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智商

　　本文是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施一公在2015年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原题为《少年壮志不言愁》。

　　施一公说：“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学……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智商。”在他看来，对于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这3个方面：时间的付出、方法论的改变和建立批判性思维。

　　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的发展方向，该怎么办？

　　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持续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我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的专业选择。我当时被保送上大学，报的第一志愿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

　　直到1985年5月，清华的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我才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

　　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得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我是从清华提前一年畢业的，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却对从政感兴趣。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社会，但又没有方向，所以觉得要先去经商。于是，我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订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协议，做公关。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纠结一晚后，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

　　在霍普金斯大学读博的5年很辛苦，尤其是前两年，我的情绪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

　　有一门生物学考试，我考了3次，分别是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学生物还在适应期。如果我考不及格，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

　　老师戴着眼镜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最后他给了我一个B-，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

　　直到博士三年级，我才找到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四年级，终于信心大增，因为出了成果;到了毕业那年，博士五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

　　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也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继续往前走的状态。在1995年4月博士学位答辩完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

　　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于是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通过了。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能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儿一起做中美贸易交流，这段经历也很有意思。

　　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所以从1995年11月到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不会比我更糟。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的，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可以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干，并且乐在其中。

　　博士后那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我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从1995年11月到1997年4月，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时，我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

　　我觉得我挺幸运的，1997年4月，我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对专业、对研究，我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所以，当你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所有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的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什么状况，你都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心态就会改变，而把心态纠正过来很难。

　　大家可能认为我很自信，其实在求学的过程中，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但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如果不好胜、不自强，我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的人也更容易受打击，更容易自卑。

　　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觉得要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

　　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的自卑感突然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一公，你训练很刻苦，以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

　　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是二级运动员。我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老师鼓励我报1500米长跑。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了整整300米。我在我们班同学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施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是在青春期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备受打击。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秒，3000米跑了10分35秒。

　　到了清华，孙教练将我选入校队，并让我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是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

　　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学什么学科。

　　至于重要的，首先是时间的付出。

　　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靠机遇，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

　　清华大学前生物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

　　而且，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离开就可以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这样一周工作50小时，工作量非常大。如果你能做到，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

　　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一个人若不付出时间，就一定不会成功。

　　第二，方法论的改变。

　　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的10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发表在《自然》《科学》上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

　　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如何养成。19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一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写文章。

　　我当时非常疑惑，于是问导师，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

　　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只有时间不可以。科学知识的最前沿你只能在做研究的时候知道，还有在领域内你所处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科学前沿，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都是如此。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

　　第三，要建立批判性思维。

　　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要敢于挑战学术权威。

　　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时已是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Zinc Finger（锌指）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结构。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

　　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要给大家演示他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来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可是，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3处错误。开始我不敢提，但后来一想，那的确是错的，这才哆哆嗦嗦地举起手，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下午，导师找到我，问我本科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清华大学，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之一。他又说，他不关心我来自哪个大学，他关心的是我学得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跟我打招呼。

　　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的经历，在我的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仍对我有很大影响。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遠，脚踏实地。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知足常乐。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做研究是为了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江 雪摘自《记者观察》2021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