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三不足”

　　王安石的时代，处于北宋神宗的熙宁、元丰年间，是一个好时代，社会经济正在持续发展，城市繁荣、人民富庶。但和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好时代”一样，北宋王朝却正在进入“衰世”。大家可能会说这不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社会确实在发展，但社会矛盾却正在激化，北宋政权有能力管理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社会，却没有能力应对正在发展的社会，对内掌控与对外防御能力都在下降。对契丹、西夏常处守势，每年还得分别“赠予”或“赐予”数以十万计的白银和布匹，所以人们用“积贫积弱”来评价“宋朝”的尴尬。而一旦“宋朝”政权发生问题，“宋代”社会也必然随之崩盘，这就是“朝”与“代”的关系。

　　范仲淹到了汴京，把满腔热血洒向了改革，改革措施一项接一项地推出，但兴一利却出多弊。原来很多的社会弊病，看上去必须革除，但弊病的后面却是它的“合理性”，有其产生的深厚土壤，是在特定土壤上自然生长出来“怪胎”，是各种利益关系博弈的结果，有些甚至是“迫不得已”的妥协。产生这个怪胎的土壤不改变、弊病后面的各种利益关系不斩断，这个弊病怎么可能革除得了？

　　范仲淹以猛药治之，触犯了各方面的利益，既得利益者不满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渴望得到利益的人们也不满意，因为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矛盾更激化了，朝廷不满意。既然这样，你就得下台。

　　庆历时已然如此，熙宁、元丰年间北宋应该说开始进入了“衰世”，问题也更加严重。处衰世是不容易的，王安石面临的压力、受到的阻力更大。

　　苏东坡写了一篇文章，读起来笑死人，说他流放中，到一个县城，不是很繁荣的县城，人潮人海，酒店、茶馆、赌场、妓院全堆满了人，而且多是穷人，苏东坡很好奇，问一家老板：生意怎么这么好啊？老板乐得口都闭不上：您说生意能不好吗？这几天是官府买单。什么叫官府买单？政府强制发放青苗钱谷，四乡八里的农民到县城来借钱借谷，借了之后即消费，好酒的喝酒去，好嫖的到妓院去，好听说书的到茶楼去，好赌博的到赌馆去。苏东坡就问：那以后靠什么还呢？回答说：这还不好办？还钱没有，要命一条。政府强行借款给我，以后要连本带息地还。反正是还不了的，干脆先消费。到时你逼我还，我逃跑;钱没有，命一条，耍赖。

　　第二个问题，“三不足”的问题。先看“人言不足恤”。你要兴利，有人反对，因为在兴利的过程中，人们所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你要除弊，反对的人更多，因为它意味着要剥夺一些人的利益，他就和你玩命。但要兴利除弊，就顾不得有人反对，这就叫“人言不足恤”。但一走极端，问题就来了，不利于建立“统一战线”，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人，树敌太多。

　　再看“天变不足畏”。这一条是犯大忌讳的。中国人经常说“天地良心”，说“人在做、天在看”，这是遏制一个人干坏事、遏制手握大权的人干坏事，特别是遏制皇帝干坏事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和舆论防线。这道防线一破，就叫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

　　这三个“不足”放在一起，即使你是在干好事，也可能是一意孤行。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只看结果不看动机和过程的，不管你动机多么高尚、计划如何美好，如果你能够搞定，效果好，那一切都好;如果你搞不定、效果不好，甚至产生负作用，那一切都不好。

　　但是，我充分理解处于“衰世”的王安石，他实实在在想为这个国家办事，是实实在在希望帮助这个社会渡过难关，但社会的问题、社会的矛盾积压得太多，王安石急于解决这些问题，急于解决这些矛盾，但几乎是到处碰壁，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当然，宋神宗在千方百计支持他，但有时也扛不住，皇帝身后还有皇后、更有太后。所以王安石干脆提出“三不足”，下猛药。结果，已有的问题、已有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