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独立日呼喊“孩子们去死吧！”｜Editor's Pick
今天这本《民主的浪漫》由单读实习生陈儒鹏为大家推荐。作者马修·顾德民进入墨西哥城的圣多明各区社区进行田野考察，在书中追溯并记录着那些最为日常的平民政治。
1968 年或许是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最为高涨的一年，学生们走上街头，“让想象力夺权”的口号撞击世界。1968 年的墨西哥也同样充满那种撞破围墙的力量，仿佛能将“民主”、“自由”等等美好的语汇从政治口号的乱葬岗中复活。但不同于许多人对“1968”乌托邦式的幻想，对于那群处于世纪夹缝的墨西哥人，追求民主可能并不是一件浪漫的事，而仅仅出于生存本能。
文｜陈儒鹏
自由，平等，博爱，革命，责任，光荣，理想，第三帝国，世界警察，布尔什维克……人类的词典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口号的乱坟坑，里面除了理念的白骨，还有尚未完全腐烂的一些尸体，散发着权力“诱人的鲜甜”。悲观一些的人们肯定乐于给“抵抗”，“罗曼司”和“民主”的死亡开始倒计时。
也有乐于做法医的人，比方说德里达，他写道，“‘抵抗’这个词回响在我的欲念与想象之中，这绝对是法国政治与历史上最漂亮的一个词，它承载着我怀旧中的所有哀愁……可为什么是抵抗，抵抗又是怎样如同磁铁一般地吸引着其他意义与道德，捕捉语义扩展与声明远播的可能呢？”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从历史的公墓里复活了这些值得珍视的词语，并给予它们新的语境与生命，比如墨西哥城韦韦钦大街上的平民区。
马修·顾德民在《民主的浪漫：当代墨西哥民众的无声抗议》中，为“抵抗”的语义扩展又增添了一个悖论：“顺从”（注：原文为 Compliant Defiance 而 compliant 不妨译为“顺从”）。
《民主的浪漫：当代墨西哥民众的无声抗议》
作者：[美] 马修·顾德民
后者并未埋葬“抵抗”，而是赋予无法为进步叙事所容纳的最为日常的平民政治以多元的行动方式。“抵抗”并未因朦胧而失去洞见，恰恰相反，民主的浪漫因之而改变：浪漫不再仅仅“存在于引诱民众去相信乌托邦式的承诺”，而从顾德民进行田野考察的圣多明各区的政治大众在公共生活的参与之中四散出来——他们尝试理解跨过格兰德河奔向美国的墨西哥人，南方恰帕斯的“萨民解”起义，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与 1985 年的地震和对 1968 年特拉特洛尔科惨案的创伤记忆之中，他们寻求对公民身份的定义。
这个美国人试着摒弃阶级与国族的宏大叙事，进入到墨西哥城的平民社区之中，以更类似于历史小说或是纪录片，而非严肃的人类学报告的形式，有如“一台快门常开的相机”，记录着业已形成或是正在形成的偏见以及琐碎的生活细节中的政治关切。
这些在世纪夹缝之间的墨西哥人启发顾德民为“顺从的抵抗”与“能动性”划分界限：近似于卢卡奇所说的“幻灭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分野。前者代表的生活受到了时间与生存状态的限制，平民区的人们并不像后者，尤其是所谓“主观能动性”这种叙事之中，充满了战斗意志与必胜的决心。如果一艘客轮将要沉没，甲板上的老鼠逃离此地，并不代表它有多少浪漫情怀或者真知灼见，它的离开仅仅出于生存的本能。
这种本能讽刺着“能动性”代表的理想与乌托邦，浪漫不是脱离现实感的愚蠢天真，而是权衡再三后，在生存意志的驱使之下，那些平凡的人——他们既不是积极分子、也不是通常被认为是迟钝且无感的典型贫民——主动做出的被动性选择：就像在 9 月 16 日墨西哥独立日庆典之中，他们叫喊着，“墨西哥万岁！孩子们去死吧！”顾德民十分清楚，“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作为一个墨西哥人、作为一个将他或她自己也看成是该死的孩子的人，就意味着被整个社会咒骂、同时又身在其中，接受这个国家所发生的所有事件。”
马修·顾德民展现的墨西哥民主的矛盾与不安，让“浪漫”回归到“罗曼司”的本质，如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言，“罗曼司作为一种文体，也是一类事件，此间自我经验的超越性想象中宛如内心世界中构想的自在现实一般清晰可见，却又以现世的自然，山水以及凡此种种的形式呈现出来。”民主的“罗曼司”是重新构想一系列令人感到可耻的事件—— 1968 年的大屠杀，1985 年墨西哥城的地震与政府的无能，1988 年的贿选丑闻——是怎样在民众中滋生“胆怯”，“羞耻”，“愤怒”，“不满”这样的情感洪流，以及这些情感是怎样获得最充分甚至是最朦胧的表达，在这种表达之中隐含的自嘲与慨叹使民主的罗曼司获得了深沉的质地。理想的幻灭与对变革的敏感在咬啮般的窃窃私语中交替，民主的图景从投票箱前的人潮涌动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体验。
顾德民在尾声部分，引用了委内瑞拉人类学者，费尔南多·克罗尼尔的顾虑，“碎片( fragmentation )、歧义化 ( ambiguity ) 以及断裂性 ( disjuncture ) 是复杂体系的特征，而不是它们的反义词。”理解公民政治参与，无论是拉丁美洲泡沫般的民主还是欧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乃至 90 后之中弥漫着的“丧”，不应该仅仅限于“民主的罗曼司”或是“顺从的反抗”：现象无法取代本质，表达无法取代行动。但对新的表达的执着，对不安现象的洞见，是行动的开始，也是行动的尺度。政治不会消亡，消亡的只有人的关切。
