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海外的陪读妈妈
留在海外的陪读妈妈
张妮
见到高凌时，她站在一个风口处，仍然是单薄也柔美，仍然是五年前与我分手时的样子。
她是我读博时的“十佳”好友之一，以至于五年前她去新加坡陪读时，我竟从国外赶回来，陪着她在北京整整玩了两天……
身份的转换
高凌把冰茶摆在玻璃茶几上，顺手拉来一只带轴辗的小沙发，很舒服地坐在我的对面。
“怎么样，‘陪读妈妈’的感觉？”我笑着问。
高凌眼睛一抬：“每个到国外的陪读妈妈，都是陪着孩子奔着留学去的，有的真是为学知识；有的为了想要移民；有的是逃避高考的恐惧；有的是盲目地寻找……”我立刻转过脸，凝视这个如磁石般吸引我的昔日女友。
“你也知道，我儿子学习本来也不怎么好，请了家教，成绩还是上不去，一提高考就紧张，每天都问我，什么时候去留学啊？再说，他们学校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大学的。”
“为什么会选择到新加坡陪读？”高凌告诉我，她参加了一场由中介公司举办的母子陪读研讨会，知道新加坡有“母子陪读”留学政策，允许17周岁以下学生母亲陪读，可以陪读到学生进入新加坡政府理工学院或政府大学为止。“即可以陪读，又是双语教学。”
高凌说，当年在樟宜国际机场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周围是拥挤的人群，各色人种，各种身份，伴随着几个小时前才离别亲人的伤感，让她茫然无措。“我丈夫告诉我请别人让路时得说‘Excauseme’（请原谅），但我撞了别人，别人先说‘Excauseme’时，我却张口结舌，一着急，差点冒出中文来。”
高凌坦言，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是陪读妈妈面临的最大问题。一方面要应付语言不通，环境不同而产生的巨大落差，一方面要照顾好孩子，不能有任何闪失；同时为了减轻国内老公的压力，还要尽量节省花钱，心理负担很重。
高凌说，在中国，陪读妈妈是个对乐于牺牲个人事业，陪伴孩子成长的母亲们的尊称，可是在新加坡却因为一些陪读妈妈的负面新闻，成了不大光彩的代号。“说不失落是假的，读过博，工作也体面，可是为了儿子……”高凌流露出一种无奈。
“新加坡陪读政策是最近在两国中介间开发的……新加坡的中介说，只要交一定的费用，就包留学包母亲找工作，当然也包租房子。”
中介已为高凌租好了住处，三室一厅住了十八个人，加上房东一家四口就是二十二个人。见高凌不满，房东说，“这不挺好嘛，有空调，有卫生间，陪读的，还想咋的？”高凌顿时有种被降低了人格的感觉，但想起了丈夫“出门在外不容易，什么事都不要闹大了”的告诫，只能忍了。
“在国内，咱哪受过这个。”
第二天，高凌来到中介公司，工作人员说：“在你住的附近有四所学校，你一家家地去问招不招生，招的话就带着孩子去考。”这完全出乎高凌的意料，“不是说好你们找学校吗？要是考不上怎么办？”工作人员说，“我哪知道。”
“儿子落选了。这是我在一天内第四次听到的同一个结果。”高凌突然抓住我的手，重重用力一按，冰茶溅了一桌，我的心也随之微微一沉。“新加坡虽然是华人社会，但实行英文教学，很多中国学生都不能通过入学考试，主要是英文过不了关。”
“儿子没敢去，他怕我那失望又绝望的眼光。天黑了，我就在街上晃荡着，突然手机响了，果然是丈夫打来的，他说他刚接到儿子电话，说妈妈出去了一天，就知道自己没考上，儿子害怕妈妈因此就不见了。说到这，我丈夫也哭了……”
高凌猛然清醒地赶回住处，儿子坐在石头上，“双腿夹得很紧，稚嫩的脸在灯光下散发着青春的光芒。可是，那种光芒是冰冷的，孤独的。一个孩子，怎么会那么憔悴？”
儿子小心翼翼地问，“妈妈，以后我睡着的时候，你别离开我行吗？”
接下来，高凌和儿子辗转在新加坡各校间。“不知道那辆车通哪里，就背着个包没目标地走。”高凌说，她儿子那些天特别懂事，路过每个公交车站，都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要是妈妈不说“上车吧”，他准跟在后面慢慢走，“儿子一天没吃东西了，我就咬咬牙花六十块人民币，想给他买碗肉丝面。儿子说，‘妈，要是没钱就不用给我买这个，买个馒头就行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听到了从儿子被里传出来极度压抑着的哭声。”第二天，高凌收到这样一条短信：假如我的留学让妈妈感到悲伤，我宁愿在众目睽睽下返回国内——是儿子发给她的。儿子的天真可爱不见了，这更让高凌痛苦。
