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与真》经典读后感有感
《诚与真》是一本由刘奕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8，页数：39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诚与真》读后感(一)：读后感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作者先对陶渊明的生平与作品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学习前人钱大昕更为切实的考证方法，即从职官制度、历史地理还有目录学等方面入手，这样得出的结论比较可靠。而且作者的严谨之处在于，他在得出一个结论之前，会以同时代人物的相似经历作为旁证，以正史中记载的人物事迹作为线索，重点考察其仕宦经历与门第情况，以便与考证对象形成对照。在考察陶渊明的名字时，不仅借助一般常见的正史与传记，还搜集了后世目录文献中对陶渊明的称呼，这无疑扩充了史料的范围。作者在考证时并未局限于单一的角度，而善于转换角度，比如名字考一节中还从陶渊明与其从弟的名字对应关系进行思考，这种勾连史料的方法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每次看到作者得出新的结论后，都有一种看侦探破解疑案的快感。我最喜欢的一节是《“见南山”与“望南山”考论》，作者找到了田晓菲《尘几录》中的逻辑漏洞，驳斥了田晓菲认为的苏轼发明了“悠然见南山”的版权，运用详实的考证证明了望与见的竞争并不完全是宋人主观意识的产物，异文的出现即“见南山”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这一节非常精彩，值得反复回味。 关于陶渊明的精神天地与文学风貌，陶渊明并不仅仅局限于儒道调和的思想中，作者跳出既有的模糊的调和说的框架，更准确地揭示出陶的思想结构，即“诚之以求真”，一方面他受当时玄学风气的影响，尤其是郭象的独化论与尽性说，当年上中哲课时老师也着重讲了郭象这种万物依据各自本性自生自化，取消最高的抽象原则的自然观，所以现在作者将之与陶渊明的自然观相联系也觉格外亲切。另一方面是跳出儒道之争后再次审视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他的超时代性在于“以儒者诚之的态度与实践追求庄子所描述的真的境界”，即贯彻道德意志而实现精神自由，这种精神暗暗契合孔子，作者后面又写了陶所受的《论语》的影响，同时这种精神又遥启宋代理学襟怀，故受到宋人的推崇。 在文学风貌中，作者重点论述了陶诗的力量，一般我们读陶诗，都会觉得其风格平淡自然，其实不然，陶诗中隐藏着深厚的力量，一方面是人格上的意志力量，一方面是字法、句法、章法层面形成的包孕的力量与顿挫的力量，陶渊明恐怕不是无意作诗，而是经过锤炼之后依然给人恰到好处的感觉，那种用字的准确性和恰当性也是下了一番气力的，就像宋人所提倡的“绚烂之级而后归于平淡”那样吧。我最感兴趣的一节是作者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运用相关的农业知识，说明了陶与田园的亲密以及他的田园书写的真切深广，陶渊明的田园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他真实的躬耕经历之上，可见对诗歌的解读还是要进行一种“现地研究”，这样方不会与古人产生隔阂，也能在此基础上更贴切地体会到诗歌的妙趣。 作者还参考了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对陶渊明的自我进行阐释，结合西方文论分析陶诗的修辞，而且作者还融入了自己平时的教学、观影、读书的经验，虽是学术专著，并不觉枯燥，反而自成风格，很是有趣。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解说“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句时还谈及自己看侯孝贤电影《恋恋风尘》的感受以及相关影评，“诗歌也好，电影也好，都是闲话着农事，生命迁流在其中，人海沧桑在其外，哀乐相生，不淫不伤，最得隽永深味。”