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经典读后感10篇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一本由阎云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8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一)：个体、中国农村、人心

用三个小时翻完了这本书。阎云翔运用了地道的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我并不认为他能对中国农村的关系有太多深刻的见解，这也正是很多人认为其观点没有任何奇崛之处的原因。
人类学著作恐怕是社科类作品中最好看的一类了。自从格尔兹“深描”式民族志大行其道以来，这似乎成为了人类学进行社区研究的不二法门，从过去对欠发达地区的研究到现在城市社区或某个族群的研究皆是如此。因此，很多读者在阅读人类学著作时常常带有读“志怪”小说一般的他者化眼光。即使作者费尽苦心地穿插进一个时髦的理论框架，读者依然更关心王老头家的婆媳关系或者街头黑帮是怎样忠义两全的。
也正因为此，我反倒认为中国的人类学应该承担特殊的责任。（即使不用“转向”这种烂俗之词的话）在运用人类学方法这个纯西方学术的时候，阎云翔很显然和费孝通还差得很远。也许是为了在西方现有学术体制中有一席之地，他借用贝克“个体化”（individualism）的术语作为理论框架填充自己的经验材料。这样一来，方法和理论都成了西方式的，他自己也陷入了对“个体化”的理论焦虑中，因为大概他在自己丰富扎实的民族志材料面前也失掉了方向：媳妇向娘家索要彩礼就是从传统中“脱嵌”吗？老头持家每天都记账本就是中国式的“数目制管理”吗？杀马特青年们深受消费主义荼毒的“正当性话语资源”能单纯用德国式“个人主义”解释吗？看的出来，虽然阎云翔几乎每篇文章最后都留下了进一步理论探索的空间，但是他的内心很纠结，这纠结归根结蒂恐怕是在中国农村的十几年生活经验与美国人类学学习十几年理论方法的根本矛盾。
相比之下，我好不掩饰自己对于吴飞自杀研究的喜爱，这才是对西方理论最好的致敬，而非费尽心思一定要找一个现存理论套用来讲自己的话。语言果然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东西，一个“个人主义”，德国语境不同，英国语境不同，美国语境不同，法国语境不同，中国语境更不同。如果连话都不会说了，你怎么指望自己做出超越人家的学问。
其实中国的个人化问题（非individualism）早在民国时期就成为了“研究热潮”，比如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鲁迅的《伤逝》和“娜拉出走以后”，你敢用贝克的“个体化”解释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吗？
不过看到阎云翔如此扎实的人类学资料，我还是要为作者敏锐的学术触角鼓掌。他最起码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个体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处境。不过他的思考与他搭建的理论平台一样，充满矛盾。比如他对农村青年“个人主义”理解的解释，用一两句引用就把西方个人主义解释成“man”与“community”并存，权利与义务共有的东西，而将中国青年的“个人主义”解释为“自私”（即使没有明说，但他字里行间早已流露出来）。这就好像让人觉得，中国人的自私还处于前现代之中，而西方个人主义是现代的。不过，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心如何变好。
虽然这个问题只在他文章中两三处闪光，但是他对于“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会带来什么后果？”的质问就显现出了他的担心。他承认中国农村具有特殊的现代性道路，农村青年在传统与消费主义现代之间面临主体性的赋予困境。虽然他作为人类学家没有紧接着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案，但却让我联想起了梁漱溟的乡约教育和乡村建设。中国文化中的向上之心与尚贤尚智，奈何总让雨打风吹去。
文章到此就可结尾，可我最后还是手抄一段文字，选自那篇著名的《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我并不认为非主流和杀马特是一件小事，这个时代的农民只能指望于建嵘之辈，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二)：伪“个人主义”的年轻人

这本书是阎云翔若干英语论文的中译本的结集。结集这类书的不好处是各个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缺乏，因而从总体来看就容易显得散乱。这本书好在有一个比较一致的主题，即书名所说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所以总体结构上还算比较统一。
所谓的“个体化”，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有异于西方所通常理解的个人主义。按阎云翔所指出的，在当今的中国，“不管在精英群体还是普罗大众那里，个人主义总是被理解为一种个人中心主义，其表现包括自私、不合群、功利主义、毫不考虑他人的权利和利益。西方个人主义的其他因素，例如自主、平等、自由和自立，却受到忽视”。在这种异化的个人主义里，人所求的是所有有利于己的事情（这导向自私），却不愿承认别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权利（反面导向自由平等），也不愿为此而承担必要的责任（反面导向自主自立）。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所谓的“啃老”：一方面是年轻人自私的物欲（当然有社会压力的因素，但这并不表明不自立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是父母无私的付出，这两个方面都相当具有中国特色。就纯粹的个人主义的含义来讲，接受外人的馈赠－－不管这个人与自己是怎样的关系－－都是对个人自主自立信条的背弃；而像中国的父母这样可以把自己拥有的所有资源拿来扶助子女并因而可能陷于一种依附性地位，在西方也是绝不多见的。
这种异化的‘个人主义’－－或称之为伪‘个人主义’的出现，得益于最近的二三十年所引进的西方价值观，它们以极为浩荡的气势扫荡了几十年前占主流的集体主义观念－而这实际上称得上是个人主义的反面，也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教育所强调的。但这一扫荡的趋势并没有带来真正的个人主义，其原因应当也与我们独有的传统文化有关。像我们的关系和圈子，费孝通所说的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柏杨《丑陋的中国人》中讲到中国人的自私，都对此有莫大的贡献吧。
虽然书里说的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但我以为这主要的是针对年轻人这个群体来的。因为所有触发个体化的社会因素，距今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因而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群，未必能够认同这种伪‘个人主义’，尽管他们也无法脱离其影响。就像阎云翔所调查的黑龙江的一个村庄，彩礼的数额在近些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更重要的是，彩礼（包括嫁妆）现在几乎完全控制在年轻人手中，并不像以前彩礼主要是由女方的父母所掌握的。这造成有些新郎会怂恿新娘从自己的父母那里要尽量多的彩礼作为小家庭的启动基金，新郎的父母尽管未必心里愿意，大多数情况下却也只能尽量满足年轻人的要求，以换得供养老年的承诺。
有一章谈到了洋快餐在中国的发展。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些洋快餐在中国大获成功之后，有不少的中餐品牌也想跟他们一争高下（比如“荣华鸡”），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还没有一个中式快餐品牌能够与他们真正抗衡。这当然不是因为中式快餐的口味比西式的来的差－－如果单比口味的话，中式快餐也许早就大获全胜了。书里引用了《中国食品报》1991年11月6日的一篇报道，说道，”顾客花几个小时时间在里面聊天，透过大玻璃窗观赏外面繁忙的商业街市，觉得自己比匆匆而过的路人更有品味"。让这些洋快餐更能大行其道的，可能更多的是文化因素。看看麦当劳肯德基的就餐环境，空间布局，灯光设计，大都经过了严肃认真的考虑，服务上态度友好，工作高效；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和让顾客们在这个环境中所发生的文化移情（感受的是美国文化），让这些洋快餐具有了一种强大的现代文化符号象征，而这种文化符号是大家认同和提倡的。从这个层面上讲，也许麦当劳肯德基的炸鸡并不真的多么好吃多么有营养，咖啡也未必多么好喝，但洋快餐较之于中式快餐，咖啡馆较之于茶馆，却总有一种内生的强大竞争优势，躲避不开。
阎云翔极为不厚道的指出，按照传统文化来看，一个人在结婚前就一直是不成熟不可靠的孩子；如果他这种无身份状态持续太长时间，也会遭到社会的耻笑。这也就无怪乎前一段新闻中的那位大爷要把所有过了三十没结婚的可怜孩子们都定罪问斩了。我还活得很有乐趣，就只好惭愧无奈的做缩头乌龟了。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三)：笔记

