人脱离，让人可以灵魂作舟楫，在时空的湖面荡出一笔。
很多年后，当我试着写第一篇小说时，脑海里就是镜子在墙面反射出的圆形光斑。准确地说，是手表表面、文具盒盖子、钢笔金属笔帽……小学生们从书包、课桌抽屉里翻找出武器，经由太阳助攻，让光在墙面涂鸦般折射跃动，欢天喜地。手表不再只是时间的刻度仪，正如小学生也不再只是点名簿里的一个个名字，在光的游戏里，首要的是想象力，其次是行动，最后要一颗敏感的心。但无论如何，是对静止画面的不满足。
第一篇写出来的小说叫《把戏》，接着是《拱猪》《鲍时进》，后来这些小说收到《正午时踏进光焰》里，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那是2018年，辞职两年后，不用再朝九晚五上班，但我的生活却比之前更节制了。每天打开电脑，敲打键盘，日复一日。这背后除了对写作的信念和热情之外别无他物，但我知道，那是跟时间赛跑般的写作，知道它惘惘的威胁，不肯认输。父亲在我辞职那年突然病倒，我开始频繁地回老家，经常是清早出门在医院耗一上午，下午回家写作。偶尔我会想，如果当时没有执意辞职写作，我既不能回家照顾父亲，也不会把时间封存进小说里。这四年会像之前的若干年一样流逝。毕竟谁会知道，从父亲第一次发病到去世，上帝只给了四年时间。
2018年小说集出版后，父亲身体好了些，2019年夏天，我们一家去外省旅游。当火车一点点把熟悉的家甩在身后，而家人围在一张小小的餐桌前吃着各自的泡面时，我再次感到了脱离的自由。跟以往是独自游离不同，现在我长成一个可以带着父母出行的人了。时间是等量的，我大了，父母自然老了，但人生终究不是单机游戏，入场离场，组队的人不同，每一次开局都可期待别开生面。
在海边，家人们走着走着就各看各的风景，明朝修筑的石头卫城，木麻黄树掩映下的沙滩，或者胡乱搭建的土地财神庙。我以为我们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直至整理照片，才发现彼此互为背景，看似走远，但仍回转身耐心等待。
海滩之旅结束，我很快写出《月球》，接着是《消失的巨人》《离萧红八百米》。2019年11月，父亲再次入院，很快，新冠疫情爆发。内忧外困，我开始写《挪威槭》《换日线》。小说写作的魔力在于，即使在困境中，它仍赋予写作者重建的能力。重建盼望，重建理想，重建美。写小说这一持续的、长久的行为终究改变了我，即使在困难时刻，我仍在敲打键盘，靠写作支撑自己。直到某一刻，月球从心的湖面升起。它沉默自在转动，是庇护所，是心的终端，是界外。
这世界上从没有过哈克贝利·费恩这个人，他由马克·吐温创造而出，永久地活在人心里。没有谁见过黑色方碑，除了在阿瑟·克拉克的小说和库布里克的电影里，但见到它之后，人都觉得，黑色方碑已经存在很久了。很多人声称遭遇过爱，但读过奥斯卡·王尔德、玛格丽特·杜拉斯或者王小波之后，部分人获得了爱的能力。
小说是狂想，是现实之外的澎湃，是不可解释，是一往情深。而当我抬头与月对视，决定要用小说造一艘船，让人可以去月球时，月球从此与我有关。正如海风中拧身等待对方的家人，浩渺时空中，他们是微茫的点，但他们相关。
十七岁时，我考上大学离开家。老家房子里，我的房间四壁写满字、画满画。离家这么多年，房间还是老样子，家人保留了它的原貌，也让我得以审视，从父母家里自己的房间，到伍尔夫所说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走了多久，走了多远，而又是什么让我跟四壁上的文字和图画，跟这个房间里曾经的我紧紧相连。写完《峡谷边》，写完这本书，我知道，这个在写作的我局部完成了自己，可以回到这个房间，邀请年少的我去银河边了。我们握手，她会触摸到我手上，为凿木造船而长出的茧。她会见到小说之船，见到小说里的角色们在甲板上挥手致意，邀请读者们登船启程，去见所未见的月球。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自在的了。每个人都可以去自己的月球，只要你开始想象它。
2021年10月25日海边日出 ©郭爽
《月球》读后感(五)：郭爽《月球》：换日线上的峡谷边，一个巨人消失了
很难总结郭爽的小说风格，既有多年文字训练的简洁、直白和敏锐，亦有生活锤炼后的自省、无解与遗憾。她小说中的人物似乎也总在追寻人的完整、真正的对话以及对他者过去和当下的探寻中自我疗愈并试图达成和解。
虽为记者出身，郭爽在小说集中仅有第一篇《离萧红八百米》直接写了两名记者的故事。她将社会新闻记者日常工作中的去现场、被打、无法发表、转岗、抑郁和落魄生活的境遇融入到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的一场精神恋爱中，让读者略尽生死场中无数个无法完整的人生，有的被戛然而止、有的选择自我了断、还有的沉浸在遍体鳞伤的回忆里无法自拔。与被“利用”的尸体数次从冰柜中拉出、切割、缝合相似的是，梅芬从事这份本该保持冷血的事业，却也被受难者的每个短信、现场的每张照片、过往的每一段记忆拉出、切下一部分，试图自我缝合而不得。她因现场报道被打，脱离岗位后仍被来自现场的记忆追打至抑郁、满身破洞。我们有时会忘记记者也是人，报道里的名字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同类之间的共情与怜悯，现场时的震撼与无助，闪回时的痛苦与自责，在伤害着每一个与之仅有“八百米”的人。
