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过，8.15亿人的营养匮乏，和7.77亿人有什么区别呢？二者听起来都非常糟糕、非常不应当，但也都非常模糊——和“1.53亿人”、“2.12亿人”一样模糊。在最好的情况下，假设我们将营养不良的人口降低到1亿，这和8亿人相比是巨大的进步——但，1亿人因为吃不上饭而身体虚弱、从而无法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就更能被接受吗？

　　“有人会说‘谈论饥饿有什么意义？这于事无补还很无聊’。于是，我决定要写一本关于饥饿的书。”《饥饿》的作者，阿根廷记者马丁•卡帕罗斯（Martín Caparrós）如是说。

《饥饿》的作者，阿根廷记者马丁•卡帕罗斯。

“没到场的人请举手”

　　饥饿问题变得不痛不痒的一个原因是，在种种关于饥饿的讨论中，我们很难听到来自上述8.15亿人的声音。真正深受饥饿之苦的人根本没有到场，因为他们饿得发不出声或者疲于糊口没空为自己振臂一呼。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报告来自宽敞洁净的研究机构办公室，采集自田野的事实也会被整理成干净的数字和图表。这是一个原告不能出席的庭审。脱离了挨饿者进行的关于饥饿的讨论，就像是说“没到场的人请举手”。

　　饥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什么地方肆虐？什么造成了饥饿？为了从缺席的人那里得到答案，卡帕罗斯走访了七个国家：从处于干旱的萨赫勒地区的尼日尔，到经济排名世界第十、营养不良人口数量却位居世界第一的印度，从资本和机器日日夜夜洗刷农业的美国，到“生产了3亿人的食物却没法养活400万公民”的大豆之国阿根廷……

　　他深入到饥饿发生的现场——在茅屋下、垃圾山上、油炸食品店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中，与见证者交谈。有人在热水里徒劳地煮着几颗豆子，有人刚刚茫然地裹起奄奄一息的孩子的身体，有人从垃圾山上捡来快餐店丢掉的冷冻炸鸡，欢呼雀跃。来自7个国家的几十个故事，每一个都关乎和你我一样真实的人类及他们所经历的旷日持久的饥饿。一顿顿的食不果腹积累成隐忍、沉默而痛苦的常态。这些琐碎但真实的对话将“饥饿”从宏观的数字剥离出来。

　　卡帕罗斯并不满足遵循“结构性饥饿”的框架——他认为“结构性饥饿”的概念把饥饿的原因分解为气候、资源、人口、产能等多个板块，却不去触及饥饿的真实意义。他说：“不存在‘饥饿’。存在的是人吃不饱饭这件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那种情况下要如何生存下去，因此我决定前往不同的地方，探访饥饿的人，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并记录下来”。短暂的饥饿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生理感受，长期的饥饿是一种困顿低迷生存状态，一种无法反抗的宿命：“最极端的贫困，是那种夺走了你的想象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勇气的贫困。”

　　你生病了，你感到虚弱、嗜睡、失去工作的兴趣，却依然要挣扎着照顾自己。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状态，只不过，他们没有变得更好的可能性了。

　　这是我们所谈论的“饥饿”。8.15亿人的日常。

教科书或官方报告中关于饥饿的数字，真的将这个问题呈现清晰了吗？

饥饿：从来不只是粮食不足

　　饥饿是如何形成的？很容易想到的是因为食物供给的不充足。例如，由于自然和社会禀赋的匮乏，粮食收成不能满足人口消费。FAO在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也将“气候变化”和“战乱”对农业生产的强干扰列为造成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但事实上，目前世界粮食产量足够喂饱100亿人。这可能听起来很可笑：我们的食物生产其实是过剩的。

　　为什么过剩的食物未能喂饱有限的人口？首先是食物浪费：FAO在2013年的报告《食物浪费足迹》中指出，“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物被浪费，这相当于我们已经生产出的粮食的三分之一。”一类浪费发生在生产环节，即收获和贮存过程中的浪费；一类浪费发生在消费环节——购买完成后，被过量购买的食物在家里腐烂，最终被扔掉。FAO在2012年的报告中指出，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每年浪费100公斤食品。世界上最富有的二十个国家居民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为2.2亿吨，相当于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总产量。“一切人丢弃一些人需要的东西，一些人缺乏另一些人过剩的东西。”卡帕罗斯的笔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巨大的垃圾山上，上千人为找到被丢弃的香肠、薯条、狗粮、罐头你推我搡。“这个城市在2011年每天丢掉的粮食有200-250吨。"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给人吃的。世界粮食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生产畜牧业饲料和生物能源。在美国，畜牧业消费了70%的谷物。而生物燃料对粮食的消耗更加密集：填满一个乙醇-85型油箱需要170公斤玉米制成的乙醇，这足够一个赞比亚人吃一年。卡帕罗斯在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每年需要用乙醇填满将近9亿个同等规模的油箱；如果将美国汽车消耗的农业生物质燃料换算成粮食分发给世界上所有饥饿的人，他们每人每天可以拿到一斤玉米。

　　在此，生物燃料是否在成本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面有显著优势暂且不谈。但上述数字告诉我们两点：

　　一，虽然目前有8亿人吃不上饭，但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似乎并不是我们的头等关切；

　　二，如果我们依然将生产饲料和生物能源放在解决饥饿问题之前，那么即使我们通过升级农业技术、开垦新的农地、加大农业投资，使粮食产量如联合国所呼吁的那样在2050年翻倍，我们依然无法解决饥饿问题。

　　如果我们想解决饥饿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是有能力解决的。但是，我们真的愿意解决饥饿问题吗？

　　有充足的食物供给却无法充分地满足食物需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称之为“权利失败”（failure of entitlement）。个人可以通过生产、贸易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商品的拥有，这是人对于商品的“交换权利”；而饥饿意味着人既无法生产足够的食物，也无法通过交换获得足够的食物，即“交换权利下降”。阿玛蒂亚·森认为，权利关系的变化与分配的失衡才是导致饥饿发生的真实原因。但他没有解释的是在食物总量充足的情况下饥荒究发生的原因。

　　通过还原食物价值链各个环节上的参与者，卡帕罗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认为其中的一大缘由是食物的金融化——目前食物系统的目的是盈利，而非把人喂饱。在这个系统里，食物被剥夺了“为人类进食所用”的本质，而变成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他指出，那些在大宗粮食交易市场上声称市场是最好的调节工具的人，实际上在人为的制造市场的“不正常”，并且从市价每分每秒的变化中获取收益。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考夫曼（Frederick Kaufman）在《食品泡沫：华尔街是如何让数百万人陷入饥饿然后脱身的》里面也提到：“食品更加商业化了，变成了一种投资，和石油、金银或者其他有指数的商品一样。投资越多，食物就会越贵，那些付不起钱的人只能挨饿。”

　　这组数据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2003年，用于食品商品的投资额是130亿美元，2008年则是3170亿美元，增长了25倍。芝加哥交易所小麦的交易量是世界小麦年产量的50倍，世界上的每一粒小麦都在这里被反复交易了50次。粮食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本应有很低的市场弹性，但事实上，2008年一吨小麦的价格是2005年的三倍。

　　同时，全球化推动了国际贸易，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由粮食贸易订单联动，粮食生产的主动权逐渐被发达国家把持；粮食涌向资本密集的地方，而非按需达到穷人的手里，粮食也越来越多的成为政治干预的工具。贸易的逐利性和粮食价格的虚高扰乱了阿玛蒂亚·森定义的“食物获取权”。购买力有限的人买不起口粮了，小农户也因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而被迫承担巨大的生产风险。2008年，埃及的面包价格上涨了5倍，之后，便是“阿拉伯之春”。

　　卡帕罗斯说，饥饿不是一个农业技术问题。饥饿是一个权力和政治的问题。

饥荒和粮食过剩并存，这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

吃饱饭的人能为饥饿的人做什么？

　　卡帕罗斯承认，他无法给出解决饥饿的最终答案，因为饥饿是个过于庞杂的命题。但这不意味着衣食无忧的人们不能为饥饿做点什么。以下是我在读完《饥饿》之后认为可以做的几件最初级的事情。

　　首先，试图理解饥饿。食物意味着饱足、放松、团聚和快乐，而饥饿意味着无力、疾病、早夭，甚至强暴、奴役、暴动。饥饿是丑陋的，当我们享受食物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想“没有食物”是怎样的情景；但至少有一点需要明白：填饱肚子是一种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的特权；而同样，没有谁“活该”挨饿。

　　几十年来有一种流行论调是：贫穷是因为人们懒惰、愚蠢、无法与时俱进，所以这都是穷人们自己的错。《穷人经济学》（Poor Economics，作者为Abhijit V. Banerjee 和Esther Duflo）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穷人”之所以囿于困窘并非因为其懒惰、愚蠢，而是因为他们将大量的精力花在了解决一些“富人”根本无需挂怀的事情上：如何获得明天的口粮？如何去几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村庄购买种子？如何喝仅有的浑浊的井水而不生病？……当城市居民伸手从饮水机中接到温度适中的水，或者扫扫二维码就可以买到种类丰富的便当时，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站在道德高地上，用“勤奋”、“聪明”与否去评判那些资源极度匮乏、活得精疲力尽的忍饥挨饿的人。

　　第二，支持本地农业，消费看得见源头的农产品。少吃工业化制成食品，从农夫市集或CSA等场所/模式直接向农户购买食材，代替超市购买和网购。愈加发达的供应链技术使我们能够更快速地获得来自远方的食物，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种功利主义的便利性使我们与食物的来源愈发割裂了，也让农业生产受到越来越多供求关系之外的因素的干扰，农户的风险愈发难以控制。直接从农户处购买，可以减少供应链的环节，消费者为农产品支付的价格能够更直接地改善农户的生活，而无需被采购、加工、包装、供应层层瓜分。消费者也可以对食品的质量和来源有更清晰的了解。

