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一文道尽“皇帝”
明代有个笑话，说某文士去世以后，到阎王爷那里报到。这位文士活着的时候逢迎拍马，时号全能。来到阎王殿前，不由自主地便大拍阎王的马屁，果然阎王爷很高兴，对他说：“你想托生到什么地方？提出要求，我尽量满足你！”
文士说：“希望生在大富大贵之家，人间的福份都要享尽，要有娇妻美妾和无数的金银财宝，要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要得到所有人的崇拜和喜爱——”
他还没有说完就被阎王爷打住了，“别说了，要有那么好的地方我还去呢，就轮不到你了！”
一、皇帝情结
二、老百姓眼中的皇帝
1 幸福的源泉
我们说的“皇帝情结”，不单纯是说人人都想当皇帝，而且也指人们对皇帝的迷信，特别是对“好皇帝”的迷信，认为只要出了“真龙天子”(凡能够通过“打”而挣来的皇帝，都被老百姓视为“真龙天子”)，苦难就会一扫而光。不用说古代，就是现今，许多人心中也还有个“好皇帝”的情结，荧屏上的大多数“皇帝戏”都是阐释这个道理的。这种思想的中心就是皇上多是好的，什么事情都是被下边人弄坏了。不论是“戏说”的《康熙微服私访记》，还是冒充正剧的《雍正王朝》，都是讲皇帝全能的。一切社会问题，冤案、错案、假案，只要皇帝来了都可以昭雪，都可改正，正义从此大白于天下，我们就安静地等着吧。即使是犯了罪，只要皇帝高兴，也会被一风吹掉。鲁迅小说《风波》中写到宣统复辟，七斤嫂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吧！”人们总把皇帝看成人间好事的源泉，怎么能不欢迎皇帝呢？直到如今，这种观念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例如困难时期，一些中央大员到各地调查，有位到了陕北探访民众，老乡握着他的手流着泪说：“是不是朝里出了奸臣了？要不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说毛主席听了这话也很感动。其他如“歪嘴和尚念错经”之类，议论的背后都是皇帝情结。
2 金口玉言
由于皇帝无戏言，在现实中又做不到，那么就会有鬼神来帮忙，因此武则天可以在冬天令百花盛开(见《镜花缘》)；北宋末年康王赵构(南宋的高宗皇帝)逃避金人的追杀，跑到一个庙中，后面追兵已至，结果他骑上神像前的泥马，飞渡长江；朱元璋小时候与群童一起为地主放牛，朱元璋带头把牛杀了，大家分食，把牛尾巴插到山坡上，说牛钻山了。地主来要牛，朱元璋指着牛尾巴说钻山了，地主当然不信，用手一拽尾巴，尾巴牢牢地根本拽不动，因为天子发了话(尽管朱元璋以后才做到皇帝，但他生下来就是真龙天子，有了皇帝的身份)，土地爷、山神爷都要在地下拽住牛尾巴不使其出来。这些虽然都是小说家言，或民间的传说，但天子的威力和老百姓对于天子的理解都显示出来了。像这样“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无所不在的绝对权力，老百姓只想用它来打击自己所厌恶的力量，别对自己，如果针对自己又怎么办呢？老百姓也想到了对皇帝的权力加以限制。
3 红嘴绿鹦哥
别以为老百姓“愚昧”，老百姓也曾经想过如何使得皇帝不由着性子乱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如何“管理”和“监督”皇帝。
鲁迅讲过一个故事，幼时，他家仆妇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椅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比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菠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菠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菠菜，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红嘴绿鹦哥’。”(《谈皇帝》)鲁迅先生说这是从皇帝那里学来的，皇帝有“愚民政策”，老百姓也自有其“愚君政策”。老百姓天真地设想，如果把皇帝训练成为专心吃“红嘴绿鹦哥”的痴呆症患者，天下就会太平了。皇帝成了傻子，不作为了，还有什么用？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想法，希望皇帝受自己的愚弄的同时，还保持可以“随便杀人”的能力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这是既取其利又避其害，“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世间哪有那么便宜事！这终于是幻想。