小说集里最畅快的一篇是《换日线》。她通过两个闺蜜不断推翻对世界的看法、人生观的转变以及重新认识彼此的一段经历，将女性对自身、两性和人生的看法毫不掩饰地一一道来。而盈盈和令曦这两位自由且超出男性作家通常可想象出的女性形象：一个无性恋者，一个双性恋者，也以其鲜明的个体意识和丰富的内心与经历驳斥了在某些男性心中女性生来就该被怜悯、引导、拯救的刻板印象，并对一些男性炫耀床事的可笑和将女性分为“可上的”和“不可上”等龌龊想法进行直接嘲讽。从一些暗示可看出，令曦与盈盈有着较大的背景差异，前者也许出身于一个非富即贵阶层，后者是一个小家碧玉。但这并不妨碍二者对彼此的关心与精神共鸣。女性之间的友谊可能远比爱情更复杂、多彩、包容，甚至从一种形态变幻出另一种形态。令曦的两任前男友都说她“不太好”。可身为好友的盈盈在一旁观察、交流、彼此解惑后领悟到，令曦并没有“不太好”，而是在经历痛苦、煎熬、甚至自虐的自我认识过程，剥皮削骨，却也是重生之路。可在令曦的两位前男友看来，和他们分手、不再需要或者崇拜他们，走一条非主流的道路（频繁更换工作、纹身、交女朋友也交男朋友）就是不正常、不好的……一种长久以来文化意识上的自以为是与愚蠢，作者写出来了，轻轻地扇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
但这耳光背后是现实中不寒而栗的指向，对女性的暴力，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随处可见。例如片场中男性工作人员对女演员被绑在轮子上的猥琐议论、女演员“意外”受伤、迈克故意将盈盈身上的伤痕说成遭男友殴打、被买来的越南新娘问盈盈骑摩托车疼不疼、令曦回忆分手之前被虐以及盈盈突然掷出的那句，我想去一个不会让我感觉到自己性别的环境。而令曦一语道破，没有这种理想环境。你的问题是性别，还是理想？
是性别。男性很难感同身受处于长久凝视下的恐惧。那是无声的、胆战心惊的、甚至是下意识便汗毛倒竖进入一级戒备的。不然，试想一下你被坐在汽车后座上酒醉的好友伴侣压到头发，怎么就会不寒而栗以至落荒而逃。这当然可以被指责为“自己吓唬自己”。但这种安全感的失重并非来自牛顿，而是源于身边的真实案件与惨剧。即便是如令曦那般身处更高阶层和光鲜亮丽的行业，也会感叹自己性别的错误。如果身为男人，她能更安全、平等地在这个世界施展拳脚，而她的一切“不太好”的行为可能恰恰是伟人的光环。
讽刺地是，盈盈所憧憬的感觉不到明显性别的环境，是与一个六十岁老年人的爱情。因为它不以性为第一要素。在与列维的关系里她获得了自由，摆脱生理束缚，找到安放灵魂的空间，而她“独特”的生活方式也被给予肯定。何必要人为设置一条“换日线”，规定该怎样生活，寻找何种爱情，什么是成功的人生，哪种又是失败的选择……而盈盈与令曦恰恰是通过一路验证不同人生来拓展边界，在失望与碰壁中寻找新的起点。可作者也指出，无论边界拓展到多么遥远，她们的一部分自我仍遗留在过去的碎片里。从另一角度看，她们已进退维谷，前路渺茫，退路灰暗，也只有在寻找自我、认识自我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哪怕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由此作者也提出一个疑问，如此悲观的认知是否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惯性要求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指向、寄托，或者是意义？以此之名才能将行动合理化、将人生目的化，反之则是失败、愚蠢和不正常。
但就小说而言，主人公令曦与盈盈的一路相伴与相互理解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在二者密集直白的对话中，有时很难分清是谁在发言。因为她们的思想多次趋于一致，如同二人都在替作者说话。小说角色并没有表现出她被赋予的性格经历应有的思想和语言，这是否会成为问题？如果仅仅是，所有角色都是“我”的一部分，只是借用她们来说出“我”的情感与内心，那么故事本身就会有些破碎与凌乱。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两个背景如此悬殊且长时间不在彼此生活中出现的朋友，除了关于友情的记忆，到底靠什么维系她们之间高浓度的情感共鸣和相似的价值观？众所周知，一旦身处环境发生变化，人与人的思维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也许，这与作者提到的“始终专注于一个视角”产生的局限有关。在作者的世界里自洽的事情，于读者的世界里有时会产生疑问。