P34
农业集体化不可全盘否定，在有些地区如下岬村，确实起到积极作用。
P41
阎采用问卷调查衡量农民经济状况，至于用怎样的衡量标准，他是与农民有过讨论的，而不是直接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推测。今后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不妨试着与被访的对象、群体一同确立某个问题标准、界限，范围。
P44
“以前的四类分子中也没有一户能进入最富裕之列，这恐怕主要出于他们最初的恐惧。有些村民告诉我，对于改革所带来的新机遇，成分不好的家庭一直等到最后才做出肯定的反应并加以利用。”
P48-49
土改后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从城里来的各种工作组，这些人上衣口袋别钢笔，手里拿着手电筒，逐渐，这些东西便成了村民眼中干部、政府和城市优越性的象征。
村干部的级别越高，拿在手里的手电筒就越大。村支书用四节一号电池的特大手电，生产队长自忖最好用两节电池的小手电。虽然没什么明文规定，但这规矩却是人人都知道的。
P54
"是否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的推进，使那些已经从国家分配制度中得了好处的人，得以进一步垄断市场所提供的新机遇；还是这些新机遇有利于那些在国家分配制度下甚少获益的人。"
扫除掉集体化等于平均主义这一偏见。
与解放前相比，生产队的结构仍然是等计划的，改变的不过是个体村民在等级中的位置而已。正是由于有了农村改革，曾经盛行于该村的社会主义等级制度才终于打破，使潜在的不平等减少了。
P170
青年经历的长远效应。
每一代人都有过关于农村青年文化和挑战长幼尊卑等级的独特体验；随后的一代也享受了比父辈们更多的自主和独立。因此，当这些年轻人成为祖父母或者父母的时候，他们便会对下一代的自主要求表现出更多的宽容。
P245
王的账本显示，无论生产成本还是生活支出都与生产能力几乎同步增长。结果，任何额外支出，比如教育费用的突然增长，必定会给家户经济带来冲击。
生产能力的增长经常同礼物的馈赠平行。生产成本通礼物馈赠的比率保持在大约2比1左右。
从纯经济学视角，随礼是一种赔车的事。
礼物馈赠的真正意义（不在经济考量，二在社会考量）在于保持和扩展关系网络以及体现人情伦理。
第八章，如何做一个工于算计的好人是最出彩的一章。思考：人情与个性的冲突，与现代社会契约精神的矛盾。值得重温。
P278总之，蓬勃发展的消费主义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反映，也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的反映；消费主义同事还反过来促进社会制度更进一步的改革，比如重新划分社会群体的界限，在国家控制外形成新的社会空间和新的意识形态等。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四)：依然阎云翔

        一言以盖之：在集体化时代到改革后的不同时期中，国家的影响、扮演的角色，意外地造成了1、个体崛起，2、社会结构的个体化的个体化进程。
       
       阎云翔，新书，导师让我们赶紧去买来看，于是在网上预订，一朝开，尔天就到了。售本书并非一部专门的著作，而是将作者1992-2007年间在不同期刊上发表的十篇论文结集付梓。
       此书将田野资料和分析贯之以“社会的个体化”作为主轴，关注两个中心议题，即“个体在社会实践中的崛起”和“社会关系结构性变迁导致的个体化进程”。此书将其前两部著作《礼物的流动》（1996）和《私人生活的变革》（2003）的田野材料进行有效整合、利用，也将前两本书的考察论证置于对其个体化之命题进行不同角度、层次的佐证的位置。似乎，两书的书写就是阎为了给胸中早有的个体化命题提供佐证；两书先后对于礼物-交换互惠关系、人情网络的考察和对个体在私人生活中的崛起的研究，又似乎是，是一个自然而然渐进的理论生发过程，自会发展抽象到对个体化命题进行讨论的火候。
       毫无疑问的是，前述给读者提供一个有效的情境铺垫，让大家都拥有下岬村这个小世界的“生活世界”，这样就使得，阎的论证倒像是引导，读者循着前两部书辟出的早已谙熟的小径，通向更为幽深之所在。
       不得不说，阎云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充满各种分层次解释因子之体系。其也不止一次得表示不能简单化得以单一原因分析，而是力图以综合的整体的视野考虑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的原因。并且注意分析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如连续分家和彩礼增加），注意人与结构及制度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人对结构、制度变迁的反馈，人的能动。人的能动恰恰是使得制度结构出乎意料。
 
