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几次蜕变，是以高考为起点的
1
这位老师欣赏我的写作才华。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告诉我：“你应该报新闻系，将来当记者，这样也能发挥你的写作才华。作家都是穷死的。”
在我那少有人提供指导的少年生涯里，他是少数给过我热情指导的老师。他的话，具有无可挑剔的权威性，他的指导意见仿佛一条通向人生峰顶的绳索。
于是，我填报了武汉某所一类大学的新闻系，并如愿考取。
《教父》剧照
2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刻，我内心雀跃了三分钟。然后平静下来。
作为一个穷苦农家的孩子，我理解有同学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的欢呼雀跃之情。然而，我马上想到的是读大学的学费，以及上大学后的生活费。这意味着，为了我的人生登顶，父亲又得拼命四年。
在这种背景下，“要争气”“要出人头地”“不能让父母失望”是那时我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主题。
所以除了学习，我不敢拼命玩，甚至连内心喜欢上某个女孩子都觉得是罪恶的，因为这可能导致学习下滑，辜负父母的辛苦付出。
那时我只有一样爱好：文学。却还要经常为此背负心理的枷锁。因为只要成绩下滑，老师就会归咎于我的这份小小爱好，文学成了替罪羊。
上大学后，“争气”意味着，沿着这个社会认定的价值台阶，努力往上爬，成为“人生赢家”。
尽管那时除了遵循普遍的价值标准，并没有多少独立思考的空间，然而，大学期间，仍然有些因素，孕育了后来越来越多独立思考的种子。
3
也许是被前十年的学习魔咒伤到，大学期间，我其实拼命在逃避学习。
由于没有高考这样的硬性压力，我的学习变成了凭兴趣而动。喜欢的课，我会学得投入一些，不喜欢的课，直接撬掉，因为在教室呆着我会感到难受。
《教父》剧照
那时，我进入图书馆的时间比进入教室的多，虽然真正完整读完的书并不多，但大量翻书、借书的过程中，视野得到了开阔。
在这个过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些精神偶像，确立了后来的精神标尺。
比如沃尔特·李普曼，一位影响了美国政坛半个世纪的专栏作家，他的传记作者说他“虽不指挥千军万马，却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他只是用文字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就能产生巨大影响力，这实在令人羡慕。
多年之后，发现迷恋李普曼的中国青年有一大拨，这包括现在功成名就的吴晓波。他的蓝狮子出版公司在重新出版《李普曼传》中文版时，还将我谈及李普曼的一段话放到腰封上作为推荐语。
不过李普曼这样纵论天下的评论家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可能，我还是倾向于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至今也难以忘记，从图书馆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页泛黄的亨利·福特传记，那不是一本很有名的传记，然而书中对亨利·福特发明汽车的细节所进行的生动又风趣的描述，让我捧腹不已，大呼过瘾。“写文章，就应该这么写！”
所以，虽然还在大学实习期间，我就帮北京某大报评论部主任代写过不少评论，但我还是认为，我应当成为一名记者，而不是评论家。
4
读大学期间，我撬课干得最多的事情，不是去图书馆看书，而是去学校周边的放映厅看电影。
我在影厅里度过了无数个下午和晚上。数千部的美国电影，冲刷了我的感官和三观。
虽然现在看电影变得方便无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连接WIFI，就可看到各种电影，然而当初在学校周边放映厅和一堆人挤在一起看电影的那种快感，不复存在了。
《教父》剧照
许多电影都是充满沉浸感的生活教科书，教我们怎么做人、做事，是这些电影首先让我我明白，与国家和组织机构相比，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感受才是最根本、最值得珍视的，因为它才是一切的基础。此前许多来自书本和老师的教育，都高大上、假大空到了虚伪的程度。
比如没有哪个正经的教育者会告诉你：“有疑问的时候，就去做爱。”（来自奥斯卡获奖电影《闻香识女人》的一句台词）
《闻香识女人》剧照
所以，如果说生活中有些人觉得我有点“坏坏的”，首先是来自大学期间所看电影的“不良教导”。
其实电影看多了，发现对写作也是有帮助的。好的电影故事剪辑与好的文章裁剪道理上是相通的。我至今记得《教父》开篇第一组镜头和第一句台词（“I believe in America”），精彩绝伦啊！我那时就在琢磨，一篇精彩的文章开头，也应该创造类似的效果。
《教父》剧照
5
最重要的是，不再是为学习而学习了。学习对我而言变成了一项兴趣探索。而不是一项硬性的任务。
这使我的个性和视野都有所拓展了。
随着视野的扩大，“人生体验素材”的增加，那个曾经为了不能辜负父母而背负跳农门重任、除了学习再无大事的“井底之蛙”，越来越开始感到与这个社会的连接感了。
作为这个社会中的一名成员，一个肉身存在和思考主体，我应当成为怎样的我？我的理想是什么？我的兴趣是什么？我的潜能是什么？我开始在较宽泛的基础上，思考这些关于自我的命题。