　　第三：减少肉类消费。一方面，畜牧业养殖是大豆种植最大的需求，全球97%的大豆豆粕都被用来生产动物饲料。在畜牧业利益的驱使下，大豆产量自1961年到2009年增长了10倍，原本用作口粮生产的土地被转换为种植大豆；另一方面，在肉类消费刺激下，日益扩张的畜牧业养殖吞噬着越来越多的土地和水资源，使得口粮种植环境进一步恶化。控制肉类消费并非要求素食，而是建议消费者更多地考虑肉食消费背后对食品系统的影响，减少肉类消费总量。2016《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周的畜禽肉摄入量应该在280-525克之间，也就是每天1-2两。

　　第四，减少食品浪费，理性购买。在饭店点菜或者在购买食品的时候量力而行，杜绝食品浪费。以我自己为例，我有囤积食品的“狂热”，加上集市离家比较远，每次买菜都会买到冰箱都塞不下。但我给自己定下两个挑战，即在每次大采购之后，坚持周一到周五的三餐在家吃或者从家里带饭；以及直到把冰箱差不多吃空再进行下一次采购。这样食物浪费被大大减少，同时也保证了对饮食的控制。

关于减少食物浪费，世界上已经开展各种实践和运动，包括“迪斯科汤”（Disco Soup）——组织者将超市废弃的不符合外观标准的食材收集起来，做成美食，在公开场合和大众分享，同时传播可持续的食物理念。图片来源：NPR/Feed the 5000

饥饿的隐喻

　　《饥饿》是一本让人读起来不舒服的书——卡帕罗斯的叙述在沉郁和高亢的节奏间快速切换，带着一种社会活动家不眠不休的激情和愤怒。比如，他讽刺我们太习惯于将“饥饿”归类为各式各样的主义，仿佛发明了“结构性饥饿”这个词就完成了理解饥饿的使命；比如，他批判大多数宣扬以人道主义解决饥饿的行为无非是利用着全球机制，而从不质疑秩序和权利；比如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还有人在挨饿，还有人在死去，而我们作为失败的食物系统中的一员，虽然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却依然助纣为虐，难逃其咎。

　　在印度，卡帕罗斯去问一个村庄里的寡妇：忍饥挨饿不会让你感到痛苦吗？

　　他立刻为自己的问题感到羞愧：“我羞愧地感觉自己像坨屎。一只老猴子在房顶上叫着，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要我别再说话了。”

　　这让我有些释然：看来自己不是惟一一个在阅读过程中对书中的饥饿感到愤怒、无力又羞愧的人。这本书提醒我，如果真的关注贫困、饥饿和相关话题，那么产生以上三种激烈的情绪大概是一个常态。

　　我无法在几千字里概括这本书，概括卡帕罗斯所叙述的饥饿。因为那些对话、反思、情绪化的宣泄、怯懦、愤怒难以被凝练和压缩，也无法在图表和报告中展现——而“饥饿”，正是切肤之痛本身。

　　饥饿不仅仅是饥饿，它是一个关于人性、利益、权力的隐喻。“饥饿是一种分隔的比喻：一道他们与我们、拥有者与没有者之间、因为一些人有和一些人没有之间的断然的屏障。生态理论和气候变化给人们造成一种人人平等承担责任的感觉，而饥饿却正相反，饥饿是最具阶级性的威胁。我们很多人都清楚这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这为什么成了我们的问题？”

　　《饥饿》这本书会让我们重视和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事在发生着，却还能若无其事地生活着？”

　　参考文献：

　　[1] World Food Programme: Zero Hunger, http://www1.wfp.org/zero-hunger

　　[2] Livestock’s Long Shadow, UN FAO, 2006, p43

　　[3]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17, FAO, http://www.fao.org/3/a-I7695e.pdf

　　[4]中国居民膳食指南。http://dg.cnso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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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饥饿》读后感(三)：《饥饿》译后记

　　我是在2015年10月得知九久出版集团的张玉贞编辑正在为《饥饿》一书寻找译者的消息的，让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本书的作者马丁·卡帕罗斯是一个阿根廷人，但书中所写的饥饿问题却又不仅仅局限在阿根廷或者是拉丁美洲：他是怎么写出这样一本书的？从拉丁美洲人的角度是怎么看待饥饿问题的？他是怎么就饥饿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写出这么大部头的一本著作的？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或者也可以说是浓厚的兴趣，我和我的同事夏婷婷接下了这本书的翻译任务。

　　后来我发现，马丁·卡帕罗斯的人生经历也同样精彩，甚至上述疑问中的许多都可以从他的履历中找到答案。马丁·卡帕罗斯1957年5月29日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安东尼奥·卡帕罗斯是一名心理分析师、精神病学专家。1973年，马丁在《消息报》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却在几年后逃离了自己的祖国，来到了欧洲。他先是在巴黎生活，后来又移居到了马德里，在那里一直生活到了1983年，也是在马德里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同时还致力于翻译，并和西班牙《国家报》以及几家法国媒体有合作，继续着自己的记者生涯。后来，他回到了祖国阿根廷，在《阿根廷时代报》找到了工作。此后，他一直奔波于欧洲和美洲之间，有时是为了工作，有时则是为了生活。

　　我想，在马丁·卡帕罗斯的生活经历中至少隐藏着三条使其写作《饥饿》一书成为可能的线索：第一，国际视野。马丁的生活轨迹让我想起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那一代作家，无论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还是卡洛斯·富恩特斯，无一不具有类似的国际视野。他们不仅常年居住在海外，更以福楼拜、福克纳、海明威这样的非西语作家为标杆，向他们学习写作的技巧和态度。如果那一代作家还是固守在大地小说和土著小说的条条框框之中的话，他们的作品恐怕也不会获得像现在这样广泛的承认和肯定。我记得许多拉美作家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离开拉丁美洲，反而让我更好地理解了拉丁美洲。”而要描写饥饿这样一种世界性问题，视野的国际化就不再是锦上添花的东西，而成了必不可少、无可替代的了。

　　第二，马丁·卡帕罗斯不是把自己锁在象牙塔里进行构思和创作的作家。他最主要的职业其实是一位记者，而当一名记者往往就意味着要身先士卒地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最阴暗可怖的角落里，而饥饿无疑是这些阴暗可怖的角落中最阴暗可怖的主题之一。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写作此书，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拉美，走访了数个各具特色的国家。也许有人会说，饥饿这种事情就算不做记者、未走过那么多地方的我也知道是什么。在译毕本书之前，我可能也是怀着类似想法的，我曾经认为饥饿就像是一个望远镜，我知道在离我遥远的地方发生着那种不幸的事情。但是《饥饿》这本书改变了我的想法，我现在觉得饥饿实际上是一个万花筒，里面的图形离你很近、五花八门，而一个人很难只是逛逛街、看看电视就了解到（并且真正理解）饥饿的一切形式。因此，马丁·卡帕罗斯的记者身份就同样变得不可或缺了。

　　第三点同等重要。我们需要思考（任何一个想写这样一本书的人都应当思考），创作一本以饥饿为主题的书将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我给出的答案可能会是语言，因为我们从来都不喜欢别人用生硬的语言对着我们说教，那么如果这本几百页厚的《饥饿》单纯只是数字的堆砌或是苦大仇深的控诉，它还能成为我们想要的那本书吗？所以马丁·卡帕罗斯的身份又成为了写作本书的一大优势：他不仅是记者，还是翻译家，更是一位文学家。他运用了一种相当口语化的语言来处理饥饿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他的口气时而诙谐、时而冷峻、时而平淡、时而激昂，得益于此，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的感受更像是在听一位老友讲述着异彩纷呈的故事，而不是在听一位古板的老师板起脸来背书。马丁·卡帕罗斯就用这样一种奇特的语言风格使饥饿这个话题如丝丝细雨般慢慢洒遍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有时你甚至会享受这种滋润的感觉，但当回过神来，则会狠狠地打几个寒颤。

　　我记得类似的寒颤在我刚开始翻译本书时就打了好几次。一年之后，我依然记得全书开始时那位叫作艾莎的尼日尔姑娘，当作者问她“如果你有机会向一个全能的法师索要随便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你会要什么？”时，她的答案仅仅是“一头奶牛”，而在作者再次强调“随便什么东西”之后，她却战战兢兢地问道：“那么，两头奶牛？”对于她而言，美好生活是以奶牛的数量来衡量的，而拥有奶牛、哪怕只有一头，也意味着饥饿的终结。

　　可是饥饿真的终结了吗？

　　那时的我认为自己更加理解饥饿了：真正的饥饿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同时也是精神上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饥饿，人们的眼界受到了局限；又因为思想上的贫瘠，他们永远摆脱不了饥饿。

　　然而仅仅如此吗？不饥饿的人就能更清楚地认识饥饿的本质吗？以“正确的方式”试图摆脱饥饿的人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吗？而这些仅仅是读完全书开始几页后生出的想法。

　　所以阅读这本书，就是一个产生问题、解决问题、再产生新问题的过程。你会慢慢发现自己对饥饿的认识和理解是多么的有限。你认为饥饿的人都骨瘦如柴？作者会告诉你现在很多肥胖的人反而是遭受饥饿威胁最大的人，因为他们的钱只够去购买垃圾食品。你认为出现饥饿问题是因为粮食不足？作者会告诉你现实是我们生产的粮食理论上能毫不费力地养活一百二十亿人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翻看过很多《饥饿》的书评，其中有一种观点令我印象深刻。它认为《饥饿》是一个失败品，因为它没有提出如何解决饥饿问题的具体办法。这种观点看上去很有道理，因为我们好像实在没有什么必要被人拉到又一个没有出口的迷宫中去。然而我想起了巴尔加斯·略萨和他青年时期的文学导师让·保尔·萨特“分道扬镳”的故事。因为萨特在看到一位骨瘦如柴的孩童的时候发出了感慨，他认为在这些快要饿死的人面前，文学毫无用处。一直以来被萨特的“文学能够改变世界”的思想所影响的巴尔加斯·略萨感到自己被背叛了，这次他不再追随萨特的想法了，因为他认为萨特对于文学过于苛求了。诚然，文学不能直接填饱一个人的肚子，但是却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进而改变这个世界的不公。那么，我们又为何要苛求马丁·卡帕罗斯用《饥饿》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做呢？在我看来，《饥饿》的任务就是提出问题，剖析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对饥饿其实一无所知。而谁该继续去思考饥饿问题的解决之道呢？应当是你我这些本书的读者。