       在前几章的个体崛起的讨论中，阎更多的认为关系的变化要强过结构的变化，结构常谈，但是对于关系的分析较少。这种结构的变化更容易通过大的调查的方式发现，而关系的变化则不是。正是这种扎入田野获得的人类学视野方能看到这种日常生活中、细微的，而且又是俗民的、小传统的、民间的、不见诸于大传统书写载体却又在中国社会潜层深层运行的规则。是因为他们更加本土么？研究自己文化时理解更为便宜？在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几年间，阎云翔已经将整个中国作为他的田野了，在他每次回国时，都能既带着陌生的客位、又含着熟悉的主位，敏锐得感知到我们常常无视的变迁。
        在章节安排上，前六章由宏观国家（及后期的市场）在中观社会（经济社会地位1992、权力1995）、微观家庭1997-亲属2001、个人的行为和心理（青年文化1999、青年女性2006）三个维度和层次施加的不同影响，逐层分析了这种个体化进程。第七八两章则是分析国家掌控的这种力图改造传统社会，确保有效社会控制，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个体化，所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即“无公德个人”的崛起，出现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2005、2004。
        阎又着重考察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似乎在他看来，这两者在中国得以产生影响也是与此前一直以来的个体化进程有关，而这两者又推动了改革后的个体化进程2000、2000。在其背后仍然是国家的力量，即不让搞消费主义是国家，后来让搞、使劲搞的也是国家。
         结论则对社会的个体化和中国案例的理论含义进行了深入讨论。西方个体化命题的三个观点，1、“去传统化”或“脱嵌”，2、“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逼着人自己控制自己，3、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
       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特点：1、流动性带来的脱嵌，2、个体身份重要性增加以及身份认同政治，3、新型社会性的出现，即作为个体的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个体化命题在中西之间的区别表现在，1、脱嵌表现在生活政治还是解放政治，2、文化民主和福利国家体制的存在或缺失，3、第二现代性或自反现代性的特点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五)：梳理

民族志书写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主要观察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迁，阎云翔通过对东北下岬村和北京麦当劳消费空间的民族志的书写考察了个体的崛起和个体化的进程。在他的观察中，中国个体的崛起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即体制松绑后，个体减少了对体制的依赖，个体流动性增强，并敢于挑战传统等级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国家话语，也包括传统的父权制家庭——夫妻关系正在取代父子关系，成为家庭的核心关系。同时，在亲属关系网络上，个人更是选择性地考量是否继承这些亲属关系，相较而言，同辈人、邻里的社交网络可能比亲属关系更加重要。在维系这些家庭或亲属关系时，个人会以个体的利益或欢乐为衡量标准，而不是持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或延续血缘、族群的态度。正如阎云翔所写到的：“个体已经从以前家庭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众多约束中解放出来。”他所说的个体化也表现在个体更具备自主能动性，拥有了更多选择自己人生轨迹的自由；个体具备个人权利意识，在他的民族志中，这主要表现在消费者权利保护运动上，自然地，这种运动的兴起以及权利意识的增长是由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带来的。总的来说，全中国的个体公民正经历着个体化的社会进程，绝大多数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都获得了更多的权利、选择和自由。而这种进程在他看来更多的是关于个人-社会群体-国家的，其次才是关于个体与自我的。
社会结构个体化的特点
中国社会结构逐渐个体化的第一个特点是，由于在身体和社会这两方面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现在个体可以打破社会团体的约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寻找自己的发展之路。
第二个特点是个体身份重要性的提升，在公共话语中，个体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个体要求被尊重他们的个体身份以及个体权益，这种个体身份政治是对传统个人与管家关系模式的挑战，推动着社会关系的变化。
社会结构个体化的第三个方面在于新型社会性的出现，即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阎云翔在民族志中也书写了麦当劳等餐厅对于个人的社会公共空间的拓展。然而，他同时又表达了一些担忧，在个体跳脱出集体身份以与陌生人发生互动时，他认为这种新型社会性的发展会带来了道德坐标的位移，即使同时也存在着令人乐观的社会关系，如NGO或志愿者组织对陌生人的关怀等。当个体与陌生人发生互动时，社会面临着信任从个人层面到社会层面的转移，因为这种社会关系的变迁正是从熟人社会向高度流动、现代、开放的社会的发展，对陌生人的信任恰恰也是对社会制度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度总体来说在当下的中国并不高。
个体化的原因
在对于这场个体化进程原因的探讨中，阎云翔认为个人能动性、市场经济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但他更强调国家的角色——一方面国家体制的松绑自然给个体的崛起提供条件，另一方面这场个体化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在国家的管理下进行的。
上世纪改革开放中体制的开放对个体的崛起是易于理解的，那么又如何理解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呢？阎云翔认为，农村青年拥有的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以及模仿城市生活方式的举动不仅仅是城市文化传播的产物，也是国家在推行意识形态中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这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旨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运动。农村青年个体的崛起利用了国家话语资源，在应对社会制度变迁时，改变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换句话说，个体的崛起不是自下而上以追求个体的权利的，而更是自上而下在国家的管理下进行的。此外，国家在推动个体化进程中会防止个体对政治权力的诉求，遑论群体性的维权行为；在对人群的表达诉求上，国家更愿意给中上层人员机会，而给农民和工人的支持也相对较少。
与西方个体化理论的对话
个体化的理论主要来自于鲍曼、贝克和贝克夫妇以及吉登斯，阎云翔也参照霍华德对个体化的梳理，关注了其三个主要观点：“去传统化”，即指个体日益脱离社会约束；“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即指个体在应对风险时，发展出一种自反性的自我；“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即指个体依旧会依赖社会制度以设计自己的人生轨迹。
在将中国与西欧的个体化做对比时，阎云翔概括了两者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
1) 脱嵌的差异。在西方，脱嵌意味着个体身份的转变——他们脱离了以前的社会范畴，又通过其他制度机制重塑自我，也可理解为是脱嵌后又进行了再嵌入，重新界定个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而在中国模式中，脱嵌主要意味着体制的松绑，并进一步要求个体身份的权利。
2) 中国的个体化中，文化民主和福利国家的角色是缺失的。中国的个体为了应对风险，在再嵌入的过程中，会被迫回到私人关系网络，私人关系网络或亲属关系会成为他们的资源，这种过程又不同于传统关系的复兴。在福利国家缺失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会产生两极分化。
3) 西欧的个体化具有自反现代性特点，而在中国，对个人主义的片面理解会扩大个体化的负面影响，如只注重功利主义而忽视了个人主义中平等、尊重他们的一面。
4) 中国的个体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
余论
阎云翔将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追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并集中考察了90年代的社会变迁。在个体化已然成为显而易见的趋势时，道德以及社会信任正受到这种进程的塑造，使亿万个中国个体能够重树对社会制度的信任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而阎云翔所认为的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是否会进一步深化个体化也值得思考。在此书出版后的十多年间，全球化使中国更加开放，中国的个体同时面临着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的洗礼，那么在此背景下，中国个体化又会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呢？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六)：“我”的时代