也许幻灭与犬儒主义的氛围是一道密不透风的墙，把日常生活变成一个围城，城外没人想进来，城里也没人出的去，就这么围着，但哪怕是围城中的老鼠，在时代的震荡之中，也会嘶嘶叫着，在墙上打洞，鼠犹如此，人何以堪？
1968 ——特拉特洛尔科的大屠杀（节选）
文｜马修·顾德民
塞尔吉奥·阿瓜约.克萨达（1998）干脆将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归咎于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个人的决定。和其他墨西哥领导人一样，迪亚斯·奥尔达斯在他的任期内无法忍受任何反对意见，他个人应当为屠杀当天为每个示威者分派一个士兵而负责。阿瓜约.克萨达指出，作为共和国的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是唯一可以下达大屠杀最后指令的人。为了执行这一计划，一般的士兵和挑选出来的精英部队被下达了不同的命令。其他政府官员，包括迪亚斯·奥尔达斯的继承者路易斯·埃切韦里亚 ( Luis Echeverría ) 都与这场大屠杀的计划与执行脱不了干系。但是根据阿瓜约·克萨达的说法，迪亚斯·奥尔达斯才是最后裁决当天在特拉特洛尔科谁生谁死的人。
尽管如此，究竟谁该对 1968 年 10 月 2 日的事件负责，三十年后这一问题对于圣多明各平民区的人们来说仍然不是第一要务。对他们而言，特拉特洛尔科最重要的意义是大家公认在 1968 年 10 月 2 日之后，墨西哥的一切都变了。墨西哥的经济确实在表面上持续了二战后的蓬勃发展，即是在七十年代大多数时间都有接近 6% 的年增长率。其结果是——也许不是全部——许多墨西哥人都怀揣希望，认为他们的孩子能比自己拥有更繁荣的物质条件。然而 1968 年之后，政权、政府和革命制度党的合法性，以及人们对于墨西哥革命承诺的信心，通通彻底地被粉碎了。即是在今天，无论非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在 71 年间第一次当选总统给人们带来了多少期待和兴奋，无论人们如何讨论墨西哥又要“再一次”变得民主了， 1968 年学生被屠杀的历史还是部分地造成了某种犬儒主义和怀疑论，而这一氛围将始终萦绕在政治文化的周围。
1968 年 10 月后的数十年里，特拉特洛尔科始终都是一个不变的，指涉墨西哥的代号，就像我在第一章里所描述的那样，墨西哥大众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与特定时间、特定事件的结合，比如 1968 。因此，在墨西哥城居民的大众想象中，1985 年 9 月 19 日发生的事常常会与 17 年前，1968 年和 1985 年的对比呈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潜在含义，人们喜欢去回想政府如何坚持在一次又一次悲剧中低报死亡人数。更加令人蔑视的事实是，不仅墨西哥官员始终声称自己对大屠杀不负任何责任，人民也意识到政府领导人从未承认过特拉特洛尔科事件的死伤超过几十人。类似的事还有 1985 年 9 月 19 日的地震，天灾将联邦政府所在地夷为平地，无数的尸体就掩埋在墨西哥山谷一些中心地区倒塌的建筑里，但是联邦政府和市政府官员却对着墨西哥和全世界撒谎，宣称只有少数几百人不幸丧生。
毫无疑问，墨西哥没人相信这一结果。用其他方式重新计算在 1985 年的地震未被统计的伤亡人数时，人们再一次对政府当局普遍地失去了信心，他们再次坚信重新依靠任何一个当权者都是徒劳的。也许这方面就是 1968 和 1985 最显著的区别，人们在 1985 年显然没有那么震惊了，代表着大家在 1968 年的教训上加深了认识。
1999 年的夏天，圣多明各平民区很多人再一次想起 1968 年特拉特洛尔科的大屠杀事件。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在前一年冬天就发起了罢课，现在已经拖延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和平解决的迹象。越来越多的朋友和街坊邻居开始讨论出动军队镇压罢墨西哥士兵也许会再一次对墨西哥学生和抗议者开火的可能性。也许平民区里的紧张气氛被放大了，因为大学离这里很近，就在地铁的另一边。但是事实上，我发现整个首都都在关注罢课事件如何结束。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罢课的学生成功地在 1999 年关闭了校园，这时每个人脑海里的问题似乎都是，“此次事件最后会像 1968 年那样结束吗？”至少我的朋友加布里埃尔认为这不太可能：“现在杀一个人和三十年不一样了。全世界公众的观点都改变了，今天肯定会有国际势力介入，这就是为什么墨西哥政府还不愿意使用武力去对抗这次的学生运动。”
至少加布里埃尔的一个观点能被大家认同，那就是如果墨西哥政府愿意，他们在 1999 年也能像 1968 年那样屠杀自己的百姓。虽然某些领导人可能还会下令让狙击手在 1968 年 10 月2 日下午在特拉特洛尔科尽可能多地击毙学生。但是那一天之后，无数墨西哥人都不再信任政府当局的仁慈，并最终抛弃了他们。
“特拉特洛尔科事件还会再次发生吗？” 1999 年，韦韦钦大街上的很多人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换言之，他们在用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去衡量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罢课一事可能出现的结果。 胡安在 1968 年 10 月 2 日出门给他的儿子买生日蛋糕，结果，他不仅成功地买到了蛋糕，而且还避免了在当晚被警察或士兵抓走。而现在，1999 年 8 月，他告诉我他再一次担心结束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罢课事件的唯一方式就是暴力。他还害怕地想着这一次人们会如何应对。