就像顾随先生所言陶渊明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陶之流传之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后来的宋朝审美不也是善于从平淡的生活中掘发乐趣吗？ 最后以作者在文中摘录的一位上他课的同学作业中的话作结：「我想到加缪在《荒谬的墙》中所说：‘伟大的情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个世界可能是卑微，也可能是辉煌的，凭借着一点激情，它把一方天地点亮了。在那里，它找到了适合的氛围。’在‘举世少复真’的当下，陶渊明是需要一方天地来安放自己的伟大情感的，也就是‘边境’。他以躬耕的方式，亲手开垦出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难所。仿佛一个置身黑暗的人，他挥起锄头，每凿一下，便溅出一点光。」这是在陶渊明的边境文学中提到的，作者以“边境”去定义陶的生存形态、精神状态、文学形态，千载之下，应该也是颇合陶公的心愿吧。
《诚与真》读后感(二)：一些粗略的随感
清明假期，读此书，忽忽而过。一则遥想渊明，聊避时事之不堪听；二则研究渊明之著夥矣，出新甚难，欲一读此书探其究竟。 我觉得，上编考证文字中《名字考》《镇军参军考》《晚年征辟考》《三湘考》《答庞参军二首系年》都有新意，且论证也较能说服人。中古材料苦少，如此，勾连材料之方式，从旧材料中看出新线索之能力，就非常重要。相同之材料，基于不同的视角，其所说明的问题就可能完全不同。即便刨除历史之偶然性不谈，我们所能得到的，准确来说只能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但哪一种看法才是更合理之解释，作者之态度是否尽量客观，论证是否合逻辑，材料是否充分，都是需要反思的问题。从这几个角度考虑，我觉得以上几篇考证都是很翔实的。 中编为陶渊明的精神天地。作者从玄，道，儒的脉络对渊明之思想来源进行追溯。论王弼，郭象，尤为详细。论渊明之政治理想则论述不充分，有以文就己之嫌。所以我认为作者概念纷杂，不如王荆公一句“虽有父子无君臣”能得其实。以儒，以道，以玄来划分渊明之精神世界，这种做法风险太大，我觉得也是很难说服人的。即如“名教从何而来？”“何为名教？”这样的问题，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以此论渊明之于名教、自然，恐怕不妥。 作者以“诚与真”为提纲，我认为在论述“诚”以及“诚之”这一概念上，有用已有之概念去框套渊明，从渊明的诗文中寻找印证的问题。即便作者阐明了《中庸》的“诚”和渊明的“诚”使用之不同，作者似乎力图将渊明拉到《中庸》的框架中来，证明儒家的“功夫”于渊明之作用。但是却忽略掉一个实事，陶渊明的文本并不能建立起太多和《中庸》的直接联系，只是，作者从效果上看出二者之间有若干关联，可以印证而已。甚至，当作者极力证明这种内在关系是，在文本上犯了主观强加之错误。比如169页作者以《饮酒》组诗来证明渊明身上的儒家的“诚之”、内省的功夫，赋予这组诗一种内在的逻辑，仿佛这组诗是作者为了向后人展现他的修持过程而这下的记录。在创作情形完全不考虑的情况下，如此解诗，尤其是解此类组诗，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而这种框套之弊，其实正式作者极力批判的。亦可见为学之难也。 单就对渊明的理解来说，作者认为，渊明近三十岁才出仕，已经完成了对于自己的性、命等等的认知，有一个一致的自我，但又不得不面对陶诗中呈现的那种永恒的矛盾和孤寂。似乎再次作者乃是预设了渊明的伟大超拔，再去理解其弥缝其诗歌之整体面貌。 在以“柳”和“松”为意趣之托追寻陶渊明的“偶像”时，考察其与嵇康，孙绰，张湛的关系，认为嵇康对渊明的影响在风度，人格，政治态度，而孙张则影响渊明之思想。这种渊源追溯，若无文本之过硬支撑，则是强做联系。且何以能将风度，人格，政治态度和思想割裂开来？这种说法岂不是自挖墙角？所以我认为作者这是先入为主之见去审视渊明，以大胆想象串联起渊明之诗文，为一篇逻辑连贯的取法的自陈，其实在另一个层面上，将渊明之诗当做“自传”而非诗。 下编将渊明之文学创作看作一种“边境文学”书写，“总结陶渊明全部的‘边境’文学书写可以发现，它既有空间，时间，心理等多个维度，而贯穿其中的则恒是疏离，和解，安顿的‘边境’意识。这种意识渗透在陶渊明的全部作品之中，成为其文学书写最基本，恒定的主题。”