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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一次疫情,终结一场血战,更令中国文化由辉煌跌入低谷

2020-02-04 07:44:04 作者:南门太守 来源: 我们爱历史 阅读:载入中…

  这里说的疫情发生在东汉末年,不过不是赤壁之战时发生的那一场,这场疫情与逍遥津之战有关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孙权在合肥交战。此战中,曹军以7000人马打退孙权亲自率领的10万人马的进攻。孙权本人两次陷于危难吴军损兵折将,曹军将领张辽军事生涯则因此战达到顶峰。自那时起张辽的名字便与合肥逍遥津联系在了一起。此战也是孙权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人多势众猛将如云,却被打得难以招架,士气大伤。

  

三国一次疫情,终结一场血战,更令中国文化由辉煌跌入低谷

  后人评论逍遥津之战的胜利一方面归功于张辽等人作战勇敢,面对强敌,敢于主动出击,以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对比,打得敌人节节退缩。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曹操的知人善任给予高度评价。曹操虽然不在合肥前线,但他一年前就留下了一封密函,仿佛已经预知了后面发生的情况,对于如何用兵给出了清楚指示。曹操知道张辽、乐进、李典等人互相不服气,平时都不买对方的帐,所以将拒敌方案暂时秘而不宣,他相关键时候张辽等人能以大局为重,且互相激励,一定能出奇致胜。

  后人论及此战的成败,通常将原因归于上述两个方面。不过,还有一个可能更为重要原因被忽视了:孙吴军队中正流行瘟疫,消弱了战斗力,这才迫使吴军后退。《三国志·甘宁传》记载:“建安二十年, 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这里说的“军旅皆已引出”,是说时发生了瘟疫,孙吴军队被迫撤出了疫区。孙权之所以撤兵,是因为他至少经历过赤壁之战的那场瘟疫,知道瘟疫的厉害。因此,所谓“八百破十万”的传奇,与瘟疫其实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果没有这场瘟疫,拥有绝对优势的孙权恐怕未必会主动撤退

  

  次年2月,曹操从汉中返回邺县,没有在大本营久留,10月,曹操从邺县起兵奔赴合肥,他要处理一下合肥之战留下的一场问题,并且寻找新的战机。曹操对这一仗很重视,特意把夫人卞氏和长子曹丕都带上了,曹丕12岁的长子曹叡以及女儿东乡公主也由祖母卞氏带着随征。

  大军到达合肥后进行短暂休整,曹操听张辽等人汇报了合肥之战的经过,“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之后,曹操给张辽所部增加了人马,让他移屯于居巢。居巢在今安徽省桐城县南,这里在濡须口上游,距濡须口只有100多里,距皖城也近在咫尺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正月曹操也到达居巢,他的想法是先不急于攻打濡须口,而是先夺回皖城,之后采取稳扎稳打办法,彻底拔掉濡须口这颗钉子

  

  不凑巧的是,爆发于一年多之前的那场瘟疫又卷土重来,《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曹操任命的兖州刺史、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亲自到军中慰问得病的士卒,结果,司马朗不幸染病,不治身亡。这一次瘟疫迟滞的是曹军的行动,曹操更加深知军中流行疾病会对战斗力造成多大伤害,所以不敢掉以轻心,也撤兵了。

  这场瘟疫最终波及到包括整个北方以及长江流域,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根据曹植的记载,这场瘟疫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那时人们医学知识很有限,有人认为瘟疫是鬼神在兴风作浪,曹植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是自然界阴阳二气失调而发生的瘟疫,没有什么鬼神,对于那些插起桃符来驱鬼的人,曹植觉得很可笑。

  值得一提的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著名文人都死于这场瘟疫,王粲则死于这次行军途中,推测一下,可能也与这场瘟疫有关。也就是说,“建安七子”几乎同时死去了5位,这场瘟疫在对曹操的大军给予重创的同时,也对文学事业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容易诞生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作家。此前,天下陷入动荡,而文学却异军突起,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作家群”造就了一次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但建安末年的这场瘟疫却将这段辉煌突然打断,徐干等5人病逝于同一年,加上9年前被曹操所杀的孔融和5年前故去的阮瑀,“建安七子”到此“全军覆没”。

  3年后,“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曹操也去世了,曹丕当了皇帝,用在文学创作上精力越来越少,中国文学史由辉煌期迅速走向一个低谷,直到20多年后的正始年间,随着“竹林七贤”的形成才有所改观。

  参考资料:《三国志》《说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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