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端与云下

　　有道是：“情尘既尽，心镜遂明，外影何如内照？幻泡一消，性珠自朗，世瑶原是家珍。”——读明人屠隆这段话时，我正在想着这些事。

　　有些怀想看似寻常，一旦细究，则似总会透露出某种近乎荒诞的戏谑性——说那是喜剧性也未尝不可，当然是卓别林式的喜剧，是从灵魂深处发出来的会心之笑，或眼里噙着泪水的笑，而非当下流行的恶搞出来的，狂放却来历不明、不知就里甚至暧昧的笑。

　　四十多年前，当我头一次躺在云南的某座山冈上，仰望湛蓝如水的蓝天和帆一样飘移滑行的云朵时，便突发奇想：如果那时能让我的心智魂魄，回到我生长的西陵峡口长江之滨，或是我求学时待过的橘子洲头湘江岸边，那么，隔着将近两千米的高度差，此刻我的肉身，已然该是在云端了吧？我的魂魄，几乎可以清晰地看见我自己，在山之上，在云之上。可明明地，我的肉身知道，我仍在云下，而非云端。

　　那时，作为一个身处底层的铁路养路工，我只是在劳作的间隙，有那样半个钟头的歇息。其时，我正躺在山上，躺在云下。我的身边，是我的师傅和工友，是那条我必须为之挥洒汗水的铁路，它穿越群山，一直伸展到我目力不及的远方。每天将近十个钟头的强体力劳动，让我感到浑身酸痛不已——不仅肉体，还有魂灵。而我竟在那一刻，无端地想到了“云端”那样一个带有浪漫炫魅的字眼。正是那个字眼，霎时便把我带到了我无法预料的未来。直到如今，想到这里，想到那样的“想入非非”，我便只能暗暗地与自己会心一笑了——你在想什么呢？事实是我好像什么也没想，至少对于未来，我没有清晰的预测。但我知道我应该有个与那时，与那座山冈，那个时刻不一样的未来。所谓“不一样”，也并非不再做体力劳作——这世上，亿万人不就是那样度过了一生吗——而是寻思对于这个世界，我或该做点什么。就在那一刻，我似乎有了某种超越，对于“当下”，对于际遇的超越。

　　多少年后，无数次的，包括此刻，我都会一次次地想起那个时刻。在丽江，在香格里拉，在高黎贡山，我曾多次凝望云南的云，也在那樣的凝望中想起云端这个字眼。当无论本地或外地的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写到云南的云时，我想起的是我最初的那次对云南天空的一次茫然凝望，对云端与云下的一次莽撞思索。我自信，那样近乎原始的想象，具有它特殊的合理性，那是一次不具诗性的诗性思索，一次与哲理无缘的哲学性冥想：肉身在云下，魂魄在云端。

　　如此说来，云端与云下，只是两个相对人的肉身而言，有云壤之别的词语，或是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云端，是出世的，属于魂魄，属于精神，象征着高度与超越;而云下，则是入世的，属于肉身，属于度日，属于我们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并深陷其中的日常与凡俗。

　　云端，是美丽的，是五光十色的;

　　云下，是琐碎的，是柴米油盐的。

　　一个完整且健全的人，就在云端与云下之间，来往穿梭。我们无法拒绝日常生活的单调、沉闷、平庸与千篇一律，就像我们无法拒绝作为一个生命必然会有的吃喝拉撒睡一样。但任何一个人，如果只沉湎于生存之中，就成了一个纯粹生物性的人。不时地，他需要去到云端，去云端溜达一下，休闲一阵，哪怕是去那里换口气也好。

　　其实，云端不远。云端，就在我们的目光和心思所能到达或者永远无法抵达的高度。但无论你是否能够最终抵达，那里，都能存放你的思索，你的幻想，你的秘密，甚至你那些无法得到世俗认同的爱。

　　有或没有那个高度，生命的存在，它的必要性、合理性，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是《娑罗馆清言》主人屠隆说得好：“饧粘油腻，牵缠最是爱河;瞎引盲移，展转投于苦海。非大雄氏，谁能救之？”“大雄氏”指佛，我等俗人，岂能常见？能“救之”者，唯我们自己。倘将“爱河”移譬为“云端”，将“苦海”转喻为“云下”，一切便能得解，也能得救了。

　　（张建中摘自《新民晚报》2019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