当然，《换日线》仍是集子里相当不错的小说，其篇幅超过之前任何一篇。如作者这样需要注入大量情绪、元素、能量和事件的写作方法确需要足够的空间才能加以叙述。因此有一点颇为让我困惑—这部小说集的排序。显然自《换日线》之后的小说才渐入佳境，显示出故事的完整性与饱满度，以及作者驾轻就熟的个人风格。但如果是没有耐心的读者（譬如我），阅读前几篇后便可能止步。毕竟短篇小说不似长篇，还有“欲知后事如何”的好奇心可以牵引。特别是当前三篇小说受篇幅所限带有穿插诸多人物未经展开便戛然而止的闪回情节，导致可能出现跳脱主线打断阅读流畅性的问题时，将更完美的作品放置在前面，对未曾接触过该作者作品的新读者来说也许更容易被激发阅读动力。
《消失的巨人》是小说集中最为流畅的一篇。故事亦穿插入不少保姆吴珍珠在女主人公童年记忆里的闪回，但无碍于主线向二者情感的交叉与远离推进。这是一个关于阶层之间是否可以相互融合、理解的故事。无论女主人公在童年时多么将保姆吴珍珠视为心目中的巨人，可以依靠的朋友，可二者出身之间的巨大差异、原生环境根深蒂固的思想烙印以及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不同洗礼与诱惑，都让她们虽亲密，却始终无法跨越认知与价值观上的隐形鸿沟。就像她童年时不理解吴珍珠为什么对与她一样穷苦可怜的偷书男孩下“死手”羞辱对待，成人后更失望于吴把她们一家当作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源，而自己却始终无法走入吴珍珠们的世界，认同其中的逻辑与行为。吴赠送开光佛牌的坦然与女主人公最终无法将钱送给她的羞愧，可视作前者对她们关系的清晰认知（雇主和可以寻求帮助的人）以及后者对二人友谊幻想破灭后的落寞。作者曾说，她在不同小说中都试图描写背景、阶层差异极大的个体在获得短暂友谊回到各自生活后，感情是否可以继续维系的故事。显然在这篇小说中，几十年后她们都各自蜷缩回泾渭分明的生活圈层，每一次交集只会导致进一步的失望与落空。这个并不光明的结尾也是现实的反光镜，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蛛网编织得更加繁复与疏离。
最后一篇小说《峡谷边》彰显作者跨越性别的写作能力，以一个男性视角，写出一段父子版盗梦空间的故事。作者是少见的以女性身份描写男性视角故事毫无违和感的作家之一。故事以父亲逝世后儿子在梦中钻入他年轻时的意识为主线，通过父亲及其同学的人生变故与经历，父子之间的矛盾与疏远，搭建出老一辈人的生活图景以及那个年代小镇青年的压抑与迷茫。作者曾说，希望以小说写出父母一代人的故事。他们也年轻过，并非生来就是孩童眼中的刻板印象。是什么样的经历塑造出他们今日的性格与形象，这是作者想去探究和理解的。小说中的儿子在梦境中操控年轻时父亲的意识，却发现里面有诸多空白只能由自己来填补。他去问母亲、父亲的挚友彭叔叔，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前者时而回避，后者则给出了与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截然不同的答案。最终父亲对他仍是一个谜，只是再无机会得到解答。而结尾处儿子与约会对象儿子之间的互动似乎暗示了父子之间的紧张与隔阂，也许只有当儿子成为父亲后才能得以释然与理解。
《月球》读后感(六)：《月球》：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审视中
这是郭爽的第三本书，第二本短篇小说集。
2020年读了她第一本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印象最深的是那本书气象更大，还有那句转引的金句：“干净的死者我们所有人都惋惜、爱戴，你们要爱就爱活着的和肮脏的人呗。”
《月球》书不厚，六个长短不一的故事，用官方的话来说六个故事讲述的是调查西南小城少女溺亡案的记者、带父亲去俄罗斯旅行的美术老师、天真的哲学家般的重病少年、要重塑记忆的年轻母亲与她儿时的伙伴、在娱乐业与国境线穿梭的新一代、练习梦境控制术的神经外科医生。
去掉包装话术，六个故事的气质相近，内核一致，甚至在形式上都形成明显的镜像关系《离萧红八百米》同事与《换日线》朋友，《挪威槭》父女与《峡谷边》父子，《月球》少年故事与《消失的巨人》童年记忆 ，朋友，父母，爱情，亲情，看似紧致的亲密关系内其实潜藏着万千纠葛，像一个不停被摇晃的圣诞水晶球。
这本书就像一本忧伤主题公园，读者坐着过山车，摇摇欲坠爬到山顶，又回到原点，再次出发。
读到第二篇《挪威槭》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书中的人物在互相审视彼此的生活，即便语言亲密，眼神交织，背后依然是一颗理性淡漠的心脏。
郭爽对澎湃新闻的记者说：“写《月球》这本书时，我确实一直在琢磨边界，如你所说，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边界，也可以是各种……我想，当人每一次觉察到边界的存在时，就是一次微型的内心风暴，他更知道自己是谁了。这种辨认不无痛苦，因为孤独被确认。这是一种现代性下的孤独，无法解决，无法忽视。”