　　在译《饥饿》的过程中，我每天晚上散步时都忍不住要把自己当天译过的内容讲给我的爱人听，我对她讲述艾莎的两头奶牛、垃圾食品、特雷莎修女、乙醇燃料……我们讨论过商人们究竟是希望挨饿的人多点呢，还是更希望有钱买他们商品的人多点；也讨论过饥饿问题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我觉得这一切和饥饿相关的东西令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现在每次碰到和吃饭、挨饿相关的话题时，我也总是习惯说一句：“想想《饥饿》里提到的那些人吧。”

　　我想，从我的例子来看，《饥饿》无疑是成功的。

　　在写下这篇文字的两个月前，马丁·卡帕罗斯凭借《饥饿》拿下了Caballero Bonald国际散文奖，我在刚刚得知这一消息时感到有些兴奋，因为这又是《饥饿》成功的一个佐证。但是我立刻又想起了马丁在书中的一句话：“这本书是一个失败品。首先是因为所有的书实际上都是失败品，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既然这本书是要对饥饿这一人类最大的失败做出探究，那么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只能是失败。”是啊，评委们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是有价值的，所以把奖项颁给了《饥饿》，但这不正说明了马丁·卡帕罗斯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吗？不正说明了您在阅读我的这些文字的几分钟内，地球上就确确实实有上百人死于饥饿吗？

　　然而，虽然无论这本书是否得奖、是否能引起反响，都无关人类文明在饥饿这一问题上到目前为止的失败表现。但至少有人能选择阅读这本书、了解这个话题，都说明我们是在进步的。正如《饥饿》所引贝克特的名言中所指出的：“再试一次。再失败一次。失败得更好一点。”

　　共勉！

　　侯健

　　常州大学白云校区

　　2016年11月18日

　　《饥饿》读后感(四)：【书摘】饥饿

　　29147字预警，《尾声》一章写得极好，堪称今年读到的最佳篇章。

　　我想，这本书就是在那里，或者说在一个离那里很近的尼日尔的村子里开始的。几年前，我和艾莎坐在她家草舍前的藤垫上，伴着正午的汗水、干涸的土地、枯树的阴影、顽童的叫声……她对我说她天天都在吃面糊球，于是我问她是不是真的每天吃的都是那种面糊球，而这时我们的文化之间产生了一次小碰撞： “好吧，并不是每天都吃，只在我能吃上它的时候才吃。” 她一边对我说着，一边羞愧地低下了头，我觉得心里毛毛的。我们继续聊着他们的饮食和食物的匮乏情况，我觉得自己有些愚蠢，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最极端的贫穷，是那种夺走了你的想象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勇气的贫穷。它使你没有了希望，放弃了理想，使你注定要在那不可避免的苦难中沉沦。

　　凯蒂大约有20岁。“我不知道，大概20岁吧。”她说道。希度是她唯一的孩子。凯蒂对我说她16岁才结婚，结婚很晚。 “为什么说结婚很晚呢？” “嗯，是够晚的了。村里其他的女孩基本12岁就结婚了，有的10岁，有的13岁。”凯蒂这样对我解释。她的家人把她嫁给了一位一贫如洗的邻居，因为没什么别的人愿意娶她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我太瘦了，我们这儿的人觉得瘦女人不适合生孩子。” 实际上她的丈夫优素福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所以他们很难搞到吃的东西，优素福只能干各种各样的活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优素福对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才要上孩子，但终于还是要上了，甭提我俩那时有多高兴了。不过养活这个孩子也是件难事，可是我们想，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想。哦，我想过结婚。我唯一想过的事情就是结婚，一个女孩子还能想什么别的事情呢？不过我不想那么早结婚……”

　　尼日尔是世界上儿童婚姻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虽然这不合法，但在尼日尔，每两个年纪不足15岁的女孩就有一个是已婚的。因为把女孩嫁出去对于这些家庭而言也算是一项经济来源：饥饿问题越严重，及早外嫁女孩的需求就越强烈，因为把女儿嫁出去可以获得礼金，然后就可以过上几天不挨饿的日子。

　　女人在用木制工具碾米，还有一些把孩子系在后背上的女人匆匆走过，另外一些带着五颜六色的大桶围在井边，她们可能是要洗衣服，可能是想和其他人聊天，也可能只是单纯等着打水。男人们坐在主路边闲聊，那条路被一代又一代男人的屁股磨得光光的。

　　“你们觉得为什么真主要创造一个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食物的世界？” “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这事。但每次我没有吃的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祈求真主安拉赐给我食物。” “那么真主为什么没听到你的祈求呢？” “不，安拉听到了。有时候他会赐给我食物，有时候则没有。” “真主难道就不能创造一个所有人都没有吃饭问题的世界吗？” “真主是这样创造世界的：有富人，有穷人。穷人要想有东西吃就得向他祈祷。”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穷人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向他祈祷了……”

　　“也许真主创造穷人是为了有人需要他更多一些。” “也许吧。”

　　还有另外一项难缠的经济法则：在这样一个儿童死亡率排名全球前三的国家，如果一个家庭里没有足够的男孩，那么父母老去之后，家里可能就没有男人能赡养他们了；而如果一个家庭里的男孩过多的话，父母又可能养活不了他们。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平衡问题：你要生下数量刚刚好的男孩，多了或者少了都会有问题。

　　在一个富裕国家，国家或者其他机构会对这些事情负责，生孩子是私人的事情，是传宗接代的一种象征性行为。而在一个贫穷国家，生孩子依然是谋生存的首选做法。

　　在西方家庭里，一个人和他配偶与前夫或前妻生的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和他配偶与前夫或前妻生的孩子们的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对同性伴侣和他们的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些复杂的新型关系甚至有的都没有名字。和它们比起来，贫穷国家的家庭结构确实算是很单纯的。

　　对于所有人来说，吃饭永远都是首要任务。一万年前，所有人都要通过劳动获得食物。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在富裕国家，只有2%～3%的人口还在为生产粮食而劳作。在非洲的很多国家，这一数字占到人口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农业人口的比重很残忍地象征着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

　　每十个尼日尔人中就有八个靠种地过活。

　　我们把农业当作一个古老的事业。在欧洲许多富裕国家，干农活就像做手工艺品一样，是有些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只能靠国家提供津贴来维持，目的是不要丢失掉本国的传统和文化。在一些新兴的富裕或较富裕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克兰、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农业是少数人从事的贸易活动。在美国，农业虽说还是很重要的活动，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

　　通常来说，在仔细思考之前，农业给我们的感觉是缺乏重要性的，是一个古老的领域，缺乏活力，不够现代化。不过我们忘了一个细节：我们仍然没有发现其他可以生产食物的方式。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了几十年的努力，我们想了无数个点子，申请了无数个专利，发明了无数种染色剂、提味剂、芳香剂、甜味剂，还有其他许多添加剂，

　　通常来说，在仔细思考之前，农业给我们的感觉是缺乏重要性的，是一个古老的领域，缺乏活力，不够现代化。不过我们忘了一个细节：我们仍然没有发现其他可以生产食物的方式。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了几十年的努力，我们想了无数个点子，申请了无数个专利，发明了无数种染色剂、提味剂、芳香剂、甜味剂，还有其他许多添加剂，但我们改变不了的是我们的食物依然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蔬果，或是靠吃这些蔬果维持生计的动物们。

　　农业依然包含着五个基本过程：选择作物，利用水源，修整土地，保护作物，收获作物。作物的种类其实并不多，现存大约共有25万种蔬菜，其中约5万种是可食用的，但我们通常只吃其中的250种：谷物、根部、块茎、果子、青菜、叶类、坚果、香料。

　　胡赛娜和我开始计算：一个很好的年份每块地可以产900公斤米，总共1800公斤。一个像他们这样的大家庭每天需要消耗五公斤米：五公斤未去壳的米。一年的话就是1825公斤。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很好的年份，他们也不能保证天天有饭吃。这还不算其他的花销：盐、糖、茶、一点点西红柿、衣服、鞋子、出行交通、点灯的煤油、工具、药……

　　有时候我们会吵架，因为他让我多给他点吃的。但是他从来不打我，好吧，几乎没打过我。我对他说：‘你想在后面种地的时候有饭吃吗？那么咱们现在就得少吃点。这样食物才能维持到那时候。’最后我把他说动了。但有时我也怕自己出错，我怕我算错了食物的数量，到了某一天突然发现食物不够了。你要知道，这事儿曾经发生过。”

　　“有没有那一次你算错了，最后发现食物多了。” 胡赛娜笑了，用一种像是怜悯似的奇怪表情看着我。

　　农业发展遵循着一条古训，除非迫不得已，不然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不会放弃祖上传下来的土地的。他会继承这片土地，像他的父辈一样继续耕作。这也是一种命运，我想着：这就是他们的命运。我突然想到原来命运这个词竟可能是一个自古就有的农业用语。

　　有些事情是没必要争论的。人们总是心甘情愿地去相信一些神话：总是会有更好的事情在远方发生。人们愿意相信有人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一切并未发生。这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这也是宗教的一种表现，这也是历史的一种表现。

　　我问自己，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有了要实现人生价值这种想法，或者说要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这和吃饭、工作、生育、相知、遗忘、死亡的人生流程可不一样。几千年来我们很少有过那种想法，对于很多人来说，维持生存才是最迫切需要思考的事情。但现在人们觉得只是生存还不够，还要活得更精彩才行。