这是不错的。前面几章，作者认为陶渊明是在将一种生命的诚与真“践履”，并达到了化虚为实的境界，真是深中肯綮，真是说得好啊。最后的结语论陶诗和《论语》之关系，从一种气象上，从风格上，典故上，由虚入实地论述，我觉得都颇为中肯。但第六章分析陶诗修辞等等，亦未免“细看哪儿都好”的过谀之诮。 本书有相当一部分在驳证宇文所安和田晓菲的说法，也可谓探其源而中其弊。让我惊讶的是，二人对陶渊明的研究居然有如此大的影响，使得作者要用如此大篇幅驳证。亦可见目前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老套，结论之陈陈矣。隔雾看花，隔岸观火，“见异思迁”，冥顽不化，种种相，其实无非是“听得风声就是雨，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毫无科学可言。
以上，姑妄言之。
《诚与真》读后感(三)：《诚与真：陶渊明考论》：纵心千载上，得酒自婆娑
此书从《前言》来看，已经显示出作者和书本的不俗来——够学术，够专业，够硬核。《前言》通篇所运用的是半文半白的语言（可见古文功底之强），以马一浮先生训示弟子的话开篇，继而概括陶渊明的精神，谓之：“陶公一生，不过是无俗气而有真气。”
随后作者自言此书借用美国学者莱昂内尔·特里林“诚与真”的书名，又坦然地说“陶诗难读”，以及“做村塾师的评点易，有透彻之悟、会心之解难；写学术八股文易，翻旧案立新说易，实事求是，探本溯源难。”从这两句就已经看出了作者的“诚与真”和“自知之明”来，他十分坦诚，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这本书的写作也十分自觉，他甚至质疑的说：“‘诚与真’的品目能得到陶公的首肯吗，不敢确信。”
作者认为，“这本小书与其说是我的陶渊明研究，毋宁当视为个人对陶渊明的理解。”自然，对陶渊明的研究和个人对陶渊明的理解，在我看来是相辅相成的，基于个人的理解，作者才有研究陶渊明的兴趣和指向，又因为陶渊明的研究，作者对陶渊明的理解更为深刻和全面。但这一句话显然将重心放在后者，不关注所谓的“研究”，而是关注于以“研究”这一自己所能运用的手段和途径去“理解”陶渊明，做到与陶渊明的人生、诗作对话，以贴近陶渊明。
全书分为三编六章，每编二章，每章数节，节数不等。每一节都是严谨考究的学术“八股文”。上编“陶渊明的历史世界”分有“生平六考”和“作品六考”两章。“生平六考”分别考证陶渊明的名字、门第、初仕、镇军参军、辞官、晚年征辟。出我意料的是，陶渊明的名字也大有考证的必要，然而文章开篇即言：“陶渊明的名和字，是一个从古争论至今的问题”，连朱自清也参与其中了，看来是我见识短浅了。单从“名字考”这一节，就看出作者的功力的深厚和治学态度的认真、实事求是。
第二章考证的是作者在阅读陶渊明集时碰到的六个问题。我最感兴趣还是第一节《“见南山”与“望南山”考论》，可以说这是关于陶渊明作品一个经典的问题，这个问题即可以从文学修辞、美学意蕴上来考虑，又可以从考据、传抄演变上考虑。这些角度作者自然都考虑到了，甚至超出了这样的视界，跳出纠结于是“见”还是“望”，看到了“见”和“望”的竞争其本身的意义以及“见”胜出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我们来看这一节的小目录，依次为“旧争论与新学说”、“文本考证”、“‘望’与‘见’的竞争”和结语四部分，在第二部分“文本考证”又分出三小部分，又可一窥其文内容详实、逻辑缜密了。
第一编注重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某问题的考证，已经展示了作者的考证能力、研究能力，但这一编也仅仅是开始，从生平和作品自然要过渡到陶渊明其“精神天地”。第二编“陶渊明的精神天地”分为两章，第三章《诚之以求真：陶渊明的人生行思》和第四章《笃意真古：自我与风度》。我观两章，深感学识不足，难以把握，也只能草草阅读，不敢造次概述，因此便摘录《前文》几句原句，让读者一窥其核心：“‘诚之以求真’，正是目前我对陶渊明人生哲学及其实践的概况。真者，是陶渊明追求的人生境界……我认为陶渊明的人生行思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几乎全新的人生之道：以儒者诚之的态度与实践追求庄子所描述的真的境界，或者说是贯彻道德意志，并敦行实践的方法，最后达致自然真诚的人生境界与自由的心灵境界。”何为“诚”，何为“诚之”，何为“真”，陶渊明是否真的“诚”，是否达到“真”，便是这一编两章作者要着力探讨的。