边界意识，也许是小说里透出的距离感的源头。作者通过小说人物的碰撞和逼迫暗暗审视自己的人生，我何以成为现在的我。
破碎，是书中所有主人公的状态，健康、感情、事业、家庭、人生都濒临或已然破碎。也许破碎本身并不是悲剧，破碎也意味着反抗。
某天吃饭时，儿子说，当个好学生也挺无聊的。她筷子停在半空。生病前，儿子一直是学习委员、年级前十名。她没想好怎么接，筷子缩回碗里。儿子又说，考上TOP2、拿国外Offer、移民或者进五百强，都很无聊。她只好说，家里也不缺你来挣钱。可儿子说，妈妈，我是说这个秩序很无聊。（《月球》节选）
以前我觉得自己也想过人生的意义，但现在我想：活着是为了什么？如果不能控制的事随时都会发生，那我在怎么过我一天天的生活？（《月球》节选）
然而更重要的是，如何重建？
回到过去，回到原点，是一次情感冒险，也是一次破茧重生的机会。
《消失的巨人》在整本书中并不起眼，但却是最触动我的故事。
“我”回父母家待产，遇到了儿时的玩伴吴珍珠。吴珍珠小时候在“我”家做保姆，做看店小工，后来“心野了”要去外面闯荡，最终又穷困潦倒地回来了，离了三次婚，带着十七八岁的女儿，成为大人们眼中“没文化，就干干体力活”、话多事多、不知分寸、讨人嫌的中年妇女。在父母面前，“我”总在努力维护吴珍珠，不舍得破坏那些美好的过往。
那是带着魔法的日子，金色的斜阳把整条街变得透明，而我站在街的中段，恍惚看见了整个世界。我的爸妈拥有一间小文具店，而街对面的梅姐烟酒批发部、福来饭馆，街尽头的枕木啤酒屋，则属于其他爸爸妈妈。如果这不是你的愿望，那么，像阳阳妈妈那样，开一辆拉风的“绿壳壳”，当个飒爽的女出租车司机，也是蛮好的选择。人们走进新的背景里，声音是快乐的、轻扬的、有滋有味的。而我也不再困在自己家的两室一厅与露台上，我可以走到街上去，可以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自家店铺里想待多久待多久。（《消失的巨人》节选）
同一片风景，少年时看到的都是美好，长大后目光里都是欲望。
吴珍珠带给“我”许许多多珍贵的童年记忆，通过时间的过滤，愈加温情缱绻。像大多数童年故事一样，这次依然是个悲伤的结尾。年长日久，吴珍珠自然也犯过不少错，她曾带着“我”进山洞导致“我”意外受伤，曾在店里捆绑殴打一个偷书的穷苦少年，闹出一场风波。
她的凶恶吓坏了“我”。
进了门，母亲说：“今晚珍珠姐在你房睡一晚吧。”
“我讨厌她！”我用力踢掉鞋子。
母亲被我激烈的语气吓了一跳，“哪来这么大脾气！”
“我就是讨厌她！”我拧身进了屋，把房门反锁起来。我才不要跟吴珍珠睡一个屋。我恨她，或许是怕她。我一直忘记了她是个大人，这样我们才能做朋友的呀。可是现在，她就像个巨人，从山顶上砸下大石头，让我不能靠近她。（《消失的巨人》节选）
几十年后再相见，物是人非，今昔对比，感慨万千。命运在哪个分叉口，她变成了她，我变成了我？“我”什么时候失去了这个朋友？
“我”不得不面对了，一直刻意隐藏但欲盖弥彰的记忆苏醒了。
上车后，她突然拍了拍窗户。窗户摇下半扇，她说，“你是要收钱才会写吧？能不能不收我的？伤口你看到了，都是真的……”
我的太阳穴跳着疼，一下一下的，“是我让你去的。”我突然说。
“去哪里？”
“我看见他偷书，让你去把他捆了。”
她看着我。
“我说我讨厌他。如果你不去，我就要连你一起讨厌。一辈子讨厌你！”
“你在说什么？”
“你都不记得了吗？都忘了吗？那你还记得什么呢？”
“可是是我抓到的，是我绑了人。你為什么要这么说？”
“吴珍珠，我说是我，你听不见吗？是我啊！”
车开了。
模糊中是吴珍珠在喊吗？我的朋友吴珍珠。我不敢回头。车越开越快，色彩被拉扯、破碎，直至摇晃、模糊成色块。 （《消失的巨人》结尾）
人性与情感终于挣脱出理性的缝隙泄露出分毫。
郭爽说：“小说是炼金术，是将喜悦和哀痛淬炼成晶体，是‘把心交给读者’。因此，我一直回避着，不想讲这些小说其实是在那些至暗时刻，拼尽全力想要走到光明的边界，带着对生活的盼望和期待而写出来的，是等待已久的、从黑暗中升起的巨大洁白的月球。”
作者把心意和情谊藏在故事深处，藏得很深很深，就像月球，从不做声，只会在太阳不打扰的时候悄悄探望。
《月球》读后感(七)：一个三十岁的女性，她还能有多大的勇气
《月球》上市有一段时间了，书中收录了六篇故事，里面的人都经历着至暗时刻，想要走到光明的边界。写出这些故事的郭爽，又是怎样一个人？经历过什么呢？编辑罗丹妮与郭爽谈了谈成为作家前的生活经历、《月球》这本书的创作意图，以及她对自己小说创作的认识。通过她的讲述，我们将看到一位青年如何找到自己的道路，并且在写作上不停往深处走。 郭爽回忆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她曾如何在大城市崩溃过，却也收获了丰富的生活——这段经历影响了她日后的小说创作，虽然文体转变，但对材料的判断和对“在场感”的领会延续了下来。《月球》是郭爽的第二本小说集，生命体验更为丰厚之后，她留心那些细微又复杂的关系，创作上则更在意小说的“抵达”，至于下一本，她期待能写出让自己都大吃一惊的东西来。