　　在发达的社会，很多社会问题已经演变成了个人问题。现在，对于生活在富裕社会里的男人们和女人们而言，他们的目光已不仅局限在那些未知的领域或是美好的未来，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身体。因为正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能够给我们所有东西，也能够夺走我们所有的东西。疾病是威胁我们身体健康的最主要因素。我今天所感受到的饥饿是典型的西方式饥饿：不是社会阻碍了我获得食物，而是我自己的身体阻止了我进食。

　　现在，这里并没有下雨。这里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因为到了斋月。在一整个月中，所有马达拉的居民，所有真正的穆斯林，每天从黎明至日落，都要禁食、禁水、禁吸烟、禁亲吻，禁止一切他们平常爱干的事情。每天十二小时不吃东西，在40度的高温下不喝一滴水。我从没见过哪一个长官、神灵或者独裁者下过比这更残酷的命令：你看，我能让你做这么极端的事情，这么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你看看我是怎么命令你的：你要相信我，服从我，遵从我最任性的旨意。

　　人们在斋月里做的就像是一种回应：你看我是多么服从你，为了你我能控制自己最原始的欲望，我能一直忍受饥饿。但就和其他所有的权力关系一样，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交易：禁食就是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献给真主，放弃自己最爱的东西，而希望真主作为交换能赐给他其他一些东西，一些我们同样重视的东西：得到更多的财富、收获更多的食物、有更多的储备粮、某人恢复健康，甚至是一场战争的胜利。

　　那时正是乔纳森·斯威夫特[19]创作他的《一个温和的建议》（1729）的时候，这是最伟大的讽刺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讽刺性地提出了一个解决爱尔兰饥饿问题的建议——吃掉那些饥饿的人们：

　　路易斯·布兰科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一书中这样写道。饥饿是这一切的根源。在当时的巴黎，一个短工每天只能赚不到20苏[20]，而他每日所需的四磅面包（约合两公斤）的售价要大于15苏。因此成千上万饥饿的人们涌上街头，呼喊着要面包吃，而他们收到的回答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笑话之一：“没有面包吃的话，吃蛋糕不就好了。”[21]

　　我觉得古迹、景点或是词语是不可替代的，而一个人仅仅就是一个人，是众多人中的一个罢了。

　　我觉得古迹、景点或是词语是不可替代的，而一个人仅仅就是一个人，是众多人中的一个罢了。在街角有一个老人，用亚洲人特有的方式蹲在上百个土豆中间：脚着地，屁股压得很低，膝盖翘起。他在往一个竹筐里一个又一个地扔土豆，筐里已经堆满土豆了，

　　有时，当我行走在另一个世界中的那些国家的市场上时，我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冲击。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衬衫，一模一样的拖鞋，一模一样的书包、便鞋、梳子、皮球、锅碗在等着成千上万长得差不多的人们来把它们买走，然后那些成千上万长得差不多的卖家赚到钱后会再去买来同样的衬衫、鞋子、梳子、锅碗、米面，第二天再到同一个市场给成千上万长得差不多的人来买成千上万同样的衬衫、成千上万同样的鞋子和成千上万的……

　　如果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个看上去如此无用的活动：商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商人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让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的成本上升罢了。

　　还有那些人坐在满是灰尘的街道上的样子：一脸稚气，缩成一团，十分警惕，他们用胳膊抱着腿，把脸埋在双腿中间，一只脚搭在另一只脚上，双脚像是在互相照顾着彼此。一个车夫正在休息：现在是下午两点，天气异常炎热，然而这个加尔各答的车夫却光着脚踩在柏油路或者天知道是什么材质的路上。这么多年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种类的路是这些车夫没有走过的了。他们的脚也在互相摩挲着，互相保护着。

　　伟大的伏尔泰在没什么必要的情况下说道：“多余的东西非常有必要。”[

　　据统计，约有五分之二的印度人是素食主义者，总数约为5亿人。印度教的教徒会告诉你印度教视牛为圣物，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在他们三千多年前写成的经典中，尽是牛肉宴的描写。如今，他们满怀素食的热情，对你解释说他们不想那么残酷地对待其他动物，因为他们不想造太多的恶业，“把动物肉吃到肚子里，就会把愤怒、嫉妒、焦虑、怀疑和对死亡的恐惧一起吸收到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中”，而蔬菜更易消化，有助于人们“活得更久、更健康、更有活力”，地球一直在遭受破坏，如果人们能不吃肉，那么就可以帮助保护地球。

　　这些被尊为圣物的动物的命运也真是奇怪，它们不能被杀，却能被用来干繁重的农活。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我突然有一些感触，我们吃各式各样的食物的时候竟是那样的自然，甚至是用各种奇怪的方式和工具去吃东西时也是那么自然。我们没想过吃一口牛肉、一个鸡翅、一只大虾竟有可能会费那么大的周折。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从来没想过几千年来这从来就不是所有人的常态，没想过上亿人从没过过这种生活。这是对特权的滥用：我们有着这样的特权，甚至连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都没有想过。

　　看待20世纪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我认为对于20世纪而言最具有决定性的变革就是移动性的胜利：20世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动。一千九百年前，只有上千公里的道路，没有小汽车和大卡车，也没有为它们而修建的公路，当然也没有飞机。没有超级坦克、直升机、自行车、摩托车，自然更没有潜水艇、地铁。不仅交通工具很少，人们的出行其实也很少。人们住在城市里、农村里、田地间，但基本都是靠步行。后来我们不断适应了不断地移动：每天早上我都要赶20公里的路去上班，为了到外国的海滩去度假我可能要飞400公里，或是4000公里。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人类实际上是一种相对安静的生物，竟然变得如此好动。

　　动物肉一向是一种奢侈品。“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人类的基本食物都是谷物，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哪个国家或是哪种文化中都是如此。但是谷物提供不了足量的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最先被添加到饮食中的通常是豆类，然后是菌类。在生活水平提升之后，人类饮食上还会加上油类。最后，在生活水平进一步发展后，肉类或者其他的动物制品（蛋、乳等）才会成为一个选项”，布鲁诺·帕门铁尔在他的《人类饮食》一书中如是写道。

　　对肉类食物的需求增加也给气候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牛屁的主要成分是甲烷，是造成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之一。

　　这中间还有一个竞争的问题。一般来说，动物和人类的饮食是截然不同的。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马尔文·哈里斯曾提出过一种假设，他认为世界三大宗教中的两个都对猪有所排斥的原因正在于这种动物和人类吃的东西很相似。换句话说，养猪是一种浪费，因为它不像牛羊一样吃人类不能吃的草，所以把人能吃的东西拿去喂猪并不是什么好主意。

　　问题是要生产1卡路里热量的鸡肉，需要花费4卡路里热量的蔬菜，花费6卡路里热量的蔬菜才能生产出1卡路里热量的猪肉，而对牛肉和羊肉而言则需要10卡路里热量的蔬菜。

　　一个人吃肉获得的能量其实原本可以用来为五至十个人提供能量。吃肉就意味着建立某种残酷的不公：吃肉的人就好像在对其他人炫耀说他吃一顿饭顶得上他们吃五顿，或是十顿。一个人吃肉就好像在对自己说：其他九个人吃什么与我何干？

　　吃肉是权力的野蛮炫耀。

　　环境分析家列斯特·布朗曾提到很多人问过他，我们这个星球究竟能够养活多少人，他每次都会反问提问者，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饮食结构。“

　　环境分析家列斯特·布朗曾提到很多人问过他，我们这个星球究竟能够养活多少人，他每次都会反问提问者，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饮食结构。“如果所有人都像美国人那样吃东西，也就是说每年吃掉800公斤到1000公斤的粮食，再吃掉用大量粮食饲养的动物，那么按丰收年的粮食产量来算的话，我们的星球可以养活25亿人。如果我们按照意大利人的饮食习惯来生活，也就是说每年每人消耗大约400公斤粮食、比美国人少两倍的肉类食物的话，地球可以维持50亿人的生存。而如果我们都像很多印度人那样是素食主义者的话，这一数字就会达到100亿。”

　　从伦理的角度看，避孕和堕胎是同一回事。”

　　第一世界国家”，也就是二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阵营；“第二世界国家”包含二战后在中国革命和亚非国家独立运动中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国家”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所包含的国家既不属于“第一世界”，又不属于“第二世界”，既不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又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所谓的“第二世界国家”，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按理“第三世界国家”这个概念也该不复存在了，

　　人们生活水平的差异是不以国界为分界线的，中国沿海各省和内陆各省之间的差距甚至比法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差距还大

　　我们都是先填饱肚子，然后才有力气高谈阔论，所以吃不饱饭的人更容易变成沉默的一方。或许他们也会大声疾呼，只不过我们没人去听他们说了什么。

　　在上面提到的7.9亿饥饿人口中，大约有5000万是异常局势的受害者：武装冲突、独裁统治、自然气象灾害（干旱、洪灾、地震等）。剩下的7.4亿人则并未遭受这种异常局势的毒害，他们填不饱肚子是因为他们从属于一种社会经济秩序，这种秩序不允许他们有填饱肚子的机会。

　　西班牙国民的预期寿命是82岁，而在莫桑比克则是41岁，日本是83岁，赞比亚是38岁，饥饿问题是出现这种差异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有的人从出生就有着比其他人长两倍的寿命的可能，而这仅仅是因为他出生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社会。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残忍的不公正现象。

　　（什么是合乎道德的？什么不是？什么是“合理地”死去？什么不是？人们在不断重新定义这一切。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丑闻就是每年、每月、每日都有成百上千、成千上万本不该死去的人死去了。而要是他们不是生活在贫穷的国家、他们不是那么穷困潦倒的话，他们本是不会死的。这是一种何等的恩赐啊：我们没有降生在那片死亡之地。但我们必须要谈一谈死亡之外的其他事情：艰难的生活、巨大的焦虑、无尽的挥霍……）