如今，说一个人有个性，通常是一种赞誉，而在不久之前，国人还不太习惯这样称赞别人，更不习惯接受这样的称赞。个人不仅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有时甚至还通过相当夸张的方式来表现自我，人们也毫不迟疑地相信个人能通过努力改变其命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一静悄悄的革命已宣告完成——但也正是因为这一变迁悄无声息，所以很多人尚未充分意识到这是多么革命性的改变。
确实，虽然阎云翔在本书中所主要选取的只是黑龙江一个普通的村庄，但在其中发生的变化则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降低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个体不再愿意为集体和家庭的延续而牺牲自己、在公共生活的真空中追求个体利益和物质享受的年轻消费一代、年轻女性对家庭等级制度和代际权力关系的挑战……凡此等等，都以一种令人震惊的相似性让人感到历历在目，因为这一切事实上也是三十年来我在老家农村所经历和看到的情形。
个体权利的苏醒，最初源于权威的崩溃和撤出。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在1978年之后，国家权力从乡村社区收缩的过程，对村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切实而重大的改变，虽然它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完成的。
我出生于1977年，恰好经历了这一过程：幼年时母亲还要每天出工去挣工分（这是集体时代的遗留），后来虽然抓阄分地，但在我十岁以前，村里的打谷机等农业器具仍是公共的，存放在集体的社场；1980年代中的乡村干部也仍能依靠其政治资本享有一定的个人威望，至少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为了进村办企业而请他们吃饭——其菜肴之丰盛令我至今难忘，但事情最后还是没成。然而逐渐地，一切都渐渐开始崩塌：社场慢慢倾圮成一堆废墟，最后平整为土地；人们有了更多机会和选择，也不会再去给乡村干部送礼，有纠纷时也不再理睬他们的调解；年轻人既不愿务农，更不在意任何权威，他们想的只是离开这个困住他们的村庄，去追寻自我实现。将年轻一代与其父辈相比较是最能醒目地突出这一变化的：他们不仅讨厌农活，不像父辈那样还对乡村干部有一定的敬意，甚至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乡村干部。
这一幅图景，如今回想起来错综复杂、交替进行，但其总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我”自己的发展和权利。只不过有些人认为这是好事，而另一些人则更多看到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尚未确立——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如今的年轻人“没规矩”，他们更多地和自己情趣相投的朋友一起玩，喜欢平等自由的气氛，而无法适应某些繁文缛节的场合中对身份秩序的强调，很多年轻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对乡村社会交错繁琐的家族谱系敬而远之，有些远房亲戚因为见面不多，甚至如何称呼他们本身就成了一件头痛之事。
作为一个从小在乡村社会长大并目睹这一切变迁的人，我对阎氏所描述的场景并不陌生，但有时“熟悉”也可能成为一个劣势。阎氏虽然在下岬村生活了十多年，但作为一个插队落户知青及后来的社会学家，他的身份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外人”，这使他一直能清醒地进行“参与式观察”，社会学家的必备素质之一就是要将普通的生活场景“去熟悉化”，这样才能发现意义。在《礼物的流动》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两本著作中，他已经显示出自己对乡村社会运作和变迁的敏感及理论素养，其细致入微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但正如本书所显示的一样，作者在这里更多地像是把这个乡村放在手术台上解剖，而甚少去体察乡村社会某些特定概念对人的影响。
举例来说，在我们乡下，固然人情往来也越来越多显示出礼物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理性算计的一面，但村里的舆论仍能有效地施加一定的压力。人们评论的用语也耐人寻味：该请的不请或送得太少，都被称为“不做人”，而人们也确实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去招致这样的批评（至少对自己的行为能自我辩解），因为在乡村社会里“不做人”意味着别人都不愿和他来往。即使年轻一代不太在乎，但也不能完全无视。“不做人”的评判是一种传统概念，它在新的社会变迁中仍顽强地留存下来，这不仅意味着需要在一定尺度内理性计算（太过了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或经济损失，或名誉损失，也即社会资本损失），而且某些情况下它也是一些人的立身之本——确实有一些人，他们把“会做人”的社会评价看得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对他们来说，被看作“不做人”是极大的耻辱。这中间有一个平衡点。与吴飞在《浮生取义》中对“过日子”、“冤枉”、“讨说法”等概念的洞察相比，阎云翔似乎对中国农村中的人生理念有一层隔膜。
不可否认，这里有许多观点有他独到之见：对礼物、私人空间的重视是他此前就曾阐述过的，他也格外重视和强调年轻女性（尤其是她们作为儿媳妇时）的作用，也注意到家庭中儿子对媳妇的支持。但奇怪的是，他似乎并未意识到，其原因之一也在于娘家比以往更重视女性了，陪嫁的嫁妆和对夫家的要求也因此水涨船高。他也没谈到女儿对女婿的袒护，而这在我们乡下同样是常见现象，或许对他来说这无法解释为“对父系权力的挑战”，但同样表明亲属关系的扁平化，而年轻一代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受“现代爱情观”影响的结果，这种浪漫的爱情观在个体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国家的角色也是社会个体化中特别突出的一个要素，阎氏将塑造设置的个体发展方向被内化的过程称之为“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也充分意识到这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但他似乎更多地追溯到更早的历史（国家角色、费孝通所说的中国社会自我本位的一面），反倒较少谈及文革后期中国社会力量和个人独立自主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因为较近的这一份遗产，在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个人主义有时才表现为一种赤裸裸毫无顾忌的“无法无天”精神，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书中所谈及的，中国的个体主义往往缺少自我约束一面的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后，学界的共识是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只是有些人看到这导致“无公共事务状态”（曹锦清语），有的看待它带来个体解放（阎云翔无疑是其中之一），另有人则看到它带来无序和灰色社会（如黄海《灰地：红镇“混混”研究》）。
不难看出，阎氏延续了以往自己最擅长和熟悉的论题，但他谨慎地未去触碰其它一些——这或许也是对的，但遗漏这些对中国社会个体化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还是不免让人感觉有些遗憾。虽然事实上，电视、电话等新技术传播对个体化观念形成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这一时期中许多新时尚和广告，大多包含个体主义的理念，看看这些广告词：“自我有主张”（索尼）、“我就喜欢”（麦当劳）、“我的地盘我做主”（中国移动），这些都给年轻一代的观念造成强烈暗示。而父母之所以几乎不作抵抗就交出权威，原因之一也在于新一代教育程度提高和新技术应用使不少父母产生了一种学历自卑：我中学时许多农村同学的家长，甚至不到初中学历，他们认为很多判断及很多新技术，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了解，而自己已经“没用了”。其结果是农村的年轻一代常常只是“居住在农村的陌生人”，他们的心灵实际上已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尤为显眼而费解的是，他没怎么谈到独生子女政策对个体化过程的影响。由于阎氏在下岬村的田野工作主要集中在1994年之前，或许当地村民中独生子女仍不多，或这些孩子仍未成年（这也是另一个遗漏，即书中的“个体化”很少涉及未成年人），但独生子女政策不仅仅是孩子的事，它还迫使中国无数普通家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孩子，且不论男女，将之视为独特的、有待发展的个体，而这些独生子女，确实也比任何群体都表现出更强烈的个体主义倾向。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与中国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处于同一时期，这并非偶然，两者相互促进。法国学者Louis Dumont在《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中曾谈到法国自由主义认为“个体解放是一切政治问题的始与终”；如今的中国确实已是他所说的个体主义社会，即“最高价值体现在个体中”。传统中国社会中自由的个体往往都是脱离宗法社会的“游民”，是国家需要严厉防范的人物，相比起来，如今确实是“换了人间”。耐人寻味的是，现在中国的个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与古代游民类似的特点，如“主动进击精神”（王学泰语），这也标志着中国正从一个熟人社会过渡到一个陌生人社会，如何让个体在获得解放后充分发挥其创造力而减少其破坏性，则是当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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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p.246：从纯粹的经济学视角，随礼是一种赔车的事：赔本
p.271：河南省新乐县：按当属河北省
p.272：“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似当作“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七)：个体化研究的样本瓶颈

