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需要出走
其实我不太讲旅行或旅游，我常常用的一个字是“出走”。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
我70年代在欧洲读书，那时候我写关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老师问我：“你有没有去过意大利？”我说还没有。他说：“你没有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前热泪盈眶，你怎么敢写他？”后来我在意大利跑了一个月，身上就是一个背包、两件衬衫。
我也曾经睡火车站，那时候坎城的火车站是一片年轻人睡在里面。他们问我：“你怎么没带报纸？要铺报纸的。”他们就分给我。早上五点，警察带了一大桶的咖啡，当，当，当，敲着桶子，叫醒大家，请大家喝完咖啡离开，火车站要营运了。不要问该准备什么，先问你爱什么
欧洲有种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翡冷翠认识了一个十四岁的苏格兰小孩，戴个毡呢帽，用打扫厕所一个学期存的钱，就到欧洲来旅行。花完了，一点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苏格兰风笛，再继续下一段的旅行。我那时候感触很深，不同的文化，年轻人可以这么不一样。他们将来长大以后，担当的事情也绝对不一样。
我们宋朝诗人柳永说，“今宵酒醒何处？”中国文化里面本来有这个东西。可是这个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年轻人的生命力没有了，生命力消失了。
我希望“壮游”，带动的是年轻人走出去，闯一片天。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将来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很多人要去欧洲，都会觉得我在欧洲很久，就会来问我：“我要去欧洲，要准备什么？”我就会反问他：“你觉得你要去做什么？”
当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么，意志力很强的时候，所有困难可以一层层克服。
我们今天小孩的准备，他们的信用卡、语文，绝对比当年拿着商品样本在欧洲闯的台湾商人好，但是他们就是走不出去，因为他们没安全感。甚至有人好几年都在问，但最后就是走不出去。其实壮游有一部分，是先走出去再说。
我常常跟朋友说，《西游记》里孙悟空那么厉害，他一翻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那他去取经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是唐三藏取经？因为孙悟空没有动机，而唐三藏有动机;虽然没有取经的能力，但是动机是比能力重要的。没有动机，根本就没有出发点，连起跑点都没有。只要有动机，就很棒。最怕的是无所爱。
如果年轻人想要走出去，我会问他，“你爱什么？”如果喜欢摇滚，要去玩重金属，想要跟乐团，我都觉得很好。此外，“壮游”的“壮”字，不只是炫耀。壮这个字，包含了一个深刻的，跟当地文化没有偏见的对话关系。
旅游是很大的反省，是用异文化去检查自身文化很多应该反省的东西。比较里面，了解文化的不同，没有优劣。
人在一个环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锐度，也失去了创作力的激发，所以需要出走。
就像写《裨海纪游》（编按：清朝康熙年间记录台湾山川风物之著作）的郁永河，他看到台湾少数民族被抓来拖牛车，下雨他们就在淋雨。他就问：“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屋檐下躲雨？”翻译官就告诉他：“他们其实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是不怕淋雨的。”郁永河就叹了一口气说：“亦人也。”
所有好的旅游书，都会有这个观点。著有《真腊风土记》、出使吴哥城的周达观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时候，受不了天气。他不了解当地人怎么每天洗好多次澡。
一年之后，他变了。当初他带着大国心态，当时元朝那么伟大，但他后来说：真腊（位于今日柬埔寨的吴哥窟），一个小小的东南亚国家，可是礼仪这么严整，不可輕视也。”我觉得，人不可能没有主观，可是慢慢在旅游里面，修正自己的偏见跟主观，才是好的旅游。不只向外观察，而是向内反省。
即使只是参加旅行团，也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视野。现在信息真的很发达，在出发以前，可做一些准备的工作。第二个，到现场之后，尽量检讨自己的主观。
我带朋友去吴哥窟，我会说：“我现在带你们去柬埔寨人的家。”他们下车都会吓一跳，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叫作“家徒四壁”，他们连壁都没有。我在台湾，老觉得我还缺什么。
到那里，我第一次想：“我在台北的家有什么。”我以为我比他们富有。可是后来我看到他们男男女女从田里回来，脱光光的在河里、莲花当中，彼此泼水、唱歌，我觉得他们比我富裕太多了。
我一生当中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这就是个很大的收获。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旅游都值得，因为只要一对比，你都会回来检讨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旅游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外在的风景，其实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壮游绝对不只是向外的观察，而是向内的反省。
在一个环境久了，不但爆脑浆、爆肝，还会变得“僵化”与“麻木不仁”。
出走当然是一个很棒的选择，若短期无法成行……阅读、手作、聊天、学习、陪伴、分享、运动、散心、唱歌、画画……也是很不错的方法。只要能让你的生活比重产生变化的，自然也会改变你的生活质量，避免脑子僵化、心灵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