同样是写文章，写的文章开始有内容了。更多的报刊开始接纳我的作品。
有时想想，感到四年大学好像白读了，因为作为一个学新闻的文科生，我真觉得课堂上学不到什么真东西。
但如果不读大学，我还会是现在的这个我吗？
在大学能学到什么，倒在其次，大学的主要功能，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认知框架，如果不是站到这个平台上，不是拥有这套认知框架，你注定会成为与现在不同的自己。
假如我不是考上大学，我能做什么？我从小无经商天赋和相关锤炼，如果不能通过读书走出去，要么打工，要么务农，或在本地的中小学当一名民办老师，所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平台，认知框架也完全不一样。那样的人生，想想都不容乐观。
我庆幸我考上了大学。“跳农门”固然是命运的重要转折，而平台与认知框架的转换，则是看不见的影响人生的重要因素。
《闻香识女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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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记得，大二那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与我站在一起尿尿时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你不适合当记者，你应该去当一个作家。”
他这样提是因为，我是一位性格内向的人，不具有记者的那种“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性格。
也许我该感谢当年质疑我的这位兄弟。我自小内心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如果说我后来当记者还算成功的话，追溯源头，也许与这位兄弟的质疑不无关系。我希望证明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好记者，这隐隐地成为我的一股动力，让我在做任何事情时，哪怕是看一场电影时，可能都会捕捉对记者生涯有益的启发。
大四那年，我初步证明，自己能够当好一名记者。在北京一家报社实习八个月后，我的实习作品汇展是同学当中最出彩的。老师还邀请我为大二大三的学弟学妹讲了两堂课，分享我的实习经验。分享课结束后，老师还偷偷塞给我一个信封，那是我第一次从学校挣得讲课费。
我的经验证明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好记者，只要你的长板能够弥补你的短板。
我也许没有口若悬河的本领，不善于“人来疯”般即兴发挥，那么，我可以做足案头准备工作，尽可能深入研究与采访对象相关的所有资料，当坐到采访对象面前时，已经对他熟悉如家人。这样的采访者已经从根本上打败了仅凭小聪明、仓促上阵的采访者。
如果不是在大学围绕兴趣进行的许多阅读、沉淀，我连这样做的底气都没有，更不要说如何在摸索中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方式了。
所以，大学所提供的宽松环境，其实非常有益于一颗灵魂的自我探索。
采访“中国首善”曹德旺时的合影
7
今天，我的许多思想观念，与刚进大学时，甚至刚走出大学时，已经截然不同。
那时，社会主流价值观还奔涌在我内心的河道里，我拼命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得到主流的认可，以便获得通往更高处的通行证。
那种“追求被认可”与其说是一种生存策略，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惯性”“集体无意识”在我身上的体现，所有人都追求的那种价值，你没道理不追求。
但走着走着，就会慢慢去质疑一些曾经十分认可的价值，就会去思考什么是对生命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
于是，我渐渐从主流价值观的牢笼中挣脱，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
这看起来是我大学毕业以后这么多年，自我摸索、自我体悟、思想走向成熟的结果。
然而深究之下，还是大学相对自由状态下接受的种种思想刺激，在内心深处萌芽，结合后来更丰富的人生经验，逐渐催生出来的价值体系之树。
采访香港“财神爷”梁锦松时，梁（左三）对我（左二）说：“你是一个新右派”，这是一次价值体系的交锋
如果不是经由大学期间的一段自由探索期，去打开认知的通道，去接触更多可能性，这种真实自我的焕发，是难以实现的。
可能终其一生，我都是一个被内心枷锁和生活重负紧紧捆缚的囚徒，而无法超越。
对于今天的大学，我可以有一百个不满意，但不读大学，我就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即使好大学缺乏，人，还是应该创造条件读大学，并充分利用人生中特有的这一段不必面临生存压力的自由间隙，好好开阔自己的视野，好好塑造自己心灵的基座。
因为此后一辈子，我们的人生可能都得受益于大学期间这份底料给我们提供的养分。
文中图片说明：文中出现的电影剧照，为我大学时最喜欢的几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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