还有一位邻居，她在 1968 年只是一个小女孩，她告诉我自己最近和一些参加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巴克时间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谈话。在夏天的早些时候，学生们还在为自己的诉求竭力争取群众支持：“他们问我怎么思考罢课一事。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政府最终会以某种方式介入。我问他们，‘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们是不是想要另一次特拉特洛尔科事件？就像曾经发生过一场学生运动和一次大屠杀那样？’我告诉他们，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999 年的同一个夏天，我问社区组织者贝纳迪诺·拉莫斯 ( Bernardino Ramos ) 是否认为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会重演。他想了一下，回答道：“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也许会使用一些武力，但是情况不会像当年的军事镇压那样演变为大屠杀。而且市政府不会派遣士兵。绝对不会。至于联邦军队，发动那种袭击的时机还不成熟。也许他们会尝试一下，威胁一下，但是现在不具备动武的条件。民主转变的过程组织了他们去做 1968 年发生的那种事。”
1968 的意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不曾磨灭，但是它的意涵却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在七十年代，至少一部分青年中还涌动着切·格瓦拉和毛泽东精神的浪潮，对于许多人而言，1968 年的到的诉求是追寻社会主义，追寻一个彻底不同、平等主义的社会。但是 1999 年，许多自诩为“68 年代”的学界朋友，却把罢课的学生称为暴徒 ( porra )。他们认为 1999 年罢课的学生和特拉特洛尔科那些勇敢的、革命的积极分子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最多就是毒品走私贩的妻子，其他人则伪装成激进分子。而且这些朋友不断告诉我，1999 年的罢课事件是对 1968 年教训的侮辱，所有人都应该清楚这一点：民主与致力于追求一个更平等的社会，都可以通过合法、和平的方式实现。
等到 2000 年，民主——就像“民主化”、“向民主过渡”、“建设民主的公民”——才是 1968 年事件的核心教训。然而到了 2000 年，圣多明各平民区的人们还是会时不时想起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这不仅说明墨西哥社会显然还是缺乏民主，甚至还成为在墨西哥人不再自满于革命制度党统治、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治仪式之后的转折点。确实，人们对墨西哥整体的普遍不满常常只是简单地以私下谈话的方式表达， 还没有转化为致力于改变现状的行动。尽管如此，“1968” 还是普遍被用于指代墨西哥国内的挑衅态度与抱怨。
就像许多人在墨西哥成立私下和公开场合中讨论对政府的不满一样，关于 1968 和民主的讨论也可以变得相当枯燥无味、模棱两可。正如我试图通过本书所展示的那样，如果我们只是单调不变地援引民主，那么这款灵丹妙药将无法解决任何问题。至少最初在 1968 年，墨西哥学生的诉求相较于他们在美国和法国的同行，似乎还没有那么激进，比如，墨西哥的学生们只是提出了基本的民主诉求——如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就是表达意见的能力，并且不用惧怕国家采用武装势力进行镇压，然而，在大屠杀之后、特拉特洛尔科事件这一代的部分人里，这种诉求就变成了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早先的简单诉求只是在不改变墨西哥社会结构的语境下提出的，现在则转变为激进地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和统治形式以完成民主的要求。
紧随 1968 年，墨西哥见证并参与了社会运动的巨大浪潮。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各种运动遍地开花：在城市里是大众城市运动；在乡下，农民为土地奋斗，并偶尔尝试游击战的组织动员方式；在墨西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女性运动、同性运动、绿色环保运动迅速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占据近千万人口的墨西哥土著民族也站起来为争取正义、自由、自主和民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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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蕴晨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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