而后的日子就是不断地找学校、换住处、找学校，直到后来，儿子好不容易进了一所理想的学校，学费相当高。“不只学费涨了、交通费涨了、房租也涨了。前两年，一间组屋房间的房租是400元，现在已涨到一千多，但是为了儿子，只能咬着挺着。” 高凌像是自言自语，“人都是往下疼的，‘陪读妈妈’为了孩子，可以舍弃一切！”
高凌说，新加坡高校中目前能颁发大学本科文凭的只有三所学校：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南洋理工大学（NTU）、新加坡管理大学（SMU），其他的理工学院听起来也是大学，但不能颁发本科到博士的文凭。同时，中国学生到新加坡留学是不允许打工的，更不能就业。“这些情况，不少人也是到了新加坡后才知道。”
婚姻的冲击
在人们的意识里，能把孩子送出国，妈妈跟着陪读的，都是些家境优越、婚姻状况良好的家庭。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高凌。
“来到新加坡后，我没有一天真正踏实过。”高凌的目光落在喝剩下的小半杯冰茶里，“像我们这样的夫妻，有些话题是碰都不敢碰的。”高凌说，的确有些夫妻，过去会因为一些事情起口角，自从陪读分居后，反而更懂得互相包容，更加珍惜对方。高凌一再说，任何“陪读妈妈”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要有稳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婚姻关系，才不至于做 出违背道德规范的举动来。
我说，“陪读妈妈”，除了要面对异乡生活的各种挑战，还要承受婚姻所受到的冲击，是不是很委屈？
“那当然，有不少陪读妈妈，不仅‘ 陪’上了事业，甚至‘ 陪’尽了婚姻，感到后悔莫及时，已经无法挽回。”
话说到这，我就小心翼翼地挑开一个敏感的话题，“你觉得你的……婚姻，有问题吗？”
“我还是幸运的，”高凌盯着我，“你能不把这段写进去吗？5年，会有太多的诱惑。别人说诱惑是对意志不坚定的人而言，我说不完全对。对我，或者对“陪读妈 妈”来说，那些对别人微不足道的东西都能把我们感动的稀里哗啦。“有一次，我到儿子的同学家作客，看着他家到处都是夫妻共同生活的痕迹， 就连那种凌乱不堪都让我非常伤感，我站在他家卧室门外，忽然就哭了。”
“谁知道千万里之外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苦苦地一个人过？”
打工的艰辛
“我一天进过36家饭馆，你信不信，是去推销中餐盒饭。”
新加坡政府认为陪读妈妈是陪孩子来念书的，应该拥有充足的资金。这样的认知使新加坡政府关闭了陪读妈妈寻找工作的便利之门，导致大部分陪读妈妈无法找到工作，这绝对不是新加坡政府要为难中国的陪读妈妈，他们是那种很廉洁又很讲道理的政府。
高凌说，有人给“陪读妈妈”算了笔帐，仅到新加坡的前半年时间，要支付的费用最少要6万元人民币。而孩子要在新加坡完成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至少要100万元人民币，不出去挣点钱怎么行？”
“我的一个朋友说到这连盒护手霜都舍不得买。想象着在国内开着别克君威，不用上班的太太，到了这恨不得连保姆的活儿都想接，和儿子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我听了真不是滋味！”
“你知道背着大包小包被人撵着跑的滋味吗？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他们看我们——‘陪读妈妈’的那种眼光，轻视的、藐视的？说不好，反正是能穿过人的心，能穿透人的肺。
我低声问，“你后悔了吗？”高凌沉默了大约有两三分钟，“陪读妈妈真不容易。那么多的误解、委屈、泪水、意想不到的困难和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并不坚强，不止一次地想回国。我……后悔过！”高凌忽然顿住了，头偏向我看不到的那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