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故事拼出一张中国人的心灵地图
非虚构作品《东北游记》中的东北。
文/宋爽
琼·狄迪恩在《奇想之年》里这样写道：“生活改变很快，你坐下来吃顿晚饭，熟知的生活便结束了。”
一个人的生活再平淡无奇，在他人生中的某个时刻都会遭遇戏剧性的一刻。在这之后，我们所习惯的生活便开始土崩瓦解，一切都要重新来过。
一定程度上，“真实故事计划”的目标和狄迪恩所言不谋而合——“让每个人讲一件自己最在乎的事情”。创始人雷磊强调：“是那种能在心上划出特别重的一道儿的事情。”
雷磊觉得，没有多少人能讲清楚中国人最在乎什么。“哪些事情让我们受到伤害，哪些事情让我们快乐？”在读了成千上万个故事之后，他发现“中国人普遍不快乐”。
雷磊野心很大，他想通过搜寻来的故事拼凑出“中国人的心灵地图”，但也只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南方周末》的口号是‘在这里读懂中国’，实际上你只能读懂部分。”
中国的非虚构热潮，肇始于何为的《江城》。
“非虚构没那么可悲，它是可以赚钱的。”
时至今日，非虚构写作以及特稿的输出平台在国内此消彼长，“真实故事计划”的竞争对手个个来势凶猛：腾讯的“谷雨故事”、网易的“人间the living”、《人物》杂志、界面的“正午故事”、韩寒的“ONE实验室”、《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清单、地平线nonfiction、GQ中国、全民故事计划、特稿痴迷者、esquire特稿实验室等。
2016年，网易人间与ELLEMEN的合作稿件《1986，生死漂流》横空出世，“长漂”三十年之后，这篇包裹着血与泪、反思与死亡、个人命运与国家荣誉的文章引发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一次高潮。作者陈楚汉、杜修琪“历时4个月、历程3000公里，采访了中国、美国和印度多名当事人，最终成稿16000字，在ELLEMEN杂志上足足占据18页”。据统计，这篇稿件的总阅读量已超千万次。
除了这次现象级的热潮之外，非虚构写作经常带来惊喜，那些被遗忘的人与事件背后的隐情、被人忽视的细节，被一点点拼凑出来，呈现出模糊却令人惊异的社会轮廓。
两个月之前，“正午故事”的《我是范雨素》让44岁在北京打工的育儿嫂范雨素一夜之间家喻户晓。2015年，GQ中国发表的《“范跑跑”这七年》，在汶川地震7年后，聚焦那位曾经抛弃学生、从教室里逃跑的范美忠“漫长的精神重建过程”；而今年3月GQ中国发表的《咪蒙：网红，病人，潮水的一种方向》中，“咪蒙助理月薪5万”，则引发了唾骂、失落和普遍的嫉妒。
GQ报道。
对于非虚构写作而言，挖出平凡世界中让人坐立不安的那一面，早已成为某种沉默的行规。
在这点上，“真实故事计划”可能走在了最前列。在官方公众号的往期精选界面上，性、霸凌、盗窃以及亲情关系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真正能让人产生兴趣的事情，强度一定比平常的事情大。”雷磊说道。
“真实故事计划”读起来并不轻松，宽容、愤怒、厌恶和悲悯交织在一起，这些真人真事从私人视角撕开了一种伤口性质的东西，隐藏在里面的脓与血一点点渗了出来，最终暴露在人们的目光之中，以供观看、评判与自我审查。
但令整个非虚构写作行业振奋的不仅仅是它所引发的社会热度或对人性拷问的烈度，而是它目前展示出的强大的资本优势，有人形容其为“电影圈的富矿”。
雷磊对此早有盘算，他坦言“进军影视行业是初衷”。目前，他正着手把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在国外，非虚构属于稳定的门类，非虚构、传记类文学作品长期占有图书市场10%的比例。”这10%中，就会有一部分出现在电影院的大银幕上。
“非虚构没那么可悲，它是可以赚钱的。”雷磊信心十足。在他看来，中国的非虚构热和崛起的中产阶级密不可分,因为“中产阶级是最关切社会现实问题的群体”。
雷磊。
非虚构文学与牛油果的潮流。
那些位于社会金字塔底层、占据最多人数的“真正的”普通人，对生活的痛感从来就不怎么强烈，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非虚构写作社会样本的缺失。他们自认渺小，既不认为命运眷顾了他们，也不觉得能对这一切有计可施，索性什么都不想，天天把“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选择开心呢”这样的至理名言挂在嘴边。
除非生活施以重拳，他们才会顾影自怜起来，想一些从没想过的深刻问题。但别的时候，他们对现状虽不满意但也不打算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对未来也只是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达观态度。
说到底，相当多的人意识不到自己人生中有什么值得可多说一句的地方。“我的很多小学同学本身生活跌宕起伏，但在他生活的环境里，他的境遇只能算普普通通。我不知道你听过普通人聊天没有，比如我的小学同学，我如果和他们说，你们的故事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他们会觉得我有神经病。他们无法从自己的经历中抽象出故事，再升华出价值。在底层生活的人们，在和生活纠缠的时候基本上力气就用完了。”雷磊说道。
然而，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正在朝中产阶层转化。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按绝对值计算已达1.09亿人。
