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事触电身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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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进车间，我就被热的晕头转向、胸闷气短。看着车间里汗流浃背，忙忙碌碌的工人，还有震耳欲聋的打壳噪音，以及穿梭杂乱的各种车辆，我心里不禁发怵……
70年代初，我出生在河南省中部的小县城。为供养弟弟读书，我技校毕业去东莞的电子厂打工，和同乡姑娘刘淑云结婚生子。直到儿子要上学，才回到老家生活。
儿子很争气，考取了市里的重点高中。为了他，我和妻子拿出全部积蓄到市里买了套房，也欠了些债。之后，我和妻子商议，将卖菜的生意交给她，我再出去打工赚一份钱，早日还清欠债，也为儿子将来读大学的开支多做些储备。
我所在的城市，经济并不发达，支柱企业不多。所以，表弟说介绍我去当电解工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然，他将电解车间的危害跟我提前科普过：车间里温度高、磁场大、粉尘多，还有有害氟化气体等等，容易造成骨硬化等氟骨职业病。我知道他不是危言耸听，但为了多挣钱，我没资格挑挑拣拣。
进厂领完工作服和劳保用品，我就被安排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通过基本测试和安全知识考试，就正式上岗了。培训期间，我和年龄相仿的刘志安总因掌握操作要领太慢被师傅点名批评。
于是，我俩课下常跟大专毕业的何书齐请教。培训完毕后，我们三个被分到同一个车间班组，下班后，常一起吃饭、聊天，逐渐变得熟络起来。
时年42岁的刘志安，是为了给有慢性病的老母亲治病，才来这里打工，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而27岁的何书齐则刚刚裸婚，想赚点快钱后去做小买卖。
我们的工作非常辛苦，经常三班倒，在40度以上的车间熬完一个班，整个人又热又累，浑身说不出的疲倦。满脑子都是噪音，思维都是迷迷糊糊的，一副永远睡不醒、脑子迟钝的样子。
最要命的是，公司建设之初，为尽快投产和节约成本，许多设施没有验收或者粗制滥造，应有的安全防护设备也不够齐全，留下了许多安全隐患，工人稍微不慎就有可能受伤。
半年过去，我们一起入职的28个人，只剩下6、7个人了。下班时，我们经常会在公司门口，见到何书齐的媳妇陈玲来接他。小姑娘刚23岁，白胖俊俏。刘志安私下打趣道：“小何，干长了，不怕高温作业把你的小兄弟烤坏了？”
何书齐哈哈大笑着说：“我数着日子呢！再干小半年，我也要跟你们拜拜了！”然而，没等他赚够做小生意的本钱，就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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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初，何书齐在巡视电解槽时，发现电压上升很快，马上要来效应。公司规定只要来效应，最少考核扣除看槽人200元。
何书齐赶紧打开槽盖板，看到下料口有堵塞，准备清理。按照规定，车间所有电解槽必须配备脚踏板，可为了减少成本，车间的脚踏板屈指可数。
事后，据何书齐说，这个出状况的电解槽，恰好就没有脚踏板。几乎在他发现问题的同时，车间调度在总监控室也收到设备警报，便通过广播吆喝，让当班看槽人赶紧解决问题。
情急之下，何书齐没有放脚踏板，右脚直接踩到了电解槽的壳面上，在操作中不慎让脚落入了900多度的电解质里。尽管他迅速把脚抽了出来，但右腿从膝盖以下的肌肉还是被烧焦了。
救护车赶来时，我们七手八脚地将何书齐抬上车。那天下午，他的哀嚎声长久地在我耳边回响，甚至盖过了机器的噪声。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脑子里满是何书齐爽朗的笑脸，眼里却全是泪。
之后，何书齐被他妻子紧急转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抢救，我们也没机会去探望。
