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杨家将： 一个受到嘉奖的“贰臣”

　　“杨家将”故事里，有一位杨四郎，是杨令公第四子。在宋辽“金沙滩之战”中，因奸臣潘仁美不加救援，杨门八子战死的战死，失踪的失踪，只有杨六郎一人全身而归，杨四郎则被辽人俘获，萧太后见他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好武艺，爱才心切，便将公主许配给他，招为驸马。十五年后，杨四郎过关探母，助宋破辽，与家团圆。这个故事，被京剧及众多地方戏编为《四郎探母》。

　　“杨家将”传奇其实是后世底层文人虚构出来的故事，始见元代杂剧与明代评书小说。但按《宋史》的记载，杨业的七个儿子，除了小儿子杨延玉随父战死沙场之外，其余六子皆得善终， 既未战死，亦未被俘。

　　不过，杨四郎有历史原型，这个历史原型便是景德元年为促成宋辽“澶渊之盟”做出很大贡献的王继忠。

　　王继忠为宋真宗藩邸旧人，自幼与赵恒相识。

　　真宗即位后，王继忠迅速得到升迁。咸平六年（1003）四月，辽军进犯宋境，围攻王继忠驻防的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路驻泊兵马行营都部署王超命王继忠率一千五百名步兵侦察敌情，结果被辽军发觉。王继忠部被围困在定州望都（今河北保定），而王超却拒绝支援，致使王继忠部全军覆灭，王继忠本人被俘。

　　当时宋真宗与朝中大臣，都以为王继忠已经阵亡。真宗非常伤心，下诏追封王继忠为大同军节度使，给王家送了非常优厚的抚恤金，又恩荫王继忠的四个儿子王怀节、王怀敏、王怀德、王怀正为官。

　　次年，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大举兴兵南侵， 宋真宗决定御驾北上亲征。正当这个时候，真宗收到一封从辽营中辗转送来的密信，写信人正是王继忠。王继忠在信上简略说明了一年前他战败被俘的经过。

　　宋真宗这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未战死，而是被辽人所俘虏。王继忠被俘后，萧太后得知他是宋真宗藩邸旧人，没有杀他，而是招为己用，授予户部使的官职，又“以康默记族女女之”，将一名契丹贵族女子许配给他为妻;“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表示将尽心效忠辽国。

　　王继忠这个经历，跟杂剧、小说中的杨四郎非常相似。想来杨四郎的故事便是根据王继忠降辽的史实演绎出来的。

　　这次王继忠给宋真宗写信，是为了说服真宗跟辽国和谈。宋辽两国由于存在历史宿怨与领土纷争，一直互有征战，但在战争中谁都讨不到好处，反而需要为此承受沉重的成本。到了宋真宗、辽圣宗那一代，应该说，双方都有了厌战之心，都希望与对方订立永久的和平。因此，尽管辽圣宗此番大举兴兵南下，但同时又接受了王继忠的提议，通过私人渠道向宋朝表达了和谈之意。

　　宋朝这边，真宗皇帝尽管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决定御驾亲征，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更加渴望和平。只不过，双方虽有求和之心，却由于两国既未建立正式的沟通机制，也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和平谈判便无从开始。这个时候，归顺辽国的真宗藩邸旧人王继忠，由于其身份的特别，既是宋真宗的亲信，又得到辽主的信任，便成了最合适的连接宋辽高层通信的中介。

　　在接到王继忠的密信之后，宋真宗虽然没有如王继忠所请，马上派遣使者赴辽营议和，但还是很快复信，交待王继忠：可向辽主转达宋朝亦有“偃革”之意，欢迎共议和谈之事宜，若辽方“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闻奏”。这里的“边臣”，指与王继忠私交不错的莫州将领石普。

　　于是，在景德元年宋辽大战的过程中，两国一边在前线厮杀，一边又通过王继忠—石普这一私人渠道，保持着最高层的间接通信。

　　在宋朝正式遣使抵达辽营谈判之前，宋辽双方停战议和的愿望，以及怎么和谈的细节，都是靠王继忠—石普这个私人渠道来沟通。可以说，如果没有王继忠从中牵针引线，未必就有后来的“澶渊之盟”;即使“澶渊之盟”最后可能会签订，但进展肯定也不会那么顺利。

　　王继忠也因为促成“澶渊之盟”有功，受到宋辽双方的一致褒奖。对王继忠留在宋朝的家人，宋政府也给予厚恤。按宋人笔记，“景德入寇，继忠从行，乃使通奏，先导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说以成澶渊之盟。……子孙在中朝官者，亦甚众，至今京师号陷蕃王太尉家”。

　　我们想一想，辽国国主给王继忠“授以官爵，为其婚娶，大加委用”，还可以理解，毕竟王继忠已归顺大辽，且表示效忠北朝，“事必尽力”云云。

　　但宋朝对王继忠加以褒奖，又优恤其子孙，则多少是对正统的“尽忠”观念的挑战。因为王继忠作为宋朝将领，未能战死于沙场，却投降了辽国，显然是投敌变节，按正统的观念，无疑属于“贰臣”之列。对于贰臣的亲属，不杀已是天子隆恩，怎么可以给予优恤？

　　今天，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审视历史，我们当然可以从民众福祉出发，高度评价王继忠为宋辽的百年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样的评价放在数百年前，则可能是一种伦理上的冒险。一位研究中国“尽忠”观念的英国汉学家说，“王继忠未能以死殉国一事给后来的评论者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对于传统的史家来说，王继忠的变节是不可原谅的。元人修《辽史·王继忠传》，于传末附上评论：“继忠既不能死国，虽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鉴，奚足尚哉！”修《宋史·王继忠传》，传末也附评论：“继忠临阵赴敌，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貴宠用事，议者方之李陵，而大节固已亏矣。”都认为王继忠应当以死报国。不死，即使促成了宋辽和议，也是大节有亏，不足为尚。

　　元明清三朝文人编造“杨家将”故事，大概也觉得杨四郎的降辽之举，实在对不起杨门忠名，所以又给补上了“过关探母，助宋破辽”的情节，以成全杨家将“忠孝双全”之名。

　　然而，这只是后世文人的看法，宋人未必也是这么想。宋时，人们对于王继忠的评价，可以参见王曾《王文正公笔录》 记述的一段话：“继忠为人有诚信，北境甚重之，后封河间王。彼土人士或称之曰：古人尽忠，止能忠于一主，今河间王南北欢好，若此，可谓尽忠于两主。然则继忠身陷异国，不能即死，与夫无益而苟活者异矣。”

　　这段话体现了当时人对王继忠的两个评价，一是王曾所代表的宋朝士人，他们认为王继忠“为人有诚信”，“身陷异国，不能即死，与夫无益而苟活者异矣”，尽管没有战死沙场，但为宋辽和平做出了贡献，不同于苟活者。

　　另一种评价来自“彼土人士”（辽人），在辽国人看来，王继忠先效忠于大宋、后效忠于大辽，促成“南北欢好”，“可谓尽忠于两主”。对于“尽忠于两主”之说，王曾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否则他不会在评价王继忠事迹时特别收录了这一句话。宋人后来几次提及王继忠事，也都是将其当成正面的例子拿出来宣讲的。换言之，在宋人观念中，王继忠协助宋辽两国实现百年和平，这也是“忠”的表现。

　　将宋人对王继忠的评价跟明清文人对“杨家将”故事的改编略加比较，我们会发现，宋人的观念无疑更为开明一些。

　　（摘自《知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