　　我们罗列的数字触目惊心，然而我们实际上还能列出更多的数字来。我们心知肚明，这些数字只不过是无耻的旁观者们的避难所。如果饥饿人口总数不是8.05亿，而是1亿呢？是2400万呢？是24呢？我们是不是只能说一句“哎哟，还不是很糟”？怎样算糟呢？数字变成了相对意义上的不在场证明。数字很大只不过意味着“太糟糕了”，数字适中意味着“不太妙”，而数字很小则仅仅意味着“还不错”。如果这本书足够大胆的话，或者我这位作者足够大胆的话，这本书里也许本该一个数字都不出现的。

　　小女孩的妈妈光着脚，身上披着红色的莎丽[25]，坐在他们身后的红色小凳上抽泣着，像是在演奏着某首不知名的悲伤歌谣。小女孩瘦极了，

　　为了节省开支，拉赫马蒂不得不和她的妹妹同一天举办婚礼，她连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都要和别人分享。每位新郎除了能娶到新娘外，还能获得一头奶牛。为了购置奶牛，拉赫马蒂的爸爸只能去借钱，这钱连本带利他得还上许多年。

　　拉赫马蒂每天的生活都没有什么不同。她六点起床，叫醒丈夫和孩子们，然后开始准备一天的食物。她会用一点时间来淘米，米是肉食的替代品。只有米可以吃的日子是很凄惨的，要是能有点豆子或西红柿，一切就会变得好起来。但是要搞到那些食材可没有那么容易。有时候，当她搞不到那些食材的时候，她可能会往米饭里加点野草来提提味儿。要做饭就得生火，有时候她能在市场上买点柴火回来，有时候则是她亲自出门去捡柴，只不过能捡到的柴越来越少了，要是哪天她捡不到，那就得去向邻居借。要是拉赫马蒂有一头牛的话，她就能把牛粪利用起来了，有的邻居确实有牛，或者是小牛犊，这些邻居有时候会送给她一点牛粪来生火。拉赫马蒂说要是她有很多钱的话，她一定要去买一头奶牛。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不再醒来的话，可能事情会更简单一些。但我总会想到我的女儿们，没有我的话她们可怎么办呢？所以我会说好吧，生活还是得继续啊。但是生活实在是太艰难了，看不到任何出路。”

　　我小时候总是会想象那些遥远的地方，那些在地图上看来那么遥远的地方，它们远离我所熟悉的一切，远离我所了解的历史。我想象这些地方无人居住，空空荡荡。然而那些终归是幻想，呈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地方挤满了人，上千人挤在这世界尽头之地，无论他们在做什么，一切都可能以鸣笛声结束。

　　如今在比哈尔邦，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上千人，其中超过半数是不足25岁的年轻人，这可是一项新的纪录！这是生活在此的男男女女们不停生育的结果，而他们不停孕育下一代的原因则是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

　　比哈尔邦就是印度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印度是世界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四分之一的饥饿人口都生活（生活？）在印度：近2.2亿印度人填不饱肚子、热量摄入专家建议的人体每日所需最低量——2100卡路里。许多人，大概有几百万人，离上述标准差得非常远。

　　落在纸上的只能是几个数字。数字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的事情，数字让我们相信了那些本就显而易见的东西。我们尊重数字，我们认为数字能告诉我们某些事实。在现代社会，真实事件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就是数字。

　　同样，数字也是人类把现实问题冷却的最好方法：我们把现实抽象化了。

　　（人类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有众多如此冷漠的数据，我们用数字精确地表示了人类的各种情况：数量、分布、财富、疾病、工作……可能再过五十年，当我们再回头看今时今日的统计数字时会觉得很不靠谱，但我们这个时代是无可替代的：它由数字组成，人们用数字来诠释发生的一切事情。大型的国际组织也好，公司企业也好，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好，他们都爱使用数字，他们巧妙地利用数字来构建权力、缓和差异、畅想未来……）

　　我问他最喜欢吃什么，他看着我的眼神有一点愤怒。卡姆莱斯26岁了，瘦瘦矮矮的，看上去精力充沛，很有自己的想法。卡姆莱斯和他的妻子莱努是刚刚才骑自行车来到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疗中心的，莱努的怀里抱着马努哈尔。 “我是不会挑食的，我最喜欢的是有饭吃。我很穷，所以我没法去想着吃些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我就吃我能搞到的东西，一块饼或是一盘米，随便什么。我最喜欢的是有饭吃，是我的家人有饭吃。”卡姆莱斯这样说道。他们花了两三个小时在来中心的路上，幸亏这次是骑自行车来，要是步行的话得花四五个小时。我很愚蠢地问他为什么不每次都骑自行车来。卡姆莱斯望了我一眼，我不知道他的眼神里是轻蔑还是绝望：“因为自行车不是我的，是我的一个邻居的，有时候他能借给我，有时候不能。今早我是向他求来的。”

　　“为什么我们渴求荣耀但却连公平也得不到？”

　　现在是旱季。再过两个月，待印度洋季风一到，雨水也就会随之而来。接下来的就是洪水以及它造成的道路瘫痪。那不是一般的洪水，倒像是末日洪灾，还夹带着昆虫和疾病，于是食物就更难获得了。这里的人们都是靠天吃饭，有没有食物取决于老天爷高兴与否。这里的人们的生活都很类似，例如阿尼塔，她的生活和她的妈妈、外婆乃至于上百万人都很相似。

　　玛利亚说希望那些病人没有面孔才好。 “什么？” “没什么。只不过有时候我希望那些患者最好没有面孔。”她说，每次她看过那些病儿的脸之后，睡觉时就会不自觉地想起她们。

　　医生的工作是基于现实的，作家也是一样。只不过作家用几年时间写出来了作品，却不知道它们会被多少人接受。作家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有时候一个作家有五六个读者，有时候有成百上千个。但无论如何，他们的作品永远在那里。医生不同，医生是处于暴风雨中的人，他们要面对的是最极端的状况：如果把病人治好了，他们就是好医生，如果治不好，哪怕不是由于医生的原因造成的，他们也会被视作失败者。就算他们把病人治好了，可能到了第二天病人也就不会记得他们了，而医生则依然处于那极端的状况之中，因为他还要继续治疗新的病人。当医生比当作家更难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无法欺骗自己。

　　在这里，女人走路的方式和水牛无二，水牛也是这样昂着头跟在男人的身后，好像在说它会服从他的，因为这是它的工作。

　　牛粪的味道、牛身上的泥土味、牛反刍出的食物味……各种牛的味道就塑造出了类似村镇的味道。很不幸，这也是很多类似国度所共有的味道。

　　这里的人们是靠身体吃饭的，越是贫穷的人用双手干的活就越多，越是富有的人就越少。但是很多时候，干活最多的双手捧起来的食物却是最少的。在西方世界，为了掩饰我们越来越少地用身体去劳动谋生的现状，人们设立了很多健身房，我们在里面挥汗如雨，就好像自己是在劳动一样。而在这里，身体依然是一件工具。

　　她想天天都给她吃米饭，但有时候她们家里搞不到米。 “为什么？” “因为米太贵了。”她悲伤地说着，眼神死死地盯着我：有的人连最简单的事情都想不通。

　　我后来在车上又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个女孩脸朝下趴在一头水牛的背上，不知生死。不远处有一位老人，不紧不慢地走在路中间，我们的司机不停地冲他鸣笛。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走路时走神了，也可能是压根不知道自己要去往何处。

　　公元8世纪时，波斯帝国的流民逃亡到了孟买，请求马哈拉施特拉的君王允许他们在此避难。君主并不想接纳他们，于是作为回复，他赐给了他们一个盛满牛奶的碗，以此暗示说我这个王国已经人满为患了。波斯人的首领在奶里加了糖，然后把碗退还了回去，意思是说：“这样不但不会使牛奶溢出，反而会使它更加美味。”现在的情况就和那一历史事件很相似：往本来已经很满的容器里再填些东西吧。

　　要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换位思考，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人们会更有同情心吗？还是会更冷酷无情？是不是会更加漠视自己的愚蠢？更有智慧？更逆来顺受？更不愿忍耐？还是说依然会像现在这样如一坨屎般生存着？

　　昌迪加尔是由勒·柯布西耶[27]设计的，20世纪50年代印度政府建立这座城市的目的就是使其成为国内最富有的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共有的中心城市。昌迪加尔很空旷、干净、有序，换句话说，非常不“印度”。昌迪加尔是理想时代的产物，是人们追寻理想的结果，却绝无全球资本作用的功劳，它更多象征着美学意义上的成功。

　　在昌迪加尔，有笔直的宽阔大道，绿化很好，到处都是树木，人口密度很低，空气也很清新，人们是怀着一种信念来建设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有可能重新开始。现在的人们已经不这么想了。

　　饥饿在这里是人祸而不是天灾，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从根本上重视这个问题。很多人其实是需要饥饿问题存在的。” “噢？” “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的饥饿人口总数竟然是全球第一，这怎么也说不过去，毫无道理可言。印度政府总是会制定看上去很有力的公共援助计划，但问题是这笔钱最终大部分都落到了贪官手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饥饿，这些人就得找其他办法‘谋生’了。” 这个想法十分大胆：饥饿成了一个国家养活他忠心的服务人员的工具，国家从一些人口中夺下食物去养活另外一些人。

　　换句话说，有人想让这个世界上有挨饿的人，因为挨饿的人也有可榨取的价值，一个吃饱喝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太大作用。”

　　说完这话，他又有点自嘲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政客不希望解决饥饿问题。我要是印度总理的话，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家消灭饥饿，这也能保证我继续在总理的位置上待下去。想想看吧，这2.5亿的饥民将会永远支持我不是吗？”