再见到何书齐，已是三个月之后了。7月中旬的一天，我下班时，发现公司大门围满了人。
走过去才发现，右腿已经截肢的何书齐，蜷缩在一辆破三轮车上，他的妻子陈玲在跟围观的人哭诉：“他已经成了废人，我们没有过分要求，就想跟厂里要点补助或安排个事，领导把我们当皮球踢，现在连门都不让进了……”
说到这里，陈玲不禁放声嚎啕起来，门口的保安挤进人群，推搡着陈玲道：“别在这里哭，说了多少遍了……”
何书齐见状，猛地挺起身怒吼着：“你们仗势欺人，不要碰我媳妇！”他挥舞着双手挣扎着起身，又一下子倒在车斗沿上，磕的满嘴是血。
围观的人群顿时沸腾了，七嘴八舌地指责起保安冷血，我走进去，拍了拍何书齐的肩膀，心里有千万句安慰的话，却一句都说不出来。
这时，保安许是觉得惹了众怒，态度收敛了许多，他弯下腰小声说：“早晨都跟你们说了，在这儿闹没用，你们闹，倒霉的是我们啊！”
他们一味地建议何书齐两口子去打官司，想赶紧把他们打发走。人群越聚越多，最后，厂长终于露面了，他面色不悦地说：“你住院时，厂里不安排专人照顾，每月还发1500元的生活费了吗？”
陈玲抽噎着说：“那点钱够干啥的？为了他治病，我们房子都卖了，还欠了不少钱。”厂长无奈地说：“公司的规定就这样，他的状况已经没办法继续干了，这不是针对他一个人，你们还是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何书齐坚持道：“我是在厂里受的伤，厂里必须给我们个说法！”厂长正色道：“安全事故小组调查了，车间入职的安全管理规则，你也学过，还签了字！明知道打火眼操作不放脚踏板是违章的，事故责任完全在你自己！”
何书齐争辩说：“当时情况紧急，再说那里根本没配脚踏板。”厂长摇摇头说：“你如何证明？厂里安全配套设施一向齐全，你不要给自己的违章操作找借口。”
何书齐被噎得无话可说，看得出来，这样的对话在他们之间也不是第一次了。
确实，事发之后，厂里迅速补齐了脚踏板，准备了后手。再加上何书齐当时身边没有其他人，确实没人可以为他作证。
见状，厂长又语重心长地说：“你蓄意违章，公司还是报了医药费，你们再闹下去，真要打官司，谁赢谁输还说不定呢！”
在厂长言之凿凿的劝说下，何书齐夫妇的气势越来越弱，过了好一会，陈玲擦干了眼泪，骑上自行车默默地准备驮着丈夫离开。
这时，厂长喊住他俩，从怀里掏出5张百元大钞，塞进陈玲手里说：“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尽管眼里充满了不甘和屈辱，她犹豫了片刻，还是接了下来。
我赶紧掏遍了工作服所有的衣兜，也只有3百多元钱，周围围观的职工，也纷纷自发地掏出身上的钱，两百、一百、几十元放进了他们三轮车的后斗里。
3
第二天，刘志安得知头天发生的事，约我到宿舍喝两杯。我俩都心情沉重，他感叹道：“小何还这么年轻，我也应该表示一下的，心里难受。”但何书齐的手机号码早已停机，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
接下来一年多，因为工作环境恶劣，离职的工人越来越多。公司一方面加强在职员工的工作强度，另一方面又不断招人填补岗位空缺，连入职培训也缩短到五六天。
2013年9月，我和刘志安作为工龄接近3年的老员工，也被调整到不同车间，开始当“师傅”带新人，见面时间也少多了。
那些新员工多是些小年轻，平日里嘻嘻哈哈惯了，我对他们很严厉，尤其将“安全生产”常挂在嘴边。
这不仅是为了让他们少因为疏忽被厂里扣钱，更因为何书齐的经历，一直让我如鲠在喉。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有类似的悲惨经历，毕竟再多的赔偿，也无法修复身体的伤残。
2014年夏天，我的儿子不负所望，考上了南方一所一类大学，他是家里的第一位大学生。录取通知书送达那天，妻子带着儿子到厂门口接我，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捧起大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时，心里的激动和欣慰，真的无法用言语表达。
周围的工友，纷纷恭喜我，说：“等过几年，你儿子工作赚钱，你就可以享福了。”很快，刘志安得知喜讯，专门调班来到我家，给儿子包了500元红包。
我再三推辞，他硬将红包塞进我儿子手中，说要沾沾喜气，将来他家也能出个大学生。