个体化研究的样本瓶颈
——读阎云翔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禾刀
 
因为曾经长期生活在东北下岬村的缘故，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把东北下岬村作为长期跟踪研究的“标本”，通过长达数十年的跟踪，特别是长期不懈地探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分层、权力、家庭关系、更广泛的亲属联系、家庭经济、婚姻、青年文化、女性地位、消费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的出现等众领域的变迁，力图在观察、思考中努力拼接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路线图”。
 
作为同样有过长期农村经历的笔者，对于阎云翔在本书中的许多陈述包括结论有着感同身受。比如分田到户后，“某些村民以前在集体制下面享受好处已经成为他们致富的障碍”，因为这些“出身好的普通农民忘了怎么侍弄庄稼”；一些“成功的个体利用炫耀性消费来博取社会地位”；通过分析比较“几代农村青年，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日益增长的反权威的情绪”；“消费主义政治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中的角色只能是越来越重要”……
 
毫无疑问，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重要条件。在下岬村，由于分田到户，原来集体劳作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由耕作，传统意义上的基层约束组织权力被大大削弱，由此带来的是生产力的迅速解放，农民种田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家庭在分田到户头两年便迅速解决了口粮短缺问题，财富终于开始积累。最明显的标志当是，农村婚嫁出现了极其鲜明的物质标准——“三转一响”（三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收音机）。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这种标志又不断更新变换，时至今日，期待以更为丰富的物质方式来彰显结婚喜庆的现象仍旧颇受社会推崇，而在过去，像这样的个体化表达，必须时时提防被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农村分田到户，打破了传统约束机制。农村改革实际是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其结果是农民有了一定的自主权，终于可以为自己不再饿肚子而心甘情愿地汗流浃背。但是，这一步是否真正促成了农村个体化社会的出现，则有待商榷。
 
