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旧木箱
这是一只深棕色的旧木箱，箱体和箱盖都已开裂，曾经光可鉴人的漆面也已经斑驳陆离，像一个鸡皮鹤发、芳华不在的老妇人。如今它停放在一个崭新的大衣柜顶上，两相对照，谁看了都会觉得不协调，朋友们或委婉或直爽地让我把它处理掉，我却割舍不下，其原因当然不是这只箱子多么贵重。首先它不是什么紫檀、黄花梨等稀缺的木料，其次它又没有雕龙画凤，更不是祖传至今的古董家具。我所以保留它，是为了留存我的过往，保存一点生活的记忆。这只木箱是我50年前上山下乡时政府配给的唯一“家具”。
当年这样一只木箱也不是轻易可以买到的，只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凭借证明才可以买一只。如果没记错应该是22块钱，那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可见价格不菲。当年我就是用它装进了我的全部家当，奔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阔天地。箱子里装着被褥、牙膏、肥皂以及几件换洗衣服，当然也没有忘装几斤挂面和酱油膏，角落里还塞进了我仅有的十来本书。
我的住所是曾经作为大队夜校的两间平房，两间房子中间有个隔断，外面一间做饭、洗漱，里面就是我和两个同学的卧室。卧室内两个铺，几块厚厚的棺材板拼在一起是个双人铺，另一个是两块门板组合成的单人铺。两铺相对，中间仅可容人走动，我把箱子搭放在两个铺中，箱子盖就成了可以写字的书桌。
那时的农村没有电，晚上照明全靠墨水瓶做的一个小油灯，那真是灯幽如豆。靠近油灯看一会儿书，第二天鼻腔和喉咙里都是黑油烟。就在这样的书桌上我每天写日记、抄书，也写过不少诗。
其他同学都住在老乡家里，每年回京时只需和老乡打个招呼，锁上门即可。我们一旦离开房子便无人照料，所以只能把箱子寄存到比较要好的老乡家里，不然我们那点可怜的财产怕要被人一扫而空了。
记得有一年回京时，把一双沾满污泥的胶鞋放到了窗根下，我想谁会对一双臭不可闻的胶鞋感兴趣呢！没想到，待我回来那双鞋居然不翼而飞了。平时写东西当然离不开笔，记得两天之内我的两支钢笔就在老乡串门后不见了踪影。有一年回北京，在街上看到一家瓷器店处理工艺品，其中有一套老寿星，那套老寿星一共九个，每个身长不足三寸，个个神态不同、姿势各异，煞是可爱，我买了一套带回村里摆在窗台上，简陋的居室因为有了它仿佛多了几分生气。然而就在不经意间，一个个都杳无踪迹。询问几个常来常往的老乡都是矢口否认，莫非这些老寿星真的神通广大，上天言好事了吗？直到有一天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老寿星的踪迹才了然于心，我也只好暗自苦笑而已。有道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如果他开口向我索要，我也许会送给他，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实在让人不齿。
还有一个同学把刚穿了一天的衬衣晾在院里，也被老乡顺手牵羊拿走，没过三天那个老乡居然大摇大摆穿着它招摇过市。这种小偷小摸在农村已是司空见惯，窃者不以为耻，只要你没有人赃俱获，他就敢胡搅蛮缠、拼死抵赖。我们作为知青在当地不言而喻是弱势群体，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更有甚者，一个同学家境不佳，一次家里寄来二十元钱，对他来说，这就是一笔巨款，半年的生活就要靠它支撑了。不料，却被一个老乡入室盗窃而去。丢钱的同学气急败坏，发动全体同学破案。经常出入的老乡就那么几个人，案子很快真相大白，我们在那个老乡的枕头里找到了丢失的钱。
几年的农村生活，让我深刻体会到可爱的贫下中农对大城市的那种向往，城市中的一切他们都感到神秘，我们的生活用品成为他们觊觎的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使得他们把化公为私、顺手牵羊视作天经地义，彼此心照不宣，反倒暗自得意。现实如此悲催，我们每日与这些人朝夕相处，还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天知道会把我们教育成什么人？
命运毕竟有了转机，终于有一天，我离开了人生路上第一批“导师”，又步入了学校的大门。我的家当还是那只木箱，值得庆幸的是上千里路的颠簸，箱子居然安然无恙，可见那时的产品质量还是十分过硬的。
两年的学习生活浑浑噩噩，除了给我一张城市准入证一无所有。这只木箱又伴我进了省城。与两年前不同的是箱子多了几十本书，那是学校发的教材和一些评法批儒时期买的所谓法家著作。一张纸薄如蝉翼、轻如鸿毛，一旦装订成书便厚重的如同砖头，以致当我拿着行李托运单据报销时，负责人看着那骇人的重量，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不会把煤块都托运过来了吧？”
又过了几年，当我结束了十一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北京时，孑然一身的我，除了增添了几许沧桑，依然只有一只木箱的家当。
记得巴金老人曾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支持者、附议者甚多，然而，三十多年了，文革博物馆不见踪影，个中原因不言自明。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文革博物馆会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它的展品将会更加丰富，因为它会增加那些阻挠它诞生的人的嘴脸。
我留着这只木箱也就是在等待那一天，也许它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展品行列，只要那段历史被人铭记，它就是化为灰烬也该死而无怨了吧！
2017/12/14