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称帝后，姚广孝坚持不脱僧衣，是淡泊名利，还是怕功高震主？
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帝命纪昀等360位大臣搜集历朝历代名人著作，全部收录于《四库全书》之中。但乾隆帝明确指出，明朝有两位大臣的著作，不在收录范围之内。这两人分别是严嵩和姚广孝。
严嵩是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是大奸大恶之徒，他的作品不收录在《四库全书》之中，还能理解。那姚广孝作为“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曾帮朱棣夺取天下，为何也不受乾隆待见呢？
其实，不只是乾隆不待见姚广孝，在许多明朝后期的官员心目中，姚广孝的地位也很尴尬。明朝嘉靖年间，姚广孝一度被撤销了配享太庙的资格。
历史上的姚广孝，到底是正是邪？本文笔者来和大家分享明朝传奇僧人姚广孝，以及他在功成名就之后，为何不愿意脱下僧衣。
元朝末年，朱元璋在父母和大哥去世之后，决定到皇觉寺做一个小沙弥。不久后，因为闹饥荒，寺庙得不到施舍，朱元璋只有云游乞讨，到了公元1348年（元顺帝至正八年），朱元璋重回皇觉寺，此时的朱元璋，已经21岁。与此同年，一个14岁的小童也出家做了小沙弥，此人姓姚，法号道衍。若干年后，道衍协助朱棣登基，朱棣恢复他的“姚”姓，赐名姚广孝。
姚广孝本是苏州人，其家族世代行医，他的伯父曾是当地的名医。到了姚广孝这一辈，正值元朝末年乱世，世道不好，伯父对子侄们说：
“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
简而言之，在战乱年代，做一个医者风险太大，他希望孩子们要么做学问考功名，光宗耀祖；要么出家为僧，做一个方外之人。
14岁的姚广孝似乎“看破红尘”，他选择出家为僧。
其实，在那个年代，僧人不涉政治，寺庙的确是一个避祸的好去处。朱元璋去了，姚广孝也去了。
事实证明，姚广孝出家，并非一心向佛。他出家期间学过天文，又拜过著名道士席应真为师，学习道术和兵法。除此之外，他还喜欢舞文弄墨，他和明初文学家高启成为挚友，经常在一起写诗作曲。
自古以来，寺庙里似乎都不缺少虔诚的佛教徒，而缺少那些博览群书，诸事皆能的“奇僧”。此后数十年，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开始争霸，而在江湖上，有一个叫“道衍”的奇僧逐渐出名，很多方外之人争相与之结交。
姚广孝最著名的朋友莫过于明初著名的相士袁珙，袁珙久闻道衍之名，始终未曾一见。明朝建立后，姚广孝游嵩山，偶遇袁珙，袁珙看到道衍的面相后，给了道衍一个预判，《明史·姚广孝传》云：
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袁珙擅长看相，史载他“凡百算，无一误”，他认为姚广孝有三角目，形态如病虎，将来必将是个“异僧”，说不定会是刘秉忠之流。
刘秉忠，是元朝初年的奇僧，曾辅佐忽必烈，忽必烈的“大元”国号就是刘秉忠的建议。当时明朝已经建立，刘秉忠自然是反面角色，袁珙说姚广孝像刘秉忠，实际上是贬义。但姚广孝听完后，“大喜”，他似乎很得意。后来，姚广孝到北京后，还专门去拜谒刘秉忠之墓。
可见，姚广孝虽然是一介僧人，但心中早有抱负，他想成为刘秉忠。
公元1382年（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的结发妻子马氏（孝慈高皇后）薨逝，按照礼制，僧录司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德高望重的僧人入京为马皇后诵经。姚广孝在这一次被选中，从天界寺来到南京皇宫。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
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姚广孝早就看出朱棣有帝王之相，于是在诵经时趁机接近朱棣，对朱棣说：
“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
意思是说，燕王如果你把我带到北京，我可以送一顶白帽子给你戴。“王”字上面加“白”，乃“皇”字。
朱棣听闻后，当场很不高兴，然而私下里却在运作这件事，后来朱棣返回北京，果然令道衍前往。
这段记载，出自《明史纪事本末》，其实，笔者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后人杜撰的，因为当时朱棣刚刚当了两年的燕王，而且太子朱标尚在，秦王朱樉、晋王朱棡都在，朱棣当时恐怕还没有如此野心。
姚广孝之所以能入京，应该如《明史》所说，他和朱棣“与语甚合”的缘故。
后来，姚广孝到了北京，担任庆寿寺主持。之后，姚广孝频繁出入燕王府，《明史·姚广孝传》云：
（姚广孝）出入（燕王）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一个藩王，一个僧人，两人频频相见，而且屏退众人，言私密事。至于说什么，恐怕不会不敏感。
