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就像一个茄子

　　1986年夏天，我从大佛寺转入经贸部幼儿园，告别了终日胡萝卜、土豆的生活。那个年代，北京能买到的叶菜不多，便宜的块茎类蔬菜充斥着菜市场和寻常百姓家，北京人管叶菜叫细菜，足以见得当时市民饮食上的粗鄙。

　　我大概是和茄子一同转入这所幼儿园的，记得开学后迎接我的三顿饭分别是茄丁面、青椒炒茄子和茄子炖土豆。一个长着雀斑的女孩儿站起来直言，“我们家吃的茄子都是炒过的。”这句话让她领教了对抗上级的苦果，在分饭的时候，老师特意往她的碗里多盛了几块灰头土脸的茄子。

　　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全体儿童的“羊群效应”。打饭时，我们鸦雀无声地排着队，仿佛戴着脚镣一样前行，像老电影里萨拉热窝的公民，微微抬头，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轮到我的时候，空气仿佛都在颤抖，我眯着不大的眼睛，试图藏匿慌张，随即手臂一沉，走了几步，睁眼一看，完蛋了，满满的两勺，没油星儿的烧茄子和清水炖的胡萝卜，盖在黄不呲溜的米饭上。

　　就着菜汤，勉强吃完白米饭，像我这样的死硬派大概还剩下五六个，小朋友彼此离得很远，没有什么交流，每个人面前都剩下两座小山。老师找来了班上表现优异的女孩子，一本正经地给我们这些落后分子讲起蔬菜的营养价值。当一个好学生词穷的时候，她就变成了复读机，“茄子、胡萝卜的营养堪比小人参”，如此反复，如同鬼畜敲打着我的耳膜，发誓自此对好看的女人和人参全无好感。

　　倒饭，是要靠一顿痛哭换来的，到了睡午觉的时间，班里哭声一片，老师无奈地端起我们的饭盆一一扣进塑料桶里，一边拿勺敲着盆底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这可是你们自己不吃啊，晚上家里人来接的时候别说我们这儿不管饱。”说完，李阿姨端着她残留着肉沫的饭盆出去洗碗去了。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得知了厨房的“底细”，全院儿的菜都是一个姓于的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做的。于师傅看起来挺慈祥，总站在花园的犄角旮旯叼着烟卷，看见我们跑来跑去，偶尔抓住一两个，拍拍脑袋，记得他手伸过来时，带着一股子烟油味儿，顺便给我们这群男孩系上衬衫的扣子，说不许穿得像个痞子。

　　于师傅的儿子后来也转进了学校，自此班里多了个肥头大耳的孩子，我们都叫他“榆木墩子”。墩子入学后，饭菜的质量并没得到太多改善，每天中午，我们都会看着墩子狼吞虎咽地吃完碗里的饭菜，逢年过节时赶上一顿鸡块或是带鱼，我们也会伸出大拇指，对墩子表达一下谢意。

　　像人脸一样，茄子也有长圆之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北京人家大多吃的是圆茄子。每年暑假，只要爷爷走进厨房，我就知道，很有可能要吃茄子了。他削皮的时候很轻，大概不想浪费一丁点茄肉，削好的茄子上仍舊裹着一层青涩;打开蒸锅时，茄子已经面目全非，茄肉和籽好像抱得更紧了，他用筷子搅拌一下，随即一股清香溢出锅外;麻酱很稠，生蒜也已经碎得不成样子，裹挟着香菜，混着香油一并倒入碗中和茄子汇合;上桌前，茄子要进入冰箱完成最后的“烹饪”，一个多小时的冷静，让它和所有香气充分结合，形成新的味道……好像只有吃茄子的这一天，奶奶才能从厨房里解脱出来。

　　老人一辈子简朴惯了，饭食很简单，菜炒肉片、蒸米饭再加上茄泥、蛋汤，不过如此。爷爷倒了半杯白酒，最后落座，每次他夹起自己做的茄子，仿佛都能得到一种满足感。北方的夏夜曾经是安静的，三个人的木筷子和碗偶尔敲出声响，伴随着窗外的蝉声，很令人怀念。

　　现如今，幼儿园改了名字，于大厨于小厨都断了联系，爷爷奶奶先后去了天堂，秋云萍、老友记也不见了踪影，一切做烤茄子的野摊贩转了行，一些做茄子菜、面的小馆子，也在疫情期间扛不住，关停倒闭了。我怕麻烦，因此总做不出好吃的茄子菜，所以只能用对过去的一点思念，来回想一下茄子的味道，想一想回不去的年代。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