4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红嘴绿鹦哥”只是天真的幻想，阿Q得意洋洋所唱的“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就透露出用强力制约皇帝的信息。这句唱词是《龙虎斗》中郑子明唱的，他是与赵匡胤一起打天下的，后来看到赵匡胤是非不分，不顾念功臣，所以郑子明发了怒要打赵匡胤，赵匡胤只好屈服。这是古代通俗文学作品中臣民监督皇帝的一个范式。那就是靠掌握大权的贤臣，而且这位贤臣手中掌握着先皇或皇帝的母亲、祖母亲赐的一个权力的象征，这个象征或是尚方宝剑，或是金鞭、金锏。这位贤臣掌握了这个权力，在皇帝胡闹、不顾及国家和百姓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超级“权力”来“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从而保证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个发明是属于江湖艺人的，似乎有点“二权分立”的意味。说明古代老百姓也懂得：“权”只能靠“权”，而且是对立的“权”来监督、制约。
三、儒生们的思考
1 君王权力的来源
2 汤武革命
既然是为 了老百姓而设立“君”，那么其自然的延伸是：如果“君”不能自觉地与民众在一起，甘苦与共，像父母一样爱护百姓，反而虐待民众，残贼百姓(伤害仁谓之贼，伤害义谓之残)，为上天所不容，这样就自动失去了作为君王的资格。有德之君，得到上天的眷顾，可以“革”残贼之君的“命”。孟子指出纣王不行仁义，可谓“残贼”，他被周武王推翻是合乎正义的，因为“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更进一步说：“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鬻)其城，倍(背)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荀子·富国》)这已经有点鼓励人们背叛和“革”君主“命”的意味了。儒家强调“为民立君”，他们警诫君王不要胡来，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否则就会失去一切。
3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是打算从自己起一世、二世、千世万世地做下去，成为万世一系的，绝没有想到它二世而亡！刘邦入关与关中父老相约，废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可是后来还有“族诛”，还有“挟书律”，说明大部分秦法还是没有废除。汉初楚文化替代了秦文化，诞生于楚的黄老思想成了统治思想，黄老是法家思想的基础(《史记》把老庄、申、韩安排在一个传中不是偶然的)，道家与法家是有一致之处的。
不能说黄生的话没有一点道理，但用一句俗语来形容，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些昏君暴君允许你说话吗？殷纣王时期杀了多少劝谏他的大臣！不过黄生这种议论不仅倚仗着信奉黄老之学的后台窦太后，也是用以影射当今，以争取汉景帝的支持。辕固生有点说不过黄生，就直接联系汉代的发迹史了：如果按照你黄生的道理去推理，那么我们的高祖刘邦取代暴秦是不是错误的呢？这个问题的提出真是一个两难选择。肯定或否定“汤武革命”，变成了或者是倡导人们敢于反对当今，或者是否定过去打天下时的理据(这有些令人想起前几年李泽厚倡导“告别革命”时所遇到的尴尬处境)。这个“两难”命题，以旁观仲裁的汉景帝看得最清楚，他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个“仲裁”很技巧：学者不用争论这个问题了，不争论照样承认你们有学问，一样评职称。但作为千古良史的司马迁最后写上了一笔：“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这个惟一一项还能对皇帝有点震慑力的儒家思想，从此就很少有人讨论了。
后世主变的今文经学派认为，儒家的精华就在于讲“汤武革命”，讲“受命放杀”，这些断绝了，其精华便失之大半(蒙文通的意见)，皇帝的权威就没有能够制约的了。儒家越来越为现存的秩序辩护，这是不符合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想面貌的。我想如果就“汤武革命”这个问题本身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玄妙的，只是个历史事实。但如果深入探讨这个命题，就会引申出如何建立预防机制和限制皇权的问题。不许讨论和争论，自然也谈不到发展出制度机制了。“道统”在“治统”面前再也神奇不起来了。
4 左手管住右手
