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人生皆苦，他比我们更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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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这个我们一直眼馋的“别人家的孩子”——近邻韩国和印度电影中“能改变国家医药制度”的力量电影。
近年来一直是中国电影的真空地带，摸得做不得，即便做得也变成了东施效颦，这回“别人家的孩子”终于“生在了自己家”。
电影剧情很简单，讲述的是一个性保健药店老板，靠走私印度白血病特效药而发家致富后最终难逃法网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今日说法》上比比皆是且毫无新意。
影片真正聚焦的，却是中国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来都不曾解决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前段时间的纪录片《生门》聚焦的是新生儿，但是医药费问题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提及。里面有一幕让我记忆犹新，一个新生儿的父亲，刚刚享受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医生这时却给他出了一道两难选择：
留下孩子，面临高额医药费；放弃孩子，妻子是高龄产妇，可能今后都无法受孕。
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大男人蹲在地上，抱着诊断书嚎啕大哭：“怎么办啊！去哪弄那么多钱啊！孩子还那么小!”一声声的啜泣像一把尖锐的刀，似要撕裂身体。
他的父亲，孩子的爷爷把已经攥成一团的诊断书展开，一边摩挲男人的后背一边抹泪，讲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最后，孩子的命还是没能保住，高额的医药费让这个赤贫之家无力承担。
《生门》——生命的命门，一边是生，一边是死，中间横亘的是高额的医药费。这时，我才真切地体会到，原来世上真的有一群人在眼睁睁地等死，眼睁睁看着鲜活的生命因贫穷而枯萎。
《我不是药神》将我当时的情绪再次引诱出来。王砚辉饰演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道出了人生的无奈。
在物质极其充裕的时代，穷能限制想象，穷能扼杀选择，穷可以决定生死，“穷”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变成了一个名词、一个标签。
穷，就是原罪。
而片中的一位白血病患者在哀求警察不要继续追捕走私印度仿制药的人的时候，所说的话更是让每一个老百姓动容：
“我生病吃药这些年，房子被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警察领导，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
药神并不是开始就是“救世主”，他如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初衷当然就是挣钱。
徐峥饰演的程勇在开始的角色设定是个彻头彻尾的loser，离婚，争抚养权，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只好靠卖印度神油为生，结果生意冷清。
机缘巧合下，他认识了王传君扮演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吕受益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顺理成章，他做起了从印度走私仿制药的生意。但因为仿制药价格远远低于国内正版药，无心插柳竟救了不少人命，开始被奉为“药神”。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走上人生巅峰程勇这时却被警察盯上，假药贩子嫉妒他，正版药公司董事恨透了他。
为了活命，程勇让出代理权，拿着卖仿制药攒下的第一桶金开了公司，当了小老板。原以为就可以风平浪静过完余生。
此时，吕受益却病死了，这个久病未愈，羸弱瘦小的少年，这个拿着橘子跟程勇套近乎的少年死了，良心发现的程勇，重操旧业，赎罪救人成了他的信条。
他成了真正悲天悯人的救世主。
可是，在“法理”和“情理”中，或者说，一个“被不健全体制惩罚的坏人”和“一个普度众生的圣人”中，你该如何选择？
幸运的是，我们在《我不是药神》里看到了这样进步的选择。主人公程勇在最后接受了法律的制裁，同时也赢得了某种意义上法律的宽恕。
更重要的是，他让原本铁板一块的机制有了松动，这颗松动的螺丝钉让后来者不必再像他一样，一次又一次地重蹈覆辙。
《我不是药神》火了，它火了是因为敢为民生发声。转回现实，现实远比电影复杂的多，没有哪一部电影，可以完全改变国家。
但是，我们看到了治疗慢粒白血病的特效药“格列宁”价钱降低、列入医保，只是我们希望这些药多一些再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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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sootoo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