第三编讨论的陶渊明的文学风貌，作者说：“这一编各章节的写作原则是详人所略，尽量写出自己这些年读诗的体悟。”并指出：“文学史的研究当以文学研究为归宿”。这一编再次回归文本，但更注重整体，也更注重细节，也足证作者对陶诗确有多年体悟。此一编分为《弦上之音：主题与风格》和《希声：陶诗的“修辞”》，可见是从主题、风格和修辞三方面来讨论的。关于陶诗，作者用“边境”一词来概括陶诗“是不同于官场、山林以及神仙世界的第四种存在，也可以说它不偏不倚，处于繁华与冷寂这两端的中点”的特质。同时，再具体文章上，也充分展现了作者卓越的细读能力和辨析能力，以及作者的博学。
……
以上的介绍是完全不如作者《前言》中的“自我介绍”的，除了对书本的“介绍”，实际也是作者其人的出场，根据“文如其人”的原则，在前文我便用了“坦然”来修饰作者，因为我隐隐然觉得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谦虚、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受了其所研究的“诚之以求真”陶渊明的影响。在这份谦虚的背后，也看出作者的一些可爱，翻阅《后记》，这份谦虚更加明显，行文在一本正经中透出幽默，有着自黑自嘲的趋向。不过在《后记》中我才知道，此人有志写一本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陶渊明X讲”，结果是如此“硬核”的著作，幸好作者知趣地向读者道歉了。除此之外，作者还录了几首诗在《后记》中，最为郑重的，是最后献给陶公的诗，亦是全书结束的自白：纵心千载上，得酒自婆娑。此意孰能领，青天一鸟过。
《诚与真》读后感(四)：从“陶渊明考论”观其“诚之以求真”的人生哲学
人们认识陶渊明、了解陶渊明，大多是通过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田园诗歌，其实，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的五柳先生其人，远不止一个“田园诗人”这么简单，他的身上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谜点，而千百年来，学习和研究陶渊明的著作文献说是汗牛充栋也并不为过，他的很多选择和行为背后的思想、态度及渊源，都值得去细细考量。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正是这样一本对陶渊明的生平、作品、精神世界、文学风貌进行深入研究讨论的作品，书中主要以陶渊明的“诚与真”为线索，对于那些存在争论和谜点的问题与话题，通过翔实丰富的文史互证和擘肌分理的分析对比加以论证，其中不乏许多新的观点和研究结果，从“温故”中“标新”，从研究对象的时代和作品的理解入手，所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来自多方面的、多时代、多角度的论据和视野将陶渊明的“诚与真”阐释得更加系统、立体，全面揭示了陶渊明的历史世界、精神天地与文学风貌。
研究陶渊明绝非易事，难就难在他身上的这些“谜”。正如作者刘奕在前言中所言：“陶公如象入水，常人只是浮水而过，如何理解这种彻底之实？他如羊在树，地上痕迹扫地都尽，研究者又当如何追寻踪迹？更难的是，将这至实至虚的二者结合在一人身上，理解之，描述之，剖析之，岂不大难！”
追本溯源难，实事求是亦难，刘奕“这本小书与其说是我的陶渊明研究，毋宁当视为个人对陶渊明的理解”虽是谦逊之说，但也正可以看出其不迎合潮流、脚踏实地的风格品质。
书中从陶渊明的门第出身开始进行详细推敲，对于“陶渊明家族本是寒门”“陶渊明家是破落户”的误会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细读论证逐一击破，以有力的论据证实“此理不通”。
要弄清陶渊明是否“出身寒门”，就势必先要厘清寒素、素族、寒士、寒人以及庶人这些概念，事实上，自称“素”者不一定就是寒人，他们仍可能是士族，在当时，士庶之间区别的严格程度要远高于士族内部的尊卑之别，对门第和品级起决定性作用的也不是贫富差距，而是姓氏与父祖官位。据载，陶渊明祖父是郡守，父亲是县令，这样的门第绝对不能说是“出身寒门”。相反，陶渊明非但不是“出身寒门”，反而是出身高门。