从理论上说，还是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限制皇帝的。首先是要受到上天的监督，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嘛，当然要受到父亲的监督。然而“天何言哉”，天只能以出现灾害的方式示警，这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被弄成一个系统，也就是“天谴说”。人间施政的错误会在天灾人祸中表现出来，所谓“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但这是模糊的，往往是无针对性的。所以不能算是有效监督。
其次还有左右“言官”(即古代政权建构中的监督制度)、史官的监督。这是在皇权专制主义建立时就设计好了。周代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而且史官所记有其褒贬含意在其中，这一点到孔子作《春秋》而集大成，是用客观的记载和善恶是非的评价来实施监督。后来的历代王朝里都有“言官”，如御史、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等，都是法定的具有监督皇帝职责的。可是这种监督职责一面对皇帝的绝对权力，往往是软弱无力的。专制者握有无限的权力，那些有责任感的言官，送命者不知凡几。
“记言记事”的皇帝“实录”也可以改来改去。清代康熙末年的《实录》就被雍正改得一塌糊涂，为的是掩盖其谋篡的真相。后世的史官也很少有像春秋时代董狐那样的直笔了，董狐宁肯死，也要记载真实的历史，后代史官惟上意是承(即使有董狐那样的史官，也是被杀了，而且后世不得闻知)。这些监督充其量也只是软监督。有的史学家认为，这些监督制度不过是专制主义的补充，甚至变成对专制主义的赞美机制。
四、好皇帝，坏皇帝
1 贤者固若是苦耶！
皇帝有那么大权力，又不能监督，那么皇帝无论是好是坏都只能由自己负责，埋怨不得别人。《韩诗外传》中有个故事说虢国亡，虢国国君流亡在外，一路上，他的车夫似乎对这次流亡早有所准备，国君很奇怪，问车夫：你似乎早有所准备啊？车夫说，看您所作所为，早就知道您要亡国了。国君说，那你为什么不劝诫我呢？使国家不亡呢？车夫说，您喜欢奉承而讨厌直言，我要劝诫您，恐怕我会死在虢国亡国之前！国君勃然大怒：那你说说我为什么会流亡？车夫连忙改口说，因为您太贤明了，所以流亡！虢君转怒为喜：难道贤明之人就不容于世吗？车夫说：举世皆不贤，您这位贤明之人就要流亡了。虢君悲喜 交织 ，“嗟夫！贤者固若是苦耶？”许多事都是旁观者清，虢君在位时的所作作为，指不定引起了多少人的怨恨和愤怒，可是由于专制极权，人们敢怒不敢言，最后导致了亡国。此时虢君应该有些反思了吧？不是，车夫刚一说实话就被他打了回去，车夫只能抛弃他，让这位至死不悟的君主独自受苦了。
2 评价皇帝的着眼点
评价皇帝与评价一般人不同，他们权力极大，“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千百万人的生计。评价一个统治者如何，关键是看当时大多数人们的感受，这是基本的；另一点就是对于后世的影响。个人私德或无关于国计民生的行为，不是评价皇帝如何的着眼点。
给学生讲课时，我说如果从勤政和处理政事的手腕(只是对内，不包括对外)的角度来看，清代的皇帝除了未成年的孩子以外，都能打四分以上(以五分为满分)，就连西太后也是如此。她碰上了“千年未有之奇变”，如果她生在封建社会中期，以其用人和处理政事的手腕，起码是个中主。而明代的除了开国的朱元璋、第二代永乐皇帝朱棣等少数几个皇帝之外，大多数不能及格，但是由于明代皇帝的不作为，他们带给社会的负面影响小一些，太湖流域和东南沿海农村一些新经济因素的诞生就在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官员缺了也不补，甚至言官痛骂他的奏章也懒得处理，留中不发。政治仿佛停滞了，但经济社会有其发展规律，仍然发展。明末东南沿海的一些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东南一带士人思想的活跃，就与皇帝不管有关。
3 千秋难说误国罪
4 好大喜功，百姓受穷
汉武帝频繁地兴师远征，不时地登泰山封禅，劳民伤财，还好神仙之术，求长生不老药，糜费金钱。如《史记·索隐述赞》所说，“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汉武帝总结一生时，也说自己是“袭亡秦之迹”，把国家弄到危险的边缘，这是他比秦始皇高明的地方。文景时代数十年的积累，被汉武帝消耗殆尽。从老百姓的立场上来看，这种铸就了一代辉煌的皇帝，给老百姓带来的却更多的是苦难，他们其实不如汉文帝那样兢兢业业的皇帝。汉文帝能够约束自己，节省开支，不搞大工程，不接受贡献，与民休养生息，奖励农桑，降低赋税，除诽谤罪，删除部分肉刑，与汉景帝共同造就了“文景之治”。生活在“文景时代”，要比生活在秦皇汉武那样的时代容易一些。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正如同清末怪人辜鸿铭《爱民歌》中所说：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