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们的中年危机

　　现在回到三个甲子前的己亥那一年（1839）。自杭州北漂至京城，当一个小公务员的龚自珍，终于被北京的权贵们挤出局了。那一年，他不得不展开“逃离北上广”的旅程。

　　京城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龚自珍最知名的朋友有魏源和林则徐。这一年，魏源还没有写出他的《海国图志》，影响日本历史的明治维新尚没有发生。而林则徐则在这一年去了广东，开始为虎门销烟做准备。临行时，他婉拒了龚自珍请求随行的动议。

　　的确，龚自珍这个人的毛病太多。他听从外公段玉裁的教诲“要做名儒、做名臣，不要做名士”，因此屡屡戒诗，又屡屡开戒。他有天生的名士做派，行为不甚检点，议论朝政，出语伤人，是常有的事。他甚至说，整个朝中和江湖，都没有有才能的人，全是一帮傻子。

　　他还有一个毛病，甚会得女性欢心。尽管他是个五短身材，面貌倔强，但丝毫不妨碍他以诗歌的才能进入女人的心扉。顾太清被称为大清第一女词人，她曾经是一位王爷的侧福晋，因为与龚自珍过从甚密，诗词唱和，引来非议，最终被逐出王府，流落民间。据说，己亥这一年龚自珍的离京，与这段经历有莫大关系。

　　48岁时，龚自珍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对新疆、西藏的地理有深入研究，希冀能派上用场，朝廷有朝一日让他去拓疆安土。然而这样的机会迟迟不来，他只能做一些秘书和校对的工作。他的剑生了锈，箫在秋天里也只能呈现萧索之意。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去西山或南城赏花了。他和文友们骑着马，饮酒作诗，享受大自然的恩惠。

　　由于朝中的挤对，以及来自八卦的风言风语，龚自珍在京城的进取之路一败涂地。他眼中所见，皆是满目苍凉。帝国的气运和他的命运在这一年里形成了某个隐性的转折点。他预见到摧枯拉朽的力量即将到来，但又滋生出无能为力之感。

　　此时，龚自珍与所有中年状态的人士一样，有了家室之累：正室侧室，一双儿女。他的身心经历了疲惫的淘洗，他也并没有在为官的时候实现财务自由。

　　安身未卜，立命未卜。龚自珍是个彻底的失败者。除了拥有一些诗名之外——他在这一年沿途写的诗，会因为传诵早于他抵达家乡。途中有道士在祈雨，听说大诗人龚自珍来了，请他写醮词，他大笔一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诗人和巫师的双重人格合体了，龚自珍扮演了那个求雨之人，他用文字的灵性呼吁天地之间来一场大的洗涤，将腐朽与没落彻底扫除。

　　一路上，他不在醉中，便在詩中。朋友们与他谈论诗文与学问，时政与苍生，这给了他不少慰藉。从春天走到夏天，他才回到了杭州。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士子究竟是该“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以“安顿性命为旨归”。思想的流淌，驱动着不同的行事风格和人生路径。48岁的龚自珍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他不停地否定自己，既没有在小学领域接续上外祖父的学问，又没有在做官上展示新的策动论力。他不过是讥人讽事，愤愤不平而已。有人称他龚疯子，背地里却想这是一个愤青、刺头、麻烦。

　　但那仍然是隐隐有个中年危机的。与俗子的中年危机不同，士子考虑的不是个人际遇、职场争斗、子女教育，而是对一块大陆共同的深情，对吾民同胞的休戚之感。多一些公平，多一些正义，多一些文明;同时，少一分谎言，少一分愚弄，少一分卑劣。

　　一切归结于人心，龚言“人心亡，则世俗坏”。再好的制度，不去执行，仍是一张废纸。国民教育如果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而非智识的增长，那和皇帝的新衣有何区别？

　　人到中年，一切都还来得及吗？能看到机运昌明的那一天吗？为什么龚诗能一发千钧，自此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走向？一个诗人，一个命定的诗人，为何能天心人心，打成一片？

　　龚自珍仍沉溺于归途中的酒与色，诗与友。他缓缓归矣。家人与市民用超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了他。求字、求墓志铭，络绎不绝。他不得不在吃了半个月酒席后，又闭关半个月，完成稿债。他终归是个名士，他的名声，他的不妥协，传遍了整个杭州，他的诗文被传颂，行迹被模仿——他终于成了外公所痛恨的人。

　　他的名句在一点一点发酵，原来“美人如玉剑如虹”是他的句子啊。“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多么美妙的境地啊。“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十年香”，又是何等的深情直白啊。

　　他考虑了接下来的生活，他要在杭州附近的昆山，把自己的别墅在山中建好。余生以待，他有一个自我休憩与优游的空间。如此退隐，岂非中年的急流勇退，岂非上苍待我不薄的田园之乐？

　　他甚至偶尔内心一动，希望将沿途交好的歌伎召入府中，从此不问外事。但世俗与礼教的束缚又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将心迹都付诸诗篇当中。当人们阅读这些诗篇时，不免有人骂他是玩弄女性感情的大混蛋。好几次，他不敢面对歌伎与他的送别，仓皇驾船先行。有一位与他长情的女子早逝，对自己的母亲遗言说，如果龚先生要来墓前，那还是可以的。

　　对于龚自珍而言，己亥（1839）是个由盛而衰、盛极而衰的年份，无论是他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感受到无以复加的光荣的顶点，但燃料就快烧完了。大清的迷梦被随后而起的鸦片战争（1840）拉开了屈辱的序幕;十年后，太平天国运动（1851）又将之冲击得摇摇欲坠。

　　是龚自珍在己亥之年发出了先知的声音，他在这一年的归乡之旅中，看到了大半个中国的真实现状：人们的困苦和上流阶层的无知，已经有了不可弥合的鸿沟。

　　“士子”最终会选择“悄隐”，原因很简单，有底线的斗不过没底线的。在巨大利益面前，盘根错节的关系会消耗人无穷的精力，智商与情商再高的人，也会受“看不见的手”的拨弄，这只手的名字叫“利益”。要么选择进入这张大网，贡献聪明才智，成为家族代言人;要么与之决裂，放弃既得利益，成为一个自谋出路、不负所学的个体。

　　人到中年后，容易变得犬儒而非奋起，社会空间又往往是铁板一块，不可理喻的事情太多，荒诞的新闻也不少，面对世事人心，“士子”的呼告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龚自珍为后人揭示了传统中国的人格美学与生活美学，体现了个体生命的大视野和大情怀。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