公元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去世，朱元璋十分悲痛，曾说“燕王英武似朕，立之何如？”结果被刘三吾等大臣极力反对，朱元璋最终决定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六年后，朱元璋驾崩，朱允炆登基，是为建文帝。
朱允炆登基后，听信黄子澄等人的建议，立即开始削藩。一时间，周王、湘王、齐王、代王等纷纷被削，其中，周王是朱棣的同母弟，湘王更是被逼得自焚而死。远在北京的朱棣如坐针毡。《明史》记载：
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
劝朱棣起兵的人，正是道衍。当时朱棣认为，自己不过是小小的藩王，无法和朝廷抗衡，朱棣怕自己不得民心。姚广孝云：
“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就这样，朱棣和姚广孝开始了他们的“大事”。
当时，建文帝之所以没有先动朱棣，因为朱棣“势大难图”，打算徐徐图之。而这也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明史·姚广孝传》云：
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朱棣要想造反，除了兵源战马外，还有两样东西非常重要，那就是兵器。为此，姚广孝在燕王府的后院开始打造兵器，为了避免外人听见声音，他还特地在围墙内养了大量的鸡鸭鹅等家禽，利用这些家禽的叫声来遮挡打造兵器的声音。
建文元年六月，朱棣命部将张玉、朱能等人迅速控制了北京城，然后召开誓师大会，宣布起兵。在誓师大会上，朱棣把自己身为太祖“嫡子”，如何忠于朝廷，朝廷又如何亏待自己说了一通，把将士们感动得稀里哗啦，都握紧兵器准备跟朱棣南下。没想到，接下来发生了变故。《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适暴风雨，檐瓦堕”。
正在燕王起劲的时候，一场暴风雨来了，把燕王府的瓦片都吹落了。朱棣心中暗叫不好，难道上天是在警示自己不该造反。不仅朱棣这样想，他对面的将士们心里也在嘀咕。关键时刻，姚广孝出场了，姚广孝说：
“殿下不闻乎？‘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坠，天易黄屋耳！”
姚广孝堪称“超级救场王”，他当着众人的面说，因为新龙出现，所以才有风雨。瓦片坠落，是因为燕王府要换上“黄瓦”了。
在明朝，只有皇宫才能有个黄瓦，藩王只能用绿瓦。换上黄瓦，不言自明。
姚广孝的这番解说，让现场又沸腾起来，军心大振。而身为统帅的朱棣，则暗自感激姚广孝。要不是有姚广孝，朱棣踏出造反的第一步后恐怕就没戏了。
接下来，靖难之役爆发了。虽然建文帝派出的耿炳文、李景隆都未能取胜，但朱棣若想短时间内打败南军也不太可能。当时姚广孝年事已高，留在京城辅佐世子朱高炽（后来的明仁宗），但朱棣每逢战事，都必快马报给姚广孝。在东昌之战前，姚广孝给朱棣的信中写下“师行必克，但费两日”的预判。可是，这一战朱棣打得非常辛苦，南军中的盛庸和平安勇猛异常，朱棣麾下“靖难四名将”之一的张玉战死，朱棣也差点被活捉。
东昌之战的失败，让北军有些怀疑人生，朱棣麾下的将士都很泄气。这时姚广孝告诉朱棣，我说过“师行必克，但费两日”，东昌的“昌”字不正是两个“日”吗？
众将一听，原来老天早有安排，于是，重新振作起来。朱棣心中暗叹：关键时刻，还是老姚能提振军心！
建文三年，朱棣的南下计划仍然没有达成，而建文帝正在集结各方兵力来对付朱棣。这时，姚广孝认真分析局势，给朱棣一个建议，《明史·姚广孝传》记载：
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
姚广孝的意思是说：此时南军都被建文帝派到北边来围剿你了，而南京周边正好空虚。我们不必在意一城一池，而应该甩掉朝廷的兵马，直捣黄龙。
朱棣果然采纳姚广孝的建议，当年六月，朱棣从浦口攻入南京城，建文帝失踪，朱棣登基，改元永乐。
从朱棣起兵，到朱棣夺位成功，道衍一直在朱棣的背后，用他的谋略支持着朱棣。所以，《明史》才会说：
“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
从一介僧侣变成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姚广孝堪称一代传奇。
朱棣登基那年，姚广孝已经68岁。朱棣封姚广孝为太子少师，并赐名“姚广孝”。
朱棣劝姚广孝还俗，并赏赐姚广孝良田和美女，姚广孝却不同意。他上朝时穿朝服，下朝后立即换上僧衣。他不住少师府，反而住在寺庙中。
姚广孝心中既然有抱负，好不容易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为何不再展宏图呢？他为何坚持不脱僧衣呢？
对此，后人普遍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姚广孝淡泊名利，他是出家人，看淡了功名利禄，在功成名就后仍然以僧人自居，才符合他的性情。
第二种看法，姚广孝害怕功高震主，他深知权力背后的险恶，所以选择激流勇退，以保全自己。
