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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丹感受经济学上的幸福与财富

2020-05-14 00:35:54 作者:梁冬 来源:阅读 阅读:载入中…

在不丹感受经济学上的幸福与财富

  人之所以觉得贫困,有一种不是因为他没有吃的,而是因为他不如别人。查尔斯·汉迪曾经说过,现代人的贫困来自邻居眼光—这就叫相对贫困感。在不丹,这个以佛教立国的小国会给你另一种体验

  有一次,我和一些企业界的朋友一起去了不丹,在那里有个很有趣的体验。我的好朋友,台湾的“奇女子”陈念萱,帮我约了一个人,他就是不丹的国师格玛乌拉,相国王顾问

  不丹是一个奉佛教、以佛教立国的国家,是世界为数不多甚至唯一以GNH(国民幸福指数衡量发展进步水平的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格玛乌拉参与制订了整个国民幸福指标发展的规划

  我们同去的朋友都感到非常震撼想不到这个国家对幸福问题思考这么细致。他们把整个国民的幸福分成九大维度:国家的经济发展算其中的一部分大概不超过30%;第二是人民互助的程度,就是在没有利益前提下人们是否愿意互助,经过定期的市场调查或者国民统计变化趋势;第三是国民用于祈祷冥想时间,因为不丹是一个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国家;第四是人们生气的时间;第五,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包括森林,就是绿地面积占整个国土比例……不丹人用这种方式考察个人在这个国家是否幸福,每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又围绕着“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而展开。如果一个不丹人在一年当中生气、发怒有26次之多,那他就是一个不幸福的人,就会有人去帮助他。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基于全国人民的幸福状态—包括理状态、外在状态—来展开调研,然后持续地进行改良

  不丹人对于幸福的整个理念让我们感觉很乌托邦、非常美好;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点儿质疑这种幸福是否可持续。格玛乌拉说,人们的快乐其实来自思想深处的满足感。格玛乌拉介绍称,每一个不丹家庭,如果有人没有土地,国王会根据国人民的花名册,让他在某个指定区域砍80棵树盖房子,其他的土地则用来种粮食有意思的是,不丹皇家航空公司只有两架飞机,所以他们的国王到其他国家出访时也要乘坐。不丹人常常在飞机上碰到国王,还跟国王合影

  不丹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太现代化,有人开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但数量不是特别多。一个公主的房子跟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大小差不多装修也差不多。格玛乌拉有三栋独立的房子,在一个院子里。我问他的生活水平怎么样,他说在不丹属于比较普通的、中等的状况。后来,我们又到了很多平常的不丹人家里面,确如他所说,没有太大差别。一般不丹老百姓的家里就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有点儿像中国藏区建筑,最下面一层是牛羊,中间一层是人住的,最上面一层是神龛,做礼拜用的。

  直到那时我才理解,为什么“家”这个字下面是个“豕”。就是说,在“宀”下面,最下面那一层住的的确是动物。有意思的是,我们走进普通的不丹人家,他们不会特别抗拒,也没有特别的兴奋,他们觉得很正常,好像大家本来就应该认识一样。他们请我们喝完茶之后我们就走了,平平淡淡的,没有很激动地来,也没有很激动地走。

  在不丹,有很多从各地来朝圣的人,也有很多人在路上磕五体投地的长头。我们大家都在拍照、拍视频。我们问他们的财产有多少,很多人家里的钱其实很少,如果折合成美元的话,可能就是一两百美元,全家的物质财产也就这样一个数量级。

  我们总觉得一个国家的幸福、一个人的幸福应该和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因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人更幸福。古典经济学要解决人的幸福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公共福利和私人福利之间的关系,如何增进人类的总体幸福和福利。美国的《Fortune》杂志,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幸福”杂志,现在则把它翻译成“财富”杂志。英文“fortune”有幸运、幸福的意思,同时跟发财也有一定的关系—发了财当然会很幸运。所以它既有“财富”的含义,也有“幸福”的含义。

  在西方人看来,财富是跟幸福连在一起的,但到底哪个是主体、哪个是附属,就很值得玩味了。有人认为财富是主体,有了钱就有幸福;也有人认为,幸福是主体,财富是一种佐料。这表面上很浅显,但是经济学一直在纠缠这个问题。

  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属的流派叫行为经济学派。卡尼曼跟以前的经济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关心体验、关心幸福、关心人们做经济决策时的非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而且把經济学作为一种探讨幸福的学问,而不是仅仅探讨财富、探讨增长的学问。

  事实上,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就是所有财富的增长都是为了让人民更幸福,但是现在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讨论国内生产总值、讨论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增长的目的。

  卡尼曼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幸福,并做了一个“快乐水车”的隐喻。农村里的水车上有一个个小桶,水车不停转动的时候就把水带起来,但一停下来一点儿水都没了。南方人把钱比作水,钱要不停地转,如果停下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假如有一小桶水,它并没有转动,而是放在旁边的,它会一直在那儿。现代人的幸福感就要不停地转动,才可能有这种财富的感觉,一旦停下来就没有了。

