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为固，以仁为胜” 中国古代兵法的道德属性

　　“以礼为固，以仁为胜” 中国古代兵法的道德属性

　　来源：光明网

　　人们常称《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兵书，严格地说，这个描述是不正确的，在《孙子兵法》面世之前，古代中国已有兵书，而且还不止一部。但是，这些兵书典籍，由于思想相对浅薄，内容多已过时，尤其是文字不够优雅，大浪淘沙，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散佚殆尽了，而《孙子兵法》则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兵书。明代茅元仪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意谓《孙子兵法》之前兵书中的精华部分，已为孙子所撷取吸收，没有任何的遗漏。这也表明，《孙子兵法》的兵学成就乃是在传承前人兵学思想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而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考察前《孙子》时代的兵学文化，我们不能不回归“古司马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指出：“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显而易见，“古司马兵法”才是中国古代兵学的总源头，是兵家文化最早的系统载体。西周时期，文献典籍“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当时的兵学典籍由官方统一编纂，专职传授。这类文献泛称为“司马兵法”，也即司马之官治军用兵法典法令的总称，作为类名，它不是某部军事典籍的专指。先秦时期一切官方军事文书（法规、条令、条例）都属于“古司马兵法”的组成部分，像《左传》所征引的《军志》、《孙子兵法》所征引的《军政》，则为“古司马兵法”类别下的兵学专著。在两汉时期，人们还能看到其中一部分零散材料，并为它所包含的军事理论原则、阵法战法要领、训练编制纲目之丰富和深刻而赞叹不已：“余读《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今本《司马法》，当为“古司马兵法”相关军事思想的汇集辑要。“古司马兵法”最显著的特征是集中体现了西周礼乐文明中的“军礼”传统，即所谓的“竞于道德”。用汉代班固的话说，就是：“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汉书·艺文志》）

　　这反映在战争宗旨上是强调规则意识、底线意识，“争义不争利”。如不得已动用战争这个最后手段，也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原则，光明正大、公平合理进行交锋，即所谓“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强调“吊民伐罪”“征讨不义”，行所谓的“九伐之法”：“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参见《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并且将这原则提升到“仁义”的高度来予以肯定：“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发动战争，多有道德上的禁忌，这包括不能够乘人之危，不允许违农时，让民众遭受苦难，不能够在严冬或酷暑这样的季节兴师打仗，等等：“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

　　在具体的战场交锋过程中，必须尊重对手，奉行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原则，进退有节制，厮杀讲礼仪，杜绝诡诈狡谲的行为，摈弃唯利是图的做法：“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义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司马法·仁本》）同书《天子之义》篇，也有相似的主张：“古者，逐奔不远，纵缓不及。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迟速不过诫命。”而《榖梁传·隐公五年》则简洁概括为：“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同时，禁止在战场交锋时实施偷袭一类的阴损毒招，如《司马法》逸文就强调：“无干车，无自后射。”（《周礼·士师》郑玄注引）即不准冒犯敌国国君乘的车，也不允许从背后攻击敌人。《左传·文公十二年》亦云：“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