囿于传统文化，农村关系错综复杂，有血源和亲情因素，也有姓氏和地域因素。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人无论走到哪里，总喜欢以地域拉老乡，以姓氏拉本家等方式套近乎。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关系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放在农村，由于族系和姓氏的不同，往往导致势力差别。如此以来，个体社会间平等博弈制约的重要社会标志，往往被家族姓氏等关系所缠绕乃至覆盖，其结果亦可想而知。
 
至于阎云翔在书中所指，一些村干部不再像大集体时代，那么受到村民的爱戴与尊重。理论上，过去的权力架构确被打乱，村干部对村民的直接约束权力降低。但也应看到，这并不必然代表村民对村干部监督约束权力的“彼”消“我”涨。众所周知的是，“村官腐败”已经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有据为证。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村委会59.9万个，村民小组480.5万个，村委会成员234万人。而在2008年，全国有1739名村党支部书记、1111名村委会主任成为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虽然总体比例并不高，但村官涉腐现象发展迅速，涉案金额频创新高令人触目惊心，像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阎村的村支书阎海明借政府的拆迁安置政策，贪污受贿两千余万元。另一方面，肆无忌惮的职务腐败现象同样惊人。去年10月份在山东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村召开的第11届全国“村长”论坛，结果成了豪车云集的盛会。到底是村民们极其大度，还是一些村官的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村民敢怒不敢言，想必不难判断。
 
阎云翔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东北下岬村，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下岬村呈现的是一条不断个体化的发展路径。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单纯由经济改革推动的个体化背后，其实也暴露出某些虚无，比如农村文化的“空心化”现象。最为突出的莫过于，过去的农村青年中，许多人拥有一个文学的梦想，而在现在的许多农村青年中，他们的梦想早就被物质塞满了脑海。在许多农村青年面前谈文学理想，回敬的可能不是共鸣，而是冷嘲热讽。另一方面，高考前的退学潮正在农村涌动。建设农村文化也许有所必要，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农民那么痛快地抛舍掉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文化，这怎不值得我们深思？
 
下岬村的发展确实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我们这个有着9亿农民的国家而言，这个标本显然难以包罗万象，其个体化的某些结论难涉被拔高之嫌，比如对村官的概括、家庭关系的变化等。
 
顺便提及的一件事是，去年10月，当黑龙江的农民刘贵夫面对媒体说一年赚二三十万很轻松时，非但未能激起公众的共鸣，反倒引发社会的一片嘘声。事实上，刘贵夫是农场职工，当然算得上是农民，其承包土地多达30公顷，全部耕作由一家三口机械化操作，这样的收入倒也算不上有什么意外。但问题恰恰是，相较于全国9亿农民，刘贵夫到底有多少代表意义呢？想必，东北下岬村的个体化“路线图”的样本瓶颈亦在于此。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八)：故事书一样的论文集

      整本书构成了一篇巨大的论文，而其中的每一章又是相对独立的大论文，整个结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论文的内容像是通过讲故事来向大家展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一个发展过程。
    这是第一次没有强迫的看论文，反而收获了很多。这本书可以当做是对中国三四十年代到近代的知识普及教材，让我对中国过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有了更加形象的理解（以前总是听妈妈说他们以前过各种苦日子，但是通过这本书我对那时候的生活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对于我这个非人类学的读者来说，我很喜欢！
    本书中其中有一章让我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那就是第十章《麦当劳里的社会空间》，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通过探讨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的快餐厅来揭示当时在北京的快餐消费的丰富意义。在这过程中作者主要以麦当劳为例，让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的发展。其实我更加看重的是作者实际上指出了麦当劳在中国为何如此成功的一方面原因。我之所以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是因为看到作者的分析我产生了分析麦当劳在中国成功原因的冲动（主要是结合市场营销的相关知识），如果在准备硕士论文之前看到了这本书那我的毕业论文就不会那么平淡了！
    在《如何做一个工于算计的好人》一章中，作者介绍了下岬村王姓村民对自己家财务规划的具体内容，虽然作者讲的重点和我看到的重点不一样，但是我认为这位村民的行为不管在过去还是在快速发展的今天，对一个国家、一个家庭还是某个人都是十分必要的（突然发现我对国家、家庭和个人的排序也正好符合书中作者提到的关于中国个体化的某一观点，看来国家教育对我们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啊！）。我个人相当佩服这位村民，在那个年代就有那样的投资意识，在现在他也会成为富翁的。他提到钱应该改花在该花的地方，他家当时的钱除了基本的生活开支，其余的开支主要都是投资，不管是理财投资还是人情投资，他都做得很好，这也是后来他收获更多的主要原因。其实这也正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有舍才有得”，我想这对于我、我们都是应该好好学习的地方！
   偶然之间看到的这本书没想到能收获这么多东西，不管是为了阅读过程中获得中国近现代农村生活的知识普及，还是为了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我觉得都是值得一读的！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九)：个体化在中国：迟到三百年