郭爽：我总是希望能写出
让自己都大吃一惊的东西来
对谈：郭爽、罗丹妮
工作带来社会身份的确定，写作带来更深层的个体觉醒
罗丹妮：你很多小说都写到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生活的人，这跟你自己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吗？
郭爽：我也有不少在大城市生活的崩溃时刻吧。在小店刷卡买东西，开心没多久，银行卡就被盗刷，里面的钱（我当时第一个月的工资六千块）全丢了。租房到期，房东让我赔租之前就损坏的橱柜（租房没经验没写进合同），不赔就不退押金，我在中介门口失声大哭。做的工作不能让自己满足，不知道该怎么办，去读在职的研究生，每个周末早上不到六点就得起床，从北到南穿过广州去上课。跟男朋友分手后，觉得整个城市都空了，恐惧未来的生活，觉得可能再也没法有爱情了……
这些都是我三十岁前经历的事，我想每个外来的、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都遇到过。如果待在自己出生、成长的小城市，似乎这些事带来的痛苦都不会那么剧烈，有些甚至不会发生，但出来了，就得一个人面对这些。
父母来广州看我，对我的生活，他们是支持的，但也是矛盾的。比如我妈会说，衣食住行，样样不如在家里，但她也说，生活比较丰富。我爸则说，年轻三十岁，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去大城市生活。这种矛盾背后就是真实吧，在大城市靠自己生活下来，当然不可能什么事都顺心，但小城市的生活也不是完满的，看自己的选择。
电视剧《东京女子图鉴》
罗丹妮：大城市里外来的年轻人，都承受着比较大的生存压力，不断地努力只是为了能快一点儿实现自己的目标，对工作、金钱、爱情常常充满困惑，你的感受是这样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决定辞职全职写作呢？做出这个决定时，你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郭爽：在我开始写小说后，有朋友问我，你大学毕业这些年，到底在干什么？我开玩笑说，当普通人过普通生活啊。
为了生存，就是得努力工作，尤其年轻女性，可能得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消除偏见、在职场上立足。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报社做记者，做了一两年、跟同事们慢慢熟起来，他们才告诉我，当时我的那个岗位原本只打算招男生，最后招了我，同事们一度觉得是领导招了个花瓶，心想我是做不下来的，吃不了那苦。但这些，只能通过你在工作上具体的表现才能慢慢不证自明。我也根本不知道别人的看法，只是做事有专注的习惯，会全心投入在事情上，所以很快成长起来。那时候报社的氛围是，如果你能做好本职工作，会被鼓励写更多的东西，同事们会鼓励你写专栏、给别的刊物写文章，会引以为荣。因为我年纪小，收我稿子的资深女编辑催稿时会说，爽爽，交作业啦！是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
除了工作、上课充电，那时候有很多时间花在跟朋友、爱人的相处上。还没有社交网络，最多写写博客，人和人花很多时间在一起，也是年轻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一堆人在一起玩得最开心。
这么过了几年，我做了一个决定：不跟父母要钱，自己给首付买房。虽然是只有七十平的二手房，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也是买过最贵的东西。入住后的第一天，我和男友（后来成了我先生）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账户余额只有三位数的存折，却开心得不得了，下个月就会发工资了，而新生活已经开始，真好！
后来我换过工作，也考虑过换轨道去全新的行业，但可能对文字的喜爱吧，还是一直在做报纸。当我 2016 年辞职时，已经是个工作了十几年的老职场人了，有住房、有积蓄，我需要想的是：写作是不是我想要的？可以说，为了这个选择的权力，之前一直在努力、做准备。我很在意经济独立，不然怎么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至你都没法选择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但真决定辞职，就是冲动，一些大事，可能都需要冲动，也可以说是激情，就是不管不顾、做了再说。
罗丹妮：据我了解，你是三十岁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此前并没有打算进入这个全新的、陌生的行业，当你开始写作后，你有感受到有所谓写作的门槛或困难吗？
