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分的是晋国，毁掉的却是周王朝八百年的国祚
今时今日有太多的人会将秦王朝统一前的大分裂时期统称为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说法自有其道理，春秋战国时期是众多诸侯国相互角逐的时期，不存在类似于周王朝或汉、唐、宋和明清的大统一的国家，它是众多零散诸侯国构成的历史时期。
但根据文史学上的严格的断代方法来判定，这种认为春秋战国是一个时代的说法却也是不完全正确的。在史学家们的眼中，春秋和战国是两个完全不相同的时代。
春秋是大周王朝权威不再，政权旁落的开始时期，虽然处在当时当世的各个诸侯国也并未真正正眼看待周王的统治，但明面上仍是尊王的，仍然不会公然与周天子的统治作对，所以春秋诸国也被称为“东周列国”。
但从战国初期开始，遵从周王的绝对统治地位就变得不再是各个诸侯国的首要任务了，类似于楚王的“问鼎中原”的故事也频繁出现。周王的统治地位的一再下跌和各个诸侯国权利的不断上升是使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成为不同时代的根本原因，但他们之间最为标志性的事件还是韩、赵、魏三家对晋的分权而治，史称“三家分晋”的背叛性事件。
“三家分晋”成为划分春秋和战国的标志性事件的主张的第一次出现时间是由西汉王朝统治时期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提出的。司马迁的划分依据在他所撰写的《史记》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史记》开篇就明确指出了遵从礼节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存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西汉中后期是儒家传统文化大为推行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传统儒学中的“尊君”思想在西汉王朝的中后期也大为流行。
在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全力支持下，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学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而作为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君权神授”思想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人，也影响着他们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选择。
太史公司马迁就深受传统儒学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在他看来，天子之所以可以统治国家，可以统领万千军队和百姓，追根溯源，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所崇尚的礼法制度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礼法制度是维持国家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伦理纲常，只有所有人都遵循这种伦理纲常，由上自下的对所有人进行统治和管理。即天子以君权神授的方式统领三公九卿，三公九卿在一定的权利作用下监督各诸侯。
而政治地位相对低下的卿大夫归诸侯管理，而卿大夫在相对权利的作用下又对比他更为低一级的人进行管理。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由下自上都恪守自己的本分和原则，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所以礼法制度是神圣不可玷污的，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天子的最为重要的义务和工作。也是保证天子绝对权利的重要保障。
在注重礼法制度、伦理纲常的太史公眼中，韩、赵、魏三家对晋国的分权而治事件是不符合礼制的，也是为君子所不能为的和众人所不齿的。晋国作为春秋时期可以说是最为强大的诸侯国，自出现至晋出公在位时期，晋国的军政大权都由晋国的世袭者掌握，且它是由周王朝分封而形成的，是符合当时的礼法制度的。
韩、赵、魏三家作为晋国国君的家臣和侍者，公然不顾礼法制度的存在，三家联手残忍驱逐和杀害了晋国的原有统治家族智氏，在公元前453年掌控了晋国的大小政务。在公元前403年周烈王时期，韩、赵、魏三家被周烈王正式任命为诸侯，并享有同其他诸侯国的同等待遇。
至此，名噪一时的晋国开始了其名存而实亡的颠簸历程。直至公元前376年，晋国的军政大权被韩、赵、魏三家彻底掌控，晋国彻底消失于滚滚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便是“三家分晋”的大致历史过程。
这在太史公眼中，是完全与礼法制度相悖的和不符合的，固然会成为太史公嘲讽和挖苦的对象，这也是三家分晋为何会成为太史公眼中春秋与战国分界线的重要原因。
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史学大咖，太史公司马迁在他所撰写的《史记》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晋文公曾是周王室的有功之臣，但他仍然得遵从自周公开始便遗传下来的礼法制度，而不能越俎代庖。
在势力日渐衰微的周天子面前仍然会有所畏惧，不敢再次提及有所冒犯周天子的葬礼制度的无理要求。晋文公曾居功自傲，认为自己的功劳堪比先王，故请求周褒王赐予自己百年后可以以王者的葬礼制度下葬，遭到了周褒王的情理交融的言辞的拒绝。
太史公认为，在周天子的势力已相当弱小的情况下，在周王势力与晋国的势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晋文公都不敢僭越礼制。
更何况诸侯国中那些稍微强势的卿大夫，他们虽有实力可以驱逐和杀害自家的君王，他们也曾想取而代之，却没有人真正敢如此行事。并不是因为自身所拥有的势力不够强大，也并非是因为良心未泯而于心不忍，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力可以堵住悠悠众口，他们更没有与天下人为敌的勇气。
然而“三家分晋”却给了他们足够的可以驱逐甚至是杀害自家君王的理由和借口，周天子对于韩、赵、魏三家的处理方式也成为了助长他们嚣张气焰的外在动力。
三家分晋后，周天子对类似于背叛晋国国君的韩、赵、魏三家不仅没有申斥和处罚，反而将他们的地位从卿大夫提升至诸侯，并将他们的福利和待遇等同于与原有的的诸侯各国。
这种不降，不杀，不惩反升的做法给予了那些同样想造反的家臣们以重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为后期家臣驱逐和杀害君王，成为王国的实际掌权者开了先例。
从古至今，有了先例就会有人模仿，有人模仿就会有人超越。韩、赵、魏三家联手取代智氏成为晋国的实际掌权者，这是卿大夫取代自家君王而成为君王的真实事件，这是先例。公元前672年的齐国的“田氏代齐”，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模仿。
而秦始皇一扫六合，统一天下，成为新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制度的掌权者，成为国家的新主人，并在分封制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系列适合秦王朝发展并适宜后世国家继续发展的制度，这就是创新和超越。
所谓的创造和超越就是在原有存在事物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和更新，以“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思维方式推动事物的进一步发展，进而不断完善和充实自己。
自古以来，权利放出去了就别想着可以收回来，周天子对分了晋国军政大权的韩、赵、魏三家的权利的给予既是对他们的错误行为的肯定和认可，也是给其他拥有此想法的人开通了捷径，也给自己的最终走向灭亡埋下了伏笔。
换句话说，周王室的礼法制度是被周天子自己给破坏的。也可以这么说，三家分晋后各诸侯国及所有人对周王室的统治地位的绝对化认可和服从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他们看来，既然君臣之间的礼法制度已经被周天子自己给破坏了，天下人以实力、势力争高下又有何不可。
以前的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能者居上的自由时代。
因此，在太史公司马迁看来，三家分晋前的礼制还可以维持国家发展秩序的春秋时代同三家分晋后的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这便是三家分晋是春秋与战国分界线的由来。
在很多人眼中，历史就是故事，就是帝王将相和诸子百家之所以存在的源由，没有作用可言。还有很多人认为认识历史，了解历史，懂得历史也是有钱人的事儿。经济并不富裕的人掌握历史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实际帮助。
然而实际上，历史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是劳动人民不懈努力的成果，且每一段历史不仅是曾经真实发生和存在的，不仅仅是向我们讲述了当年的历史史实，而且也让我们深刻了解了大到国家，小到个人的兴衰成败。
历史虽然都是以前发生的，距离现在的我们也是遥不可及的，但历史故事中所蕴含的深刻道理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唐太宗李世民曾说：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往往都可以在历史长河中找到最佳答案，“以史为鉴”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受益无穷。正如三家分晋的历史史实，周烈王的不幸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守护住自己的底线，无休止的退让只会成为别人进一步伤害你的理由和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