9月，我特地请假，和妻子一起将儿子送到了大学。临别时，我叮嘱他：“你还是好好学习，别舍不得花钱。”
内向的儿子，第一次搭着我肩膀说：“您再辛苦两年，等我熟悉了学校，就出去兼职赚钱，您就别干那伤身体的工作了。”
我有点动容，低头挥挥手说：“回去吧，爸知道分寸的。”许是心态有了变化，我觉得工作也没那么压抑辛苦，但心里关于安全的那根弦，依旧没有松。
2015年春节后上班第三天，车间忽然通知，每个班组挑三名身强力壮、头脑灵活的职工，立即到公司会议室开会。车间主任特意把我叫了去，说：“你有年资、有阅历，遇事沉稳，你也来！”
会议室里，聚集了三四十位车间工人，还有十多位保安在会议室后站成了一排，阵势很大。
不久，新上任不满一年的徐厂长，披着保安的军用大衣进来了，他神色凝重地说：“今天下午，公司出了点事，死者亲属今晚就到了，你们要阻止他们闹事。”
没人告诉我们究竟出了什么事？谁出了事？主抓公司安保的张经理，就将我们一行五十多人，带上了一辆大巴，驶向了公司附近的一家宾馆。
一路上，他叮嘱我们：“给你们都开了房间，就在家属同一楼层，你们注意动静。”
他特别提出三点：第一，死者家属的心情可想而知，你们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熬到明天，他们情绪平稳，任务就算完成了；第二，大家切记，今晚这里没有领导，都是死者的工友。在亲属面前不要称什么厂长、经理、处长，有什么事就叫我老张。
我猜测有人意外身亡了，一想到可能要面对的局面，心里就有些不忍。临下车前，张经理忽然想起来，又叮嘱了一句：“还有，就是他们问起死者什么情况时，任何人都不要说人已经死了。”
凌晨1点多，我在宾馆睡得迷迷糊糊，忽然被嘈杂的声音吵醒：“来了，家属来了，快起来！”穿好衣服，我跟着人群往楼下走，忽然看到质检科的胡起明，我打着哈欠跟他寒暄：“哪个车间？谁出事了？你知道咋回事不？”
他小声地凑到我耳边说：“四车间的一个老职工被电死了，老惨了！一米七八的人硬生生烧成一米多……”我的脑子“嗡”地大了，潜意识有不好的预感，还没等我想更多，我们就被人群裹挟着，到了宾馆楼下。
4
一辆面包车停在宾馆门口，车上下来十来个人，为首的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人下了车，就高声疾呼：“俺家老大咋啦？”
看到那张酷似刘志安的老年版面容，我整个人都懵了，挤在人群中大脑一片空白，心跳得飞快，不敢想也不敢看。
张经理迎上去，亲热地拉起老人的手说：“大爷，您老先别着急，把心放到肚子里，孩子没事，在医院治疗呢！您这么大岁数了，赶了一晚上的路，先在宾馆住下歇歇，等天亮了，咱们再去医院看看孩子。”
他边说边向在场的员工使眼色，簇拥着家属进了宾馆，我木然地走在人群中，看到前面一个瘦高的家属，小声问穿着军大衣佯装工人的技术处长：“这位工友兄弟，我是刘志安的姐夫，跟我说实话，刘志安到底咋样了？”
我听见技术处长说：“没事，他就是干活的时候，割伤了腿，缝针了打打消炎针就能出院。”那位家属继续说：“你别瞒我啊，刘志安若没事，为啥电话打不通呢？”没等技术处长说话，后面传来大吵大闹的声音。
不知道是谁跟家属透露，人已经死了，尸体停放在医院的太平间。亲属们立马爆发了，非要立即去医院。至此，我依然揣着一丝侥幸，希望去医院看看，一切都不是真的。
但张经理拿着手机推诿道：“我们跟医院联系了，管太平间的医生下班了，其他人没有钥匙。去了也进不去啊！”
老人一把薅住他的衣领，怒吼道：“我儿四点就出事了，你们为啥十点才打电话？”老人勒的张经理脸红筋凸，毫无还手之力。
他紧张地求饶：“您先放手，这事我也不知道，您得问我们领导。”在他不断的推诿中，家属彻底暴怒了，开始挥舞着拳头，跟围住他们避免闹事的工人保安，动起手来。
场面顿时失控了，而混杂在人群中的几位领导，趁机溜走了。
站在人群中的我，不可避免地被家属踹了几脚，几记飞拳打来，我也没有躲，硬生生地让拳头落在我身上。
于我而言，刘志安不是一般的工友，几年来，他视我为兄弟，我也敬重他的人品和为母尽孝的虔诚。
如今，他横遭不测，我即便不知情，也不该充当向他家属隐瞒实情的帮凶。而且，这样的局面，我根本无力为他做些什么，挨打是我唯一能表达歉疚的方式吧！
后来，张经理实在控制不住局面，在宾馆顶楼电话遥控的厂长，才答应让他连夜带人去了医院。
许多工友觉得晦气，不肯上车陪同，我责无旁贷地跟去了医院。那天，刘志安年迈的父亲，看到白布下焦糊一团的儿子，当场昏了过去。