郭爽：大部分时候，遇到的人、事是友善的。但写新闻报道跟写小说毕竟是两回事，跟工作差不多，都有一个“证明你的能力”的阶段。在此之前，都会遭遇偏见、误解、标签化。
我最大的困难是写作方式的调整，新闻写作需要淡化个人痕迹、让事实说话，但小说需要的是一个独特的作者的声音。我是在写《我愿意学习发抖》时，找到了那个自己的声音。这本书本身是写一个三十岁的女性，她想知道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可能、她还能有多大的勇气，是追问“我是谁”的过程，它让我对身体里那个埋藏已久的自己的声音有了确定。跟以前从工作上获得的自信、确定不同，工作带来的是社会身份的确定，但写作带来的是更深层的个体觉醒。
电影《送我上青云》
罗丹妮：虽然写小说是比较后来的事，但你的写作应该开始得比较早吧？我其实对你初高中的生活有兴趣，什么时候开始有写东西的习惯，觉得写作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或者说，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
郭爽：小升初考试的早上，去考场的路上我遇见了我的发小和她妈妈，她妈妈坚持让我跟他们一块儿吃早餐，贵州的早餐就是粉、面、糯米饭。那碗粉远远超出了我平时的饭量，考试期间我都昏昏沉沉，不知道自己怎么做完考卷的。初中我去了所普通中学，父母没花钱给我择校，在那里我度过了少年时代最快乐的几年。但最开始时却是自卑，同学们都去了重点、次重点中学（没考上的也多半花钱、找关系去了），我甚至从不穿校服，不想让人知道我在普通中学。但在那里，老师和同学都太可爱了，我第一次知道，在这个小城市里，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行当。比如我的好朋友家里是卖坛坛罐罐的（做泡菜、熬中药、泡药酒都用得上），我的同桌家是开水果店的，还有几个朋友是农家子弟（未来他们位于市区的土地和房子将会拆迁）家里有小院、花花草草、各式树木。这跟我从小长大的封闭的家属院太不一样了，太有趣了。我的班主任也很不同，至今我和同学们仍尊敬她、爱戴她，她一视同仁，给予每个学生以尊重，鼓励他们发掘自己的天资。
在初中之前，我已经知道自己有写作的特长了。小学三年级，我拿到第一笔稿费，五块钱。去学校大门口的传达室拿写着我名字的稿费单，后来爸爸带我去邮局取到了这五块钱。五块钱拿去干吗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这是人生第一笔稿费。从小学阶段开始，语文老师都会告诉我，我写得跟别人不一样、有才华，但我从没想过要靠写作为生。虽然也参加过一些作文比赛，拿过名次，但跟语文课比，我在英语课的表现更出色，基本是全年级第一，陌生的语言能激发出我的灵感，就想考外语学院。
高中我考上了一所省重点高中，气氛压抑、人际关系复杂、老师势利，这些让我厌恶至极，只想赶快摆脱这里、摆脱这个阶段，考上大学离开就是胜利。我最好的科目一直是英语，其次是历史、语文。但北外不在贵州招生（至少我高考那几年是这样），上外也没有，重点大学的外语专业也几乎不招贵州生源，只能退而求其次，读了中文系。报志愿时还是心有不甘，在第二第三志愿填了些外语专业。去口语考试时遇见我的一位老师，口试完了她在走廊上跟我说我表现很好，我有些失落，就算口试成绩再好，我也不能读外语专业了。
罗丹妮：2018 年，你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第二年出版了《我愿意学习发抖》，是从什么时候，或者什么事情开始，让你获得一种确定，觉得是可以这么写下去的？
郭爽：我最开始是写专栏，在广州、香港的报纸上。想表达是一方面，也为了挣钱。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把戏》，2014 年，起因是觉得写专栏无法满足自己，有更多微妙的、复杂的东西需要更大的篇幅和容量才能表达出来。写完投给了那时候我认识的唯一一位文学编辑金宇澄老师，很意外地，《上海文学》的编辑联系我说要刊发。但那之后媒体行业开始动荡，我也自顾不暇，就中断了，再开始写小说已经是 2016 年了。
应该从《把戏》开始，我觉得自己是可以写小说的，但能不能写出来，甚至能否以写作为生，都是未知数，但你就是知道了，可以写。
罗丹妮：在写小说之前，你有十年的工作经历，做记者、做编辑，这些经验后来在你写小说时，会给你带来哪些独特的视角或者方法吗？
郭爽：可能做过记者的人，容易被贴标签认为比较有宽阔的社会视野，但对我来说，职业生涯带给我的，一是对材料的判断，二是对“在场感”的领会。对材料的判断，也就是对事实的把握，如何简洁、利落地写清楚一件事。在场感，当你看到的是一张张具体的面孔，看到他们无法掩饰的痛苦和快乐时，就像电流传导，你会更深地思考什么是人真实的存在、什么是决定性的东西。我关注更具体的人。
关系总是像镜面，
折射出自我内心的倒影
罗丹妮：你养猫吗？我注意到，你的小说《饲猫》里对猫、猫和人的关系有生动的描写，看似写猫，人内心的世界也变得不同。