这部分不断壮大的群体，将重新定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了。”雷磊说道。大量的人迁移进城市，城市新移民对土壤、化肥和节气变化再也没有兴趣，而非虚构文学、牛油果以及绝不在乐章之间鼓掌等洋溢着中产阶级格调的新事物则乘势而上，成为潮流本身。
中国中产阶级正在不断壮大。
挤掉水分，让那些身形渺小的“私人史”更具价值。
直到现在，作为一个正在被更多人认识的媒体人和创业者，雷磊仍然有些羞涩，有时候还会突然脸红起来，看上去不太自信，但谈起人性的奥秘却又信手拈来，锐利而世故。有那么两三次，不知何故他似乎没听懂我的问题，结果回答到另一个方向上去。有意思的是，雷磊和人打交道并不熟稔，但他却很懂人是怎么回事。
“人一聊自己，就开始解释。”雷磊无可奈何。
“真实故事计划”的大部分故事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在他看来，想要呈现出“真实的中国社会”，这么做尤为必要。在看了无数篇非虚构新闻报道之后，雷磊觉得这世界有点荒谬，那些描述他人命运的写作者，再怎么贴近当事人，其实也于事无补，雷磊不相信一个人能对他人的境遇彻彻底底感同身受。
但是，自己写自己的故事，也同样做不到绝对真实——甚至是更难。没有几个人能客观理性地审视自我：一聊到自己，就忍不住爬上道德高地，表现得像幼年海豹一样无辜而纯洁，就算难得坦诚一回，悉数尽述自己的缺点，也往往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纵容和宽恕。这种情况无可厚非，但公正性和真实性却可能因此而偏移或缺席。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雷磊和他的团队通过“技术手段”，比如去掉作者文中多余的情绪和形容词，或自尊心所引发的掩饰和辩解——把水分捏出去，留下硬邦邦的干货，尽可能让那些身形渺小的“私人史”更具价值，成为社会进程的一部分。
雷磊主持的“真实故事计划”。
“真实故事”两则（摘选）
一、“跟屁虫”小玲与“黄色鹅卵石”
在“人到底可以有多坏”这个问题下面，“真实故事计划”讲述了一个被排挤、欺辱的5岁小女孩的故事。
小玲是其他孩子们的跟屁虫，她“不爱说话，还一点也不可爱”，是小伙伴们“共同的敌人”—因为她是全村孩子里唯一一个外姓的孩子。
有时候，孩子们让小玲去自家偷糖果、偷玉米，小玲总能圆满完成任务，她一脸骄傲，“像一个完成了任务的士兵”；要是小伙伴们哪天心情好，就会让她扮演他们饲养的猪崽，小玲会为此“高兴一整天”。
所有孩子都看得出来，小玲已经被完全驯服，小小年纪，她却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这激起了大家的“斗志”：一个孩子从火堆里拿出烧了一半的木棍，用嘴把火苗吹灭，然后按到小玲的小腿上，并示意作者也如法炮制，以表明勇气和忠诚。就这样，小玲的腿上起了一个个像“黄色鹅卵石”一样的大水泡。
小玲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像疯了一样拿着菜刀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叫骂，但骂了一圈之后，孩子们发现，小玲没有出卖他们。即便出了这么大的事，而且如此仗义忠诚，她仍然无法改变被人厌恶的“跟屁虫”的命运。
时隔多年，作者回到老家，偶然在小卖部遇到小玲，对方没有认出他，而他什么也没说，更不敢低头看小玲曾经受伤的腿，只是“仓皇地离开了小卖部”。
二、谁是班长吴露“最讨厌的人”？
小学四年级时，杨老师成为了吴露的班主任，吴露被杨老师“钦点”，担任班长。一天，班上一个同学调皮打闹被年级通报，独自站在教室最后被杨老师严厉训斥。
当班长，是吴露从幼儿园开始就很熟悉的一项工作，她一直就是老师、家长眼里的好学生，乖孩子。当杨老师说“你们怎么都不到后面去问问他”的时候，身为班长的吴露站了起来，可过了一会她才发现，全班只有她一个人站起来了。
她心里一阵惊恐，但没有坐下来，而是走到教室后面，推了那个垂头丧气的“罪魁祸首”，并大声质问他：“你为什么害得我们失去小红旗！”
杨老师显然对此举非常认可，继而问其他孩子怎么不学学吴露，都应该去后面兴师问罪。在杨老师的“鼓励”下，几十个孩子一拥而上，男孩被推来推去，吴露看着被自己带动的同学和杨老师赞许的神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从那之后，体罚、侮辱便成了“和空气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杨老师会像“敲地鼠”一样用书本砸犯错误孩子的头；同学之间互相批评、揭发成了“新的管理方法”；为了有效激励学生，杨老师开始制定奖惩措施：只要有了杨老师给的五角星，“就可以让人在‘批评大会’上成为‘扬起皮鞭’的那个人”。
尽管吴露表现良好，但她也有被杨老师体罚的时候。时间长了，她渐渐厌恶起来，会用一些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发泄心中的怨恨。
吴露将添加QQ好友的申请问题设置为“我最讨厌的人”，答案就是杨老师的名字的同音字；她忍不住在上课的时候对着杨老师咬牙切齿，但她早就想好，如果被问起来，就说自己近视看不清楚。
最终，杨老师体罚的事情败露，上了电视和报纸闹得沸沸扬扬，她往届的学生都出来指认杨老师的罪行，看到这些，吴露心里满是复仇的快感。但她也知道，在伸张正义这件事上，她是个哑巴。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4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