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见过最性感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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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人这辈子最怕听懂一首歌，可我觉得人这辈子也怕读懂一本书。

　　有这么一个人，一本书上只要印有他的名字，就好比被赋予了思想和灵魂。他的名字和很多伟大的名字连在一起，聂鲁达、里尔克、苏珊桑塔格、卡瓦菲斯、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哈罗德·布鲁姆、辛波斯卡、米沃什。他的译作影响了几代人，而那些被他影响的人正在改变着世界。

　　他就是黄灿然。

　　今年1月单向街书店将“年度致敬”奖颁给了他；

　　在这一季的《春天读诗》中，读诗人蒋方舟视他为自己的偶像；如果没有他，我们很难读到这些伟大作家、诗人的著作。

　　你可能会以为他是清华北大毕业的博士，你可能会以为他是上世纪留学欧美的海归，你可能会猜测他有可能出生于书香世家。

　　可是都错了，曾经的他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做过工人，现在却成了诗人，成为了国内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

　　1963年，他生于福建泉州的宴田村，这个村子在高山里，只有十六户人家。那时的中国正被饥荒的阴影笼罩着，宴田也不例外，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饥饿感。

　　贫瘠的山村里哪里有什么书可读，家里仅有的几本《三国演义》连环画都被他翻烂了，有的人骨子里就有这种对文字的热爱，与别的孩子不同，他不看画，只看文字。

　　1978年，15岁的他被祖母接到了香港，他并没有去什么香港高校就读，而是成了制衣厂的一名打枣工。“打枣”就是用机器将衣服（尤其是牛仔工装）口袋、袖口等容易破损的位置重复用针线穿死。

　　他每天做着和文学没有一点关系的事情，还会受伤。有一次，他的大拇指   就被整颗钉穿过，不得不去医院做手术。

　　这对他来说，并不是最苦恼的，困扰他的更多是精神上的苦闷。

　　你无法想象，15岁到19岁的黄灿然想得最多的竟然是自杀。他对未来感到迷茫，每天醒来重复同一件事，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所谓未来，最令人期待的是它的不确定性，可是他的生活都是确定的，他对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生活感到恐慌，他想要逃离香港，却又无处可去。家人都在香港，故乡已是他乡。

　　那时候的他不会广东话，也不会英文，甚至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那时的他还没听说过莎士比亚，又与工厂格格不入，而唯一能抚慰他的就只有书。

　　工友们拿到薪水后，往往用于赌和嫖，而黄灿然几乎把钱花在了买书和订杂志上，为此他还经常被工友讽刺，“读书有什么用？毕业以后还不是要出来赚钱？”命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接受命运。

　　那时候的香港，一名工人只要勤快又愿意加班，甚至有可能月入过万。可大学毕业的文职工作，收入不过两三千。而黄灿然的父母虽然默许他看书的行为，但潜意识里他们觉得读书根本没有前途。

　　不知是文学治愈了他，还是他选择了文学。他每天往返于书店与工厂。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1年。他做出改变一生的决定，得益于一个人的一句话，就是他的大舅。

　　大舅喜欢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大舅对他说：“灿然，你这么喜欢看书，应该去读大学。暨南大学专门招侨胞，还会有优待。”

　　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舅舅的鼓励让他迅速找到方向。与现在很多的『积极废人』不同，他不是光立誓而不行动的人，回到香港后，黄灿然报名夜校，白天做工，晚上上课，回家再坚持自学一个半小时以上。

　　听英文歌的时候，有些唱片背后附歌词，他就查《新英汉词典》，密密麻麻地写满注释。这本词典一直陪伴他到报社考试，终于被翻烂了。

　　他用了两年时间补齐了香港六年制的英语课程，顺利考入了广州市暨南大学新闻系。大学期间，逛书店、翻译作品、写诗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为英文书很贵，所以他就跑了多家旧书店淘书，毕业时，书已经有整整25箱。

　　毕业后的黄灿然要面对养家的问题，彼时的他仍然不忘文学，他就利用两三个小时的地铁时间阅读。

　　1990年，他翻译了首批卡瓦菲斯的诗，担任了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也是这份工作，令他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文化。

　　但其实“真正的作家会创造环境，而不是由环境来创造他。”

　　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和阅读，他的身体逐渐撑不住了，他在28岁左右时生了场大病。也正是这场病彻底改变了他，他开始积极地锻炼身体。

　　到了35岁，有一天他觉得活着实在是很累，但他突然想到，既是这样，那么为何不就多做翻译，把下半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这样下了决心后，生活顿然轻松起来。这种一定程度的无我，反而让他看到世界的光彩，并顺手变成诗。

　　他开始大量翻译，二十年如一日地工作。

　　四年前，黄灿然从大公报辞职搬到洞背，继续做不挣钱的文学翻译，写没什么人读的诗。他说，已经做好随时死去的准备，而最好的死法，就是倒在工作台上。

　　黄灿然这样评价自己：

　　“有人说我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我想这更多的是指我在文学上的榜样，像卡瓦菲斯、佩索阿、拉金，大半辈子都是沉默的，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自己干自己的事。比如杜甫，颠沛流离。这些人对我是榜样也是安慰。”

　　今年1月，在单向街书店的颁奖典礼上，黄灿然在领奖的时候，引用了自己所译的书中的一句话：

　　“在一个坏的时代里面，任何成就都有可能不是什么荣誉，而是耻辱的标记。”

　　与此同时，他也坦承，自己来领奖的原因，是“听说能够拿到奖金”。因为这笔奖金可解他的燃眉之急。

　　你或许会奇怪，著名翻译家也会缺钱吗？

　　出色的翻译工作为黄灿然带来了读者，带来了名，却没有为他带来利。

　　国内翻译工作者的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即使是像黄灿然这样的著名译者，稿费也基本维持在千字60-80元，翻译十万字的稿费也只有6000-8000元，这是一份耗时耗力又得不到应有报酬的工作。

　　黄灿然常常自嘲，说自己的座右铭就是“努力不赚钱”。

　　你真的无法理解，现在这个时代，居然还有人心甘情愿地从事不赚钱的工作，要有多大的毅力，要多么热爱这件事情，才能一做就是一辈子。

　　生活贫苦也只是一方面，做翻译还要求译者绝对能坐得了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就像纪录片中黄灿然说的那句话：“做翻译最大的毛病就是，译得顺畅的时候，就会忘了站起来活动；遇到问题时，就会专心于解决，也忘了站起来活动。”

　　视频来自單農、單向空間《黄灿然和他的洞背》

　　纪录片《黄灿然和他的洞背》的末尾是这样写他的：

　　从香港到洞背，

　　他始终在不宽裕的生活里，拥抱最宽阔的世界；

　　把最伟大的思想翻译成中文，把最细微的日常写成诗歌；

　　我们致敬他，也致敬他所歌颂的人。

　　有许多人为名利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又有许多人每天都在确立新的目标却从未去实践。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男人最性感，黄灿然用这一生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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