郭爽：我喂流浪猫。现在我住一楼，经常有流浪猫跑到窗台、院子里来。常来的有一只白色花脸的胖猫、一只玄猫，看体型都成年了。下雨天它们来得勤些，躲雨。晴天就见不着，去疯去玩了吧。有时候我在厨房做饭，它们就蹲在窗台上看我，彼此并不打扰。这也是一种关系，是人可以拥有的种种关系的一种。我留心这些日常的细节、微妙的交流，关系总是像镜面，折射出自我内心的倒影。
罗丹妮：在《月球》里，也有动物出现，仓鼠和猩猩，这背后又是什么故事？
郭爽：仓鼠和猩猩是虚拟世界里的角色，它们可以选择在月球上降生，开启一场新的战斗。跟我喂的流浪猫不同，仓鼠和猩猩是虚拟世界里人的化身，你借它们的身份去做游戏。这是今天更广阔的体验和现实的一部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已融为一体。
在《月球》这本书的开篇，男主角就从太空中用电子地图看自己所在的城市、所在的街道、所在的具体的公寓楼，这是一种视角，也是我思考的方法：在一个技术扩容的时代，你究竟处在什么位置？而这个“你”，是肉身和精神合二为一独一无二的整体，是属于当下的。
电影《燃烧》
罗丹妮：你钟意童年题材，在《消失的巨人》中，对童年和不确定记忆的书写像扭开万花筒，你说过喜欢莫迪亚诺。
郭爽：我有个习惯，对于失去的东西，我在小说里重建、召回它。像是个最美的梦，又像是祈祷，我写希望发生的事，把世界变成更应该的样子。《消失的巨人》的起因是，我想念那个童年时代的伙伴，虽然在现实中，我们多少像鲁迅和闰土，但我要用小说的魔法重拨时间的指针，让故事从定格处改写，我要从时间深处救回她，哪怕自己去承受痛苦。我喜欢莫迪亚诺，他也一次次打开时间的抽屉，不是把里面的人放出来、让他们表演，而是自己走进去，成为一部分，改写它。
罗丹妮：《消失的巨人》这篇小说看似在写童年往事，却关于人内心深处的秘密，其实在《月球》这本书几乎所有的篇目里，都埋藏了一个或多个秘密，这是这本书的主题吗？
郭爽：当我打开一本书时，常常期待它能带给我发现，发现这个世界的奥秘和美妙，发现人的孤独和伟大，这些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不被说出的。比如，对一个人越是深的爱，你越无法说出口，甚至无法跟任何人分享，这种体验近乎秘密。但在小说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之间有天然的默契，自然而然就走到那些隐秘而美妙的开阔之地，共享那里面深邃的激情，也是身而为人的“值得”。
罗丹妮：你的小说里，双女主经常出现，通常是一对从童年时代持续到成年的好友，但又超出一般的女性友谊嫉妒、竞争等常见套路，是一种深厚、动人而复杂的关系，你跟女性朋友的关系是怎样的？
郭爽：有一天，我妈突然说，朋友跟她抱怨跟孩子的相处，她说觉得“我和女儿就是朋友”。虽然我很早就觉得跟妈妈是朋友了，但她这么表达出来，还是让我想了很多。我知道终其一生，“郭爽妈妈”这个身份都会伴随她，但我也很高兴，我们之间是一种松弛自在的关系，妈妈可以摆脱母职、享受她的人生。现在她不用像同龄人那样，把金钱、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带孙子上面，而是每天唱歌、跳舞、走秀、旅游，有她的朋友、生活。我给妈妈自由，妈妈也就可以放手。关系都是双向的，需要彼此的默契、心领神会。
女性关系对我很重要，可能从小，它就是一种耳濡目染。我奶奶、我姑姑、我妈妈都是职业女性，分别出生于 1930 年代、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有一份经济独立的工作、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是她们最大的坚持。
而在同龄的朋友中，我想我是幸运的，我童年时的好朋友、小学时的好同学，至今仍在我的生活里，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城市生活，但如果我哭了，她们知道我是为什么哭。我们了解对方的父母、家庭，知道我们变成大人前发生过什么，了解那些最重要的事。
我想，独生子女一代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独生女最大程度得到了家庭资源、教育资源。在我的个人经历里，从没有被教育什么是男生可以做而女生不可以做的，尤其是在事业上。
如果是两个童年开始的好友，像我常写的那样，两个家庭的独生女的话，那她们的世界里，彼此就是最亲近的存在，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其实是孤独。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罗丹妮：我注意到你的小说里，年轻人跟父母的关系是一个重点，你好像对我们父母这一辈的过往特别有兴趣，能说说为什么吗？是一直如此，还是跟自己的年龄、成长、生命的体验有关？