    日常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力与财富像所有父系等级社会一样，由较年长的男性成员掌握，随着他们在社会舞台上渐渐退隐，传递给社群中的后继成员。而今，由于中国众所周知的经济转型，财富与权力的传递关系逐渐分离，财富不再按部就班地从上一辈传给下一辈，年轻人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或机会，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积累了超过祖辈、父辈的财富。然而，若没有与经济地位相应的社会地位，问题就出现了。
    阎云翔便试图通过下岬村的变迁，揭示“日常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许多有能力的个人已找到了合适自己的致富之路”，获得了足够的财富积累之后，人们对传统的权力角色“不再一味地畏惧与敬重，村民开始用挑剔的眼光观察村干部的工作，很少有人还信任他们的领导”。村民以一种消极疏离的形式（“别管我”）表达自己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抗拒。这让阎云翔认为，“‘别管我’的表述传达着强烈的信息，即个人权利意识和个人权利的目的。……这一表述本身便象征村民独立意识到发展和政治自信心的崛起”。
    村落中的父系等级权威受到了挑战，家庭中的权力结构也随之受到不小冲击，尤其是当已婚孩子已经获得足够的经济能力，不再依靠大家庭分配财产的时候。因此，“仅仅是消费的渴望与购买力的增强，已经让青年人产生了要和保守父母分开住的强烈动机……当无法再用父母权力掌控他们的孩子时，父母一代也宁愿让孩子们离开老屋”。工业化与城市化将人们从土地上释放了出来，“在下岬村，就像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大部分土地是由老年村民耕作的，因为很多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进城打工”。年轻人丰富了生活阅历的同时，也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孩子们的婚姻来得更早，对自我独立权利的诉求也来得更早。
    如果说男性可以用分家的形式来挑战他们的父系家庭，那么女性则以“获得更多彩礼、将财产控制在她们手中、通过提前分家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家户等”来实现她们在新家庭中的自主权。阎云翔引用了一位村民的俏皮话：“新社会里，儿媳妇一进门，父权被打倒。”这便是为什么“年轻女性能动性和个体性的发展对父权家庭是一个摧毁性打击”的原因了。这种家庭自主性的发展，最后应该会在更高一级的社会层面上形成推动力。然而，作者同时也坦诚指出，“用某些个体的能动性和行为来代表个体—群体—国家关系的总体结构安排也是不对的，因为虽然个体行动可以改变某些人的生活机会或社会地位，但是它们改变不了整个结构”。
    那么问题又回到我们身边，个体化趋向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何具体意义？这是可以依托的未来吗？
    面向未来的个体化
    阎云翔为我们展现了黑龙江一个村庄居民在三十多年时代面前发生的变化，力图捕捉到在新经济条件下，人们对旧传统、旧结构的解脱；在获得更多经济自主性的同时，亦能获得经济之外的自主，能向着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在书中，作者为弥补农村案例带来的不足，增补了数年前关于麦当劳餐厅与城市消费主义兴起的章节，以此来补充说明消费空间在象征层面上带给人们的多元选择。在“中国的个体化路径”一节中，也再次综述了中国社会在个人权利与自治道路上走过的历程。
    而所有这些用意是为了用中国个案回应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模型。贝克认为，欧洲的个体化———“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死”———有其基于经济与政治的社会基础，社会的发展赋予了个人更多的自由；而在中国，与个人在经济领域获得的成就相比，其他方面，尤其是个人权利自主性方面，却没有同步的提高，“中国正形成一种独特的新自由主义形态，其特征在于：经济自由主义欣欣向荣，市场个体化茁壮成长，但政治自由主义和政治个体主义并未呈现出这种态势”。阎云翔说，“从逻辑上讲，缺乏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因为后者来源于前者，并以个人的自治和自然权利作为其理论推理的核心”，而中国个案表明，“一个社会却可能在缺乏政治自由主义和古典个人主义的情况下经历个体化，这是因为社会关系的重构可以由其他社会机制来执行”。
    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贝克命题”与中国个案相异的焦点：贝克认为个体化是“过去三百年来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而发生的。在此过程中，人们已普遍接受一个基本的自由主义观念……天生享有一整套个人权利”，而包括阎云翔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在当前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其他机制（如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不对等格局）来实现。
    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是一个自然、水到渠成的过程，而对于在自由等待中很有些焦虑的中国社会来说，三百年显然过于漫长。于是，非常期待一些特殊的个案，能代表个体化进程在这个社会发展趋势———某些个人或事件代表了个人权利的诉求，发出了个体的声音———来证实这一过程正在不远处招手。
    然而，这是一个悖论：正因为“个体化”的过程，在中国社会恰恰缺乏三百年的积累，同时，人们的渴望又等待得太久，原本应该顺利成章作为结果出现的现象或个人，反而作为原因的佐证被人们“发掘”，而这类证据又被渴望的期求在不经意间放大，甚至成为承载希望的象征符号。正是这种倒置的因果关系，构成了中国个体化研究的现实基础。
    阎云翔在最后也坦然承认，“中国的个体化是由国家掌控的，同时也缺乏文化民主、福利国家、古典个人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这些西欧个体化的前提”，但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恰如其时地提供了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灵活的职业选择，上升到风险、亲密和自我表达的文化，以及强调个人责任和自我依赖的世界。
    那么，摆在研究者乃至当代中国社会实践者面前的参与路径，究竟是怎样？是继续期待由经济成就带来的对社会结构的冲击，以“现象或个人”为嚆矢，还是尽快夯实、弥合这三百年文化、知识、社会观念的鸿沟，推动全社会的整体意识，将成为“中国社会个体化”发展的关键策略。与其寄希望于某些个体或现象，不如将希望的种子撒向整个社会，待其在村落或都市的土壤、现实或网络的根基上萌发，而今天的努力亦将在未来留下深远的影响。
    ●张经纬（人类学者，上海）
版次:RB02 版名:南方阅读 南都推荐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2-03-25
http://gcontent.oeeee.com/6/e0/6e007f295ed3142b/Blog/9f3/b1b29a.html
按：由于原文和维舟君的文章合发，内容重叠部分有删节。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读后感(十)：独特的分析视角