　　德文德·夏尔马微笑着又给我递来一杯茶。我们的谈话波澜不惊，但是很愉快。我问他说，在印度成为一个潜力大国之时作为一个印度公民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说感觉挺好，因为他还记得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人看他们的眼神中透着怎样的轻蔑。

　　“而现在他们说我们是超级大国。我说不准，一个拥有着世界三分之一饥饿人口的超级大国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一切就像个童话，事实是我们现在并不是什么超级大国，以后也不会是。

　　“而现在他们说我们是超级大国。我说不准，一个拥有着世界三分之一饥饿人口的超级大国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一切就像个童话，事实是我们现在并不是什么超级大国，以后也不会是。这个国家三十个最富有家庭所掌握的财富和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数的最贫穷人口所掌握的财富相等。77%的印度人平均日消费额只有20卢比，还不到半美元。想想这些不平等现象吧，我们有脸说自己是超级大国吗？”夏尔马说他觉得印度一定要按甘地指示的道路发展，人们在饥饿时不应该指望着神会赐给他们食物，而应该自己生产粮食。

　　“我们为什么要按照美国或者欧洲的模式发展？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很遗憾我们已经渐渐遗忘了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和我们的现状，而只是一味盯着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殖民地思想，我们应该抛弃这种想法，把目光移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民族有着上万年的历史，为什么我们要模仿某些只有不到五百年历史的国家呢？” 印度人正在慢慢卸下羞涩的面具，民族主义者们说，一个国家就像美酒一样，应该是越陈越香。

　　在印度，有很多会被歧视的事物，寡妇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歧视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了：最开始时，当家里的男人死了，印度人会把他的妻子用来殉葬火化，这种习俗被称作suttee。后来，英国殖民者决定禁止这项习俗。大约在1830年时，印度爆发了起义。进入20世纪后，用寡妇殉葬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只不过大多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很难讲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事情了，但是哪怕不被投入火堆，成为寡妇在印度都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根据这里的宗教传统，杀死丈夫的是妻子的罪孽，她们必须被放逐。寡妇们被禁止再婚，也不被允许工作，实际上她们什么也不能做。寡妇们只能孤身一人，失去所有家业，更糟的情况是很多寡妇的家人也不再会接纳她们。

　　好像我们尊重一切习俗只不过因为它们是习俗而已。

　　宗教在这里以一种赤裸裸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你来这儿，给神明歌唱，我们给你吃的。饥饿为信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里挤满了披着白色莎丽的寡妇，看上去最悲伤的是那些最年轻的，她们看东西的眼神好像显得她们还在寻找着什么。最老的那些寡妇看来已经不再寻找什么了。唱歌的那些寡妇看上去是最开心的，而没有歌唱的看上去很忧伤。

　　她们中的有些人实在是太瘦了，让你不禁去想她们怎么还能活着；而另外一些人看上去活力十足，让你诧异她们怎么会沦落至此，在这里等死。这是一场缓慢绵长的安乐死：人们把她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方来，等待她们的最终归宿不过是木火的焚烧，消失在田地间是唯一的救赎。

　　一直以来，提到低龄女佣，印度人的想法应该就像这家服务中介的标语写的一样：“只需要打扫卫生、做饭、整理床铺，这是天堂一般的生活。”

　　三百年前，人们开始用嫁接、授粉的方式把不同作物的优良特性结合起来：把美味而不耐寒的苹果和另一种口感不好却很耐寒的苹果结合起来，创造出既美味又耐寒的新品种苹果，如此种种。人类不断地在进行各种尝试。

　　产权是一个近代社会才发明的东西，现在却被如此粗野地使用着：不是说谁对那块土地有所有权，而是对像种子这样的自然物品有所有权，现在，只有种子的“主人”才有权决定谁能种它：人们开始对大自然有知识产权了。

　　这一切都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的：科学家们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这项技术可以使上百万人受惠，但是科学家们是为私人企业工作的，因此最终受惠的只不过是那家企业而已。而在企业背后力挺的恰恰是国家，国家通过法律手段保证所有人都要付钱才能使用企业的产品。在这种模式下，科技进步并不意味着改善生活，而只是意味着有人要积累更多的财富罢了。

　　对于先进技术的资本主义式使用会产生许多其他的问题。谁改良了种子，就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对这种种子即将长成的作物的使用权，也就有权决定这些粮食的去处。一家企业决定生产最好的玉米种子来制作玉米乙醇，于是大量农民开始种植这种玉米，因为这会比种食用玉米更赚钱。就这样，某家公司就越来越有权力可以去决定谁有饭吃，谁没饭吃，食物在哪种情况下值多少钱。

　　问题并非生产模式的改变，而是谁从这种改变中获益了。该反对的不应该是技术进步，而是那些利用技术进步谋取私利的人。这其中隐藏着的最大的诡计就是技术的进步往往是和某种经济模式捆绑在一起的：它们只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服务，也只有全球资本主义才能使它们运转起来，所以如果你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就意味着你在反对科技进步。所有的努力都应该是把二者分开，而非因为不知道水质如何就把水和在水里洗澡的婴儿一起倒掉。

　　近十年，仅仅在维达尔巴一地，就有2万名农民自杀，每年2000人，几乎每天就有6人自杀。这种事在印度是很常见的：从1997年开始，十五年来全国约有25万农民自杀。但是维达尔巴是类似事件最常发的地区，而且好像永远没有停止的迹象。对于那里的人而言，自杀好像变成了生活唯一的出路。这样一种本来不会被人们纳入考量范围的选项竟变成了唯一的选择。多么可怕啊。 “这是因为生活带给我们的只会是贫穷和绝望。恰恰是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死亡。”蒂瓦里先生说道。“生活”这个词在他口中听上去就像是个诅咒。

　　但有一张照片里有一个自杀的人，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好像在努力和迫使他闭眼的那股力量搏斗着。

　　有个人告诉我说印度出现满大街都是垃圾这个问题是有个演变过程的：之前，印度人习惯把垃圾随手一扔，因为狗和牛瞬间就会把垃圾吃光。 “而现在的问题是，垃圾的外面还包着一层塑料……”

　　人们遗弃了农村，然后被城市遗弃。

　　如今贫民窟的特点是“毁坏的房屋、堆积物、疾病、贫穷和堕落的混合体”。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贫民窟在发达国家已经较为罕见了，而在60年代起却在欠发达国家飞速蔓延开来。

　　孟买有半数居民用不上厕所，所以他们只能随地大小便。几年前有人计算过，在孟买的贫民窟里每天大概有六七百万成年人拉大便：如果每个人拉的大便重1斤的话，每天就会有3000吨大便，它们被排得到处都是，很多就在街上或是居民的棚屋旁边。厕所的缺乏必然会导致疾病的蔓延：在孟买的贫民窟中，每五个死者中就有两个死于细菌感染，而这恰恰是水污染和缺乏下水道的后果。这还不是仅有的问题：女人们为了不让男人看到自己如厕，往往会结伴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一起到很远的地方去，但那些地方往往有很多老鼠或毒蛇，或者早就有男人候在那里，等着在她们落单时强奸她们了。

　　堕落、饥饿、悲惨是从天国降下的。牧师马尔萨斯这样说道。神这样做是为了维持世间万物的秩序：“人类的堕落造成了人口过剩，而这正是毁灭的前兆，人类可能最终毁灭于自己族群数量的过于庞大。而战争、疾病、时疫、恶臭笼罩在成千上万的人身上，如果这些都还不能毁灭人类，还会有不可避免的饥荒在前面等待着，饥荒只需奋力一击，人口和食物的结构也许就平衡了。” 可敬的马尔萨斯说，神这样做是很明智的：“也许这会带来很多痛苦，但仔细想想带来的好处可能更多。”因为饥饿不但可以维持人口和粮食的平衡，而且可以使穷人惧怕通奸等不道德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而改善他们的道德水平，使他们远离懒惰的诱惑，强迫他们去工作。强迫穷人去工作。饥饿竟然变成了一种符合道德标准的工具。

　　饥饿被用来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行。与马尔萨斯有相同宗教信仰的牧师、医生约瑟夫·唐森特在他1786年出版的《穷人法律论》中把这个观点描述得更加清楚：“饥饿能驯服那些最野蛮的动物，让它们变得温顺、听话。也许只有饥饿才能使那些穷人振奋起来。”

　　（如今，正相反，在人们的普遍认知里，在“人道主义”的援助对象中最无辜的可能就是饥民们了。饥民们可能是环境的受害者，也可能是不好的地理条件、恶劣的天气、无止境的战争、复杂的国际关系或是不公平的体制的受害者。受害者，总是受害者。在一个需要受害者的世界里，也许饥民就是最好的、最纯正的、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受害者了，难怪有那么多人致力于制造饥民。饥民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只有受害者，却没有施暴者。

　　要制造其他的受害者可能就需要有人背负恶名了，这就是最大的差别。）

　　造成饥荒的原因很复杂，但普遍认为19世纪下半叶的亚洲大型饥荒是世界资本涌入造成的，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上百万习惯了自给自足的农民被迫为世界市场而劳动：为英国工厂提供原材料、为宗主国的工人提供食物……这些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和食物。不是落后杀了他们，杀死他们的是进步和发展。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场对于数十亿人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中国、暹罗、印尼和韩国都受到了波及。没有确切的数字表明死了多少人，有的历史学家说是2500万，也有的说是1500万，就数字层面看，差别不大。

　　在这种模式下，生产粮食的人已经越来越没可能买得起他们自己种的粮食。而大部分购买者往往也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买很少的全球化后的食物。我们如今吃的食物来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地方，它们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来到了我们的手中，我们也不知道它们都经过了何种处理。如此，吃饭成了一种信任的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保罗·麦克马洪写道：“粮食全球化可以在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同时代的伦敦农民身上看出端倪。那位农民吃着用美国面粉制作的面包，喝着用加拿大大麦酿造的啤酒。面包上抹着爱尔兰奶油和西班牙果酱。周末能吃到阿根廷或澳大利亚烤牛肉。喝着印度茶，茶里加的是产自加勒比地区的糖。他们位于全球化食物体系的顶端，能够获得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食物。”

