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工作是否远远不够？

　　我们恰如其分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做什么工作，我们的部分潜力都无法得到挖掘，也没有机会臻至成熟，这样做是因为专注和专业让我们获益良多。

　　人们认为在工作上应该从一而终，但是在任意一个星期里，我们总有一些时候会做一做白日梦，希望换一份工作。我们的本职工作可能是审核3个主权国家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评估在波兰开美甲店的商业前景，或是教一班14岁的孩子学习二次方程。但是，我们偶尔也会分心去想其他工作的乐趣：管理一家滑雪场，从事医疗研究工作，或是经营一家旅行社。这些只不过是漫无边际的想象，但它们经常会影响我们对现有工作的投入。

　　并不是说我们对本职工作缺乏忠诚，我们只是习得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真的在许多领域里都有天赋，只是没有机会一一尝试而已。我们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才华只能被带进坟墓里而得不到发挥，因此在把这些才华带入坟墓之前，不如让它们恣意施展一番。

　　当回首童年时光时，我们就能理解此刻心神不定的根源了。作为孩子，父母对我们真的极为宽容。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可能会多穿上一件套头衫，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北极探险家;然后又有一阵子，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建筑师，建起了乐高房子;接着我们又成了一个摇滚明星，正在谱写一首关于玉米片的歌曲;或是一个发明者，正在想方设法把4支笔粘在一起，加快上色的速度。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想担任紧急救援队队员;然后我们又摇身一变，成了一名货机飞行员，出色地将飞机降落在走廊的地毯上;我们对一只针织兔子进行了抢救;最后我们又成了一名副厨，正在帮忙准备火腿和芝士三明治作为午餐。

　　每一次类似这样的“过家家”都可能是职业意识的萌芽。但是，我们最后只能作出一种选择，然后连续50年从不间断地重复这种工作。我们的才华是远非工作世界可以发挥穷尽的。在发表于1881年的《自我之歌》中，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带给我们许许多多耳熟能详的诗句：“我宽阔无垠，我包容万物。”言下之意是，自我有许多生趣盎然、魅力无穷、颇具竞争力的版本，美好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有很多。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得到适当的发挥，在我们唯一一次拥有的生命之中将其变为现实。难怪我们总是默默地、痛苦地为自己未能实现的命运扼腕长叹，间或带着一种真实的痛苦的意识：原来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另一种生命、另一个人。

　　无法展示自己“包容万物”的一面并不是我们的错。现代职场除了让我们成为专才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我们不可能在一周的某个下午做飞行员，一个月里有两天当树木造型师，然后在晚上当个唱作歌手，与此同时还兼职担任政治顾问、管道工人、服装设计师、网球教练、旅行代理与一家黎巴嫩小吃餐厅的老板，哪怕真的需要从事所有这些工作才能够彰显我们广泛的兴趣与潜力。

　　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时身兼多职呢？第一个阐述个中理由的是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他所谓的“分工”可以大幅提升集体的生产力。在一个人人无所不能的社会里，鞋子、房子、钉子、麦子、马鞍和马车轮的产量是极有限的，因为无所不能说明无一样精通。但是，如果人们只专注于一个小领域（锻造铆钉、调整辐条、制造绳子、铺设砖块，等等），工作速度就会加快，工作效率就会提升，而且由于有了集体的智慧，生产水平也会大幅提升。由于努力的方向集中了，我们虽然失去了无所不能的乐趣，但社会就其整体而言，会富裕得多、物产也丰富得多。正是由于亚当·斯密所预见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最后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职衔：高级包装与品牌设计师、临床医生、研究中心主任、风险与内部审计控制师、交通政策顾问——换言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庞大的高效机器上的小小螺丝钉，比过去富裕得多，但也饱含着表达多才多艺的自我的隐秘渴望。

　　所有人只从事与我们个性相适应的一星半点的工作，意味着有一种衡量失业的全新方法。无论真正从事的是何种工作，我们至少还有其他9种职业潜能，这些潜能目前还隐藏在雇用我们的职场之外。我们并不熟悉但真实存在的是，官方就业数据有很强的误导性。他们不会考虑每一个人原则上可能从事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英国的劳动力人口至少有3300万。在写作本文时，官方登记的失业人口有169万人，约占总数的5.5%。但是考虑到每一个人可以从事的工作林林总总，因此在任意一个时期，都有大约3.3亿个潜在职场人士在寻找职业成就感。而我们整体中90%以上的工作能力都没有受到雇用。

　　与儿时的“过家家”相比，我们的生活受到了致命的限制。解决这个问题绝非易事。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原因并不在于我们所犯的个人的过错，而是生产高效、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大逻辑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局限性。但是，我们总是自怨自艾地认为，个人的特长还有很多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我们并不是傻，也不是忘恩负义，只是意识到了就业市场的需求与每一个鲜活生命的广泛潜力之间存在的冲突。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会感到一丝伤悲。但是它同时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事，这种成就感的匮乏将始终伴随着我们。改变工作并不会治愈我们。那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悲哀，它是由我们碰巧所属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

　　在我們的工作经历和情感经历之间常常有一条平行线。有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尽管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但是毋庸置疑我们只会和几十个伙伴或者几百个人有亲密的关系。当然，我们并没有责怪任何一个现有伴侣的意思。他们会使我们将不同的个性展露出来，会以不同的方式取悦我们，会让我们感到失落，也会让我们接触新的乐子。但是，和工作一样，专业造就优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有所专注，在稳定的环境之中抚养孩子，学习妥协的学问。

　　在爱与工作中，生活要求我们成为专才，虽然就人类的天性而论，我们适合于各种冒险。而且在我们身上，许许多多极具诱惑力的自我版本正以胚胎的形式隐藏着，但可能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展露出来。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但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我们承受着痛苦，但是，这种痛苦之中也蕴藏着某种奇异的尊严，因为它不会唯独影响到我们某一个个体。它对于实习生是如此，对于CEO也是如此，对于会计如此，对于艺术家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能找到多种多样的快乐，这使他们沉溺其中。在这种磨难之中，我们卷入了人类共同的命运。带着某种忧伤的骄傲，我们把工作搜索引擎从收藏夹中移除了，也取消了某个约会网站的订阅服务，因为我们恰如其分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做什么工作，我们的部分潜力都无法得到挖掘，也没有机会臻至成熟，这样做是因为专注和专业让我们获益良多。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人生学校：理想的工作》    编著：[英]人生学校    译者：王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