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总理在西花厅过年

　　我到北京之后，和七伯七妈吃第一顿饭时，我边吃边观察。我看到七伯的饭快吃完了，等他吃完最后一口，我马上站起来，说：“七伯，我帮你盛饭。”七伯是长辈，我是晚辈，而且饭也不在跟前，我作为晚辈理应去做这些。但是，当我站起来，伸出双手去拿七伯碗的时候，七伯把手一挡说：“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如此一来，我站在那里有些尴尬，我的手没有接到碗。看我尴尬了，七妈邓颖超打了个圆场，说：“保章，你坐下，你坐下。”七伯这时接着说：“自己能办到的事，为什么叫别人呢？”

　　后来的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回来，一进西花厅内厅，就看到七妈拼着两张桌子在缝被子。七妈是1904年生人，那时候57岁了，她眼睛不行了，所以我给她穿针上线，和她一起缝。

　　到了吃团圆饭的时间，桌上光有碟子、碗筷，其他什么都没有。过了一会儿，我正纳闷的时候，卫士通知了，说总理到了。总理从车里出来了，从后厅的侧门进来的，工作人员也来了，他们拿来两样东西，小米稀饭和包子。就这两样东西，上得也很快，小米稀饭是大盆装的，包子也是大盆大碗端上来的。

　　这时候，七妈向七伯会心地一看，七伯就站起来了。七伯说话很简单：“今天年三十，请大家一块来吃个团圆饭，感谢大家。”他说了以后，又往七妈那一看，七妈也会心一笑。七妈站起来说：

　　“今天是除夕，总理请大家来吃团圆饭，不设酒，不摆菜，总理请大家吃包子，喝小米稀饭。为什么呢？中国革命是靠小米加步枪取得胜利的，小米对中国革命立下了功，我们在欢乐的时候，不能忘了小米，不能忘了小米那个年代。

　　1961年的时候，七伯才63岁，身体好极了，走路跟一阵风似的，吃饭也很快。他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他看我也吃完了，就把手一招，叫我过去。他问：“保章，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

　　我说我在青岛，在工厂工作，是一名职工。七伯听了很高兴，还给我一些鼓励。然后，他就问工厂的情况，工厂还能不能正常生产，工人的生活怎么样，工人每顿饭吃的什么等等，问得很细。我就照实跟他讲，没有东西吃，农村很多人都非正常死亡。能吃到地瓜干就着酱油汤，就是好的了。没有油水，什么菜也没有，就是清汤寡水，不扛饿，能吃很多。

　　七伯听到这个情况，脸色看起来很不好，很沉重。我知道他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年初一的午饭，就七伯、七妈和我三个人一起吃的。我一看，桌上摆放一个小碟子，盛了四个窝窝头。我心想，大年初一怎么吃窝头？我拿着筷子去夹窝窝头。七妈把我的筷子一拨，说：“保章，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那边有大米饭，你吃大米饭。”七妈没让我吃窝窝头。

　　这时正是困难时期，粮食都是按照定量的比例来供应的。我意识到总理在国家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粗细粮搭配吃。后来，我发现他们不只是粗细粮搭配吃，而且也定量、定比例，老百姓怎样，他们就怎样，完全没有特殊待遇。

　　七伯的办公室无关人员是不能进的，七妈一般也不进去，只有他的卫士、秘书等才可以进。我常看到七伯有很多的文件要批阅，一工作起来就不知道休息，常常需要七妈过来提醒他。每次七妈都是先敲敲七伯办公室的门，然后把门推开，七妈一推开门就说：“恩来，你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会儿了。”七伯会说：“好，好，好。活动活动。”我远远地坐在七伯对面，看到他戴着那个黑框的老花鏡、蓝色的套袖在那儿忙着。

　　当时，用电是很紧张的。比如我们工厂，一个星期就三天有电。电那么紧张，所以当时对电的控制很严格，要求人走灯灭。    我刚到中南海的时候，看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整宿地亮着灯时，很奇怪，就问成元功叔叔：“怎么对面那四行窗户老亮灯，一宿一宿地亮？多浪费电！”成叔叔说：“那是你伯伯还在办公。”我当时还想，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吗？要一晚上一晚上地办公。

　　临走的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就想早点出发去车站。当天晚上七伯有事，没在家吃晚饭，就我和七妈在家。吃完饭，七妈说：“保章，不要着急，你伯伯还没回来。”

　　等了一会儿，外头有动静了，是七伯赶回来了。七伯三步两步就到了我跟前，主动握着我的手说：“保章，今天晚上我有会，不能送你了。”七伯接着说：“希望你坚持在基层，多写信来反映基层的情况。”说完这句话以后，他又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转身就走了。等我回过神的时候，七伯已经出门了。

　　这个告别很简短，顶多两分钟。但是这两分钟对七伯来说，都是要事先安排的。特别是忙的时候，说争分夺秒也不为过，而且他的行程涉及的不只是他自己，还有好多工作人员。所以，这简短的道别，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温暖和难忘！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