　　在那些年里，具体说来是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在一些富裕国家传统意义上的饥饿被逐渐消除了，因为这些国家变成了世界体系的核心，或者说，它们不再依赖于自己的土地、气候、农民或者本国粮食是否丰收。因为这些国家创造了一套新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食物不再是种出来的，而是买来的。而其他的国家只能遵守这套规则。

　　饥饿不仅是普通的受罪，或是某种口号、团结的借口，它也是极端呐喊的一种方式。有人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因饥饿引发的罢工再次在西方世界出现。英国妇女呼吁她们也有投票权，而且她们表达呼吁的方式有时充满暴力。在妇女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时候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丑闻事件。以现代人的目光来看，人们会很奇怪妇女竟会在争夺如今看来不容置疑的权利的时候进行那么艰苦的斗争：事实上这些都是历史的陷阱。这又是社会巨变的一个完美体现，我们如今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以前并非是同一个样子，在将来也未必。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是一位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一生致力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原本充满暴力的政治问题。当艾哈迈德巴德的工人们向甘地求助，希望他帮助他们争取让磨坊主为他们生产粮食的劳动支付更多的钱的时候，甘地决定用绝食的方式支援他们。当时的甘地已经是名人了，他的绝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天之后，那些苛刻的磨坊主们就同意给工人涨工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甘地多次用绝食的方式推动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建立良好的关系，鼓励印度教徒接纳那些属于“不可触碰的种姓”的人到他们的神庙里去、并与帝国主义做斗争。他的最后一次绝食发生在1947年底，那年他已经78岁高龄了，而印度也已经取得了独立，那次绝食的目的也是为了促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和解。在那时，双方的冲突已经造成了上千人死亡，而在甘地绝食后的几天内，冲突就停止了。不久之后，1948年1月30日，一位名唤纳图拉姆·戈德森的印度教军人枪杀了甘地。此人在第二年被判处了死刑。

　　从甘地开始、经过甘地的努力，绝食成了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最极端的武器之一。或者说，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这种极端的方式迫使政府去决定它的公民的死活，让政府不得不面对它想逃避的残酷现实。

　　这本书从来没有再版过：它是一本奇怪的书。我手上的这本书是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借来的，只有四次借阅记录：1991年、1993年、2003年和2007年。但实际上它是一本关于饥饿问题和它的后果的大作。它记录了关于饥饿的多种诱因及其影响，对移民、战争、社会变革、罪案等等引发的饥饿问题都有所涉猎：“一个人只要陷入饥饿，对他而言就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了。饥饿无论是大是小，都意味着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没被满足。只有当我们吃饱喝足时，我们才会去说‘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当我们饥饿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去抢夺他人的物品。只有在我们吃饱喝足时，我们才会坚信我们不会杀人、抢劫、强奸、欺骗、诈骗、卖淫……而当我们饥饿时，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去做。”

　　在那种令人恐惧的条件下，犹太人区的一群医生开始了他们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至今都令我对我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骄傲。他们既没有药品，也没有医疗工具或是食物来医治他们的病人，这些病人看上去没有一丝生还的希望了，但是这群医生和病人们一起抓紧时间开始研究营养不良，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来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希望能帮助在其他条件下，还有希望能被治好的其他饥民。“一群毫无生存希望的人，他们人生最后的愿望竟然是为人类的将来再做出一点贡献。在死神步步紧逼的时候，他们不仅对此坦然面对，还毅然投入人生的最后一次使命之中”。《饥荒病：华沙犹太人区饥饿研究》一书的匿名序言作者这样写道。这本书里有着丰富的案例和统计数字，这本书是刚才提到的犹太人区里最后几名医生在被流放前写成的。他们秘密地在墓地里进行集会，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一个没留下名字的女人偷偷把它运出了犹太人区，把它交给了一名叫作维托尔德·奥罗维斯基的波兰大学教授，他最终在1946年出版了这本书。

　　“饥饿最初的症状是口发干，并且有强烈的尿意。在不少案例中，病人们每天能尿4升尿。然后他们的脂肪会快速消失，并且有强烈的想要咀嚼东西的愿望，哪怕是不能嚼的东西也想要嚼。

　　“饥饿最初的症状是口发干，并且有强烈的尿意。在不少案例中，病人们每天能尿4升尿。然后他们的脂肪会快速消失，并且有强烈的想要咀嚼东西的愿望，哪怕是不能嚼的东西也想要嚼。饥饿的程度越深，这些症状反而会减轻。接下来的症状就是心理上的了：病人们会愈发虚弱，连最基本的动作都完成不了。他们变得懒惰，他们想睡觉，但是睡不熟，还总是觉得冷，想要有东西盖在身上。他们的睡姿就像婴儿，蜷缩着身子，会有肌肉痉挛。然后病人们会觉得失落、无精打采。最后他们会失去饥饿感。尽管如此，当他们看到食物时还是会一把夺过，不嚼就直接吞下去。

　　我们已经习惯了成为旁观者。现在的人和七十年前的人没什么两样，他们面对希特勒、斯大林、罗斯福、集中营、原子弹时的态度被我们继承了下来。）

　　她那时还不知道很多男人不再见自己的家人是因为已经养不起他们了，这些男人选择离家出走，然后再找个别的女人，幻想着如果重新开始的话结果应该会不一样。

　　阿梅娜已经记不清细节了，她觉得从那时起她的生活就都一个样了。生越来越多的孩子、挨越来越多的打、有越来越多的悲伤、饥饿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我问她是否觉得她的孩子们没有饭吃是符合逻辑的，她看了看我，回答说很多人都挨饿。我又问她很多人都挨饿这事符合逻辑吗？我看出来她对“逻辑”这个词不是很明白，又或者是翻译译得不到位，她回答我说如果很多人都吃不饱那是因为这是真主的安排，她也做不了什么。我又追问她说为什么真主想让她受罪呢，她说：“我怎么会知道呢。真主知道，而我不知道，正因为如此他才是真主啊。”

　　“我觉得可能不在乎吧，因为如果他喜欢我这样做的话就不会让我受这么多罪了。” “你觉得怎么样才能让他满意呢？” “我不知道，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您肯定不相信我也问过自己很多遍这个问题。” 复杂的逻辑，透着忧伤。

　　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第一想法是穷人们的选择很少，或者说他们压根就没得选。但实际上穷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做着选择：吃饭还是喝水，衣服还是屋顶，过得惨还是过得不惨。做穷人就意味着永恒的不完整性：一个人只能得到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的很小一部分。所有的广告商、商人、售货商其实也都在给富人们制造同样的一种感觉：世界上充满了你想要的东西，但你永远没法把他们买全。区别只是富人买不够，穷人没钱买。

　　“没饭吃的时候我感觉很糟，真的很糟。我感觉胸疼、恶心。但我还是得继续找食物，有时候我只能靠在孩子们身边，试着让他们不要哭。没办法，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运，我只能接受它，但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坚持多久。”

　　“但是如果你有钱了，你就属于那些人了，你还会反抗他们吗？” “不，我永远都不会像他们那样的，就算我有钱了也不会，因为我始终记得挨饿是种什么滋味、没饭吃是种什么滋味。”

　　孟加拉国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它在我出生前十年才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直到我14岁时它还叫作东巴基斯坦。1971年爆发了一场小型战争，然后是演讲、庆祝、一个新的国家。我（有些愚蠢地）不信任新的国家：我觉得它们像是假的。一个国家怎么能比我父亲年纪还轻呢？

　　这个世界就像是一片有肉、有铁皮罐子的丛林。在达卡行走就是在一群不停移动的东西之中钻来钻去：人、自行车、手拉车、摩托、汽车、公交车……你一定要在心里这样安慰自己：那些开着某种交通工具的人是不想杀死你的。实际上你并不确定那些人是怎么想的，出于宗教原因或是为了寻求便利，他们不会在任何东西前停下车来。

　　我看到一个骑摩托的男人经过了这里，他那辆不算很旧的摩托车上还载着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在他身前，一个在他身后。两人都抱着他、贴着他。我看到坐在后面的那个女孩脸上挂着幸福的表情，她的脸贴在父亲宽阔的后背上，感受着父亲的温度，可能觉得很有安全感。她可能还不知道生活本不该如此的。又也许她知道。

　　在城市里，你如果不工作就没饭吃，他对我解释道。不像是在村子里，你哪怕不劳动也能摘到芒果，或者去干点小活就能换来一些米之类的食物。 “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别人的。” 他说着，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发现了新奇的玩具一样回味着自己刚才说的话：“对，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别人的。”

　　“我觉得身体不舒服已经两天了，所以这两天我就没有出去拉车，现在我们没东西吃了，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今天下午无论如何我都要出去干活了，

　　“我觉得身体不舒服已经两天了，所以这两天我就没有出去拉车，现在我们没东西吃了，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今天下午无论如何我都要出去干活了，养病是有钱人才能做的事情。”

　　每天都要为吃什么而发愁，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过余粮。如果今天赚到钱了，他和他的家人就有饭吃，如果没赚到钱，则没饭吃。明天、后天，天天如此。必须出门去碰运气，运气时有时无。余粮、余钱、保障，这些东西促成了文明的建立，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在这里它们都不存在。就像我说的：必须出门去碰运气，运气时有时无。 “但是我现在已经过得比以前好了。”

　　“有的人那么有钱，有的人却那么穷，你认为这公平吗？” “不公平，我认为主不应该这么安排。” “但他就是这么安排的。” “对，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成为他想让我们成为的那种人。我们让他失望了，所以他来惩罚我们了。我们如果想过得更好，首先得先证明给他看我们配得上那一切。” 他的女人表示赞同，然后她就带着他们的一个儿子到外面去小便了。仿佛是为了不让她听到，穆罕穆德低声对我说有时候他实在是感觉坚持不下去了，责任实在太重了，如果他赚不到钱全家人就没饭吃，这责任太重了。他问我是否知道他有时候会怎么想。 “我不知道。” “有时候我想还是当个女人更好一点。”

