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这个衣冠社会说起
黎荔
将一块布穿在身上，用绳子或扣子让布片围合身体，就形成为某种服饰。这时，“内”和“外”的概念由此而诞生。把布穿在身上的这样一个行为里，产生了“露出”和“隐藏”这两个同时存在的行为，露出的是公开的身体，隐藏的是秘密的身体，一个人的身体就这样被象征性地分割了“内”和“外”。禁忌与秩序也由此而产生。通过对这种文化秩序的遵循，衣服在一定层面上构成了个人的社会属性，清晰地标明了他是“谁”这个信息。
因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语出《易·系辞》），说明了以服饰体系为代表的政治秩序的创构与维护。作为“天下治”的前提，“垂衣裳”这个意象显出强烈的象征性。“垂衣裳”之后两千年，又有周公制礼作乐发生。服饰制度及礼乐制度先后确立，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宣示华夏族文明时代及族群个性之到来。华夏服饰超出了仅仅遮羞御寒的实用性，还体现先民的世界观、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政治哲学。什么一君二臣（一个裤腰，两只裤筒）、一领二袖、一官（冠）二吏（履），还有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上衣下裳是乾上坤下，反正，在中国文化中，君臣、领袖、官吏（谐音冠履）等，都属于衣裳。以衣裳产生的先后顺序，以及各部位的名称，可以设置职务治理天下。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有衣冠之美，故称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让礼仪冠服成为华夏文明的内涵意义。
华夏文明的冠服系统，是以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易经》、《春秋》，大唐《开元礼》、二十四史舆服志和其他经史子集为基础继承下来的礼仪文化的必要组成。冠服体系展现了华夏文明的等级文化、亲属文化、政治文化、重嫡轻庶、重长轻幼以及儒家的仁义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服饰具有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作用，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礼服。“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四千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衣冠社会，在此“衣冠上国、礼仪之邦”，“衣冠”就是文明的代名词。
对比迥然有别的西方文明，古代希腊罗马奠定了西方文化中裸体美的基本模式。古希腊人认为“人体美”是自然美与精神美的最高形式。比如说，你要表现美德、情操、智慧等等比较抽象的概念，中国人也许会拿士族的峨冠博带、家礼的冠婚丧祭作为“表达内容”，而古希腊人则会拿一个健康美丽的人体作为这些抽象的理想概念的“具体形象”。希腊文化对于裸体的推崇，当然是和当时战争的频繁与体育的盛行紧密相关。在希腊人眼中，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说感觉敏锐的心灵, 而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健儿。健美的身躯，和谐的姿态，就在昭示着一种和谐的美学理念，是对生活的歌颂，也是对人类的赞美。在身体充满光彩的展示中，既是和谐的（比例，强健，动感），又是伦理的（单纯，坦荡，自信）。普林尼曾说过:“全身赤裸是希腊人特有的习惯。”衣着对于他们只是一件松松散散的附属品，不拘束身体，可以随心所欲在一刹那之间扔掉，他们简单活泼、心思透明，所以外部也不介意身体的袒露。当然，古希腊文明崇尚裸体，但在其它文明则不这么认为。埃及人、波斯人和亚述人都觉得裸体是种耻辱，东方文明尤其深以为耻。
丝绸之路是中西文化汇通与融合的地区，在此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宝库——敦煌莫高窟就可以看到西域裸体与华夏衣冠的较量。北周武帝通好西域，结姻北狄，聘娶突厥公主阿史那氏为后，随之西域的音乐舞蹈以至美术，不断在通过河西传入中原，中原的丝绸和美术品也大量地运往西域。在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在敦煌开始大力提倡兴建洞窟，龟兹早期壁画的造神形式传入自是情理中事。但是，只限于佛、菩萨的表现。至于西域式的裸体菩萨和裸体舞女，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周的敦煌，仍然没有流行起来。自北魏晚期，中原“秀骨清像”进入敦煌石窟，到北周亡，这六七十年时间里，中原风格与西域风格一直并存。从造型上看：一清瘦，一肥壮；一半裸，一蓿衣；一立体感强。一庄严沉静，一潇洒飘逸。两种风格对比鲜明。两种不同风格的出现，是两种社会思潮，两种伦理道德，两种审美理想在宗教壁画中的反映。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儒家经典、道家文书和魏晋十六国的墓室壁画看，中原儒家道家思想在当地早已深入人心，而且形成了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准则的社会秩序。作为外来的宗教艺术，进入这样的地区，必然要受到当地文化思想的影响，而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否则不能扎根生长。所以西域非常流行的印度式的“丰乳、细腰、大臀”、“遍体圆净光”的裸体菩萨和裸体舞女，一到敦煌就受到抵制、调适（比如菩萨形象的“非男非女”、身体上的各种璎珞严饰），最后慢慢就销声匿迹了。
谁让我们这个文化不习惯裸露身体呢！公开的身体，私密的身体，能让人看到的部分和不能让他人看到的部分，是一个人身体上最重要的分割。在中国的耻感文化中，这条界线坚不可摧，而且属于身体公开的部分极少，深藏不露的部分，则在充满了符号等级意义的衣饰之下。正如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认为的，“儒学则称为名教——名誉的宗教”，“孔子在国教中教导人们：君子之道、人的廉耻感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合理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中国社会总是内外有别的，社会人格面具与真实自然人性，总是历史性的裂分。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分割和划界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行为并不仅仅限于服饰，而是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无处不在。
因为中国身体一直隐藏在层层服饰之下，公开场合任何身体的触目与张扬，都是有违社会习俗之事，所以中国身体也就安于这种千年深藏的宿命，从来就疏于对饮食的控制，也没有对运动的热爱，尤其是后者。在男权社会下，一直只有女人作为作为“情欲与性感的身体”被欣赏、被选择、被指手划脚，当然也是在闺房之内、重帏之中。而中国男性的身体则根本不注重肌肉线条管理的问题——秃顶、油光、肚腩、赘肉，即使是这样的身材，只要深藏在某一身衣服之下（显现着对权力和财富的掌握），就能符合社会审美法则。在我们这个悠久的衣冠社会，官服礼服比八块腹肌更重要，更经得起社会的检验选择。
从中国衣冠文明的这一特征延伸，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种深藏的观念，数千年来典型的中国社会生活，都不是特别活泼与敞亮。因为不敞亮，因为遮遮掩掩，就培育出某种道貌岸然、表里不一致。太多太多阻隔视线的东西，触目所及都是很隐晦的形象，就有了对世界茫茫然的恐惧，造就了国人僵硬虚张的心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各种处世哲学，几乎可以和世故圆滑划等号。简单透亮的性格，在中国社会常常寸步难行。
某种程度上，中国社会就如同海面漂浮的一座冰山，大部分人只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十分之一——他们能够看到和听到的那十分之一。有些人猜想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事物，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去发现。因此，中国社会盛行街知巷闻，捕风捉影，因为扑朔迷离，若隐若现，反而增加了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的错综复杂。这种人与人之间、社会结构之中的沟通障碍，在极端糟糕的情况之下就是“天聋地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