其实，笔者认为，姚广孝之所以仍穿僧衣，有上述两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他看到的现实和想象的不一样，他无法解脱自我，所以选择另一种方式来避世。笔者之所以这么说，可列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方孝孺案。
《明史·方孝孺传》记载：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建文四年，朱棣攻入南京之前，姚广孝对朱棣说：“你攻下南京之后，方孝孺必定不愿投降，你不要杀了他，如果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绝了！”
当时正是朱棣攻打南京的关键时刻，朱棣答应了方孝孺（“成祖颔之”）。可是，后来朱棣入城，让方孝孺写诏书，方孝孺不写，朱棣一怒之下，杀了方孝孺，并灭其三族。这件事或许让姚广孝难以释怀。
姚广孝生于元朝末期，在明朝初年已经成名，朱元璋在位31年，但姚广孝始终不为朱元璋效力，根本原因还是姚广孝不喜欢朱元璋“弑杀”的性格。如今，他辅佐朱棣登基，发现朱棣竟然是另一个“朱元璋”，这对姚广孝的内心打击很大。
第二个例子是姚广孝回乡。
朱棣登基后，大功臣姚广孝申请回乡探亲，朱棣听闻后，备足了厚礼，派亲兵送姚广孝回苏州。姚广孝害怕太张扬，把亲兵留在苏州城外，只身一人入城。他欣喜入城，却失望而归，《明史·姚广孝传》记载：
其至长洲，候同产姊，姊不纳。访其友王宾，宾亦不见，但遥语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复往见姊，姊詈之。广孝惘然。
姚广孝家中已无旁人，只有一个同胞姐姐。他敲姐姐家门，姐姐听说是弟弟来了，却故意不给他开门。姚广孝无奈，只得去拜访昔日的好友王宾，不料，王宾也不见他。王宾隔着很远对姚广孝说：“和尚误矣！”
姚广孝又重新来到姐姐家，结果被姐姐骂了一顿。这时，姚广孝内心一片茫然。
也许，姚广孝靖难之役之前，是想建功立业的，但在朱棣登基之后，他看到近四年的战乱，导致生灵涂炭，百姓受苦，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初衷。待到他回乡探亲后，姐姐和好友的态度让他彻底明白，他心心念念的帝王大业，或许真的是大谬！
第三个例子，就是释放溥洽。
公元1418年（永乐十六年），当时朱棣已经迁都北京，姚广孝本不愿北上，但朱棣几次催促，姚广孝最终从南京来到北京，到北京后，姚广孝生了一场大病，最后竟然病危。
在姚广孝弥留之际，朱棣亲自来到庆寿寺看望他。《明史·姚广孝传》记载：
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
看着84岁的老伙计即将离开人世，朱棣也一阵心酸，朱棣问：“少师，你还有什么心愿？”
姚广孝回答：“溥洽被关了16年了，希望你能赦免他！”
溥洽也是一位僧人，他曾是建文帝时期宫中的主录僧，传言只有他知道建文帝的去向。朱棣登基后，立即逮捕溥洽，严刑拷问，溥洽始终不愿意透露建文帝的消息。就这样，溥洽被关押了16年。
这是姚广孝最后的遗愿，虽然朱棣有些为难，但他还是答应了这个求情。得知朱棣答应释放溥洽后，姚广孝强撑病体起身，“广孝顿首谢”，给朱棣磕头谢恩。
接下来，朱棣又问：“少师还有什么心愿？”
姚广孝默不作声，不久圆寂。
溥洽被朱棣关押了16年之久，而且这个人很敏感，姚广孝之所以在弥留之际为他求情，是在忖度，只有在这个时候提出，朱棣才不会拒绝这个要求。
佛心慈悲，姚广孝请求释放溥洽，不仅仅是因为“慈悲之心”。而是他打心里认为，溥洽之所以会沦落大狱，归根结底还是“靖难之役”造成的。而谋划“靖难之役”的，正是姚广孝自己。
姚广孝临终之前救溥洽，是在完成心灵的自我救赎。
姚广孝走了，留下了他许多传奇。然而，关于他的是非功过，并没有盖棺定论。嘉靖（明世宗）不让姚广孝配享太庙，乾隆（清高宗）不让姚广孝的著作进《四库全书》，就连明朝的部分官吏，也不认同姚广孝。
明英宗时期，姚广孝的义孙去拜访苏州知府，他本以为会得到苏州知府的热情接待，不料，苏州知府一听到姚广孝三个字，就把客人拒之门外。此后数年，关于姚广孝的争议，一直存在。
因为在帝王（如乾隆）眼中，姚广孝无疑篡位的始作俑者；在文人（如苏州知府）眼中，姚广孝是个不忠之人；在百姓（如王宾）心中，姚广孝是个“六根不净”的僧人。朱棣已经篡位成功了，大家不能骂朱棣，姚广孝这个“第一功臣”于是就成了一个背锅侠。若干年来，“妖僧”、“逆臣”的称呼，始终围绕着姚广孝。
笔者看来，如何看待姚广孝，关键还是如何看待靖难之役。靖难之役虽然给明朝带来了创伤，但他和历史上其他的皇室斗争一样，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是非对错之分。建文帝当皇帝和永乐帝当皇帝，其实还是大明朝的江山。
所以，朱棣不一定是篡位者，姚广孝也不一定是篡位的始作俑者。
所以，建文帝不一定是正统，而姚广孝也不一定是“背锅侠”。
至于战争对百姓的创伤，姚广孝有悔过之心，就证明他和其他“功臣”不一样，姚广孝之心，至少值得我们去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