　　这是一种怎样的冷静。这种冷静是长期形成的，很顽固，近似于冷漠。

　　这是最顶级的陷阱：让你相信等待是可以拯救你的，这种虚无的希望不断吞噬着你。

　　也许很快就可以了。”

　　于是我们就有了另一套区分最极端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标准：人们对极端的饥饿是有感觉的，但很多人却察觉不到营养不良。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服务人员们会承担起重任，他们要说服营养不良的人相信自己营养不良，这样他们才可能会开始接受治疗。这几乎也是每个左翼团体要面临的共同问题：说服被剥削和压迫的人相信自己被剥削压迫了，然后才能鼓励他们做出改变。正如人们常说的：要先从思想上重视起来。

　　我还能想什么、做什么呢？想想法特玛吧，想想她为了生存每天都要干十二小时的活吧。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悖论：一个像法特玛这样的女人要像条狗那样工作，这是对女人的一种过度剥削，但这种过度剥削却可以使女人们摆脱对于男人的依赖，让她们不必再去忍受他们。

　　卡尔·马克思认为在一个平等社会里应该只有满足生存需求的工作，不应该为了个别人而生产剩余价值，这样所有人都会很轻松，人们也就有更多时间去干自己喜欢的事了。在这里，所谓的闲暇时间，或者说，与满足基本需求无关的活动几乎是不存在的。

　　卡尔·马克思在很久之前就曾描述过无产阶级，所谓的无产阶级可能就是除了自己的子女外什么都没有的人。

　　历史学家具有敏锐目光的话，他一定会说我们这个时代与其他时代最大的不同之一可能就是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了。（人们可能都不敢再提博尔赫斯那句经典的笑谈了：“镜子和男女交媾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

　　但人们肯定会去研究这个星球是怎样从连5亿人都养活不了变成了能够给50亿人提供足够食物的。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了。饥饿有很多诱因，然而缺乏食物已经不在此列了。

　　世界上的任何灾难都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十年前，在美国、欧洲、整个国际社会都流行着许多符合主流观点的宣传标语，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论调就是：贫穷是饥饿的主要诱因。看上去这一论调很有道理，但是却有失公允，或者说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欺骗。甚至我们可以说事实是完全相反的：穷人们挨饿确实是由于他们没钱买吃的，但这并不能说贫穷和饥饿是起因和结果的关系。实际上贫穷和饥饿的诱因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诱因就是财富：因为少数人拥有了本该属于多数人的资源，包括食物。

　　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更为复杂的说法：饥饿是由另外一些结构性问题引起的。“要解决饥饿问题必须大力发展教育”，这是近来最经典的一种论调了，它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在大多数贫穷国家针对穷人的教育不见得能够提高他们谋生的能力。在一些教育能起到作用的国家，人们受教育的目的也往往是移民到发达国家去，而这些国家也是很欢迎他们的。例如，这些发达国家很喜欢雇佣来自苏里南或是津巴布韦的廉价护士，他们把这些受过教育的穷人从那些国家带走之后却还在继续提议提高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

　　芝加哥的建筑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或者说是花钱能建出来的建筑中最好的：在近一百年里，这里建造起了四五十座公司高楼，随便从里面挑出一座来都能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好的楼，其中至少有两三座可以跻身到上海排名前十的高楼之中，这就是新的世界模式。这座城市最早的设计师之一的丹尼尔·彭汉在1909年曾经这样写道：“不要设计那些平庸的东西，因为它们无法让人们热血沸腾。”如今，这里的建筑确实有让人热血沸腾的魔力，同时它们也在展示着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在这些高楼之中没有平庸的建筑，也没什么中国杂货店，没有垃圾、小巷，没有属于其他品质的东西。父亲是芝加哥人的丽莎·明尼里曾经这样唱过：“钱让世界运转了起来”，而平克·弗洛伊德则这样唱道：“金钱，/是一种罪。/公平地分享它吧/但是别想从我这分得一杯羹。”

　　“我的朋友，所有的事情都写在这本书里了。要是你们不读它、不跟随着它的意志行事，那么过不上好日子的过错就是您自己的了。所有的罪过都将是您的，我的朋友。” 黑人妇女还在喊着。

　　考夫曼继续激动地说着，他的狗很担心地看着他。

　　在中国和印度，跻身于中产阶级的标志就是买得起车、吃得了肉。中国平均每人每年的肉类消耗量已经从1980年的14公斤上升到了现在的55公斤。而在印度，由于数亿的贫穷人口和营养不良人口，这一平均数只有5公斤。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从几十年前起这一数字就超过了80公斤。

　　“我每天都得尽全力工作，去思考，去做出正确的决定。

　　戈登突然问我说：“我这一周该怎么吃饭呢？” “你除了到这儿领饭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相信我，你绝不会想知道我的其他办法的。”

　　美国人很喜欢创造这些数字，然后汇总它们、分析它们、散布它们，以此来证明美国的财富在最近几十年里到底是怎样聚集起来的。他们会告诉你在三十五年前占全国人口总数1%的富人手里握着这个国家9%的财富，而现在则达到了24%，几乎翻了三倍。而当时0.01%最富有的人手中有全国1%的财富，现在也翻了五倍。也就是说1.6万个家庭拥有这个世界最富有国家5%的财富。之前，一个大型企业的老总的工资是中产阶级员工的四十倍，现在已经涨到了五百倍，而这种势头还在继续。这一进程不仅使得穷人更穷了，而且还缩小了中产阶级的规模。“如今美国的财富分配不公平程度甚至要比尼加拉瓜、委内瑞拉或是圭亚那那些传统的香蕉共和国还要更加严重。”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写道。

　　人们说在最近这些年里，美国对待穷人的方式和世界其他国家没什么两样：他们自己把穷人制造了出来，然后给他们点好处或是恐吓一下他们，然后再给这些穷人一点点食物。穷人逼得紧了，政府就会给他们多一点好处，当然恐吓也会更多：针对穷人和饥民，国家总是有一套弹性很大的反应体系。这就是古老的救济花招。

　　失去了成为出色的人的可能性是很可怕的。这些孩子中有的人本可能成长为伟大的科学家或是军队指挥官，但是饥饿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抹杀了。是我们自己在慢慢摧毁着我们的国家。”

　　他们都很穷，他们在苦熬。但我们还是要进行一番比较：美国5%最穷的人每天的收入也要超过全世界60%的人。再换个说法吧：美国那5%最穷的人的收入总和与印度5%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总和是一样的。看上去很不可思议是吧，但这是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文件里的说法。

　　这事其实有点让人沮丧。其实肥胖应该只是一个个人问题：有的人可能很难保持自己的身材，很容易长胖或者变瘦。但是它竟然慢慢变成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象征符号，以前肥胖是财富的象征，而现在情况只不过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肥胖臃肿的人代表着贫穷。

　　在大自然里没有什么明显的胖瘦之分，在原始社会也不存在胖人瘦人的区别：肥胖是人类自己发明出来的疾病。肥胖的原因是身体内堆积了太多的东西。

　　拉吉·帕特尔在《吃饱与挨饿》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很好地解释了我们所吃的食物并不是问题的根源，一次次的决定和选择才是。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人替我们做出了那些决定和选择的：

　　当然人类是不会随着一声巨响而忽然消失的，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人们用著名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社会的公平程度，如果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则值为0，如果一个人拥有了所有的东西，则值为1。这个系数显示了在最近三十年里，几乎所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加大了。中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80年代基尼系数为0.27，如今已跃至0.48，巴西的系数维持在0.50，瑞士的基尼系数也从0.20升至了0.25，德国从0.24升至0.32，美国从0.30升至0.38，英国从0.26升至0.40。如果把全世界的居民收入都算进去，整个世界的基尼系数为0.7，比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系数都要高。

（有一些说法是很难去争论的，例如，全世界的人们养着8亿只宠物狗和宠物猫，光美国一个国家每年就花费300亿美元喂养宠物。那么我们还能向谁游说，说这个地球上还有人吃不上饭，应该禁止饲养宠物，我们如何说服他们我们有理？我们如何证明一只狗吃掉了人该吃的东西？在每个人的道理之间有难以

　　《饥饿》读后感(五)：结构性饥饿——我们所应知道的真相

　　全书为报告文学体例，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特征，但是相比于揭露数据与事实，作者更倾向于以采访者的记叙口吻，以艺术化的手法刻画故事和悲剧场景，使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到饥饿给不同地域民众带来的痛苦。采用叙议结合，通常是故事与论述穿插展开，例如尼日尔一篇在一则则采访的故事当中依次展开介绍了尼日尔地理环境、医疗情况、婚姻生育理念、家庭结构等，蕴含大量案例呈现和理论分析。作者通过本文主要想传达这样的观点：“杀人的不是气候，杀人的是资源缺乏和分配不公。”，将饥饿更多归因于结构性方面的问题，而非地理环境等自然因素；作者对于饥饿的定义也有独特看法，即强调饥饿问题的源头来自于机体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不足。然而，全书主要问题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悲观主义情绪。作者对于官僚主义的厌恶以及面对饥饿结构性问题的无力感非常明显，全篇都沉浸在较为阴郁的氛围之中，读者阅读体验并非最佳。第二，文中有些举例比较冗余，且篇幅可以更精简。身为记者，他搜集了很多详实的数据和令人深思的故事，但如果将这些材料堆砌排列后依次呈现，反而会抑制读者早先激发出来的震撼、同情的强烈感受，随着阅读的进行恐怕会对故事产生“麻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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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读后感10篇

“没到场的人请举手”

饥饿：从来不只是粮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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