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得不多，但刻骨铭心 || 文学杂碎（续四）
在一个自由国家，作家有义务不去关注义务。只有在专制政体下，人们才指望文学展现和谐构思，高调鼓动众人。专制君主不惧怕作家鼓吹自由，他怕的是诗人爆出一则笑话，旋即深入人心。他最大的忧患是欢乐，是羊皮虎质的真相，是人们情不自禁地表达的不可遏制的欢喜。（贾辉丰译）
02
还是这位E.B·怀特，他在一篇随笔中呼吁奶牛们起来暴动。这篇随笔的题目叫《诗歌》：
我有一位朋友，绕他的一块土地设了电子栅栏，里面圈了两头奶牛。一天，我问他对栅栏的感觉如何,使用起来是否很费钱。“一个子儿都不花，”他答道，“电池用完后，我就卸下来，再没装回去。栅栏的电线根本没电，一股绳子罢了，奶牛始终离它十英尺。头几天它们就学乖了。”
显然，在美国，这种情况很普遍。成千上万头奶牛生活在对电线的恐惧之中，可这电线没有通电，约束不了它们。它们尽可以去争取自由。起来，奶牛！趁暴君打鼾时赢得自由。起来，全世界受奴役的人民！电线没有电流，花样再难翻新。奋起吧！（贾辉丰译）
03
巴黎解放后，加缪在《战斗报》社论中写道：“但愿自由快点来到，但愿我们终于能够随心所欲地平庸而又不可一世！”（赫伯特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等译）
04
1932年，饱受左联攻讦、诬蔑的“自由人”胡秋原写完《是谁为虎作伥？——答谭四海君》后，在文末标注：
1932年，3月12日，深夜，于鬼气阴森之上海，
05
美国作家安妮·迪拉德在《听客溪的朝圣》中说，她曾在法利·莫厄特的书里读到一则古老且复杂的爱斯基摩人故事：一位年轻人在异乡爱上一位年轻女子，在她母亲的帐篷里娶她为妻。白天那女子嚼兽皮并煮肉，而年轻人则去打猎。可是老妇人心生嫉妒，她想要那男孩。有一天她把女儿叫去，说是要为她把头发辫起来；女孩很高兴地坐下来，感到自豪，不久却被自己的头发给勒死了。爱斯基摩人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剥皮。母亲拿着她那把形状像舞裙的弯弯小刀，剥下女儿美丽面庞上的皮，并将那空荡荡的一片均匀地蒙在自己的脸上。那天晚上男孩回来，与她共眠，睡在世界之顶的帐篷里。他打完猎一身湿，人皮面具就缩起来滑掉了，露出老母亲皱成一团的脸。男孩仓皇而逃，永不回来。
06
我坐在窗前。窗外是一株山杨。
我爱得不多，但刻骨铭心。
07
希尼在评论爱尔兰诗人保罗·穆尔敦时提到，罗伯特·弗罗斯特曾写到把一只杯子斟满至杯缘或“甚至于高于杯缘”的艺术。希尼说：“这种想走得比绝对必要还要远的冲动，被弗罗斯特当作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来讨论。这就是为什么少年人想爬到桦树顶端，以及为什么成年诗人要写诗。”（《希尼三十年文选》，黄灿然译）
08
1997年2月3日，87岁的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从医院病房的窗户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位毕生研读《道德经》的作家，在离世前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刚开始创作时，一心只想学好写作。但现在，我全身心地领会到了老子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如今我到达了虚无的顶峰——这也是生命的真谛。”（彭小航《酩酊亦清醒》）
09
对于这个世界，有两种态度你可以采取。你可以与沉默寡言的怀疑论者和愤世嫉俗者站在一边，轻视种种生命的现象，使它们简化成一些时刻、一些明白甚至平庸的东西。或者，第二种选择，你可以接受一种可能性，相信那些伟大、无形之物的存在，而不诉诸崇高的修辞或常见的诋毁圣经者那样令人难以忍受的夸大言论，你可以试着表达它们，或者，至少向它们表示敬意。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对一切细小和低微的事物完全闭上眼睛。（扎加耶夫斯基《另一种美》，李以亮译）
10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在《温柔的野蛮人》中写到，有一次他和弗拉基米尔从酒馆出来，一边走一边继续讨论。两人经过人行道上的一个摇篮时，听见里面有婴儿的哭声。“这时弗拉基米尔僵住了，他分析了一下孩子的哭声，几步走回摇篮边，掀开棉被，从小孩儿头边取出了一个燃烧的烟头。他夸张地给我展示那烟头，然后像踩死一只恶心的昆虫一样踩灭了它。有人从开着的窗户扔下了这根烟头。（彭小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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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衡评论美国女诗人伊莉诺·怀利：“她的诗技巧娴熟，音律精美，令人觉得丽色迷人，却缺乏热力，似乎像月光下的玉雕。”（《美国现代诗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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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说：“只有理解他人，才能理解自己。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要不惜任何代价参与生活。”（《过于喧嚣的孤独》，杨乐云译）
13
在《鲁滨逊漂流记》诞生两百年之际，伍尔夫撰文《我们为什么尊敬笛福》。她说：“百年纪念的记录者往往会陷入一种恐惧：他要衡量的其实是一个日渐式微的幽灵，而他又不得不预言幽灵一步步消失的过程。”又说：“值此《鲁滨逊漂流记》两百年纪念，能令我们惊讶的是这本不朽之作竟然才流传了如此短的时间。”（吴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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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芙评论哈代作品，“每部小说中，总有三四个主导人物，他们如避雷针般直立，吸引着狂风暴雨”。（《哈代的作品好在哪里》，吴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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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在《论第三种人》中说，鲁迅先生最近在北平演讲，谈“第三种人”。这一回他打了个比方说，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是穿着皮鞋踏入文坛；现在的普洛运动，是赤脚的也要闯入文坛。随后报纸上就有人批评说，鲁迅先生演讲的那天既未穿皮鞋亦未赤脚，而蹬着一双帆布胶皮鞋，正是“第三种人”。
17
文学家像狮子，他是独来独往的，不像狐狸不像狗，他不成群结队。你说第三种人不存在吗？他自己就是一种。（梁实秋《论第三种人》）
18
结婚后的加缪找了一份工作。为了省下有轨电车车费，他每天很早就起床，步行五公里去上班。他给熟睡中的妻子西蒙娜留下了很多纸条，其中一张写道：“我们希望要打碎束缚人类思想的狭隘的框架，要超越时空。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意愿，就迈出了第一步。我牵着女孩的小手，让她坐在我的身边。坐下后，她久久地看着我。在她的眼神里，我们慢慢航行，驶向陌生的大海。”（赫伯特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等译）
19
爱你，就像第一次
飞越大海，像薄暮
轻轻落在伊斯坦布尔。
（希克梅特《爱你》，李以亮译）
20
1954年底，加缪前往意大利。他在都灵和其他城市讲演的题目是《艺术家和他的时代》（不同于他在诺奖授奖仪式上的同名演讲）。在演讲中，他试图给艺术定义，认为它以现实和对现实的反抗为基础。艺术既不是一种拒绝也不是一种完全的赞同，它代表了一种连绵不绝的痛苦。问题并不在于逃避现实或是屈从于现实，而在于明白现实中的哪一部分孕育了一部作品并使之不会流于平庸。……我们应该明白不可能逃避人类共同的苦难，而且我们唯一的职责就在于表达别人无法表达的东西。自由的艺术家并不是一个追求安逸或内心紊乱的人，而是一个自律的人。（赫伯特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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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