   阎云翔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读来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所谓熟悉，是因为阎的材料和分析源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即便是未曾经历过去的历史，当下的生活其实也建基于过去的社会基础，总说有那么一些过去的东西还依然隐藏于现实生活的背后；所谓陌生，是阎对这几年的社会变迁进行的理论分析，这也是书名的来源。把个体放进一个更为宏大的时空社会背景中来看其身份地位的变化。过去分析社会变迁多从经济的角度，而阎的视角独特而新颖又不乏经典理论的基础。因此，对于研究当今的中国社会而言，或者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而言，阎云翔的书给人提供了一种独特而必要的视角和认知。
   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因此对于读过阎的另外两本著名著作的人而言，其中有诸多熟悉的内容。此书章目较多，但是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内容或者视角，那就是导论的标题——个体的崛起，伴随个体崛起的就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本书首先提到了农村的改革对乡村社会分层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在过去，乡村社会分层是以政治身份为划分标准的，在改革开放后，由于更关注于经济效益的增长，社会分层的划分标准自然转变为以家庭经济收入为主。这种变化对于过去处于社会"上层"（相对于"黑五类"等专政对象而言）的人来说地位的变化难以调适（特别是过去作为村社干部而改革开放后家户经济收益并未能处于顶端的人来说这种不适应说最明显的）。当然，从具体的数据分析来看，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并非是翻天覆地的，其中自有一种历史的延续性。因为村社干部过去掌握着普通人所不具备的社会资源，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其实他们更容易抓住机遇提升自己家庭的经济水平。
   对于村社干部而言，最大的不适其实是源于自身威权变化的巨大落差。改革前，村社干部掌握着村落的资源，包括财物的分配和人事的安排等。集体主义的生活其实就是把传统的家庭结构打乱后把个体集中于一个新的"家庭"中，而村社干部扮演的恰好就是过去的家长角色，可以想见，他们的权威是何其大。但改革后，原有的集体在经济利益刺激和国家政策调整下解体，村社干部的威权荡然无存。
   集体生活的瓦解使得家庭再次成为了村落生活的"中心"，但是由于在解放后打乱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间的等级关系被革命同志间的平等关系所替代，改革开放后的家庭生活自然和过去不一样了。父辈和子辈间的关系更趋向于平等，至少作为子辈而言希望获取更多的话语权，这带来的就是传统家庭以父子为轴心转变为以夫妻关系为轴心，甚至因为子辈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父辈在这场竞争中主动被动地处于一种弱势甚至附属的地位。从父子轴心转向夫妻轴心，必然地，家庭规模更多的从扩大式家庭向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转变。家庭规模缩小，分家的频次就更高。
   分家是一个家庭的大事，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看来，分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分家的时间不断提前，逐步压缩从夫居的空间，从一种文化模式变为一种象征仪式，最后连形式都没有了，婚礼后就分家。分家是对经济核算单位的重新划分，分家的时候自然就涉及到对原有家产的拆分，对于兄弟同胞来讲，这其实是一种矛盾的源头，特别是对最小的兄弟而言，自己最后分家天生处于一种不利地位。传统的兄悌弟恭被经济利益的权衡所破坏。因此，在村落中发展出了一种实践性亲属关系，所谓实践性恰好表明了这种新型的亲密关系是源于具体的村落生活实践。血缘上的至亲并不必然成为最亲密的关系，甚至很难建立起这样的亲密关系，相反的人们更倾向于妻兄弟建立维持这样的亲密关系，因为从社会实践来讲，他们之间较少存在直接利益纠葛，相互间更容易形成一种互助的关系。
   妻兄弟的关系变得重要其实和家庭规模的变化有关，同样的，也说明在夫妻轴心下，女性地位得到提升。女性地位的提升既体现于其成为轴心的组成部分，也体现在对结婚彩礼的索取上。夫妻轴心使得夫妻成为家庭生活的主体，婚后建立新的家庭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来源主要就是体现在双方父母提供的彩礼和嫁妆（一般而言，男方提供彩礼，而女方用男方提供的彩礼准备嫁妆，也就是说彩礼实际就是家产的分析。这一点和我们通常对彩礼的认识理解好像有一些偏差。讲到彩礼我更习惯于将其视作一种"买卖"或者补偿）。如何让自己婚后有个叫好的物质基础，主要的着力点就体现在争取更多的彩礼，而彩礼是男方给女方的，因此，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就无形中提高了其话语权。甚至最后在村落中一位妇女的要求带动下，最后彩礼全部以货币形式进行支付。
   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消费的刺激是密切相关的，至今"拉动内需"这样的词汇仍犹在耳。对于不同的消费需求（以消费能力为基础）事实上在改革开放打破过去的平等后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地位结构，这又进一步增强了个体间的差异性，个体化就在共性的消散中一步步加强了。
   阎在书的最后安排了一章分析麦当劳的快餐文化，看似和书的主题不相干，但阎通过对洋快餐的风行状况的分析提供给我们这样一种认识：由于快餐厅里面的布局和氛围营造，更地给不同的个体提供了一种展现平权的空间。传统的餐馆点餐是男性的任务，麦当劳里人人可点餐，不准抽烟喝酒又限制了男性的权利，等等。也因此，在国外，快餐体现在快，但在中国，进快餐店的人并不图快，甚至是在其中寻求一种"慢"，点份餐在里面坐半小时一小时的大有人在。麦当劳餐厅从一种饮食空间拓展为一种功能多元化的公共社会空间。
   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从解放前奠基，解放后开始，改革开放后加强，一脉相承。改革开放前，个体是从属于集体的，农村从属于生产队，城市从属于单位，事实上加强了集体化。但这种集体化带来的是把几千年来从属于家庭的模式打破了，在此过程中代际平权、性别平权，这是个体化的一种实质表现。改革开放将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出去时，个体进一步成为了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