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即惩罚
很多人以为，有了实体的处刑结果才算是惩罚，我却认为程序本身就是惩罚。
只要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被采取强制措施，“污名化”就已经开始了。你以前牢不可破的关系网就会在瞬间破碎，大家会对你敬而远之，比如微信好友开始逐渐被拉黑，甚至亲情也会发生动摇。“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家庭比比皆是，这也是那些不离不弃的故事格外动人的原因。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事实上，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就是一种“害”的开始。
虽然司法机关被要求无罪推定，但是社会认知往往采取的是有罪推定。“被查”“被抓”就意味着“有事儿”，这是人们的普遍潜意识，很多公众号文章只要以這个为题就可以得到大量转发，好像这就意味着有定论了。
难道不应该是“被判”才算是结论吗？为什么社会舆论就经常这样不审而定呢？
这是因为程序本身就是惩罚，并不需要一定有实体结论。
一个人被抓，被立案，即使后来被判无罪，甚至根本没有被提起公诉，直接做了一个不起诉，你觉得他的生活还能回到从前吗？
他的工作很可能已经没有了，至少被免职了。如果涉事的是企业老板，那企业最宝贵的信誉就很容易崩塌，股票也会大幅度下跌，债主会集中找上门来，想借钱周转资金更会难上加难。
也就是说，即使老板最后被判无罪，企业也可能早早地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甚至家庭方面都已经妻离子散了。
工作没有了，企业没有了，信用没有了，家都没有了，剩下的自由还有多少意义？
这也是在提醒司法者，在启动刑事诉讼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否则诉讼的进行本身就会成为一座大山，会将一个强壮的人压垮。
因为司法者必须谨记，程序即惩罚。
那程序为什么会成为惩罚？
一是高定罪率。一旦进入刑事诉讼就很难逃脱，捕诉的过滤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庭审实质化远没有实现，即使证据不完善的案件，被告人被定罪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二是高羁押率。进入刑事诉讼之后，很有可能就“进去了”，而进去了就很难出来。构罪即捕、凡捕必诉的机械执法理念依然强大。而“进去了”必然就会和社会关系脱节，被羁押本身就意味着通过司法机关信用背书的方式来提高定罪率，自然容易给人一种大局已定的印象。
三是冤错案件的纠错成本极高。公众也清楚这一点，也就是大家即使觉得你是被冤枉的，获得纠错的概率也非常小。
四是程序正当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如果犯罪嫌疑人能通过程序获得充分的帮助，就有可能在程序内及时阻止冤错案件的发生，但现实是有很多环节缺少必要的程序规则和普遍关注，有时连司法官都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冤案的案件也会一条道走下去，大家都基于自身的利益或便利而不愿意阻拦，或者只是等待下一个人阻拦。甚至有些司法官自己陷入这个窘境的时候，也没有同行设法予以阻拦。
五是敬畏权威的观念。启动刑事追诉的机关都是公权力机关，具有天然的公信力，其威信毋庸置疑。虽然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总体上还是被信赖的。敢于公然质疑司法机关推进的诉讼程序的人是极少数的，而且实际上也很难实现有效的质疑，更不要说阻止这种程序的进行。
六是社会关系缺少容错机制。我们很难接受一个犯过错误的人，即使他犯错本身就是存疑的。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宽厚平和，大家总是害怕这些人给自己惹上麻烦，明哲保身是一种普遍的选择。虽然这些人最终没有被定罪和起诉，但还是不能真正摆脱嫌疑。就像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案件中的理查德·朱维尔一样，虽然被撤销案件，但是侦查人员还是公然说：就是他干的。
还有很多冤错案件的当事人最终因为证据的原因被宣判无罪，但是那些被害人及其家属，却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是他，又会是谁呢？很多被害人会一口咬定就是这个被告人所为。
这种质疑不仅仅是来自被害人方面的，很多就是社会心理意义上的，在真凶没有找到之前，人们心里的“嫌疑”并没有因为无罪判决而自动解除。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普遍性的有罪推定观念呢？
这是因为程序正义、无罪推定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人们对实体正义的关心远远超越了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也就是说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还相当普遍，对违反程序的危害没有太多的强调，关于法治的基本理念还需要启蒙。
实践中，有罪推定是比较方便的，被抓就意味他是最后的真凶这种理解比较简单。而司法程序比较复杂，司法官有时也不愿意弄清楚，免得麻烦。
司法官也怕麻烦，如果往前走容易，做除罪化处理比较难，那就尽量往前走，只要机械地套用法条就行了，就不用理会别人的人生。这体现的也是一种优越感，好像自己永远处于审理者的角色。殊不知，我们随时都可能成为别人评判的对象。
程序即惩罚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有现实的人性在里面，是我们难以逃避的长期现实。
它也在提醒司法者，必须从一开始就要非常谨慎地考量，不仅是要极力避免错误的定罪，也应极力避免错误的追究，应该从诉讼初期就非常的严谨。因为过程本身就会带来伤害。
应该在尽量短的时间解除当事人的讼累。
在不能从根本上避免错误追究的现实情况下，尽最大可能降低审前羁押率，包括降低扣押、冻结的适用率，都可以进一步降低程序性惩罚的伤害程度。
我们不仅要避免程序变成惩罚，更要推动程序成为避免不当惩罚的保障。
（摘自清华大学出版社《司法的趋势》 作者：刘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