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当为与不当为

　　我曾撰《诗，不可以亵》一文，阐述诗歌创作应有认真庄重的态度，不可太过随意和戏弄，“诗庄词媚曲俗”的大方向还要遵守。近日，李少君的《流水》因“她让我摸摸乳房就走了”一句爆红，随即引来争议，在多种声音中，笔者倾向于支持“否定说”，即，李少君这首诗并不是一篇好作品。李的这首作品，严格来说不是诗，只是断句式的散文，其内容也不适合用诗来表达。至于思想意向也有待商榷。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文学是分体裁的。相比于散文、小说、戏剧，诗的语言必须高度凝练、隽永深刻，且诗贵在含蓄，不宜直白。在格律上，现代诗虽然不像旧体诗那样要求严格，但起码的整齐划一、节奏韵律还是要有的。虽然现在白话诗、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都出现过，但并不代表它们就是符合诗歌规范的，也不代表它是正常、健康、有价值的。而且支持和肯定它的人也不一定是真正懂诗或情趣高雅的，追随者也多是跟风，这类作品终归要被历史淘汰。西方曾出现一种诗歌创作现象，有一群人抛弃传统手法，以简洁公式化表达要写的内容，比如写火车：“咔哒、咔哒、咔哒……卡卡卡……呜——”但没人追捧，很快自生自灭了。前面说的各种体也同样如此，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占据诗坛的仍是传统和主流写法。前人有言“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发展创新要合乎规律，而不是单纯的标新立异。

　　诗之所以容易被恶搞，主要因为它短小灵活、方便简单，不像小说和戲剧要花大力气去立意谋篇。而且诗有别才，非关书也，它不需要具备较高的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因此，诗是最能遮丑的文学。但恶搞毕竟不是诗，只是借诗之名的游戏，是对诗的亵渎。前面说李的《流水》不是诗，只是分行的散文或日记，这是因为它语言直白，结构松散，平铺直叙，没有韵律，根本就不符合诗的格式和特点。

　　其次，体裁和内容是相关联的。爱情可以入诗，性也不是不能入诗，但要有合适的表现手法和范围。这正如穿衣服，什么场合穿什么。文章也一样，不同的内容要用不同的文体来表达，体用要相适。曹丕在《典论》中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试想，一篇政府工作报告如果用戏剧来写合适吗？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成小说可以吗？再进一步说，有些东西即使写了，也要看是否适合公开发表。吴宓曾公开发表一首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为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惹得众人哄笑，学校认为不成体统，派金岳霖去劝吴宓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好比我们天天要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宣传。”吴宓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不是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毛彦文晚年对吴宓的评价是，他是个疯子。

　　当然，《流水》没有涉及对方隐私，也构不成对对方的影响，但它毕竟写了有伤风雅的性事。有人质疑难道性不可以写入文学，并且拿《废都》《红楼梦》《金瓶梅》《北回归线》，等作品来说明。这样讲是混淆了诗歌和小说的界线，前面说过，每一种文体有它自己的功用，有的题材和内容适合写入小说，有的适合写入散文，有的适合入诗，这就是为何前面说的《红楼梦》等写了性却可以是名著，可散文、戏剧却不写这些内容的原因。因为写了就显得不伦不类，好比让一个女子穿上泳衣上街一样，难免引起遐想。何况小说是分读者群的，而诗常面向孩子。诗可以写性，也不是没人写过，但要看怎么写，写来干什么，是用来自己欣赏还是公之于众，是作为艺术品展现还是发泄“露阴癖”。《流水》这首诗，失败就失败在没有用更高超的文笔来运作这一主题，结果写得直白、裸露，偏离风流近下流。

　　再说有人追捧。很正常，因为追星族从来不缺，追腥者也多。诗坛乱象由来已久，当初的梨花体也被许多人热捧，余秀华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引得许多人精神亢奋，李少君的“摸乳诗”群蚁附膻自然不意外，因为这个社会很多人已经丧失了辨别好坏的能力。当然，也有人说，并不是这些人不知道这诗不好，而是“奔着好奇和窥探的心理去看的”，或“冲着乳房去的”，还有人说吃饱了撑的。当然也有人不无忧虑地说：“阅读量超过4万，这又说明了什么？中国文化面临什么？”也有人直言：“这根本不是诗，是流氓的梦语，痞子文学！恶俗！”等等。

　　但说实话，《流水》这首“诗”主观上还真不是恶搞，因为他与那些恶搞的人不同，那些人是写不出诗来，只好标新立异。作者则是想通过恶搞的方式独出心裁哗众取宠，达到一种效果。这正如《围城》中，方鸿渐说曹元朗的诗不通，是有恃无恐的不通一样。恶性大于恶搞者。摸乳之事多人有之，独有李少君把它写到了诗里，可谓多年摸乳无人问，一举入诗天下知。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炒作可留名。然而，文学可以浪漫通俗，但绝不可浪荡庸俗，更不可淫荡低俗。文化当有济世之功，不可有毁世之行。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