但是显然，陶渊明从“起为州祭酒”时，就已经十分淡然，相较于其他士族子弟二十不到的年纪就出来做官，二十九岁的陶渊明才初入仕途，正是因为他并不十分看重这些，对于士族间的彼此彼时以自高，陶渊明也不甚在乎，正如作者所言，“他所不满的，是人间的贪婪、奔竟与残酷，至于门第之高下、一己之得失，他看得比较淡”，这些在他的诗文中也可以感受得到。
然而现实总是不得不去面对的，他不愿为官，可还得养家糊口，一脚踏入了这仕途，却又深感难以忍受，“越是曾经不屑为官，出仕以后越会敏感，自尊心也越强”，这中“性刚才拙”的自我认知也导致陶渊明出仕不久便迅速辞官了。
对于辞官这一举动所带来的的名气，陶渊明也并不为之所动，依然坚定着自己的政治操守，虚与委蛇的拉拢与推崇、俸禄大减后的一贫如洗，都不曾改变其毅然决然地辞官而去，豁达恬淡的陶渊明在辞官一事上却表现出其性格决绝、峻烈的一面。“性刚即有傲骨，即不能平”，不屑于、也做不来官场中的规则和事物，那便索性归去来兮吧。
在对陶渊明作品的考证上，作者选取了六篇最争议性、话题性的诗文进行考论，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陶集第一名篇《饮酒》其五中的“见”与“望”之争了。
众所周知，在我们学过、背过的诗句中，这句话一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实际上，究竟是“见南山”还是“望南山”，从古至今一直都各有论说。主“见”者多从艺术效果上考量，而主“望”者则是多由考据入手。其中，主“见”一派中，苏轼的观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且流传至今，但“望”字却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文选》之中的，那么此二者又该如何取舍呢？
经过一番考论，作者在书中做出这样的结论，“望南山”与“见南山”都是早期流传下来的文本，二者既同时流传，又存在竞争的关系，而对它们的接受程度形成影响的重要因素，在于宋代审美风尚的变化，再者，于作者主观上来看，陶渊明是有炼字的意识与实践的，所以他也更倾向于“见”字才是陶渊明的选择，也更能体现其“经历宦海沉浮之后所领悟道德超越痛苦的澄明”。
其实无论是陶渊明出世入世的经历，还是其诗文作品的考论，都是他“诚与真”的人生行思的一种体现，作者在这里用“诚之以求真”来概括其同时具有时代性和超时代性两面的独特的人生哲学。
“真之境”是陶渊明思想上的自觉追求，也是他最后所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这是一种自然境界，“既是庄子哲学齐一大化之真，也是郭象理论尽性任性之真”，陶渊明以之为理想，并切身去实践，“笃实而认真地活着”，此乃陶渊明之“真”。
而“诚”是道德天性的完全实现，“诚之”是展开和实现道德天性所做的功夫，此二者之概念皆出自《中庸》，《中庸》“至诚尽性”的观点也与陶渊明对生命的理解不谋而合，陶渊明一生都在以“诚之”的方式求其诚，这些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正如作者所写：“陶渊明的作品极好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而真诚的人，一个忍受着现实的痛苦的人，如何经由心理建设而获得力量，一次又一次进入人生的‘真之境’。”
由此可见，“诚之以求真”正是对陶渊明人生哲学与实践的概括。
我们如今所接受的大多是陶渊明被“固定”下来的形象，事实上，陶渊明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远不及此，《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中的许多观点可以说刷新、甚至颠覆了人们的刻板认知，或许这些观点依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再次更新，但无论到了何时何代，陶渊明敢于冲破“久在樊笼里”的束缚，毅然决然追寻“复得返自然”之桃花源的精神和勇气，保持疏离却不厌世，不屑官场却自有安放身心的小天地的精神境界，依然为人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