郭爽：过了三十岁，我才真正开始理解父母，之前我只是爱他们，只懂得爱他们。这种爱会带来冲突、带来痛苦，无法调解。我想那时他们也苦恼于我为何是这么一个孩子，如此叛逆，什么事都要自己做主？从高考志愿到职业选择，所谓人生大事，我都是自己做决定。父母都是支持。我想这支持背后，是他们更大的牺牲与爱。
但这些父母与子女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等到我也走到但丁所说“人生的中途，一片幽暗的森林”，经历挫败、失意、绝望之后，才可能真的理解。越深地理解父母，就越理解我何以是我。我写小说后，写了不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事，也包括父母那代人身上历史投下的暗影，其实是在试图理解今天的现实、我们的处境。跟直接写历史所不同的是，它写的是人和人、血脉相通的情意。
罗丹妮：从你上一本小说开始，就以第一人称写男性角色、男性故事，这本《月球》里，也是这样。你怎么看“雌雄同体”？
郭爽：在写作时，我是男性也是女性。作家需要了解世界，就需要了解男性和女性，不因为你的生理性别是什么。
罗丹妮：在《月球》这本书里的很多篇目里，都涉及到对身体的思考，你是三岛由纪夫那样的身体论者吗？
郭爽：读三岛由纪夫不多。我关注肉身的界限，肉身与精神的不可分离。我是敏感的人，比如非常生气时甚至会发烧，焦虑时立马头疼，因此对我来说，精神与身体之间的那道门能感受得很清晰。像赫胥黎那样做身体实验，我暂时没有，但我确实有一些特别的体会。
现在，生活似乎赛博化了，比如赛博生存两件套越来越普遍：电子烟、代餐粉。摄取能量就像机器在补充燃料。说不上好或者不好，但以现有的医学水平，每个人都会面临自己身体发出的预警的一天。
我们有多了解自己的身体？真的知道如何正确地跟身体相处吗？我喜欢看一些科普类和医生写的书，有关于具体的身体和医学研究，比如心脏、大脑；也有医生的职业和生活故事，以及对医学背后的哲思。
电影《燃烧》
我总是希望能写出
让自己都大吃一惊的东西来
罗丹妮：《离萧红八百米》的女主角叫鲍琳琳，《月球》的女主角叫刘丽丽，这是你第一本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里《鲍时进》和《清洁》的主角，你是在构造一个叙事小宇宙吗？
郭爽：所有人物都有来路和去路，期待有一天这个叙事拼图完成，那会是美妙的结晶体。
罗丹妮：《峡谷边》里的彭伯伯就是《挪威槭》里的父亲老彭对吗？
郭爽：对，《峡谷边》《挪威槭》里的彭伯伯彭宥年和陶叔叔陶勇，就像《九重葛》里的袁天成和顾言刚一样，是一生挚友。可能以后大家还会发现，《离萧红八百米》里更深层的事跟《九重葛》是连在一起的。我慢慢写吧。
罗丹妮：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中，评委之一的张大春说，你的小说《正午时踏进光焰》“去试着以一个环境作中心，逐步搭建周边结构的各种细节，隐隐约约突破了一个短篇集的片段与局限，变成了一个长篇系统”，所以《月球》也是个长篇系统？
郭爽：写完《正午时踏进光焰》后，我没有急着写新的小说。那时候我对要写什么、怎么写，以及对自己的所长都有了更深的体会。也就不急了。而且，永远是在写作中才能学习写作，每写一个新小说，都是尝试，都是练习，我愿意大胆试试各种可能，也许会给自己惊喜。
《月球》这本小说集，篇目之间确实互相关联，哪怕是看起来相对独立的《换日线》，也有我小说中一以贯之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从空间（现实的与心理的）来考虑小说的。每一篇的故事切口是小的，比较容易进入和展开，进去后就越走越开阔。跟上一本比，这本我比较在意能否抵达，就是在进入小说的世界、与现实有微妙的张力和脱离后，走出小说的世界时能否落地。这需要智慧，考验你对一个事情的把握到底有多深。比如，《挪威槭》文末最后一段，旅途结束，女儿要回到讲台上，给学生上新的一课。为什么？旅途不是已经结束了吗？还有，《峡谷边》的尾声处，“我”为什么要抱起小男孩教他撒尿？“我”跟父亲的意识接通不是已经完成了么？
小说的起首、虚构磁场的构造很迷人，但如何结束、停在哪里，也是风格的体现。
罗丹妮：目前你出版的三本书，每本书都不一样，这种多样或者说跨度是怎么做到的？
郭爽：我自己也想过，没想明白（笑）。我总是希望能写出让自己都大吃一惊的东西来。那样才好玩。我不喜欢循规蹈矩。
罗丹妮：经过这些年磨炼，你对写作的看法有变化吗？觉得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郭爽：上一本《正午时踏进光焰》要总结，我开玩笑说是“动荡时代的天真与经验之歌”。这一本，变化很大。但有一天，看见一张日本现代文学地图有些启发。里面横纵轴把日本作家分布在四个象限里，横轴西极写着“物语”、东极写着“言语”；纵轴北极写着“社会”，南极写着“个人”。我之前在第一象限，但《月球》在往第四象限移动，以后会移到哪里去还不知道。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