刘家人的哭声，久久在医院走廊回荡，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冒着大雨走了十多公里回家了。当天，妻子见我面如死灰的模样，吓坏了。儿子因为还未开学，也在家里，他立即给我烧了热水洗澡，妻子给我端来了热姜汤。
回过神来，我将当晚的经过告诉了妻儿，妻子泪流满面地拉着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儿子更是强忍着泪水，跟我说，还记得刘伯伯给他上大学的红包。
后来，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边鱼肚泛白，然后起身又赶去了宾馆。经过一夜的折腾，刘志安家的亲属已经筋疲力尽，他的父亲一夜之间，像精气神被人抽走了一般。我无法跟他们解释什么，他们肯定也不会相信，只能坐在旁边等待公司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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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早晨八点，又派来一批安保和员工，替换了头天坚守的工友。张经理还召集大家训话：“昨晚，你们受累了。今天回去上班，一切照常，该说的说，凡事掂量着点，谁要乱说直接开除！”
尔后，我想尽办法在厂里，打听刘志安出事的经过，没有任何收获。官方的说法是，有工人违规操作，导致触电身亡！四车间的封口令，据说层层传达，已经到了每个人。为了这份工作，谁也不肯冒险，透露半分实情。
接下来一个星期，刘志安的亲属一行20多人，在公司门口拉黑白横幅，并且到相关部门不断上访。事情越闹越大，单位怕主管部门会来调查，特别谨慎，跟刘志安交往较多的人，包括我，都收到了口头警告：注意言行！
每天目睹刘家人为他伸冤无助，我却毫无作为，那种巨大的心理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妻子好多次半夜醒来，发现我在阳台抽烟，劝我：“要不，咱不干了，回去卖菜心里踏实。”
可我总觉得不能这样离开，得为老刘做点什么。
半个月后，在儿子的帮助下，我将工作近5年，亲眼见到的公司违反安全劳动规定的种种行径，以及对上级主管阳奉阴违的事实，整理出来形成文字，向上级单位实名举报。
很快，公司对刘志安意外身亡事件的处理结果出来了，给了他家40余万元的死亡、丧葬等项目的赔偿。
3月底发工资时，公司一线职工人均少了2000元。大家义愤填膺地去财务询问原因，才知道公司将刘志安的死亡抚恤，分摊到了一线员工头上。
不仅如此，财务统计员还说：“以后公司再出现伤残、死亡，所产生的费用全由职工分摊。”这条不成文的规定，让大家敢怒不敢言，我对公司也彻底失望了。
4月，我被调到车间最累、环境最恶劣的岗位，加班骤然多出20%。至此，我敏感地意识到，举报的事可能已被察觉，继续留下只有更恶劣的境况等着我。跟妻子商议后，我毅然选择辞职回家。
尽管每月少了几千元收入，但我不必再担心遭遇生产事故，不必在恶劣的环境下透支生命和健康。
几个月后，经原来的工友介绍，我入职了一家汽车救援公司，工资虽然不高，但内心是踏实的。
尔后几年，听说原公司更换了领导，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环境和安全保障都变好了。不仅如此，公司还出资给一线作业员工，购买了相关职业病的医疗保险。
2019年春节，我在电视新闻中，见到原公司如今的董事长接受采访时说，要不惜成本妥善做好员工的安置工作……
看到昔日熟悉的车间，已经大变样，我也由衷为他们感到高兴，希望所有的工友们都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健康、安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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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章雍 汽车救援
编辑 | 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