  不管是哲学、经济学、伦理学还是宗教,都要解决幸福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的终极关怀。我们追逐金钱、地位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而且它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

  经济越发达,个人的幸福感反而越低。有经济学家计算过,到6000美元、8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这些指标后,人的幸福感会随着每增加1000美元而发生边际效用递减。到了一定的程度,幸福感不仅会递减,甚至是倒过来的,反而让人更加痛苦。现在的经济最终变成一种竞争性的经济,就是人与人之间出现的贫困感,人人都觉得没有钱。

  一位经济学家讲过,如果用金钱来衡量幸福,这种方式通俗易懂,也容易操作,但是它的麻烦就在于总是有人更有钱,所以任何人都会感觉自己是一个穷人。这里引入了一个概念,叫相对贫困感和绝对贫困感。饥寒交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叫绝对贫困感。现代人的贫困感不是绝对贫困感,有这种绝对贫困感的人越来越少了。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次我和一帮朋友吃饭,剩下了一些饭菜,有的都没动过一筷子。我们把饭菜打包拿给一些流浪者,他们居然看不上,说还是给他们现金比较好。

  人之所以觉得贫困,不是因为他没有吃的,而是因为他不如别人。查尔斯·汉迪曾经说过,现代人的贫困来自邻居的眼光。这就叫相对贫困感,当人们觉得穷的时候,不是因为本身穷,而主要是来自他的邻居。

  我以前总是很怀疑,那些建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的四五层高的洋房到底能不能卖得出去,那里房子比别的地方贵,住在里边的人花了很多钱,体会到的仍然是相对贫困感。事实证明,这种房子通常不是很好卖。

  这种相对贫困感,使得财富最后给人的感觉不是富有,不是幸福,而只是贫困,让人总觉得欠缺什么。比如油价涨了,出租汽车司机指着某国营能源公司说:本来我一个月能挣2500元的,这帮人一搞之后,我现在只能挣2000元。出租车司机经常说,早晨一起来,就欠国家四百多块钱。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人一生下来,或者开始工作,干什么都是在欠钱,供房、供车,一辈子有好多账,总是在还账,而不是获得和增加。

  现代人的贫困感变得单一化、单向度,就是幸福与否主要是看欠钱还是不欠钱,不欠钱就相对感觉轻松。但是实际上等房贷还清了,车贷也还清了,哪天一串门,跟邻居一比较,人家开的奔驰跑车,你开的是现代跑车,就会感到很贫困,于是幸福指数就会直线下降。

  大概10年前,我采访过中国几位最著名的广告人和几个最大广告公司的老板,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广告人,为人们创造了那么多欲望,让那么多人感觉自己对生活不满足,需要把一个很好用的手机扔掉,再去买一部新的,是否在内心感到愧疚?

  广告的本质,就是用所谓时尚化的销售方式制造相对贫困感。广告背后的逻辑是,生活可以很美好,但是现在还不属于你,要花钱才能买得到,而且买到之后再告诉你还有更美好的东西,你又成了不幸者。《围城》里讲了一个例子,说西方人为了让驴子拉车的时候不停地往前走,就在驴子前头挂一根胡萝卜,驴要去吃胡萝卜,所以就走得很卖力,但实际上它走的时候胡萝卜也在走。

  包括广告在内的很多营销方式,还有整体经济的经营方式,都是这样的。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按照这种竞争逻辑,人类在将来一定会生产越来越多的用完即扔的东西。因为如果东西经久耐用,大家都没有购买欲望,对这个东西满足了,那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就会停滞,GDP增长就会非常缓慢。所以,必须把一种诡计、一种暗示、一套价值体系或一套潜规则,像植入芯片一样植入大家的頭脑当中,让人们不断地抛弃已经得到的东西,或者说看清已经得到的东西,而去向往还没得到的东西,把一根“胡萝卜”吊在前头,不停地去追。

  我们回过头来看,“fortune”这个词包含“幸福”和“财富”两重含义,本来财富是包含幸福的,但现在财富的逻辑变了,财富就是不断地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我们不断地把已经得到的东西归零,认清它、忽略它,把它视为透明的,然后看见的总是我们得不到的东西。这样,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的确确让人的需求没有止境,需求越多就越会刺激生产,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增加。反过来,人们发现这种财富逻辑是干扰幸福感的,本来财富作为一种手段是能够让人得到幸福的,结果它却造成了痛苦。

  不丹的最大逻辑就是截断众流,告诉人们幸福除了经济增长以外,还包括每日用于反观内照、看见自己内心情绪变化的一部分。它打破了财富的单向度—数字化、可视化,它是反对这种财富逻辑的。如果你发现了这一点,你就是一个觉悟者。

  (摘自中信出版社《无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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